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神父、修女、修士、教友：
2012年是普世教会的福传年，也是我们上海教区的开教先驱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作为徐光启的一个老粉丝，三年前我曾写过一个牧函，现又写这第二个牧函，和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学习徐光启的几点感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他、纪念他、宣传他，以他为榜样来为上海教区的福传出力，同时也恳请他为我们教区的牧灵福传工作转求天主。
一、一位适合任何世代的人
台北光启社和江苏电视台合作录制过一部大型纪录片《徐光启》，我注意到其英文标题是：A Man for All Seasons，当时觉得这个题名太传神了，因为这曾经是人们对英国圣人多玛斯·莫尔（1477-1535）的颂扬，多玛斯·莫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在亨利八世的时候殉道。当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好朋友荷兰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谟称他是a Man for all seasons，一个适合任何世代的人。
是什么品质让人将徐光启比作圣多玛斯·莫尔？莫尔和徐光启一样，均曾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们都不喜权术，不善营私，看淡官场的升迁，莫尔对羡慕他职位的人说：如果我的人头可以换一座法国的城池，那么，国王准会让我的人头落地；徐光启坚辞阉党为拉拢他而封的官爵，从不趋炎附势，结党舞弊。他们在其位，谋其政，体恤民众。莫尔看到资本积累过程中人民的苦难，揭露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血腥，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著作；而徐光启看到天灾人祸带给人民的苦难，试图用科技救民，给我们留下诸多不朽的科学篇章。他们在乱世虐政中坚守良心，为了教会的益处，莫尔拒绝宣誓承认亨利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宁可入狱乃至受死也不要自由；徐光启在教难来临的时候，毅然上书为传教士和自己的信仰辩护，并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他们智力超群，但是从不恃才傲物；他们天性温和，热爱家庭，生活简朴，爱好友谊，信仰虔诚。生前，他们备受人民的尊敬；嗣后经年，他们的价值仍然不断被发现。直到今日，莫尔还是一个受社会不同阵营所推崇的人，教会高度肯定他的圣德，1886年列他为真福，1935年列他为圣人，而共产主义阵营将他的《乌托邦》看作是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来源。徐光启也是如此，人民高度评价他那种爱国爱民、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品质，将它视作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徐光启去世近380年以来，这种评价一直没有改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从推崇 “德先生” （民主）、“赛先生”（科学） 和“反对基督教”运动 ，到传统价值遭到质疑的后现代运动，徐光启的形象在国人的心目中不仅巍然不倒，反倒日益丰满高大起来， 从“爱国爱民的科学家”，到现在的“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社会各界没有忘记徐光启。…… 多玛斯·莫尔在百年前被列为圣人，徐光启亦是当之无愧的呀！
我还联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把a Man for all seasons翻译成中文，直译就是“一个四季之人”，“一个适合任何时节（任何世代）的人”，如果意译，那就是“不倒翁”，“常青树”等，然而，“不倒翁”在中国文化中有贬意，指的是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运筹官场，长保权势的人；而“常青树”则指那种稳健博大，具有历久弥新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侧重了精神性的层面，但得在前面加上限定词“××常青树”才能使用，那么，徐光启最适切的就是“科学界的常青树”和“教会的常青树”。
二、科学界的常青树
我在上封牧函中已经介绍过徐光启的科学贡献，当时有一个感想，世人往往将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只说他作为科学家的科学贡献，回避他的信仰。然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自己从来没有把科学与宗教信仰对立起来，不仅如此，他在领洗入教之后反而更加热切地追求科学，成绩也更为显著。这非常值得我们教友深思。
人们往往认为科学是道德中立的，是客观的，然而，一种没有社会道德和伦理良知的科技会沦为杀人工具：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合成氨的发明人哈伯，在一战期间为德国制造了毒气弹；为了蝇头小利，那些科技人员可以为不法厂商提供各类足以致命的添加剂。科技应该以人为本，承担社会责任。徐光启的科学实践是以人为本的，是充满忧国忧民的责任心的，他的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尤为可贵。他提倡“实学”就是因为农事、水利、数学、天文、兵法、屯盐、工艺等“实学”，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之所以在农学方面成绩最大，因为那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他说自己每次听到“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就会尽量去收集、育种、总结经验并推广，希望人民因之受益，不再饿肚子。比如托人从福建三次带来蕃薯作种，钻研蕃薯往北种植的各种技术，推广种植，是因为它易栽培且高产，“足以活人者多矣”。他对棉花种植和蚕茧养殖的技术总结，也是看到纺织是江南家庭重要的生计来源。他研究在滩地种植木棉的技术，是为替官盐军队烧饭的灶民忧心，因为海水变淡，他们生产困顿，种植木棉可以解决灶民的生活问题。 他将水稻引入中国北方，他改良诸多种作物的种植方式，总结经验撰写了六十卷的中国最著名的两本农学著作之一《农政全书》，为提高农产量和农作技术提供指导。据统计，他一生涉足的科学门类共有农业、军事、天文、气象、水利、建筑、机械制造、测量、制图、医学、音乐和会计等十二个子目，他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从造福人民的责任感下进行的。可以说，正是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为徐光启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领域和主题。
