一、前言
明末，后金的崛起和流寇的猖獗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实学，希冀能藉此富国强兵，以挽救日益衰颓的国势。同时，中欧两文明出现近代头一次大规模接触，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乃在此一思潮之下，积极将西方以历算、火炮和制器之学为主的科技文明传入，吸引了知识界的广泛注意，许多士大夫更因此对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并有进而受洗入天主教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韩霖、王征等）。
王征，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支离叟，陕西泾阳县鲁桥镇人（现已划归三原县）。王征早年信佛，但在其母于万历二十三年过世后，因偶见道书中有“一子成仙，九祖升天”之语，思欲藉悟道以报亲恩，乃转而笃信道教达二十余年，并编撰有《周易参同契注》、《百字牌》、《辨道篇》、《元真人传》、《下学》、《了心丹》等道教书籍，但他同时也仍与僧人往来密切。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刊行《七克》一书，此书阐述应如何克制天主所禁的骄傲、嫉妒、悭吝、忿怒、迷饮食、迷色、懈惰于善等七罪，每罪并在解说之后，列举圣师的言论以及先圣先贤修德的故事，王征自友人处获赠一部，阅后深受感动，甚至“日取《七克》置床头展玩”。四十四年，王征赴京会试落第，但却得亲炙庞氏，并与他时相过从，习学天主教“畏天爱人”之理。王氏教名为斐理伯 (Philippe)。
本文将尝试探讨王征如何在奉教之后，因无嗣而私娶一妾，旋又痛自追悔。并讨论王征在甲申之变后，为何毅然违反“十诫”不许自杀的规条，绝粒七日而死。希望能透过此一角度，帮助我们了解近代头一批的奉教士人，在试图融合中国传统与天主教文化的过程当中，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冲突并找寻个人的出处。二、入华天主教对纳妾的态度
虽然明律中对娶妾的限制颇严，惟在明末社会，此一规定已行同具文，富贵人家置妾的情形相当普遍。当时扬州地方即有许多人家将女儿养大供人做妾，这些女子被称为“瘦马”，当地专靠买卖“瘦马”吃饭的就有数百人。许多读书人在中了进士之后，也往往会在自我的意愿或亲朋的怂恿之下娶妾，以符合其新的社会地位。
一些儒者更透过妇德的大帽子，劝诫正室不仅不应敌视或欺负小妾，且在绝嗣时更应主动劝夫纳妾。当时的女学著作中，往往将“宽容婢妾”视为二十四条女德之一，并把“莫嫉妒婢妾”当作八十条女戒之一。
然而，明清之际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注重妇女意识，不太赞同纳妾的行为。如以李贽 (1527-1602) 为例，他在二十九岁那年丧长子，其余三子也相继病故，依照通常的伦理观念，他理应纳妾以延续香火，但伉俪情深的李贽却不愿如此，他选择了招赘，视婿如子。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 (1613-1682)，五十三岁丧子，而无继嗣，年近六十时，遇精通岐黄的好友傅山为他诊脉，称其尚可得子，且力劝他置妾，后遂买一妾。惟因恃筋力尚壮，亟于求子，不一二年即众疾交侵，始瞿然自悔，而立侄为嗣，并出妾嫁之。顾炎武后尝与友人论及傅山的为人，赞其为“大雅君子”，友人则对曰：“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为君子者乎？”炎武无以为辩。
传宗接代在中国社会一直被视为对孝道的重要体现，故即使李贽和顾炎武等人反对蓄妾，但他们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对继嗣的价值观，而必须采取过继族子或招赘女婿等权宜方式以解决此一问题。
在天主教于明末入华之后，传教士们对中国社会的蓄妾行为就十分在意，首位获准居留的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即明白指出蓄妾行为有违“十诫”中“毋行邪淫”的规条。由于在当时传教士中人数居多的耶稣会士，一直以上层社会为传教重点，而此一阶层中的蓄妾现象相当普遍，以致相当程度地影响到天主教在士大夫间的发展。
