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谈谈历史上基督教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及其他

时间：2009-01-18 来源：作者：点击：

作者：南乡子（广西柳州人，旅日历史学家，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大师）

最近不少网友猛批狠批信仰基督教的汉人，其中一些网友把基督教看成了毁灭华夏文明和华夏民族的洪水猛兽，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或误解的缘故，也很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汉人的团结，会不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健康发展。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谈谈历史上基督教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历史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既没有敌视和反对华夏文明，如没有反对华夏人对三皇五帝的崇拜和祭祀，没有反对儒家思想，也没有迫害过汉人。

二十世纪上叶高喊打倒孔家店、诋毁华夏文明的，不是基督教信徒。二十世纪中叶，激烈批斗“孔老二”和儒家思想的，也非基督教徒而是把基督教视为精神鸦片而严厉镇压的，声称死后不是去见炎黄、不是见自己祖先，而是去见马大胡子的马大胡子信徒。。

基督教倒是给满清造成过很严重的创伤。例如满清统治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泛的反清民族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信基督教的汉人组织、发动、领导的。当然，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还含有佛儒道的成分，也就是说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又例如基督教带来的民主自由思想对近代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造成了对满清野蛮专制的强烈冲击，所以满清及其走狗们非常仇恨基督教，同时为了把汉人对满清异族统治的敌视心理，把汉满民族矛盾转移，故而以维护“名教（即儒家）”的名义，极力煽动汉人排斥“西夷”，排斥基督教。义和团（其最初的反满性质应该予以肯定）之所以迅速扩大，之所以能在满清首都北京以及满清老巢东北等地都能肆无忌惮地烧毁教堂，杀害无辜信教者，与满清的纵容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因见不少国人认为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与基督教无关，不少国人因不了解基督教和西方宗教改革的历史经纬，把中世纪的教会等同于基督教而认为民主自由思想是与基督教教义对立的，认为正是西方人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才有了民主自由思想。还有网友认为现代国人所受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来源于中国古代，因为中国古代也有民主自由思想。因此，想在此简述一下我的看法。

也许先秦时期也有过民主自由思想，但影响近代汉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无疑是来自西方、尤其是来源美国基督教世界。而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则源于基督教新教派为否定世俗封建专制，即绝对君主主义体制和教会特权的支撑“王权神授说”而提出的信徒与“上帝（即神）的契约”，“上帝（神）面前人人平等”、“天（即神）赋人权”等思想。新教教徒们不是为了摆脱基督教的束缚，而是为了打破罗马教会及其神职者对圣经的独占，是为了建立没有神职者的教会共同体，以便于基督教信仰者无需依赖他者主宰的礼拜而靠自身的祭司（万人祭司说）和良心。他们力图回归到罗马教会位阶体制建立以前的，使徒和预言者的纯粹的以色列的信仰，把罗马教会看作是以反基督的教皇为顶点的，邪恶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他们反对只有神职者才能与神（即上帝）接触的教规，认为人人都能与上帝接触，即人人都有与上帝接触的平等权力。这就为人们平等接触文化和接受教育打开了大门，也催生了现代民族主义。作为绝对君主制国家和教会基础的欧洲权威主义传统，因此首次受到了以人类自由名义下的挑战，也因此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

所谓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物，国家也可以靠国民的自由、通过平等契约创造出来。为对抗立于王权神授说的君主，市民阶级主张自己不是服侍君主而是服侍上帝之民，是通过对上帝的忠诚和奉侍而获得自由的民。而因此建立的民族国家，是靠被选之民（上帝的选民）的一体感而聚在一起的，具有高度大众动员能力的新型国家。新教的荷兰和英国的市民阶级，通过基于新教派的自由理想的、先驱性的市民革命，打倒了绝对君主主义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当荷兰和英国，打败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民族国家的优越性便得到了清楚的证明。由此可知，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不但不与基督教教义对立，不但不是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才有了的思想，而正是来自于基督教教派的新教，来源于新教徒们对圣经、对基督教的信仰。

