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彰化静山全国教友领导人共融研习会中讲
房 志 荣
这个演讲题范围很广，也很复杂，我自己一定不敢选这样一个题目来作演讲。但教友传协会负责人既然给我出了这个题，就只好勉为其难，尽力而为。另一个预先声明是，下面所讲的只是个人的观点，在理解、经验、实用各方面，都有其限度。所以敢于说出，是因为相信这次研习会深具时代意义，无论是教会、是国家、是世界，我们是在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这时代里教友的角色十分突出、我是怀着很大的希望和憧憬来作这一次演讲。现在先将演讲题略加解释，然后分三段来讲。
题解…建设：建设教会和建设一个事业、一个制度不同。教会不是一个事业，也不只是一个制度或组织，而基本上是一个生活，或一种生活方式：福音的生活方式。福音不仅讲进，也讲退；不仅讲成功，也讲失败；不仅讲生命，也讲死亡；并且强调必须经过死亡才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因此建设教会的方法和途径是非常特殊的。
中国：有台湾、有大陆、有传统文化、有现代化的种种需要。在与基督福音碰面时，重点应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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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建教与建国应该如何配合，如何相互为用，彼此参考？
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和来往究竟怎样？我们对教宗及罗马教廷除了服从以外，是否有其他的义务或职责？我们对世界其他教会——特别是亚洲诸教会开放如何？交流如何？教会有许多可能的模式：制度的教会、共融的教会、圣事的教会、宣扬福音的教会、服务的教会、学习的教会。当然这些模式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人群，能有不同的重点，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哪里？
所面临的困难有外在的、内在的、传统的、现代的、可以克服的、不易克服的。在今年正月所开的全国堂区教务座谈会中，经过小组讨论发现了不少困难（见铎声二O四期加50-74页）：缺少参与感、缺乏使命感，教友间交往不够，家庭之间交往不够；信仰表达的方式不够本位化，堂区里没有朝气。总之信仰缺根、不深、被动。本堂神父与堂区人事没有协调（如修女、传道员、教友代表、义务使徒、传协会）。过份倚重圣事形式，未充分注重福音精神。太注重道理知识，未使道理影响生活。圣职人员过分注重行政形式。工作与人口流动性太大，教友归属感之培养不够。组织太多，人力分散，参加的善会太多。没有“诚于中、形于外”的表现。彼此缺乏关心、相爱、互助、团结。现代思潮讲求物质享受，减低宗教信仰的价值。社会型态变迁，在生活竞争压力下，影响教友信仰生活。过去忽略了地方问题，与地方村里没有接触。认为信仰纯属个人的事，在教外人中不敢承认自己是教友，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而以信仰为一责任、重担，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信仰……按今年全国堂区教务座谈会的格式，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问题及其原因，如今在建立教会的观点下来看，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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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把本演讲题略作解释以后，诸位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个很广、很复杂的题目。如今我就分以下三段来讲：一、从传教区到本地教会；二、建设中国地方教会所面临的困难；三、整体地、具体地、逐步地建设中国地方教会。
一、从传教区到本地教会
教会将近二千年的历史，从耶稣基督创立教会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可以分成七个时期或阶段。在谈建立中国地方教会时，一个简短的回顾十分有用，因为我们可以由之看出，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并该以哪一个阶段为重，哪一个阶段为轻，甚至应该扬弃什么，应该选择什么。
1、第一个阶段是宗徒的时期：这是教会开创的阶段，它的特点是多采多姿，既统一，又多元、又不断演进。统一表现在基督的一体上：是救恩史的一致性，是天主救人计划的逐步完成：由旧约而新约，而信者的团体，以基督为中心，为合一的力量和动机。多元表现在一个统一教会的众多方面：不同的职务，圣言的宣讲，神恩、名义、组织，各按其能，各依所需。就像耶路撒冷、安底约基、格林多都属同一的基督教会，但彼此是非常的不同。不断的演进表现在随从圣神引导适应不同的需要及情势上。教会同时是地方教会，也是普世教会，只有双方兼顾，才能实现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整个奥迹。
