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8-01-17
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均以信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为主要教义。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由于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基督教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我国殖民侵略和掠夺,因而从根本上看,在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播,基督教会的活动,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基督教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开阔了国人的国际视野,特别是一些传教者开展的教育、医疗、慈善活动,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各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基督教在烟台的活动也深深地影响了近代烟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对外经济的发展。
《烟台要览》(郑千里着,胶东新报社1924年版,第23篇五) 记载:“烟台之有耶稣教,始于清同治元年,有长老会教士麦嘉缔至烟传教。同治三年又有郭显德教士至烟传教。“《烟台概览》(刘精一,1937年版,第71～72页) 记载:“其首先到烟台传基督教者韦廉臣博士夫妇。在1855年6月24日系英国苏格兰长老会,设教会于通伸村布道。设男女学校、医院,颇有绩可观。上海广学会是其首创者,卒于1890年。第二人是麦嘉缔牧师,美国长老会,1862年来烟。第三人是郭显德牧师,美国长老会,1864年来烟。现益文、信义两校皆其首创,收教友二千人。“据烟台民族宗教局研究整理,首先至烟台境内传教的是1851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实腊。烟台自1861年正式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各国纷纷设立驻烟台领事,外籍人口不断增加,1891年烟台的外国侨民370多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居留烟台的外国人增至1 160人(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外事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1916年烟台的外国人共1 306人。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64页) 天主教、基督教纷纷派人到烟台传教,据《烟台市民族宗教志》(烟台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处编,1993年版,第239～242页) 记载,19世纪著名的来华传教士韦廉臣、倪维思、梅里士、郭显德、狄考文、李提摩太、慕拉蒂等先后来烟台传教。由于教会及传教士活动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教会组织在烟台迅速发展壮大。
基督教、天主教教会组织及传教士大多数强调间接布道,即通过兴办学校、创办医院、设立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兴办实业,传授西方先进的园艺技术及优良农作物品种等文化传播和经济活动,取得民信,以达到传教的目的。其中美国北方长老会在烟台功绩颇为突出。美国北长老会认为:“传道者当先设立学校”;“传不如教,教不如养,养不如生。“早在1861年年底,两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盖利、但福斯抵达登州,开始该会在山东传教的历史(《烟台市民族宗教志》第165页) ;在倪维思、梅理士、郭显德、狄考文等传教士领导下,其布道范围扩大到黄县、莱阳、即墨等沿海地区。该会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较多,在烟台前后办学十余处,从幼儿园到高等专科学校,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使其迅速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新教差会。其中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民众中的声誉甚佳。他于1864年到烟台传教,1866年12月首先创办烟台最早的新式学校文先小学(男校) 和会英小学(女校) ,后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1875年,创办烟台博物院福音堂。1890年,在毓璜顶开设医疗诊疗所(也称美国医院) ,后发展扩建为毓璜顶医院。1900年郭显德夫人开设幼稚园。郭显德在境内的传教及文化教育活动长达半个世纪,在烟台境内就有10 余处学校由其所创,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赞扬。据《烟台要览》第23 篇五记载:“郭公在烟历五十余年,开创学校数处,博物院一处,并着有卫生编孝敬父母等名著,为长老会中之伟人。”义和团运动时期民间流传一种口号“义和拳、义和拳,外国人不杀郭显德”。
教会及传教士在烟台的文化传播和经济活动,开创了烟台近代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先河,也是一些对外加工出口业的发起者与推动者。笔者认为基督教在烟台的文化传播和经济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兴办烟台近代教育
烟台辟为商埠之初,只有私塾。自从西方传教士来烟台,才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在烟台近代教育发展中,教会创办了一批学校和教育机构,成为烟台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其一,1866 年,基督教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设立烟台第一所新式学校———文先小学。(《烟台市民族宗教志》,第206 页)
其二,美国北长老会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馆。该校1887 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查理•米尔斯及夫人在登州创办,1895 年迁至烟台,是烟台第一所特种教育学校。据《烟台概览》记载,该校“蜚声国内外”。1908 年梅夫人组织烟台启喑学校代表团,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宣传聋哑教育,对推动我国聋哑教育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该校发明的一套新的聋哑教育方法,在全国一些地区得到推广。国内外上海、成都、福建、天津、香港、朝鲜等地都曾专门派人来烟台学习取经。
