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地方教会的描写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教友团体”，另一个是“能承行教会使命”，第三个就是“与当地文化相当和谐，而享有相当稳固的基础”。地方教会与文化这个题目，就是要阐明这第三个因素的意义。
传教就是接受并实行耶稣基督“传播福音，宣讲天国”的训令；而要实行这个训令，就必然涉及文化与信仰的问题。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而今要在这种已有的信仰和文化中，宣讲天国的信仰，传播基督的文化，当然就会引起向文化的挑战，向宗教信仰的挑戢。在中国宣扬基督，就是向中国文化的挑戢；正如昔日基督宗教在罗马，佛教之在中国的情形一般。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人”如何会接受福音？一个传道者又如何把天国的真理传授给“文化人”？一位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文化人”，或说，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信徒，如何把自己的信仰传授给同胞？
面对这些抽象的、理论的问题，已经成立了圣统制的中国教会，虽然在人口比例上仍是少数；但是，教会的各项措施，却在一步步地做着文化交融的工作∶譬如在弥撒中已经开始献花、献果；而在献香的礼仪中不再用罗马式的香炉，而改用中国传统的柱香等等。
这些现象，都表示教会愿意在中华民国固有文化之中，融入基督信仰的因索，使教会中国化，使中国基督化。
为了使这种工作更有效地实现和推广，兄弟特应神学讲习会之邀，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探讨这一次的专题“地方教会与文化”。为了思路的方便，兄弟把讲题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分成三部份∶先站在问题之外来看宗教信仰与文化相融的历史事实；关于这样的历史，兄弟试举西洋基督宗教的缘起与发剔，以及佛教之传入中国，乃至于发展为例证。在题之外看清了其历史演变的根本因素之后，就进入问题的核心，看看文化的冲击，对固有文化如何能在接受与排拒的选择中，终于发展一种融洽现象，落实到当代所遭遇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要指出这种“历史的”教训，以及交往的“内涵”，究竟如何发挥其实效，尤其面对当今的思想趋势，甚至在反宗教反信仰的思潮中，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和天国的喜讯传给当代的中国人，激起他们心中在文化基础之上，再让基督的精神融合进来；渐渐地从新的信仰体验中接受耶稣基督为“天人合一”的具体事实。
现就请分段来讨论今天的课题∶ 第一部份 历史演变
在“历史演变”中，我们的重点放在“宗教与文化”接触事实的演变，以及宗教与文化融洽后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的演变。
关于这类问题，我们很方便地有两套数据，一方面是佛教之于中国，另一种则是基督宗教之于西方；因此我们也就分两章来探讨∶
第一章 佛教之于中国
中国文化自从先秦诸子开创了以“行”为中心的辉煌时代之后，有过三百年的光荣历史；三百年之后，很不幸地，后继无人，接着最少有六百年的空白。在秦汉时代，政治非常辉煌，国势也非常强盛，可是，在发展哲学思考的课题上，尤其在把握人生的课题上，走向了偏差，而流入庸俗的画符炼丹，以“运气”的方式，设法把此世的生命，往无限和永恒延伸，虽然当时有何宴和王弼，设法发剔原始的儒道精神，但是总也无法消除自秦始皇、汉武帝就开始了的“追求长生不老药”的迷梦。就在此文化还衰退之时，幸好印度的一支宗教文化东来中土，而至少使中国有八百年的文化鼎盛时期。
从先秦的“行”，到秦汉的“知”，再从秦汉的“知”到隋唐的“信”，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很具意义的一环；因为文化发展的渊源在于“行”，因而其后的整个发展都充满了“行”的因素：“知”在要求“实行的知”，“信”也在要求“实行的信”。
可是，这里我们的问题在于∶印度的“佛”在中国来说，当然是舶来品，这外来的文化如何会融入中国文化中？中国又如何会在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中继续存在和发展？
我们且看中国固有文化和印度东来的原始佛学究竟有多大分别，然后才会更骜奇，为什幺竟会有那末大的圆融和宽大。因为中国不但接受了佛学，而且还发展了佛学，甚至从小乘发剔光大到大乘。
先秦的“行”，根本的构想在于“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行仁”，要“行义”，要“行孝”，要“行悌”，都在于“齐家”的信念。但是，佛学来了，不但不发展“家”的概念，甚至要“出家”∶叫张三的青年，“出家”以后，就改名换姓，不但不叫“三”，连“张”姓也抹去，而称为“道生”或其它的法名。