2、第二个阶段是君斯坦丁前的教会：一个少数人的教会，被迫害的教会；各地教会自认是一个奥秘，须决心为信仰作证、吃苦，是一个作证的教会。在这个时期内教会确定了圣经正典，以主教为各地方教会的首脑及圣事，而形成君主的结构：圣体圣事促进大家的共融，圣统制及其他圣事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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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3、第言个阶段是君斯丁后的教会：教会人数众多，分布在乡村各地，地方教会的界线转移。教区渐渐形成，反映着帝国的行省地区，新的结构及管理方式出现，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便成了基督帝国（ Christendom），把宗教、文化、政治囊括无余，使得精神界与社会物质界的分野模糊不清。
4、第四个阶段是中世纪的教会：它出自上期的基督帝国，教会须在政治宗教势力（Regnum ）与宗教势力（Sacerdotium）之间，重新认清自己、肯定自己，因为二者混淆不清，常想控制对方。教会成了“作战”的教会，派遣十字军东征并从事其他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用法律的关系来表达自己，于是引起各种分裂，教宗被放逐，教会法庭成立，神职界腐败，主教与人民脱节。
5、第五个阶段：近代时期随着一连串的新事件和新发现而产生：印刷术，革新教会的建立，特利腾大公会议，新大陆的发现，传教区的发展……这时期教会又须重新体认自己。一方面教会分裂了，另一方面教会的结构和制度越发紧奏，而稍后呈现出一种凯旋教会的形象。这时各地方教会被中央集权的、日益扩张的罗马公教会所吞并，而普得黯然无光，或消声敛迹。
6、第六个阶段：上述的那种教会在新时代中，受到各方的冲击和影响：非基督信仰的思想型态、理性主义、工业革命、自满自足等，而形成“教会是一完整社会”的想法，使教会也成为一个自满自足的伦理机构。这是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时期，主教们回到管理人员的职务上，而教会的社会权力大大削弱，这种权力削弱又反过来引起一种反应：教会巩固自己内在的结构而成为一个“完美的教会”，一块坚定不移的磐石，天主神国的满全，真理的宝座。“不能错误”的道理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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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个阶段是现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由于新的及前所未有的世界全事故的发生，教会不得不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讨，那些事故是两次的世界大战，社会革命，传播工具的爆发，价值观的变化，信仰及一切制度的危机、人文科学所发现的文化……今日教会极愿适当地、坦诚地表达自己，新旧图像先后出笼：“基督的奥身”（比约十二），“天主的子民”……又用各种新的努力来填补历来所造成的鸿沟，本地化，追寻意义、交谈、大公运动。特别是地方教会，又像最初几个世纪一样；成为大家关注、及反映生活教会的焦点，地方教会才是具体的教会事实，在此，基督信仰的最深体验及传统的道理才能发挥其作用及意义：道成人身，圆满、救恩、团体、解救……
这样一个简短的回顾催促我们反省：我们的地方教会是在哪个阶段、哪个时期？第三、四、五、六阶段，即君斯坦丁后、中古、近代、及新时代四个阶段显然不适于我们，或不是我们所要的。但可惜的、甚至可怕的是，也许我们还停留在其中的某一阶段。要想建设中国地方教会，就该把握住第一、第二阶段，即宗徒的教会与作证的教会，而即刻跳到今日的教会，及教会在圣神的领导下所作的努力及坦诚的自我认同。果敢地丢开许多不必要的传统包袱，随时敢于创新，敢于在天主启示的活力推动下重新开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讲到这里，才能解释什么是“建设中国地方教会的正确观念”，这一观念的正确与否，完全看你对“教会”两字的了解是否正确。我们所要建设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宗徒们传下来的教会，是“小小羊群”在无数困难和迫害中为信仰作证。为主基督殉道的教会，不是基督帝国的教会，不是争权好战的教会，不是中央集权、凯旋主义的教会，不是自满自足，处处自以为是的教会。总之一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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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督讯息的核心及巴斯卦奥迹的深切体验和经验，作为建设中国地方教会的本质，及永不涸竭的活泉和能源。其他因素都是各时代、各地区所附加的人为传统，我们不必把近东、希腊、罗马、北非或美洲的人为传统加在中国的地方教会上。