其三,烟台培真女子学堂是由英国西差会传教士詹姆士夫妇于1895 年创办的花边学校,是烟台第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花边学校收容生活无着落的贫苦女子入学,一面读书、学圣经,一面学习编织花边技术,学成后将基督教和花边技术推广到农村。花边编织成为烟台的一大重要出口产业。
其四,1900 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夫人设立毓璜顶幼稚园,开创烟台最早的幼稚教育。
其五, 1919 年,毓璜顶幼稚园又增设幼儿师范班,是烟台师范教育的开端。
其六,1920 年,郭显德创立的会文书院与传教士韦丰年创立的实益学馆合并,成立益文商业专科学校,是烟台地区第一个高等专科学校,为烟台及周边地区培养了大量外贸商业专业人才。
其七,1879 年,内地会创始人英国籍牧师戴得生筹建了芝罘学校,此为烟台第一所专为外国人子女提供教育的学校。芝罘学校以其较高的教学质量,在当时曾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
此外,教会参与并主持的通俗教育讲演所、平民教育学校和益工会等前所未有的社会教育形式,在烟台社会引起了广泛效应。如1922 年,烟台基督教青年会在烟台发起平民教育活动,邀请当时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刘湛恩等来烟演讲,动员社会各界兴办平民教育,在全市设4 区29 个点,基督教各宗派都派出教师担任授课任务,共招收失去读书机会的青壮年和少年约3 000人参加学习(《烟台市民族宗教志》,第228～229 页) 。一时形成平民教育运动的热潮,成为全国平民教育试点之一,对推动当时烟台的国民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国前期烟台学校教育一览表》中(王守中:《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出版社2001 年版,第561～564 页) ,教会创办的学校计有15 所,将近占全部48 所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据笔者考证,自19 世纪末开始,教会和传教士在烟台陆续开办学校38 所,其中一直坚持到日伪统治时期以及烟台解放前的学校有26 所(据《烟台市民族宗教志》所载统计) 。民国时期烟台中学教育、专业教育、特种教育主要是教会兴办的。总而言之,教会一直是烟台近代教育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 创办医疗卫生事业,传播欧美先进医疗科学知识
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19 世纪20 年代以前烟台的正规医院只有教会医院,主要有法国天主教于1860 年开办的天主堂施医院、英国内地会于1879 年至1890 开办的体仁医院、美国长老会于1914 年开办的毓璜顶医院。1860 年开办的天主堂施医院(亦称法国医院) 是烟台最早的医院, “其性质纯以爱人为本”,“医院宗旨专事救治一般贫病平民,不收诊费,每年施诊男女达两万余人”, “一切书药概不收资”。天主教还于民国6 年开设麻疯病院, “专司救济患有麻疯病者”,“其治疗方法,迄无收效成方。只可服攻毒药剂,以减轻患者痛苦。再传用隔离及消毒等法,防避传染外人”(《烟台概览》,第71页) 。麻疯病院的设立对烟台和胶东地区麻疯病的防治起了重要作用。
毓璜顶医院是我国北方享有盛名的新型医院,是“当时烟台唯一一所科室齐全、设备完善的现代化医院,直至30～40 年代,仍然是烟台市和胶东最大和最先进的医院”(《烟台市民族宗教志》,第229～230 页) 。该院率先在烟台开展种牛痘的工作。它还附设护士学校,是烟台第一所培训护士的机构。
教会医院的创立使欧美先进的医疗科学知识在烟台广为传播,特别是教会医院医护人员博爱仁慈、治病救人的精神影响极为深远,赢得了烟台民众的爱戴。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烟台也不过是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但就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名医、专家的人数与全市人口比,在国内首屈一指。
三 积极从事新闻出版、社会公益事业
1886 年,天主教在烟台创办了第一所慈善机构———孤儿院。此外,还创办孤贫院、残老院等很多慈善机构,“其办法亦均有条理”,即资金来源稳定、教会规章制度严明,所以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且壮大, “造福贫民不浅”。1894 年,德国传教士出版发行了烟台的第一份报纸《芝罘差报》。1917 年,马茂兰又创办了烟台的第一份英文报纸《烟台日报》。1898 年,郭显德在烟台设立的博物院,是山东省第一家博物院。院内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挂图、各种珊瑚等,规定先听道,后参观。据1936 年教会报告记载:从建院以来, “因参观博物院而听道者共有三百余万人”, “每年来院参观者约七万至十万人”。
四 兴办实业,传授西方先进园艺技术及优良品种
笔者在对教会及传教士在烟台各种活动的考察中,注意到一些传教士为取得民信,积极传播海外优良作物品种、改良果树品种和改进园艺技术等等,甚至引进国外手工业技术,涉足对外贸易。这些经济活动从客观上对近代烟台的现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将烟台本土文化商业化
烟台是中国民间剪纸最丰盛的地区,以精细玲珑的风格著称,引起教会和传教士的青睐。在他们的推动下,烟台的民间剪纸走向国际。1927 年,益文商业专科学校办起了中国首家剪纸研究机构———毓璜顶益文商专剪纸研究会。剪纸研究会以西方人对剪影类型、形式的偏好并结合烟台剪纸的特点,设计生产了大量剪纸形式的贺卡、名卡、日历头、书签、镜心、民俗活动和动植物宣传手册等艺术产品,行销美国,很受欢迎。1934 年至1941 年期间,烟台基督教爱道女校也开办了剪纸厂。剪纸作品主要用于圣诞、新年贺片、入席名卡、月份牌、签到簿、纪念册等。其制品扩及很多西方国家。1937 年前后,该校每年承接价值数万元的订单。(《烟台市民族宗教志》,第221～222 页)
毓璜顶剪纸研究会是中国近代剪纸研究会的发祥地;烟台基督教爱道女校剪纸厂又是中国剪纸艺术对外贸易最早的成功典范,在中国近代剪纸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烟台剪纸艺术也在中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发扬光大,独树一帜。当然,教会对于烟台剪纸艺术的开发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将烟台本土文化商业化。
2. 传播海外优良作物品种,改进园艺技术
烟台气候温和,土壤疏松,雨量适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花生的生长。但烟台的花生是小粒,产量较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里士(Mills) 1862年来到烟台传教,同时带来美国弗吉尼亚大花生种250克,交给教徒试种成功,农民纷纷改种大花生,进而扩散到周边各县,数年就传遍山东各地,成为胶东农村的一大经济作物。烟台也成为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