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怎幺也会肯接受“出家”的思想？站在这种思考的曲巷中，当然就不容易找出融和的最大原因；如果我们能再深入一层，把先秦的学说都概括到“今生”的范畴中，则秦汉时代开始的炼丹画符，更是把永恒局限到时间中，把无限困守在空间里。而佛教的输入，正是对症下药，对先秦的学说来说，是说明了“此世”祇是“来生”的过程，用“轮回”的系统和信念，一层层超度人间世的各种烦恼和苦痛，而进入永恒和无限的“涅盘”境界；在这境界中，人性“解脱”了一切尘世的束缚。对秦汉画符炼丹的追求今生来说，则提出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开始”；人性的伟大，不在于能够逃避死亡，而是能够善度今生今世，以及在今生中对来世的寄望。
从宇宙论中的内涵扩大，从此世伸展到彼岸；而又把人性论中的内容加宽，从“今生”往前伸延到“来世”，往后回顾到“前世”；使宇宙和人生的视野加大，因而，佛教之传入中国，事实上并没有与中国文化基本的原则有什幺冲突，而反过来，加宽并加深了文化的内涵。
这是往大处着想的窥探方面。
就是在小处来看，中国传统的“家”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因为“出家”毕竟是印度小乘的看法，因为觉得现世的一切都是“空”，要成圣非要逃避今世不可；但是，这种小乘的看法，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就渐渐改变了初衷，而认为现世要有可取之处，圣人不但能超越现世，而且更能够把握现世，于是佛学传入中国后，竟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大乘佛学可说已是融和了佛教与中华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体系。
这种融洽了“伦理”与“宗教”的新体系，用了印度传来的“信”，以及中国固有的“行”；“信”就是在“行”之中，加入了对“来世”与“彼岸”的信念与信心；“行”就是对此“信仰”的实践。
这种融会了的文化体系，尤其在民间信仰中，特别明显，就如兄弟所属的客家族；家中有人生病时，总是请道士来唱唱跳跳，以为凭借铃声与祷告的声音，可以驱魔赶鬼；可是，当家中病人去世之后，则请和尚来诵经，超度其灵魂；及至到了出殡之日，一切礼仪则由儒家之族长担任，祭文以及主祭都依照儒家的规定。“死亡”现象正是指出人性的极限，以及人性在这极限中的反省，就在这深度的极限反省中，人性完全暴露在宗教信仰的情操中，它要利用一切宗教仪式、表示一个人在争取永恒幸福时所作的努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家”文化的“仁”，是显著“礼让”的特性，佛教的宗教情操也曾帮助了这种特性的发展和加深；虽然后来孙中山先生革了命，但是，仍然没有把传统“礼仪”的天性带向“竞争”的范畴内。
第二章 基督宗教之于西方
希腊开创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以“理智”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哲学上，发展了伟大而崇高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以“知”为中心的文化，却祇有三百年的历史，随着而来的，也像中国先秦之后的秦汉，有六个世纪的空白；思想空白的理由是∶炼金术的兴起与发展。原来，希腊柏拉图的学术已经摄取了东方的宗教情操，把人性从此世提拔到彼岸；可是，罗马时代的“现实”，却又把眼光投射到尘世的金银财宝上，使人留恋今生，而忽略来世。
希腊虽以“人文”为中心，可是其文化的型态由于海岛环境的捕鱼和经商，无形中形成“竞争”的天性；为了生存无法不与别人竞争。“奥林匹克”成为当时时空的中心，就是最好的明证。原来“奥林匹克”是为了丰年祭，祭后的余兴节目就是比赛和竞争，希腊诸海岛的人都聚集在雅典竞赛，于是成了空间的中心；这四年一届的竞争大会于是成了希腊纪年的标准，而成为时间的中心。
罗马的炼金，事实上也是以“竞争”为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穷兵黩武，就是罗马的西泽大帝也喜欢东征西讨；而且，更进一步，西方历史都在心态上赞美他们，称他们为“大帝”。
就在罗马的炼金经历了六个世纪之后，东方一支希伯来民族的信仰，以新的面猊传入了罗马。这些基督徒在三百年的仇教运动期间，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争取到信仰的自由。
这种新进的基督宗教思想，以“仁爱”为中心和出发点，站在上天的立场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的灵魂是“天主的肖像”，而结论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希伯来民族的生活方式，既不像希腊每四年有一次竞赛大会，而是每七天有一“安息日”，在“安息日”上，民众要到会堂去敬拜天主。基督宗教发扬了这“安息日”的深意，在星期天上，无论是王侯将相，无论是贩夫走卒，都走进教堂，异口同声念“我们在天的父”；指出人间世的阶级在天主面前原是兄弟姊妹，因为共有一个“天父”。