二、建设中国地方教会所面临的困难
在解释演讲题时所列出的那些困难这里不必重复。许多外在的，不在我们把握中的困难，如世俗化、物质主义等这里也不必多讲。我这里宁愿提出两种困难来请教于各位：一种是内在于中华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困难，是传统的也好，是现代的也好；另一种可说是跟基督福音与生俱来的，因为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都会引起又多又大的困难，不如此，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
1、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本身就是接受福音的一大障碍，这话说出来很难听，但如果冷静观察事实，这句话的真实性不亚于它的挑战性。加里利的一群渔夫在中国——中心大国——的硕彦鸿儒前算得什么？他们能传来什么福音？许多自调维护中国道统的学者，及学界政界多次所表现的官方立场或舆论观点，都是这一心态的表露。连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的中国人，也不甘被称为亚巴郎的后裔，而似乎以耶稣基督未出生在中国为遗憾。
其实说中国文化是接受福音的障碍，不但不降低中国文化的地位，反而使之身价百倍，因为这样才显出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历久而不衰。文化较低的民族和地区，福音一到，很容易被接受。但容易得到的，也容易失去，这样接受福音，根子不会深。中国文化并不如此，它能抗拒福音，但也能与福音并驾齐驱，而使中国地方教会光芒万丈，进而使普世教会增加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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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碰面、冲击，而达到和谐。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时，会有人喊出“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误认西方科技文明胜过我们，而精神文化则不及我们。我们是否可说以基督福音为体，而以中国文化为用呢？我想这种说法并不完整，也不适用。福音有净化、提升任何文化的作用，但与文化站在不同的层面，勉强说出二者的区别，只能说文化属于创造的层面，享有天主创造的一切美好和限度，福音属于拯救或救恩的层面，其开始、演进及完成与天言成人言及道成人身的救恩史平行前进。持志、知言、养气，能是一个有意义的类比，说出创造界与救恩界可以接近。
2、儒家的唯我独尊阻碍人接受福音的挑战：儒家对中国文化的一只献及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它同时也是使中华民族老化、守旧、不爱动、不敢变、封闭、不会开放、不善交谈等弊病的主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生活标准的人无法接受基督福音的许多挑战：基督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要做基督门徒必须放弃父母、妻子、兄弟、姊妹；想获得生命，须放弃生命……
其实中国文化不仅儒家一门，而是诸子百家争奇斗妍的天下，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园圃。为何让儒家独尊，为何在任何人间文化已有的限度上再加限度，使人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园中遨游？仅就中国文化与福音碰面一点来说，儒家所不能了解、不能接受的，还有墨家、道家、释家可以帮忙。墨子的尊崇天志，提倡爱人，力主非攻，广施节约，宣践了很多的福音教导。老庄的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让人自由发展，以及与造物者游的崇高理想，与福音精神又是多么接近！至于释家的以悟为重，以超脱尘世，减轻人间痛苦为修行的目标，也有很多与福音吻合的观念及做法。
全部福音超过儒家的接受能力是很明显的事贵，即使整个中国文化也该受到基督福音的提升和净化，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所应接受的事实。国父孙中山及先总统蒋公都是维护中国道统的先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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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人物，但他们二人的额上都划过十字，心中都怀有基督，要不然他们也不会那样伟大——虽然很多教科书、学校、机构及官场都想尽力抹杀这一事实。
