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言：
拜读了闵复生贤弟的佳作，深感荣幸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更进一步了解我这位研究生部的同学，在校时我们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的研究精神所折服，鄙人也曾多次建议他发表一些文章让主内外的人士共同分享的佳作，这篇文章经由他本人同意特发给贵站发表。
真诚的读者：苏哲
关于儒家是否儒教的问题，从近代史上进入讨论议题以来，多有不同观点出现。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力主孔教会、孔教是宗教，康有为的另一弟子梁启超则出来反驳。儒家是否儒教的争论，各派背后的意识形态较强，一直以来不能给予客观的理性的评价。
像反对“儒教”说的“五四人”，如陈独秀、章太炎以及后期的蔡元培在论战过程中，都有推翻封建礼教、重建新型国家的企图。这种以主观意识形态影响客观分析与理性思考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当今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儒家是否儒教”也是礼仪之争的核心议题，因为它包含了“上帝”一词与“三祭”仪式是否具有宗教性质的问题，让当代天主教的部分知识分子在观望中仍不知何去何从。
难言之隐情
究其原因，可有如下两种难言之隐情。最主要的，是清朝中期“礼仪之争”所投下的阴影。“礼仪之争”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要点上：以天、天主、上帝表达拉丁文“DEUS”的名称问题；关于祭天、祭祖、祭孔是礼俗性的或是宗教性的问题。从前者言，由于教廷严令禁止使用带有儒家宗教色彩的“上帝”一词，“天主”一词经过教会解释后，相当然地就成了带有天主教宗教色彩的术语了。至于随着历史的演进，当基督新教来华后，在使用“上帝”一词时，出乎意料地便被国人，特别非基督徒的学者们，视为相当然地基督教的词语、没有人理会其在古代经典中的原初意义了。
至于后者，当康熙皇帝于1700年11月30日见到耶稣会士闵明我等呈递的“请愿书”后，对其中提到的祭天、祭祖、祭孔之“三祭” 问题给予了“中国风俗”性质的肯定态度。即使有西洋传教士，无论修会的还是教廷特派属于传信部管辖的，再坚持是宗教性质时，许多教内的知识分子便倾向于康熙皇帝的说辞，少有站在教廷一边的了。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究其隐情。这些知识分子在阅读历史材料时，同时发现了康熙皇帝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颜珰主教（Charles Maigrot, 1652-1730）在1706年8月1日的一段极具讽刺意义的对话。此段对话的高潮，最后以皇帝的朱批文字作为结局：
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另外，这些知识分子还看到了在1721年1月由嘉乐主教（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1741）呈递给康熙皇帝的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信函“自那一天”以及康熙看完后的评语：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自卑之心态
针对上文提到的，被教宗禁用的“上帝”一词，随着时代的演变，在当今搞史哲以及宗教学的学者们那里出现的要比“天主”一词更为频繁和受欢迎。主要有两种原因存在：一、直接出自中国古籍，二、在打倒儒家礼教的现代化进程中“上帝”的儒家宗教色彩大打折扣，以致造成学者们较认同基督教神明的特点了。这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可以改变的特点和事实。
那么，天主教的部分知识分子为什么无法走出“礼仪之争”的阴影呢？笔者以为，是这些知识分子内里的“自卑心态”作祟，康熙皇帝讽刺颜珰主教的话仍然被这些知识分子们铭记在心、无敢遗忘。颜珰是1681年入华的，并在1706年8月1日受到康熙的接见和质问，如颜氏所述，期间不是没有读过中国书籍，在福建也能操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传教。 即使如此，精明的康熙仍能够抓住把柄，说颜珰只读书而不背书，说官话还要用翻译。前者不值一驳。不要说康熙皇帝从来没有在福建或其他地区推行“官话”了，就是在全国推行普通话已经几十年的今天，身在福建乡村中的教友们一定知道，六七十岁及以上的教友会说普通话的仍是少数、常说普通话的也是少数，更不要提广东、广西、甘肃、陕西等其他省份了。
笔者在2007年到访过福建漳州的乡村教会，在和当地的老人们用普通话交谈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找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作“翻译”，还淘气得跑掉了。最后，在质问修女时才明白了内情：“他们不看电视吗？”“看！他们都看地方台。”闽南语的地方台是最受欢迎的。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中华皈依之路”的小文章。其中就提到康熙的“禁 教可也”的言论。显然今天还有人将其奉为定而不移的绝对真理，不能也不敢提出半点的质疑言论。两千年来，我们已经被祖宗们训练得心服口服，甚至已不懂得在脑子里怎样思维了，比如：是不是从儒家学校里培育出来的皇帝，是不是出自华夏族的皇帝，并不重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坐上龙椅，也不重要，对儒家弟子们而言，只要他是皇帝就足够了、就是奉天承运的天子了。我们只可以谦逊地称自己为“罪臣”、“草民”，而“修身齐家”、卖命做奴才是应当的；“治国平天下”、英明圣主则是皇帝的。作为圣主的康熙尽管拥有千百个小三也是名正言顺的正妃偏妃，五十五个子女也要让儒家弟子们歌赞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最大孝心的实践。