基督在阐释教会思想中心时，只用了一个“爱”字∶上爱天主、下爱众人。
在这里我们要问∶这种以“仁爱”为根本的信仰，如何会被以“竞争”为天性的罗马帝国所接受？本来的国家政策是蓄奴和殖民的希腊罗马，为何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
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共融关键，因此不可能单在这里钻牛角尖，它毕竟还有别的理由。那就是“今世”和“来世”的区分∶人性对今生追求感到不满足时，人心在自身的极限在线挣扎时，总要设法超越自己；就凭了这种人性的长处，以及人性善良的一面，“仁爱”以及永恒幸福的保证，才真正地深植当时民心。“从彼岸来的信息”至少人性追求完美时，有其决定性作用。
但是，这种西方“竞争”的天性，并没有被“仁爱”的思想所取代，而是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宣讲天国”，“传播福音”；在中国发展的佛教何尝整批的传教士到欧美去宣扬佛教？但是西方基督宗教却有“往普天下传道”的训令。
这种“竞争”的天性，一直到西方基督精神没落之后，竟死灰复燃，又有了殖民地以及奴隶制度，落后国家的沦为次殖民地，以及美洲的黑奴，都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直系子孙。更有甚者，反宗教反伦理到了极端的唯物共产，更主张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作为人性的根本，也是“竞争”文化的产品，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观察工业社会中的“竞争”情形而获得的结论。
从中、西历史的演变中，很清楚的一点是∶宗教信仰阶段是文化阶段中最长久的、也是最能融和其固有文化的一种东西。西方中世之后，中国隋唐之后，虽在文化上有辉煌的成就，可是总失之于褊狭，而终致把宗教情操淡忘，才使人类陷入各种迷失和苦恼之中；至于当代，在物质文明上虽有极快速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悬空毕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宗教阶段的形成属于宗教史的课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明了的是∶人性之追求永恒幸福，为铁一般的事实；而人类在下意识中，就直觉到宗教信仰能满足人性的这项追求。
无可否认的，我国的隋唐、西洋的十三世纪，都是最重视人性的时代，因为那时都能站在“彼岸”的立埸来看“此世”，从永恒的立场来看时间，从无限的立场来看空间。
人性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视，才是文化的真正功能。 第二部份 内涵意义
在“历史演变”的探讨中，我们不但知道了无论中西，宗教时期都比其它的阶段长；尤其在西方，基督宗教阶段占去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此外，宗教时间在根本上是由当地文化，吸收了外来的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中国佛教如此，西方基督宗教亦如此。而且，这种新文化是以自身文化作基础，作进阶，而辅以外来的宗教；亦即是说，以自己文化作核心，作出发点，而蒙上外来的宗教信仰；如果“蒙上”这两个字太“外表化”，就用“灌注”或“注入”一词；外来宗教的传入，就如新血液注入原来的生命体中一般。
在“历史演变”中，还有一种本质的现象，那就是∶自身文化在走向末路，人性已经开始迷失，自身文化已经不足以救亡图存时，总是向外去求援手；而很凑巧地，中、西方文化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援助，都是“宗教信仰”∶中国引进了佛教，西方引进了基督宗教。
就在这些现象的观察之后，我们设法找出这种文化与宗教交融的内在涵义。
首先我们把人性追求的对象理论化和抽象化，把人类追求的对象简化作“真”、“善”、“美”、“圣”，那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面对这些客体，主体总是设法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追求，去把握。以一种不太精确的说法来表达的话，就是∶知识求“真”，伦理求“善”，艺术求“美”，宗教求“圣”。真理的探求用“知”，伦理道德的修成用“行”，而宗教的神圣则要用“信”；希腊以“知”为中心，罗马发展了“行”，而中世才把“信”引入知和行之中。在中国有一样的情形∶先秦重“行”，秦汉用“知”，隋唐把对“佛”和“涅盘”的信念用知和行去实现。
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幺“信”的阶段最长？为什幺追求神“圣”的时期最长？是否因为宗教志在人心，而能够给予人一种平安和幸福的感受？