3、从传统讲到现代：我们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族、许多小族，一种文字、许多方言，一个文化、但有南北方式（见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这些都是建设中国地方教会时所有的困难，但是一个基督、一个洗礼、一位圣神，能使这许多复杂的因素紧凑地合为一个中国地方教会。汉族以外的各小族像圣经中所说的少数民族，受到法律及在权人的特别保护和尊重。各地方言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应该加以推进和运用，使人民在家庭及小型集会中能用自己吃奶时所学的话向天主祈祷，与他人分享。但在隆重庆典，庞大会议中，特别是有全国代表在场时，应该有一种共同语言来传达思想、互相沟通。
至于南北的性格不同，及表达文化的方式各异，在孔子时代即已界限分明，互见短长。互相的隔膜因是一种困难，但如果能学习聆听，尽力地了解对方，以达到互相启发，与截长补短的境地，反而使得双方受益，而建设出一个更丰富的教会了。人的性格受地理环境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大，北方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有严寒酷热的冬夏，有晴空万里、腊月当空的秋天，因此人民耿直爽朗，忠诚悲壮（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南方则山清水秀，气候较为温和，出产较为富饶，因此人民较多动脑筋，较善用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这二者之间还有许多的变化和可能，总之，以中国的地大物博，人民的风采各异，蕴藏着无限的潜能。我们只该促其自由发展，不该勉强加以控制和划一，重蹈中共的覆辙。
4、最后来看看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求生存”。无论是数百年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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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东及其他沿海地区渡海来台的祖先，或是把荷兰人打败并把他们赶出台湾的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或是抗日胜利后为了逃避祸国殃民的共产党而迁徙来台的二百万左右的大陆同胞，都可用“求生存”三字来说明他们来台及留台的动机。
台湾各地，寺庙林立，台湾人的家庭都供着神龛神像，燃着电灯蜡烛，不能不使人感觉台湾宝岛充满着宗教气氛。但我们日常的观察，及较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却揭发出来，那些求神拜佛、进庙烧香的人大多是为了解决现世生活的问题，或为了生意兴隆、事业顺利，很少会有一些较超越的目标。
最近几十年来的着重科技，发展经济，促进国际贸易，也无非是求生存的一些现代方式和途径。最后一批来自大陆及海外的同胞，带来了不少文物和人才，在保存国粹，继续中国文化的命脉上，多少发生了一些作用，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及汉学中心，慢慢受到重视而站有一席地位。这也是一种求生存，是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求文化、道统、及国体的生存。
“求生存”也是建设中国地方教会的一个困难吗？也是也不是，正和前面三段所说的一样。生存受到求生存之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放眼看看交通的紊乱，因车祸丧生的人数，空气及水源的污染，到处脏乱的为害等就可信服。不过我这里要讲的重点并不在此，而在于求今生外还会求永生。“民以食为天”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要建立地方教会，也须大家慢慢作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高超理想（参阅神学论集47页九九-一三O）。
5、以上所说都是一些内在于中国文化或民族的困难：在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上这些困难是阻碍，但也资本和富源。只要会克服困难的一面，提升积极的一面，就能使中国地方教会五光十色，生气蓬勃。最后这一段还要讲讲基督福音本身所带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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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宣讲天国的过程可分为两段，一段是上坡路，另一段是下坡路。所谓上坡路是指它的权威和声望，日日上升，越来越多的群众喜欢听他讲道，更喜欢他驱魔治病，以少许的鱼和饮使成千的人吃饱的奇能。可惜好景不常，耶稣乘他声望升高的时刻想给人民讲一点比较高超的道理，但是人民无法接受、无法消化。不得已，耶稣乃求其次，不再多给民众宣讲，而着意培养他的门徒，开始给他们讲十字架的道理。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批凡夫俗子，十字架的道理怎么也听不入耳，更不会人心。耶稣远离群众开始所走的下坡路到此又降低一级，连他自己的门人弟子也不能了解他，他们又如何继承他的衣钵呢？