即便是被天主教会尊为“明末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 (1565-1630) 和杨廷筠 (1557-1627) 三人，在奉教之初也均遭逢此一困窘。如徐光启尝称：“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万历三十一年，徐氏因仅有独子而无孙，本欲纳侧室以广嗣，但因耶稣会士罗儒望 (João da Rocha, 1565-1623) 劝之曰：“有子无子，一凭主命，乌可犯诫！”遂未娶妾，并受洗入教。
天主教的“十诫”规条在“三宫六院”的内廷中，更是尴尬难行。隆武元年 (1645)，受命赴澳门求援的“宣谕使”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即曾利用皇帝对他的倚重及其与皇帝的私交，而上呈〈修齐治平颂〉，劝皇帝无邪思、无二妇、勤仁政、敬上帝，隆武帝在代答的诗中，有“借旒安世后，太昊委来真”句，应允在借兵成就大业之后，将许西士在华传天主（太昊）之教，但对毕方济所提行一夫一妻制的劝告，则无任何回应。
三、王征娶妾和殉国事迹考
万历十三年，年方十五的王征娶舅母尚氏的侄女为妻。王征自幼即与外家的关系相当密切，其舅父张鉴乃为关中理学名儒，而王征从七岁起，就住读在外家。万历二十二年，王征中举，但在“十上公交车”之后，始于天启二年登三甲进士，时年五十二。由于其时王征已受洗奉教，故他在中进士之后，随即致书家人，戒勿为其娶妾，称：“今日登第，皆天主之赐，敢以天主所赐者而反获罪于天主乎？”由于他参加会试十次始博得一第，且又发生在其受洗后不久，因此，王征深信自己的登科乃归功于天主的默佑。
天启二年六月，王征授直隶广平府推官。稍后，举家均同往。其妻尚氏虽曾育有多男，却均以出痘殇，仅二女存，王征在“妻女跽恳，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的情形下，心意松动，遂在不公开的情形下，于天启三年娶入年仅十五的申氏 (1609-1678) 为妾，希望能生子以延续香火。年应已逾五十的尚氏，在妇德的教育和要求之下，鼓动丈夫娶入一比自己女儿年纪都要来得小的女子为偏房，其内心想必有些怨苦。讽刺的是，令王征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
天启四年三月，王征的继母过世。五年春，丁忧归里的王征邀金尼阁至三原一带开教，居留近半载，并为其家人付洗。由于娶妾一直是被在华天主教视为重罪，王征自觉罪孽深重，乃数请金氏等神父为其解罪，但均不获允，且谓其曰：“非去犯罪之端，罪难解也！”王征于是痛自追悔，立意嫁妾以赎罪，但尚氏则力加挽留，而申氏也痛哭几殒，声言愿进教守贞，誓死不肯改嫁。王征无法，只得因循苟且下去。
虽然金尼阁等神父知道王征犯了违反“十诫”的重罪，且不同意替其解罪，但王征或因是奉教国人中的知名人士，且因其未几即痛自追悔，或因此不再与申氏同房，故很可能并不曾遭到教会的绝罚 (excommunication) 重惩。由于王征对娶妾一事极端保密，许多教会中人甚至屡对其在中进士之后拒绝置妾的行为称誉备至。王征也还在其于崇祯元年所刊行的《畏天爱人极论》一书中，阐述“十诫”的规条。
崇祯元年九月，王征之父病卒。翌年，王征乞同年好友郑鄤为其父母撰墓志铭，他在〈为父求墓志状稿〉一文中，称已过继大弟徽之次子永春为嗣，王征或以此法摆脱绝嗣的压力。王征稍后又过继季弟彻之三子永顺为嗣，此故，他在崇祯十二年为分家所写之〈析箸文簿自叙琐言〉一文中，即称己写有嗣书两纸，要二子各自珍藏。
崇祯四年二月，丁忧服满的王征在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荐举下获授辽海监军道，协助同为天主教徒的孙氏练兵。是年，孔有德率部在吴桥叛变，五年正月，且陷登州城。孙元化在自刎未遂后，与王征等官同遭叛军所掳。二月，孔有德用耿仲明之计，尽放孙元化和王征等人还朝。七月，孙元化遭弃市，王征则很幸运地因友人来于廷加意为其昭雪，而仅发送附近卫所充军，于廷其时适以刑部山东司员外郎的身份审理此案，稍后，王征遇赦还家。
王征赦归之后，因流寇猖獗，乃在地方募乡兵以自卫，据《鲁桥镇志》中申氏小传的记载，他当时“忧深国事，克意图贼，夙夜匪懈，终身不入内室”，其实，他“不入内室”的主因，应为避免加重违反教规之罪。或由于申氏与王征仅有过相当短的正常婚姻生活，以致她一直不曾生育。王征此时对天主教的信仰益发虔诚，四处募款营建景天阁（应即教堂）。