基督宗教给西方“竞争”的世界带来了“仁爱”；佛教在中国“今生”的专心中引进了“来世”的寄望；因此，在人性的完成进阶中，都可说比知识、伦理、艺术更能把握人性，更能把握住人的心灵，更能发展人性，使其超越自己，与“神性”和“佛性”结合。“神圣感”的意识毕竟指出了人性的最终归宿。
自“真”的下层，渐渐发展到“圣”的上层，而一层比一层高超，一层比一层更能使人性完美；而且，虽有上层可以修正并取代下层，而无反过来，由下层去批判上层的道理；“真”的层次管真假对错，“善”的层面管是非善恶，“美”的层次只谈美、丑，“圣”的层次却超越一切，是把主体自身的存在，超度到“涅盘”境界中，超度自己到超凡入圣的地步。
如果我们再从别的一个角度看，把中、西文化看成简单的两种阶段，即“宗教前期”以及“宗教后期”；那末，很显然的，所有“宗教前期”的文化，都属于“理智”的文化，即理智能懂、能把握的文化体系；中国的先秦以及秦汉，西洋的希腊、罗马，都是如此。但是，在“宗教时期”，都有“从彼岸来的信息”的意义，佛教的“轮回”如此，基督宗教的“天国”亦复如此。
在这里，可以这幺说，中、西方文化在本位上，都在利用“理智”，透过推理的方法，去追求“真、善、美”；但是，“圣”的层次都是外来的启发，中国的“涅盘”如此，西洋的“成圣”亦如此。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本位文化”做到了“人性自身的把握”，即外来的“启示文化”则帮忙达到“整个人性的完成”。
这幺一来，“圣”的层次的意义，似乎并不是在“真、善、美”的纵的排列上，作为“美”的上升，而是整体“真、善、美”的超越。“圣”的外来启发，对本身文化的“真、善、美”是∶“超越而不相反”，“完成而不毁灭”；亦即是说，一个文化人，必定是“先做人，然后做信徒”；在今天的意义来说∶“先作中国人，然后做中国基督徒”。就在这种观点之下，一个卖国贼，不可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一个坏人，一个不讲求“修、齐、治、平”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位好基督徒。
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越南西贡总主教曾经发表了一项举世震惊的意见，说越南天主教会的使命，在目前是要使越南人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种“文化与宗教”融通的原则，早在新约圣经成书年代就有了决定性的准则，那就是有名的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书信中讨论的问题，就是文化与基督信仰的问题。原来伯多禄以为，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先割损，必须先是梅瑟法律下的子民；也就是说，先成为希伯来的文化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可是，保禄在这方面持相反的竟见，以为外邦人大可不必行割损礼，可直接受洗而成为信徒；也就是说，直接由自身文化系统中，超越到信徒的阶段，从自身的“文化人”发展到“信徒”；而不必要走出自身的文化，先加入希伯来文化，然后再以“希伯来”人的“文化人”去接受基督的福音。
这场理论之争，还是第一位教宗让步了！因此，在人性接受基督信仰途中，不必接受外来文化的预备工作。这点是否就可说明，今天的中国人不必西化－─而直接由自身文化传统中接受基督的信仰？
正如同中国接受佛学时，是以中国固有的儒、道等传统作背景作基础，因而在中国发展的佛学，再也不是印度的，而是中国特有的。也正如西方的基督宗教，是以希腊以及罗马的传统作背景及基础，因而，基督宗教再也不是希伯来的，而是集合融和了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大成，而成为西方特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在当代的中国建立基督教会，以及发展基督的信仰，是否也必需融和了文化因素中的“儒”、“道”、“佛”？而不是排斥它们，而是带领它们走向更完美的境界？ 第三部份 当代意义
我们在探讨了“宗教与文化”的“历史演变”，以及它的“内在涵义”之后，就要进入比较具体的课题中，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地方教会”。
这问题非常复杂，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委实使我们无从着手，因而不得不分成许多章节来讨论∶
第一章 当前认识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说，找到了文化接受信仰的根本原则；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当今之世，什幺是中国文化？是一些古籍中一些名词的阐释？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科技崇拜？