原来也难怪．自从世上有人类以来，无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位老师讲这样古怪的道理：说要救人、反而不能自救，这是怎样一种救人淑世之道呢？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里说的十分剀切，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疯狂、是愚蠢，但为蒙召的人却是天主的能力和智慧。宗徒们经过圣神的改造而脱胎换骨，然后一辈子宣讲被钉死的耶稣基督及他复活的德能，因此而把天国散布到天涯海角——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事。
可见福音所带来的基本困难，也能说唯一的困难，就是十字架，就是吃苦牺牲，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听到的、郑爵铭神父在十几年以前所说的：甘心在自己的痛苦上建立他人的幸福，而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基督就是如此舍己救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和实践的确是非常新奇的，是亘古所未见的。正因它这种独特性，所以它也是非常有效的、非常持久的，要淑世救人，绝对找不到一条比基督的十字架更好的路。
十字架的困难在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新的层面。我们讲中庸、讲五伦、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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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爱和平。中庸里的“大哉圣人”是明哲保身的人，而基督却甘心受死，死在十字架上；五伦所造成的道德标准和伦理气氛是把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以外、与我无关或非我族类的人放在我们的关心和爱心的圈子以外。李国鼎先生很正确的指出这是我们缺乏公德，在生活中活不觉作出很多损人利己的事的原因（见联合报民70年三月廿九日）。今日早祷中我们却听到保禄说：“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人，就成了基督的化身，不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三27、28）。这种把爱心和关怀延伸到五伦以外的最好解释，就是耶稣所讲的：“慈善的撒玛利雅人”的比喻（路十25-37）。
最后，爱和谐是好的，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建立在“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循环不息”（创八22）的大自然基础上。但是大自然中不仅是“天地位矣，万物生矣”，也有狂风暴雨，地裂山崩。从大自然讲到人事上来，哪里没有对立，哪里没有龃龉？如其加以掩饰或压抑，还不如化暗为明，面对事实。经过和解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站得住的和谐。和解就需要不怕对立，不怕坦诚，不怕面对实事实情。四部福音的每一部都绘声绘形地给我们描写出这样一位坦诚而不怕对立的耶稣。
最后，爱和平也是好的，但粉饰和平或廉价的和平给国家、给人类带来多大祸患，给人民给世界千百万多少痛苦！奇怪的是我闪在受过那么多血腥的历史教训后，还是不爱听不懂耶稣的话——一些斩钉截铁、最能挽救时弊的话：“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关和平吗？不，我告诉你们：我是来关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路十二51-52）。
路加是描述耶稣慈爱的圣史，而正是路加记载了耶稣的这些话，表示分裂（玛窦作“刀剑”）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越脱，为得到更真实、更永久的和平所应面对的事实，所应克服的困难。待耶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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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后，他到处祝福人平安，每次教人不要怕。复活的耶稣才给他自己，才向世人描绘出了他完整的肖像。讲十字架而不讲复活及新生命是不对的，因为十字架及死亡不是目标，而是途径。但讲复活、讲新生命，而想跳过十字架不讲，也未免操之过急，或想走一条不存在的捷径，必不会达到目的地。
三、整体地、具体地、逐步地建设中国地方教会