在最早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概念的人们看来，民主、自由、平等就是人在上帝（神）面前的平等。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离开了上帝（神），其实态就无法说明，就无法令人信服，权力者就会说：“我的权力是神（上帝）授予的，是神令我来统治你们，你们怎么能与我平等，怎么能摆脱上帝授予我的权力而‘民主’‘自由’？”最初实现民主主义的是美国。当年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建国，以民主自由体制为其国家体制，就是要实现与“上帝的契约”，实现“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明言：“我们认为以下事实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即神/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总统就任典礼，国会开会典礼，军队司令官交接仪式等国家官方仪式，必须要有神职者，即神父或牧师的祈祷，并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现场转播。另外，据哈里斯舆论调查结果，当今美国人的95%都相信神的存在，且40%左右的美国人，即一亿多人每周或定期去教会参加礼拜。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如此。民主自由思想没出现在非基督教国家，更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国民都信仰与基督教敌对的宗教或非基督教的国家，或以与基督教敌对的宗教为国教的国家，而最早建立民主自由体制的美国，时至今日，仍有如此广泛和强烈的宗教信仰，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诞生与基督教无关，更不能说与基督教对立。

基督教与华夏文明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既有冲突对立的一面，也有一致或相似和互补的一面。说到冲突对立的一面，如儒家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而基督教则主张性恶论，即人一生来就有罪的“原罪论”；又如《圣经/新约》中的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以及天主教的灵魂说就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其实不仅中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以前基督教徒向欧洲人传教时，欧洲人在相当长时间里，也不理解这种说法，也不能接受原罪论，不能接受“只有信上帝，赎罪才能得到拯救”的说法。

而说到一致或相似和互补的一面，如基督教中的“上帝”、“创世”、“天堂”、“地狱”、“父”等观念，则能在华夏人的观念中找到相似的表达。

商周时代的人们的“上帝”、“皇上帝”、“上天”、“皇天”、“昊天”，“天命”、“天子”观念，以及儒家的“天”、“帝”、“理”、“道”、“一生万物”、“万物归一”思想也带有一神论的色彩。由对出土卜辞的研究可知，至少自商代起，中国人就认为有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即上帝（又称皇上帝、皇天、天）存在。据著名的甲骨文专家郭沫若考证，至上神“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周人也认为有主宰一切的“天”存在。即殷周时代的中国人有“上帝”，即“天”这一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天老爷”的信仰，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间，只要有替天行道的狂信者出现便立刻可以造成一种教派。儒家的重要经典《诗经》和《尚书》里也有大量敬畏和赞美上帝、天之语。这些经典中还有上帝曾祝福商汤和周文王，又将百福赐给中国，并应许中国历史达万万年、华夏子孙达千亿之多的记载。而《尚书/商书/盘庚》中所记载的盘庚率商民迁徙建立新家园一事，比圣经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先知和导师摩西率以色列民众出埃及建立新家园一事都要早一个世纪。儒家不但继承了商周时期中国人的信仰，也敬畏天，也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不但主宰着人的生死福祸，还决定着国家社会的治乱。

基督教的“博爱”和传教观念也分别与儒家的“仁爱”和“有教无类”的观念相似。又如儒家一贯主张理性，反对鬼神信仰迷信，亦即反对多神信仰，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儒家一贯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反对佛道等宗教的雕佛造神，“始作俑者，其无后焉”便是儒家鼻祖孔子的著名骂人之言。儒家甚至比基督教还要反偶像崇拜，比如，明代儒士就以“既是天帝天主圣子，为何有像”质疑过天主教传教士。这些就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土壤，也是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时不排斥华夏文明（主要是儒家思想）而是与华夏文明搭档、用华夏人的信仰和思想解释基督教的原因。例如，尊重华夏人的三皇五帝的信仰、并祭祀之；用华夏人一贯信仰的，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基础的“上帝”以及“天主”作为基督教的“神”(God)的中文译名，把华夏人的“上帝”当作基督教的God。

基督教还起了连接华夏民族与西方诸族的桥梁作用。明代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亦即天主教会）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把高度发达的中国经济文化、优秀的文物体制介绍给西方，让西方为之震惊，给尚处于启蒙时期的西方人以极大的刺戟，从而对西方的政治、生活、文学乃至教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皇室到民间，不少汉人并不闭关自守，不敌视西方文化，不反对与西方交流，而是积极关注、吸收传教士们带来的新学问新技术。对西方宗教也不像满清那样斥之为“邪教”而是宽容待之。