崇祯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岁的王征，下定决心要将其婚姻问题彻底解决，他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一文， 承认自己曾严重违反“十诫”的教规，并称日前偶读及《弥格尔张子灵应奇迹》和《口铎日抄》中有关自己曾宣称不愿娶妾一事，更觉羞愧悔恨，故立誓从今而后，视申氏一如宾友，且断色以求解罪。但王征或与杨廷筠一样，仅将申氏“异处”，而非休弃，此故，申氏于王征死后仍被要求为王家掌理家务。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王征听闻李自成欲其出来做官，于是先自题墓石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征之墓”，又书“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等字付其子永春，更引佩刀坐卧家中的天主堂准备自尽，声言欲“以颈血谢吾主”。后李自成的使者果至，王征遂拔所佩高丽刀欲自杀，使者上前夺刀，拉扯间使者伤手出血，大怒，本欲执王征以行，经永春哀求，使者乃系永春回见自成，王征谓其子曰：“儿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虽不能不痛惜，儿愿以忠孝死，甘如饴也！”遂从此绝粒不复食，凡七日，于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卒。
王征死后，申氏也欲绝食以殉夫。是时，永春方代父系于贼所，尚氏闻变亦忧愤成疾，奄奄在床，尚氏因而要求申氏“留一线命”，以处理王征与尚氏的后事，并照顾王家后人。申氏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乃勉强进食，但却毅然断发毁容，王征表弟张炳璇因此称扬她“青年贞静，矢志靡他，小星中尤难多得”。由于王家已家道中落，申氏于是躬亲纺纫以供家用，备尝艰苦。不数年，尚氏过世。永春也卒于康熙七年，育子女各一。申氏自此独力抚养两孙，当其七十大寿时，孙男王瑱延请乡里名宦为文祝贺，并奉觞加羹以进，申氏见此却悲从中来，她声称自己先前之所以忍辱偷生，乃因主母托孤，而今责任已了，故竟不食而死。朝代鼎革和西学东渐此两大世变对王征一家的命运和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申氏的自杀更将此一事件的悲剧色彩推向了极点。
四、王家后代与天主教
王征以下两代的直系后裔或均仍受洗入教，然其妾申氏痛苦的遭遇，很可能动摇了家人对天主教的虔诚。而其曾孙承烈的高中进士，更令天主教就此淡出长房。在承烈的帮助和影响之下，长房几乎人人业儒，其子穆、其弟锡绶以及锡绶之子暨孙，更均先后入仕。由于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事业正笼罩在“礼仪之争”的阴影之下，教中人士被禁止敬天、敬孔子或供祖先牌位，许多人（尤其是业儒者）因此出教，也无怪乎出身天主教世家的承烈、穆和介，亦选择了“十诫”所不允许的纳妾婚姻形式。
从对王氏家族的析探，我们可发觉清代以士绅阶级为主的家庭，因受其社会阶层某些特性（如必须参与被教会所禁的祭祖祭孔等仪礼；又因较重视子嗣的兴旺且经济条件较佳，而多有娶妾之举）的影响，似乎较不易维持天主教信仰的传承。
五、结语
在明清之际中欧两文明头一次的大规模接触中，西学成为流行的新思潮，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西教往往十分友善。如以王征为例，在他往来的师友中，除包括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奉教之人外，更遍及当世的许多硕儒名士。而在其未奉教友人的亲朋当中，亦不乏与天主教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
当时一些传教士和受洗的士大夫，往往憧憬藉天主教的教理以合儒、补儒甚至超儒，然而儒家传统和天主教教义间的部分冲突，却令许多奉教国人陷入尴尬的抉择。王征的生平事迹，即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王征因自幼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此故“天儒合一”一直是其奉教之后的重要中心思想，在其心目中，中国先秦典籍中所提及的“上帝”，即等同于泰西所称的“天主”。