1、整体地建设中国地方教会：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要顾全大局，要让大家都有参与的机会。教会内有教友、有圣统、有在俗的、有修道的、有台湾教会、有大陆教会、有少数的族系或团体、有多数的族系或团体……在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上他们都有一份责任，一个角色，不必太着眼于尊卑高低，而更该注重和衷共济，一同来宣扬福音。
为将这点说得清楚些，我们不妨把米兰总主教马蒂尼当作例子：一九七九年年底他被任命为总主教后，即刻退到乃米湖畔退省，一九八O年正月六日在圣伯铎大殿受教宗祝圣，八日他便驱车拜访各地祈祷团体及革新团体，他在车内所带的书是教会历史，圣安博传，讨论教会法的著作及一本笔记簿，用以写下他对米兰教会所有的问题的各种答案。米兰教区有五百万教徒，七位助理主教，1114座堂区，2400为司铎，1153位会士，11300位修女及数不清的事业。面对这样庞大的教区，马蒂尼如何从大处着眼？我们听听他的话吧：
“今日教会的要务是宣讲福音。像米兰这样的教区有足够的问题把我吓倒，但基本的事实只有一件：如果福音的讯息不占绝对的优先，它便失去其意义。我若不把优先给予福音，便会感到窒息”。经济是米兰教区的棘手问题，马蒂尼说：“牧人有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为宣讲福音，一个指头为处理像经济这一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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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福音就须按照福音生活，马蒂尼在罗马执教时，常到城外市郊与贫民共度信仰生活：“我们把小吃店变为小堂来举行弥撒，我们的礼仪用很多象征，并且大家共同研读福音”。他也到医院及残障之家去，而与圣神同祷及教理团体熟悉。“我们今天急需面对福音、反省我们的基本信仰情况。许多信支团体对今日教会内的争论及犹豫不决已感厌倦，他们认为唯一重要的事是福音及彼此相爱。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大部分信友都有些教理知识，灵修生活及某些热心敬礼，但有时他们从未听过道地的福音宣讲……因此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一个假设，就是为许多人道地的福音宣讲是不存在的，而我们的一个迫切课题是把福音向今日的男男女女宣扬开来”。怎样去宣扬呢？“把福音的恩宠传给此时此地的人。用礼仪、用新的象征、用忏悔仪式、用先知式的口吻来通传，使人重获希望的基础。我给很多意大利主教说过：我们应该再度变成教理员才对”。
一九七四年的一次大公运动的会议中马蒂尼说过：“意国天主教的特殊危险在于缺乏信仰的内在化，而使信仰变成了礼规”。基督信仰似乎由宣教阶段走入了静止阶段：只关心一些地方人士，培养一批批特选的人，而忘记了使命的核心：“把基督传给不信的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罗马说过：“不要说用福音作什么，更好说福音使人接受天主的追问，要求人悔改，颠倒人间的价值体系。由政治观点解释福音，福音打倒一切压制人的人际关系，由物质层面解释圣经，圣经的确无所不包，圣经的确有一股强劲的历史因素，拖着无尽的后果，来整顿世界的秩序”。
有人见他如此彻底，曾问过他是否要革命，他答说：“否，我不是革命家，但福音必须造成张力，人在福音前不可躲躲闪闪。教会的许多问题必须用贫穷及爱德的情操来面对，按照圣保禄给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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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的定义：忍耐的、谦逊的、合情理的、不趾高气扬的。不错，天主的话是锋利的及斩钉截铁的，但它锋利的特征正是来自谦虚”。关于服从、他说：“有一种服从以自卫为前提，就是希望接受命令的机会越少越好。另有一种服从很容易受伤。真正的自由却在于无条件地交出自己来服从”。
教会的权力和法律又怎样呢？马蒂尼答说：“人容易把福音、救恩的讯息与法律混为一谈，并把福音缩减成一系列的法律义务，使拯救人的生命之言变成了杀人的文字。教会在历史中不断受到这种诱惑，正因为它缺乏福音精神。假如我们研读福音时，即刻开始讨论生活的细节，我们会以解决个案收场，结果是一个巨大的黑影和忧伤会降到我们心中”。那么教会的权威又如何呢？“我没有特别的学说，只有一个爱字。我翻开若望福音而发现其中静观与权威的综合。静观是基督徒经验中最成熟的一种行动；而权威在基督徒团体中有多方的功用。二者的综合帮助人分辨重要的和次要的因素，并指挥、统一各种不同的神恩”。
可见从大处着眼就是从福音着眼。马蒂尼对意大利教会所说的种种为中国地方教会有特别的用途，因为中国教会受意大利及罗马的影响既深且广。如今马蒂尼总主教向意大利教会吹起了号角，我们听了也该抖擞精神，抛下那些不必要的包袱了。