此人，在文中所称的“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坚持视‘敬孔祭祖’为异 端……”，笔者通过查阅书籍才发现是暗指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自那一天》通谕。可是，通谕中提到的“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礼，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的谨慎言辞，却被略去不提了。显然缺乏对“礼仪之争”事件的持平态度。以天主教教义言，在崇拜独一真神之外的崇拜都是“异端”，那是出自犹太教的梅瑟十诫。当身为儒家弟子的荀子提出“性恶论”并对亚圣孟子的“性善论”进行对抗时，当明末儒家弟子李贽公开质疑孔子权威时，构成了攻击圣人孔子的异端言论；汉高祖刘邦在大庭广众之下摘掉郦生的儒冠在其中撒尿更是亵渎儒家全体时，为什么就不提出来为中国文化击鼓鸣冤呢？却偏偏揪住了万里之外的“罗马教廷”！
困苦之投射
当今教会的部分知识分子都热切期望同胞们接受信仰，甚至期望国家领导人也能领受洗礼、皈依圣教。有一些人在对比基督新教的传教热情和信徒增长数字时，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以及念经多、圣事多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神职人员是教会福传的最大障碍。另有一些人将今天教友数字增长的缓慢归因到300年前、以罗马教宗为代表的罗马教廷那里，认为他们愚蠢无知、不尊重中国人民、不通晓中国文化。如果他们聪明了、尊重了、通晓了，天主教会早已广扬于全中国了。
自西周开始，在中国延续3000年的封建王朝都能够被国人彻底推翻；在中国传递2500年的孔孟礼教都能够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推翻，以致再也无法挺起腰来。不知道这类责备西方传教士以及西方教会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以空 洞的假设，判断来华仅400年的天主教能够在聪明后、尊重后、通晓后归化全体国民呢？唯恐是一种在自己不被西方人理解时，以西方人之历史作为反驳西方人之愚蠢无知、不尊重、不通晓自己的意图和作为的借口罢了；唯恐是一种以古讽今，在困苦之时聊以自慰的辩词罢了，更有怕人说自己信天主教后不是中国人的避嫌心态，以示衷心之意罢了。康熙还说天主教是“异端小教”呢，为什么不一同引用出来呢！是否在迎合非教徒时，又怕教内同胞指责自己愚蠢无知、不尊重、不通晓天主教教义呢？
作为中国教会史学者的柯毅霖和耶稣会会士甘易逢（Yves Raguin，1912-1998）都不认为“礼仪之争”的结果是一种在中国传教的失败。柯神父在其论述教会本地化的文章中，回忆甘易逢的话说：
如果礼仪之争当初有一个不同的结果，那么基督宗教恐怕已经成为帝皇儒学理念的一个分支，因而会失去它的定位与身份、它的自由及它的先知性角色。
柯神父提出这种观点的依据在于，天主教只是没有适合康熙皇帝的意思而已，以当今主流的哲学形态评论，皇帝的理念就是一种封建思想，却不是被作为儒家理念看待的。如此而言，康熙是不能代表儒家知识群体为天主教裁判或定性的，更不可以说“三祭”仅是“中国风俗”，对后者的定性，正宗的儒家弟子们是不同意的。
无端的苦难
教会常是有苦难的。然从其上下文的脉络对比看，此人意在指责苦难的肇事者在西方的“罗马教廷偏信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一面之词”，以致“成千上万的无辜信众惨死”。
仅以中国教会史言，利玛窦生前并没有出现“礼仪之争”，不是仍旧有人攻击他的韶州住所，匆忙逃窜之中扭伤了脚骨，而家仆更挨了敌对者的棍棒斧头吗，不是在进京过程中被太监马堂关闭在天津受冻挨饿吗？汤若望在世时“礼仪之争”序幕尚未正式拉开，不是传教士及其教徒们照样被朝廷大员杨光先控诉吗，摄政大臣鳌拜、遏必隆等人在1665年1月不是判了汤若望凌迟之刑下在狱中并将汤若望的五位同伴活活打死吗？唐朝的景教可谓是坚实的拥护帝皇，领到圣旨后将皇帝们的画像挂在教堂里，像崇拜耶稣及其圣徒一样瞻仰敬礼，最终不是没有逃脱会昌五年遭受打击的命运吗？1939年11月8日可谓是象征“礼仪之争”结束的一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红小兵们以及伙同红小兵的基督徒们不是也让“成千上万的无 辜信众惨死”吗？是不是罗马教廷依然在“偏信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一面之词”，依然在愚昧无知、不尊重、不通晓儒家文化呢！？
礼仪之争是有端的，苦难也是有端的，岂能以“无端”而论？此一“有端”的根本处在于，辨明儒家到底是不是“儒教”，儒家的“上帝”和“三祭”（祭天、祭祖、祭孔子）是不是带有宗教性质。双方的传教士都在采集证据：一是上奏康熙争取政治权威的证词，一是下到民间听取民众的意见和观看民众的作为。以教宗克莱芒十一世代表的“罗马教廷”自然要听取双方的证词，自然要做出裁定，岂是无有调查行动或无有调查结果的判词？判决的目的是为信友们排除信仰上含混性，并为喝止控诉双方无休止的争执。此一“有端”的根本处在于，自春秋战国到满清灭亡，封建帝皇的一句 话或一个动作都必须被儒家弟子们奉为圣旨或真理。唐玄宗（685-762）为《孝经》作了注释，而他的注解就要被儒家弟子们奉为与《孝经》一样神圣的经典；唐文宗（809-840）命儒生们校刊儒家经典，并将当时流行的“九经”增加到十二经，如此“十二”就是儒经的标准数目；康熙皇帝在宫女太监们面前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被伺候着，而奴才们就要恭维成龙体卧榻、龙体欠安。此一“有端”的根本处在于，我们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将膝盖和嘴巴闲置了，不给皇帝磕头呼喊万岁实在无所适从，便将康熙主子的话语请来以示对“大清王朝”的赤胆忠心，不敢擅自思考，更不要说擅自质疑了。
参考资料：
1.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2.利玛窦，《利玛窦全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
3.邓恩着，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
4.马国贤着，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5.司马迁，《史记》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
6.柯毅霖，<福音在中国本地化的隐喻>，《神学年刊》第26期。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2005年。
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ed2050101ap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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