天主教的教理在王征的心目中，或许主要停留在形而上的思想层次，此故，当其年过半百且又乏嗣时，他会屈服于周遭的压力，私下娶妾。由于娶妾一事严重违反“十诫”，并不属于可淡然视之的“小节”，此故王征在内心中有过激烈的挣扎，旋即痛自追悔。
王征在处理传宗接代的问题上，虽出现天儒之间的重大矛盾，惟因娶妾并非唯一的解决方式，故他得以改用过继侄子的途径回避冲突。然而当他面对国亡的残酷事实时，王征不再拥有任何可以回避的空间，他必须在“大节”和“十诫”之间立做判断，而深浸于儒家传统的王征，毅然选择了自杀尽节。王征在面对无嗣与国破的压力和冲击时，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做为一个个体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
在遭逢天儒间的冲突以及亡国之痛时，王征应对的态度其实是相当自我的。王征选择娶妾以延续家族的香火，选择绝粒以突显自己的忠烈。然而没有任何选择权的申氏，却因嫁入一天主教家庭，而得独自默然承受因中欧两大文明接触时所产生的冲突，悲惨地在王家虚度过宝贵的青春。王征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在前二十年里，申氏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家庭地位和名分，也几乎不曾有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在食指浩繁（逾五百口）的王家中，她只是一位与大家长王征关系暧昧的女子，僻居在鲁桥镇上王家大院里的一间小屋。
申氏很不幸又生逢明末朝代嬗替的变局，当王征绝食殉国之后，她在王家的名分第一次被正式确认，但代价却是此后三十五年的含辛茹苦，主母尚氏要求她负起遭逢国难和家变之后的家庭重担。王征求死虽难，然而绝粒之苦仅七日，而申氏却得独自去承受事后漫长的苦痛。王家为回报她的付出，在后世所编的族谱中视其为王征的继妻，当王征六世孙王介于嘉庆二十四年在鲁桥镇捐资倡建“节烈祠”时，申氏也是入祀的第一人。
个性刚毅但命运多舛的申氏，在嫁入王家五十五年之后，为自己做了一个重要的抉择──仿效王征绝食而死，申氏集烈女与节妇的行为于一身，这远远超出传统礼教对她或任何一位女性的要求。王征和永春父子两人的忠孝节操，或亦曾对申氏的抉择产生关键的影响或压力。我们无法知道申氏的自杀究竟有多少出自对王征的慕念（从某个角度来看，王征是既寡情且又太自我，但申氏对他的情怀可能较近于对尊长的景仰），她很可能是在骤卸抚孙的重担之后，惊觉自己的一生竟然是如此无奈、如此凄苦，以致顿然萌发轻生之念的。在文化冲突和鼎革世变的双重冲击下，王征显然要较其它同时代之人经历更多的煎熬，并承担更深的苦痛，而申氏则又更有以过之！
梦想中的史诗电影“天主与妾”
1996年孟春，我在友人的协助下，找到了仍住居在陕西三原县鲁桥镇王家村中的王征十二世孙，他热情地要带我去看嵯峨山下王征坟的原址，但经过一个多小时颠簸的车程，遍眼所见却是一望无垠的黄色油菜仔花田，完全难以辨识位置，此因王征的坟早已在1958年大跃进时，为增加生产而铲除无存。
虽然当时难掩内心的失望，但却开始萌生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将王征和申氏的故事拍成电影，而且是一出能冶爱情、文化与战争于一炉的史诗型电影。剧本将以申氏为中心，述说一个小女子在明清鼎革的大时代中奇特的一生。她所亲睹亲识的几个男人，包含王征、孙元化、孔有德、汤若望在内，都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申氏却连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无从置喙。
十五岁，她满怀憧憬地嫁入新科进士王征（时年五十三岁）的家中为妾，却发现因违反男主角的宗教信仰，这场不被天主教祝福的婚姻，完全不能够对外公开。未几，深自追悔的王征还欲将她别嫁，但申氏不从，王征遂逃避至山东，担任登莱巡抚孙元化的监军。