2、具体地建设中国地方教会：就是要从小处着手。大得无所不包、无远弗届的福音却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实现，一个小小的爱人行动，一次祈祷的内在化，一组礼仪的团体化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除非从这些日常生活小事上着手，我们就无从把福音的恩宠通传给人，通传给世界。这里又不得不讲到福音：讲到“大”时离不了福音，讲到“小”时，仍然是福音，正像庄子讲“道”时一样。从小处着手建设中国地方教会须参考福音关于教会提供的那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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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玛窦：受诱及受洗的叙述使我们看出耶稣认为他由父得来的使命是做仆人式的默西亚。第一个诱惑引耶稣走方便的路、走捷径，逼着天国来适应人的急需。耶稣以服从父的旨意克服了这一诱惑。第二个诱惑要耶稣“出风头”，就是说，适应、接受世间的法律习惯，来操纵自己、操纵他人，甚至操纵天主。耶稣拒绝的方法是：天主以外她不接受任何其他标准。第三个诱惑是要耶稣用权势来为人行事，不让别人独立自主，却要加以控制，使之屈服。耶稣的胜利在于他已选择了父的爱，这爱使他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仆人，而不是一个专横的统制者。
玛窦福音有时被称为教会的福音，基督徒团体的形成可在本福音中找到主要的线索：形成团体的需要来自人民的种种急需：人间的疾苦引发我们的同情与爱心，这就是基督徒圣召及传教使命的开始。团体的生活方式来自耶稣：跟随他，做与他相同的工作，藉着同样的圣神和能力——为别人而用的能力：宣讲、医病、分享、宽赦。团体的成员只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全心听从天主的旨意，并予以实行。这团体免不了遭遇困难和迫害：受人拒绝、被人误解、被人告发。但它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团体：虽然弱小，却有耶稣的保证：要结丰盛的果实。这一团体的形成和长大可用三个象征来予以综合：饼：大家共同分享的饼；伯铎：团体成长中的合一象征，决心要和基督及他生活的话永不分离；十字架：受苦的象征。这团体要受苦，因为教会所带来的自由不是世人所欢迎的。这样，我们所形成的团体是圣体的团体，是与其他地方教会合一的团体，是为基督的救世使命作证、牺牲，以至舍生的团体。
玛窦第十八章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团体生活的轮廓，一个不受法律束缚的生活：所有的成员都是天主的儿女，团体里最小的是大家的中心，病人、老人，残障的人是团体的宝贝。对团体中弱小及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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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须寄以无止境的同情与开放，因此在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这里有具体的规范可循：先深自内省，然后用友爱的态度去规劝，话不投机时尊重对方，必须说明自己的立场时，不妨找一、二人来支持。这一切都作到了，对方仍要离开团体，那时才认可、接受他的决定。团体的活力来自祈祷，几个人共同祈祷时，基督一定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这是一个会宽恕的团体，因为只有互相宽恕，团体才有未来，就是说常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团体的使命既然是解救人，使人得到自由，就必须走宽恕之道，因为不宽恕等于把整个团体荒唐地、愁苦地捆绑在它的过去中。
B、路加著作：玛窦着眼团体的内部生活，路加则强调耶稣（及教会）对世界历史的关怀。历史是耶稣救世行动的场所，天主与我们相遇的地方。工人主的许诺及忠信是一个人间的事实，扎根于人类历史中。玛利亚是教会的象征，说明了教会的事实：天主来，并不像一个外人，而是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他来使穷人重获希望，使弱小者得到安全，玛利亚是这一切希望的表达：她结束了一段悠长的历史，开创了新的一段。各种许诺和希望由耶稣来实现：上主的神在她身上，藉着她实现正义、自由、光明、恩宠等的新秩序。因此路加常透露喜乐的气氛。谁真有耶稣的神，必会给四周带来喜乐。
路加的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路。福音的序言，童年史，加里利的服务都指向一个漫长的路程：耶稣与门徒们走向耶路撒冷，在那里她要与当权者冲突，而受难、死亡、复活。宗徒大事录也是一段路程：由耶京开始，经过犹大，而抵罗马。教会跟耶稣一样，常在路上，没有安全，只有信赖天主的照顾。教会发现福音的价值观与世界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正如耶稣的时代一样，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穷人与富人，特权阶级与被剥削者，健康的人与病人……在这情形下教会的圣召是祈祷，恒心地祈祷，好能治愈世间的分裂。它的作法不是袖手旁观自视为局外人，而是进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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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弱小者站在一起，面对财富不与妥协。教会采取这种立场时，需要信仰和祈祷的支持，绝不敢自以为义，也不敢自视清高。