在这里，我们几乎敢于肯定∶文化不应当是古代的东西，不是过去的一些哲学概念，它也不可能是时下的倾向；因为古代已经过去，而当代则处于“崇拜”的不正常状态之中，“崇拜”不是最坏之事，坏在祇把西洋十九世纪半期的唯物、实用、实证、功利等思想末流，当作至宝。因而，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互相矛盾，但在某方面合作无间的趋势∶一种是“崇拜”的事实，都另一种是“保卫文化”的呼吁。在崇洋的事实中，理论上的科技，以及实际上的大众传播工具，都在为西洋的物质文明高喊口号，都在为西洋的科技进步吹嘘；但是，却同时带着浓厚的反宗教、反伦理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保卫中国文化的呼声中，要恢复我国固有的道德，要中国本位文化，以为“西方没落”是道德上的事实；因而彻底反对洋化，因而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想。
两种趋势固有“洋化”与“复兴中华文化”之不同，但是在反对基督文化的输入则是一致的。
专务洋化的人，接受了星期天“休息”的意义，却反对其积极的“敬主”的内涵；商人在圣诞节也在做圣诞卡片，但其图案却用电影明星或商品商标。
一言以蔽之，在中西交往的历史透视中，理智的接受祇限于科技的发展，祇限于对科学的迷信∶试管婴儿，冷冻法治病、行为主义把人和动物等量齐观等。可是，在情绪上则不是对科技的热衷，而是对宗教信仰的鄙视和侮蔑。
因此，站在“认清当前问题”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正在动乱中，且不谈大陆之走向唯物共产，我们宝岛又何尝不在唯物实证洪流中？
因此，如若我们认定，基督思想是救世的思想；而且深信，在文化迷失之中，更容易给予反省的机会，而接受“天启”的宗教形式和内容。那末，我们今天的处境，就要比以前的任朝代，都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振兴中华文化。
因此，在“什幺是当前中国文化”的课题上，积极方面，我们确不易提出许多特点，更难于指出其本质之所在；但是，在消极方面，我们却可知晓∶它是反基督的，它正需要基督的福音来开导。
第二章 文化变化原则
在“历史演变”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无论中西，都有如下的情形∶当自身文化不足以救亡时，总会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设法藉这冲击而引起文化的大团结，而产生一种新文化。而且，在这种创新中，必然包含着复古的因素；它必然认清传统对当代的意义，它也必然晓得文化生命的延续不能没有根；因而，每次文化改革，祇要它能在发展和进步的原则下进行，总会重视传统，但同时亦注重当时的需要。
文化的衰落和迷失，理由很多，像当代中国的情形，就起源于自卑和崇洋，而在崇洋的选择中，没有认清精神生活的根本，而祇是在科技之中学得了一点皮毛。在人文科学上，用十九世纪后半期作品中对中世的漫骂，以为基督宗教时代是“黑暗时代”。而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清楚地窥探出来的，西洋在精神思想的发展中，最兴盛的，最光明的，是十三世纪；因为在这世纪中，教会中出现了各种修会，以绝财、绝色、绝意的自我牺牲，来超度自己此世的生活，使人性整个的灵性化，甚至神性化；同时在社会中，出现了各种有名的大学，用分工的方法来合作，来研究自然〈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来研究人文〈以巴黎大学为中心〉。在这种观点之下来看西方精神思想发展，中世是光明的时代，而十九世纪后半期才是真正的“黑暗时代”，因为后者“不把人当作人”；无论是唯物共产，无论是功利，实用，都在降低人性的地位；更何况白种人在这个时期又开始了殖民和贩卖奴隶的勾当。
中国之所以由自卑而衰弱，实在与西洋的侵略和殖民政策有本质的关连；但是，奇怪的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要向西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学习。
现在，已是中国觉醒的时候了，已是在西洋的冲击中，消化外来“营养”〈千万不要毒素〉的时刻了。西洋的精神生活灵魂，单就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看，不也是基督所倡导的“仁爱”思想？
中国如何以自身文化作背景，去接受并消化基督思想？使中国基督化？使基督的教会中国化？
第三章 新文化设计