当孙元化的部属孔有德在吴桥叛变后，王征因此于崇祯五年遭革职，返家的王征再度面对妻妾一堂的窘境。内心煎熬不已的王征，于是不入内室。与男主人关系暧昧的申氏，就像是一位被迫掩着面庞的女人，幽居在逾五百口人的王家大院中，孤寒地度过十多年无名又无实的婚姻，当王征首度揭开她的面纱时，却是为了公开承认自己娶妾乃犯了十诫，并宣称为求解罪，自此视申氏如宾友！
崇祯十七年，天崩地解的国变又再度冷酷地玩弄她的生命，王征选择以另一个违反十诫的方式绝食尽节，而仍寄居在王家的申氏竟然也欲追随绝粒，但遭主母尚氏强迫灌食，希望她能协助照顾已残破的家庭和过继的儿子。讽刺的是，申氏在王家的名分在男主角死后始被确认，但代价却是此后三十五年的含辛茹苦。
故事的高潮将放在申氏的七十寿辰，由她自幼抚育的长孙王瑱为此盛事广邀亲友庆祝，申氏却突然省觉主母尚氏所交代之事已了，一生奋斗的目标顿失，而五十五年来嫁入王家所积累的痛苦和重担，则令她霎时崩溃，申氏决定为自己做一辈子第一个重大的抉择，以天主教不能认同的自杀做为无声的抗议，并选择与王征完全相同的绝食方式结束自己悲苦的一生。
剧本的最后一幕就在嵯峨山下那片早春中略带凄冷的黄色油菜仔花田，一群人披麻带孝地围泣在一座大坟前，与周遭充满生命力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王家族人一致同意在族谱中将申氏扶正，并将她与王征和尚氏祔葬。镜头将从远方带向王瑱（教名若翰）胸前，一串祖传的十字架，清楚地点明他父祖所传下的宗教信仰。一位亲友持香祭拜后，将带来的香烛和纸钱递给了王瑱，他抚摸着胸前的十字架，沉思许久，终于从俗焚起纸钱，并在纸灰上洒酒祭奠。接着，王瑱更沉重地将颈项的十字架拿下，要十三岁的长子承烈将之放入墓穴中（承烈登进士后，即选择其社会阶层所通常拥有的妻妾同室的婚姻方式），并亲自填土封穴。当他一铲一铲地回填黄土时，五岁的次子锡绶却顽皮地往内丢入油菜仔的黄色花瓣……。
为增加剧情的可看性，故事中将安排申氏与孔有德之间有一段难解的情缘，申氏晚年还因此深悔曾救孔氏一命，导致后来叛降清朝的孔有德凭借其所受澳门葡籍军事顾问操作红夷大炮的训练，协助满洲人在中原攻城略地，奠定大清统一中国的基础。此外，申氏也将被安排与葡籍军官公沙的西劳 (Gonç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 有段短暂的异国恋，以衬托妇女在中西两社会间地位的异同。
由于尚氏替王征所生诸子均死于天花，故电影中也将重现明末在中国所施用的种人痘的特殊方法。王征年少时与母舅学习发明制作器械的情景，亦将在电影的第一幕中呈现，场景同于最后一幕，以便相互呼应。此外，也有一场景在天启二年北京郊外的一处驿站，男主角们都因赶考或过路而聚在该处，适值后金刚在广宁大败明军，众人酒后义愤填膺，直欲出关一酬平生壮志，遂起意结拜，然因当中王征和孙元化为天主教徒，不愿在关公像前持香祭拜而作罢。至于中国独特的科举考试方式（包含考棚之安排与规模、考生如何在应考时吃喝拉撒、又如何作弊买关节等事），亦将尝试忠实呈现。
此外，大明帝国欺压后金、满洲蛮族征服中土、澳门鼎盛的跨国贸易以及耶稣会士入华传教等等历史背景，均将有所著墨。片中还将叙及徐光启等亲天主教人士如何促使明廷自南方引进欧洲红夷大炮，以应付长城以北新兴满族的威胁。至于当时中国南方沿海人士如何在无潜水装备的情形下打捞海底沉船大炮的精采过程，亦将被还原。故事中也将提到天主教人士如何掌握火炮的瞄准技术以及相关工具，并将之视为教内的不传之秘，最后却因孔有德的叛变而让清军发扬光大，并导致明清两军力量的消长。
孙元化在登州城陷时曾自刎未遂，后叛军将之放归，希望能争取获招抚的机会，在他遭崇祯帝弃市之前，汤若望曾假扮送炭人潜入狱中为其行终傅礼，剧中也将透过汤若望的口中，思索为何明末一些令人敬重的天主教徒，常有严重违反教规的举动？在中国传教之初可否暂时允许儒家式天主教的存在？又，源自西方社会的天主教信仰，是否能因应东方社会的文化传统而有所调整或妥协？
“天主与妾”这出剧本似乎并不需要虚构太多情节，即可满足史诗电影该具备的所有要素。我的大女儿书梅常听我述说这段历史，她曾写过一个故事稿本，有兴趣者可参见网站http://www.theweb.org.tw/%7Eamy/story/。申氏如果地下有知，相信她应会很激动，因为远在两千公里之外且相隔三百多年，还有人尝试去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她也应该会和我们父女一样期待这出电影能早日开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