路加笔下的教会总不认为自己知道一切，或知道的太多，而是一个学习的、成长中的教会，需要不断分辨圣神在我们身上，在世界中有怎样的行动和化工。这样的分辨比较容易在地方教会中实践，因为地方教会有更大的伸缩性和敏感度，不必为笼统的、抽象的成规所窒息，以致不易在他们具体的世界里与基督及天主子民同行。当然这样的分辨要求教会首先是一个祈祷的团体，正像福音中每件重要的事件以前必有祈祷。这里玛利亚再度是教会的模范：等待、接受事实——被天主圣神所领导、所挑战的事实。玛利亚将一切存在心中，深人事情的底蕴，在圣神光照下予以解释。天主经是这团体的新式祷词，一个信赖的祷词。教会在人间的临在特以穷人为重，因为穷人是天主临在的圣事，天主所赐希望的保证：只照顾穷人不够，教会本身应该是贫穷的。
C、若望福音：描绘出天主启示的全貌：教会是旧约的天主子民所蜕变成的一个崭新的存在。这个新的存在是圣神创造能力的化工，圣神给教会新生命，一个为圣言及圣事，特别是圣体——所滋养的生命。圣神是真理之神，因此教会是一个在黑暗世界中发光的团体。教会分享基督的荣耀，但必须先经过考验、痛苦及死亡。
善牧问题的讨论为教会特别具有意义：牧人可用不同的方法进人团体，但正当的路只有一条：从栈门进来。牧人认识团体，团体承认牧人，双方才有彼此的呼应。当时耶稣的听众不懂这些话的含义，因此耶稣加以说明：善牧为他的羊舍生，羊和牧人彼此深切地认识、了解。外面还有别的羊，须把它们领到羊栈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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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树及枝条的比喻中若望强调教会内合一的重要，与基督的结合是这合一的支柱。教会是一个被召而相爱的团体，就像基督爱了我们一样。这种互爱的操练是在彼此的服务中，耶稣给门徒洗脚，隆重地声明了这种服务的需要。最后教会是一个负有使命的团体，就像父派遣了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也派遣门徒到世界上去。这种使命会招来误会，考验及殉道，但这一切正保证教会是在答覆耶稣的邀请：“跟随我……跟随我”（若廿一）。
3、逐步地建设中国地方教书就是要接受事实，按部就班地去做。教友们开始大觉大悟了：建设地方教会也是他们的责任，这是可喜的现象，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神职界的同道大部分是半百的年龄了，后起之秀不是没有，不过数。太不成比例，不易应付未来的需要，这也是一个事实。因此培养圣召是当务之急，而神职界的终身教育也是必须认真执行的。
在民国七十年八月廿二日的中央日报上有一篇关于终身教育的文章，说到教育观念的改变及终身教育的兴起。世界各国都在推行终身教育而想尽各种方法使国民有不断学习的机会：开放大学，无墙大学，老人大学，第三年龄大学，人人大学，国民高等学校，长期修业，许多花样，不一而足。台湾的夜间部，空中教学，职业训练班也是这一类的努力。教会自从梵二大公会议以来，不断讲革新，到处办训练，主教、神父、会士常有继续学习，洗心革面的机会。一个教会的神职界若不理睬梵二的呼吁，若不彻底地革新自已，不分年龄，不分职守，终身教育自己，建设地方教会简直无从谈起。
民国七十年八月一一十日“教友生活周刊”的社论有这样一段话：“教廷希望地方教会提出适合当地需要的建议与方案，作为取向和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许多地方教会当局，对此漠不关心，或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负责不如少负责的态度表示：上边怎样决定，我们就怎样做、结果是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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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兴应革的事就拖下去了，实在可惜！”这是另一个事实。接受这一事实便在于深自反省，我们是否受传统式训练的影响而觉手足被捆，动弹不得？是否能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因为同篇社论说的好：“只求做教廷眼中的‘顺民’或是‘乖孩子’，那么所谓建设地方教会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以上只提出了建设地方教会的两步，就是革新自己、终身教育自己，及克服被动，摆脱许多无谓传统的束缚。其他的步骤还可继续提出，但必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我也不必讲下去了。还请各位加以补充，并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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