据海关年报记载:1931 年中国出口花生合计798 910吨,价值海关银780 万两,其中大部分是山东生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芝罘区文史资料》第四辑,1993 年版,第217 页)烟台为中国北方水果之乡,这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的贡献分不开,他是最早把西洋苹果引入我国的人。烟台属丘陵地貌,水土适宜果树种植,1871 年传教士倪维思来烟台,将美国优良的果树品种、先进的园艺技术传到烟台。他在毓璜顶东南坡开辟示范农场(广兴果园) ,种植从国外带来的葡萄、苹果、大樱桃、梨树、李树、草莓和西红柿。倪维思还改良品种,取中国果树用接木法得到最佳品种,即驰名中外的“烟台香蕉苹果”、“烟台大樱桃”、“烟台洋梨”、“烟台草莓”等。倪维思积极推广新品种,每年免费向烟台农民提供果苗,介绍栽培技术。在倪维思影响下,许多烟台民族资本家也投资果树种植。1932 年烟台苹果总产已达104 300担,并于当年开始出口,占全国出口量的90 %(宫栾鼎:《烟台史话》,海洋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2 页) ,烟台苹果从此驰名中外。烟台水果行业总会,为此特为倪维思在广兴果园立石像以示纪念。
3. 引进国外手工业技术,促进对外贸易手工业产品出口在烟台近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边业、发网业曾盛极一时。发网业于1894 年左右由传教士传入,在烟台兴起,1909 年已成为山东家庭之常业。由于1914 年政府豁免发网出口税,也由于国际市场对发网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发网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发网制造区域普及到全省41 县。据有关资料反映(何炳贤:《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第120 页) , 烟台资本额占全省同行业资本总额的75. 16 %。1917 年烟台出口发网价值达145. 30 万海关两。20 世纪20 到3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1923 年出口额高达2 904 973海关两,远销欧美等30 多个国家和地(交通部烟台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港务局对外贸易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2 页续表74)1895 年,马茂兰夫妇创办花边女子学校,收容生活无着落的贫苦女子入学,学习编织花边技术,学成后将基督教和花边技术推广到农村。马茂兰夫妇一边通过自己创办的仁德洋行从国外购进纱线及最新流行的花边图样,一边组织当地商人、工人生产和收购花边,运至欧美市场销售,使花边工艺在胶东迅速推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烟台花边厂有50 多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烟台花边厂发展到110 家(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 《烟台港史(古、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7 页表6 - 3 - 9) ,胶东以此谋生的妇女约达数十万人。据《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150～154 页续表73～75) 统计,1915 年烟台出口花边值达293 230 海关两, 1921 年达873 885海关两,至1937 年高达1 726 562 (国币) 元。烟台花边业的发展,在山东同行业中占绝对优势,资本和产值均在90 %以上,是山东花边的主要生产加工基地。花边出口因此成为烟台的一大重要出口产业。发网业和花边业是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发展的,发网业起初完全控制在洋行手里,“嗣后华商见其有利可图,纷纷独自组织行家,不复再经洋行之手”(何炳贤:《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 年版,第119 页) 。至20 世纪30 年代,发网业已基本为华商所掌握。花边业的发展与发网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以仁德洋行为首的外商势力始终没有放弃此项经营。民国初年,不少华商开始投资花边业,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发网业和花边业的发展催生了烟台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花边和发网收购基本上由中国商人设立的行庄承担,它们的出现无疑是烟台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
总之,发网和花边出口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的闭塞性,充分利用了山东的劳动力资源,既赚取了外汇又引进新技术,组织、培养了管理人才,带动了烟台手工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教会及传教士对于烟台近代教育文化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烟台西方现代化文化教育思想和现代技术的引进者和传播者。
烟台自1861 年正式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基督教有组织的传教活动涉及教育、医疗、慈善、经济各个领域,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开启了烟台人的民智,开阔了烟台人的眼界,也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烟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推动烟台现代化进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在分析其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一定要清楚教会和传教士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行搜集当地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资料的活动,其目的是服务于本国,是对我国的殖民掠夺。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曾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1906 年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今日的美国与中国》,第213 页) 这位校长坦率的、直白的言辞同样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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