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种超性的责任感。徐光启和传教士接触之后，开始了他“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科学传播过程。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时代，自然科学还没有和神学分离，它们浑然一体，都是人们荣耀天主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徐光启将利玛窦的学问分为三种，从大到小分别是修身事天之学（相当于形上学、伦理学和神学等）、格物穷理之学（物理学）、象数之学（算术几何及其它科技）。不过，传教士们在传教中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利玛窦认为，象数之学对于中国有帮助，可以“富国足民，代天养民”，因此，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而熊三拔认为，对实学的关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拯救灵魂转移到低下的“器学”，对传教没有帮助，因此一开始徐光启提议翻译《泰西水法》的时候，他是有保留意见的。为了说服熊三拔，徐光启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那就是科学也是善工。科学不仅仅 “代天养民”，还激起人们对仁义的追求，它虽然属于“小”学，但人们可以由小见大，看见天主，更重要的是，科学和宗教是天主救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如我们在行哀矜的时候，有形哀矜和神哀矜一样，科学拯救身体，宗教拯救人灵，身体和灵魂不可分。因此，科学追求也是一个人的美好德行的一部分，可以为天主作见证。
三、教会的常青树
徐光启为人稳健务实，智力超群，信仰坚定。利玛窦神父在世的时候，非常欣赏徐光启的学识及品德，在日记中赞美徐光启，说他“天资美好，秉性善良”，“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欣赏徐光启，答应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科学著作，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录，两人从1605年开始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对中国近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文化传教的典范。在教务的事情上，利玛窦也尊重徐光启的意见，徐光启认为不行的事情，就不办，比如当时利玛窦想通过结交宦官得到长住北京的许可，徐光启反对，认为结交宦官，就卷入了派系纠纷，不利于传教。1605年耶稣会神父欲在北京购置新居建堂(即南堂)的事情，应邀前去商量的几位中国人中就有徐光启。
在同誉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的三大儒者中，徐光启是当之无愧的教会领袖。曾任耶稣会东方巡视员范礼安的助手、葡萄牙人陆若汉神父于1615年前后访问中国，之后写信向总会长报告说，在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交流之后，发现三人中只有徐光启的信仰理解比较正确。也难怪在礼仪之争的时候，争论双方的耶稣会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会士们都引徐光启的着说为自己辩护。利玛窦去世之后，教会历经各种风波的打击，徐光启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新生的教会。1616年，明朝的陪都南京出现了士大夫对天主教的迫害，史称“南京教案”。徐光启给皇帝写去著名的《辩学章疏》，以身家性命为传教士担保。当形势无法改变的时候，徐光启令教友保护北京利玛窦墓地，吩咐上海家人收拾房屋给避难的传教士居住，他是当时传教士最大的保护人。渐渐地，在中国天主教很多重大事件中，教友们都推举徐光启作代表，去起草发表教会的声明或文件，比如推举他回复当时伯辣民枢机主教致中国全体教友的信。
徐光启的身上具有天主特别的恩宠。还没领洗的时候，他曾做过一个异梦：梦见进入一个大殿，里面有三个小堂，其中两个有圣像，一个无像，有声音提醒他向圣像敬拜……直至三年后罗如望神父将公教要理讲解给他听的时候，徐光启才恍然大悟，知道天主早已将真理默示给他，当夜他挑灯夜读，把从罗神父那里带回的书全看完，欣喜不已，惊叹“平生善疑，而今日已无疑”，要求神父给他领洗，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要理学习，他平安地领了洗。他的亲人们也随之一一奉教。
徐光启的信仰真实坚定，生活圣洁而虔诚。从入教到临终，他恪守教会圣事，宗教生活从无懈怠。在北京，他的住处和圣堂之间有一条通道，即便是朝政繁忙的时候，他也不忘每天抽出时间做祈祷，文献说，徐光启恭敬圣体，有时领圣体时竟忍不住流下泪。他凡事仰望祈求天主，他每次离开家、探亲访友，都会在圣像前祈祷，祈求天主提醒他不忘作为教友的责任。他也不断苦工，经常守大斋，穿苦衣打苦鞭，苦身克欲。临终前一个月，他安排好工作，专事崇修，一个月内告解三次。前来探望他的官员，无论奉不奉教，看到他的床上放着圣牌、念珠、苦衣和鞭子，都非常感动。