例如，大明皇帝不但准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还任命外国传教士为天文台台长负责修历这项自古就被视作朝廷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的，象征皇帝权力的工作。大明皇帝还主动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军事武器和技术的皇帝。比方说步枪火炮，不仅仅是引进，还加以消化，从而使中国也能大批量生产这些武器，并立刻装备于军队。

明代的一些儒生士大夫也不像满清时期的儒生士大夫，如曾国藩之流那样把西方宗教视作是使“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的不共戴天、大逆不道的“邪教”。他们不但不把西方传教士视作洪水猛兽而极力排斥，反而理解和接受了西方宗教哲学思想，并因此帮助传教士翻译西方宗教哲学著作。这些大儒们还善于把西方宗教哲学思想与中国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比较，努力从西方宗教哲学中吸取有利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的因素。如李贽、方以智等人，出于探求新事物的热诚和从西方文化中获得启迪的渴望而积极与传教士交往。例如礼部尚书、大儒徐光启以及李之藻、杨庭筠等读书人不但积极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编著了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借用西方天文学、历学知识编撰了《崇祯历书》，还积极翻译西方的神哲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他们还和西方传教士一道，努力使基督教中国化，即建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相结合的中国式基督教。正如浙江大学哲学系王晓朝教授指出的：“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是从徐光启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奋斗目标”（王晓朝/李天纲/孙尚扬着：《明末清初基督教神哲学思想》）。之所以如此，与华夏人对本民族文明充满自信，因而心胸开阔，敢于接纳新事物的性格有关。另外，如前所述，也与华夏人的传统思想、与儒家的一些思想和基督教的一致或相似是分不开的。当然，也有不少读书人反对和质疑当时的基督教天主教。但他们是以华夏哲学的理性精神，以儒佛两家的理论去批评天主教的灵魂说，而不是对信教者进行谩骂、侮辱，更没有像满清那样从殴打、杀害信教者。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的：“十六世纪末以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后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宏+谷口?矩雄着《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４》 6-11页，1988年8月5日第八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社）

话又说回来，基督教等外国宗教对当今中国的影响确实是日益增加。事实上，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将源自基督教的一些规定或标准作为官方标准或正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法和纪年方式，采用的就是基督教的历法和纪年方式，且将之规定为正统历法和正统纪年而以“公历”、“公元”称之（以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公元元年”，故今年是2006年。顺便提一下，日本是用“西历”，即“西历”一词称之，且政府衙门以及民间公司、社会团体在正规场合下，均不得用西历纪年而用源自中国的纪年方式），却把汉人自古以来的历法称之为“阴历”“农历”而非“公历”，并废弃了汉人自古以来的纪年方式。目前，只有台湾地区的官方（如正式文件、公告等）和民间，以及日本国仍在使用汉人自古以来的纪年方式。台湾地区纪年方式是“中华民国XX年”（简称民国xx年，西历1912年为中华民国纪元元年，故西历2006年就是中华民国95年），日本则用“平成xx年”纪年（西历1988年为平成元年）。而民间，普通汉人，尤其是低下层的平民百姓，信基督教的，也越来越多。

一些热爱民族和国家的网友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对民族文化是否会被异化，对汉人不再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担心，而讨厌、排斥并声讨外国宗教，并希望热爱汉民族的人们不要去信这些外国宗教，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暂且不论这样做是否真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健康发展），可若把矛头对准那些信仰基督教，但也热爱汉民族、热爱中国的汉人，把他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他们的仇恨远大于以历史上严重伤害过汉民族及其国家的祖先为自豪，敌视汉人的异族分子，那就有问题了。其结果，不但会把朋友和同胞变成敌人，为汉民族主义又增加了一个敌人，不但让本来就没有多少民族意识、没有多少“大家都是同族”的感情或连带感的多数普通汉人进一步远离乃至反感汉民族主义，而且还会让敌视汉民族主义的蛮夷以及伪中华们借此大做诸如“鼓吹汉民族主义的人们，不是真的爱民族，你看他们连‘汉民族主义者’都那样残酷斗争，一旦他们的影响扩大，一旦他们掌权了，那就比文革红卫兵还要可怕，那就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就意味着内战。他们打着汉民族主义的旗号，煽动汉人的民族情绪，就是想在中国人之间制造内讧，就是想搞乱国家，就是想分裂国家”之类的文章，因此那样的做法不可能有利于兴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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