文化的发展像是有机体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无论什幺力量都不能制止它。但是在特殊环境中，尤其是在正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或是由于内、外因素，而受到外力的冲击时，更会“离地升空”，作一种难以预测的朝前运动。西方初世纪时如此，中国接受佛学的初期亦如此。今天，中国文化所受的冲击中，西方科技算是最大的一个，但在思想的层次，则是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所掀起的各种运动，无论其是否切题，是否针对着当前的需要，都在指示着一种事实，即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未来，设法创造自己的未来。各种政治的改革，法律的建立与修订，哲学思想的讨论，甚至于日常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在在都显示出，朝前的跳跃已经开始了。这种跳跃，就如跳远的原理，经过前面跑步的冲劲，现在已经开始腾空，开始飞跃，已经离开了现实，而一切的一切，都在朝向未来。
因此，文化的设计，尤其是新文化设计的人，绝对不可阻止这种飞跃，而是设法依照“抛物线”的原理，衡量出它落地的地点；在落实的文化需要中，供给各种必需的精神食粮。正如同一位暗同竞赛的人去比赛，其任务是∶当竞赛者跑到终点，又累又渴时，给他送上毛巾，给他送上茶水。
文化的转变与发展也好似这种情形；文化工作者也必须衡量出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人类需要什幺，而现在就准备。文化工作者不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临时制造一些粗糙的精神食粮，而是“领导”社会，预先知晓人们的需要，而早准备好。
兄弟在民国四十七年初入台大时，当时哲学系反对宗教气氛很盛，可是，当民国五十八年回来教学时，情形就大大改观了，同学们对宗教有非常大的兴趣。设若教会早料到这种必然的变化，早就准备“人才”“书籍”等，来满足现时同学们的需要。
对建设地方教会的主题来看，我们至少要看到三十年后的“文化人”的心灵需要什幺的东西，而现在就开始培养这些专家学者，使他们学成后，以言论和著作，刚好赶上那时的需要；而且，在各种需要中，加入基督宗教的精神，终能变成∶基督徒领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社会在领导基督徒。
第四章 拯救文化危机
前面说的“设计”，以及“与当地文化适应”，绝不可错懂为“随着社会走”，而是反过来，要领导社会。在这里，产生了另一种层次的课题，即是说∶设若一种文化已经自己迷失了，或是已经堕落了，地方教会是否还要去适应？答案很显然的是否定的。就像西到了罗马的炼金，基督宗教的输入绝不能加深炼金的倾向，而是反过来，要拯救危机，修正这种偏差的思想，以“彼岸”和“来世”的信念，去充实和补足文化的危机。又如中国秦汉之后的画符炼丹，佛学进来之后，亦不是适应这种倾向，而是以“轮回”和“涅盘”的思想，提升了人性的层次，毕竟拯救了文化的危机。
现今，教会正在积极地建设地方教会，百姓的自卑和崇洋心理，学术界的唯物无神思想，都是文化病态，都应由基督宗教的信仰来拯救。
中国的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总是一种理想，没有具体的“修成者”出现，而耶稣基督则可补足这点，因为他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天主，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天与人在他的“降生成人”时，就有了具体的“天人合一”的存在。
中国的“家”文化，传统悠久，很可能也是接受福音最好的一种社会型态。圣经中耶稣屡次提到“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今天救恩到了此一家”；而反过来，圣经中倒没有一处提及“救恩到了此一堂区”之类的语句。
中国人心中所认吉利的福、禄、寿，亦可由宗教情操从此世拉向彼岸；儒家的仁义道德，也许比西方更容易编成有体系的基督宗教伦理。
文化的拯救，总不外在“复古”与“创新”中找寻出路，中国传统文化，若赋予新的意义；西方科技的发展，若赋予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再加上对基督的信仰，则不难对未来的憧憬中，抱有一种希望。
这希望是在“信”中开始，是在“爱”中长成；这“信”与“爱”都可由基督宗教情操中获得。 结论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最先要提出的，就是在未来三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会有什幺样的需要？我们是否现在就应该准备的工作？
照文化变化法则，中国的未来教会是否应是集儒、道、佛、基督之大成？若是的话，教会神学院是否要加紧研究这些思想的精髓？
依宗教发展能拯救文化危机的历史事实看来，现代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似乎就有认清危机，指出错误的神圣责任；使教会工作者能够使福音“适应”文化的优秀部份，而“拯救”并“修正”错误并衰微的部份，使教会中国化，使中国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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