作为教友楷模，徐光启热心福传。首先，他主动装备自己，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按照依纳爵的“神操”做避静；他发现庄稼多、工人少，神父们写的教理小册子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就不断鼓励神父们多撰写传教文字，甚至帮助神父校订、誊写书稿，尽管这项工作完全可以雇文书帮忙。当他发现神父过分繁忙，分身无术，他就努力学习拉丁文的发音，承担起传教先生的责任。虽然没有确实记录徐光启领多少人信教，但是因他皈依的人数真不少：1608年请郭居静赴上海开教时，不到两月，领洗者有50人，不到两年，共约200人领洗，这些人大多由徐光启劝化预备；1622-1623年回上海居住时，他请毕方济从北京到上海，这年因徐光启劝化领洗的人数有120人，而毕方济这年还在松江为一家90人授洗，同时有秀才25人入教，数月后，又为89人授洗，之后又在附近一小村中为12人授洗。受他影响而皈依的著名人士很多，山西绛县，上海嘉定、松江等地的开教者都是受徐光启影响的学生或亲眷，还有另外一些人则在朝廷部门担任官职，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为圣教传播提供便利。
徐光启真是一个爱人如己的典范。他敬爱神父，邀请郭居静来上海开教时，他派他的儿子乘船溯江而上去陪护，然后他又亲自乘船迎接，又买房送给神父；罗如望神父去世，他服孝一年，因为他在罗神父那里领洗。徐光启对身份比自己低的普通教友也十分尊敬，在弥撒或其它宗教场合，总是邀请几位教友和他坐在一起，这些人“极为尊敬他的崇高地位和尊严，简直看都不敢看他”。不仅如此，他对那些诬陷中伤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良善之德，火候功深。徐光启待人仁慈，常常用自己的钱财给病人、在监者、年老者派发救济，人们称他为穷人的“共父”。大家都知道他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几两银子，几件旧衣服，其它就是书稿，然而，有一个学者对他最后一年的收入进行过统计：仅皇帝赏赐的就有白银100两、钱4000贯，保守地算相当于现在41万美金，250多万人民币，还有8匹绢丝！他的儿子徐骥给父亲写的传记中说：自己的父亲不但“于物无所好”，而且宅心宽厚，看到别人生活艰难，“有求不忍辞，必曲为捐助”。
早期传教士们称赞说：“他是一个罕有的虔诚和生活圣洁的典范，教徒们都效仿他，外教人都钦佩他，评价说，还有任何人像徐保禄一样的圣洁吗？”（“保禄”是徐光启的洗名，后来也有人称他为“徐上海”）。他死后，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命令全世界的会士为他献弥撒三台，纪念这位圣洁的教友，教会的恩人。在他去世300周年的时候，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当时已成为本笃会士的陆征祥给中国的主教写信，要求推动徐光启列品。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慨然应许，令教区的公教进行会奉他为主保，同时还准印经文：“救赎万民之天主，曾赐尔仆徐保禄既虔诚敬主，复尽忠圣教，热心救人灵魂，恳求尔赐彼荣登圣品，俾中华全国人民及早归化。亚孟。”规定念此经文可获50日大赦。 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也曾积极推动徐光启的列品事，他曾作《求为徐上海列品诵》。在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的时候，教宗本笃十六世明确地说：“对利玛窦神父的钦佩，不应使人忘记那些中国人的角色及影响。……他们中的首位及最著名的就是生于上海的徐光启。他是学者、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农业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朝廷的一品大官，为人正直，虔诚信仰天主教，终身服务国家，为官廉政，治学严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举个例子，正是他说服并帮助利玛窦神父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部几何学的基础课本翻译成中文，也是他向皇帝极力举荐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并委托他们改革中国历法。”……我们教会没有忘记徐光启。
四、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丰富遗产
徐光启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特别的地位，在普世教会有特别的意义，他在上海文化史上也具有特别的地位，他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奇妙组合：死后墓地既有朝廷追封加谥，也有教会的拉丁文碑铭和十字架；由他的墓地发展出来的徐家汇，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传播中心。有人称他预表着上海文化的那种开放变通、中西汇聚的特征和视野：机灵，随和，勤奋，开明，精通传统文化，现实社会也周旋得开，而且心灵门户敢于向陌生的世界文明开放，吸取并自然地融入自己的人生。我还要进一步说，徐光启是上海教区的奠基者和开创者，饮水思源，他丰沛的德表也在我们教区留下了地域特色。
首先，徐光启是信仰本地化的探索者。如果说“利玛窦神父是宣讲福音及与本地文化对话最成功的一例，成为在清晰的教义与谨慎的牧灵工作之间掌握中庸之道的典范”（现教宗语），那么徐光启既是利玛窦的文化对话的重要伙伴，也是文化对话结果的坚定不移的执行者。1607年他的父亲徐思诚去世，徐光启与利玛窦及其他神父们仔细商议丧礼议程，把不符合基督宗教信仰的礼仪全部放弃，只保留了中国儒家的缅怀先祖的古礼，隆重新颖的葬礼在信徒和非信徒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了移风易俗、传播信仰的作用，是礼仪本地化的最初尝试。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的长上明确要求在华耶稣会的负责人龙华民神父，遇事要征求徐光启和其他信教士绅的意见，尊重“利玛窦规矩”，然而很多神父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盖大教堂，高调聚会，刺激仇教者的情绪，引发教难。
中国教会初期风雨飘摇，徐光启的护教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他坚持“利玛窦规矩”，尊重中国文化，谨慎行事，保全教会。1622年在沪居住时，他要求同行的毕方济神父，不要做大规模的教徒聚会，而要分批轮流望弥撒，领圣体。1626-1627年再次在沪居住时期，从南京被逐出，经过松江，最后匿居在徐家的李玛诺和黎宁石神父，受到松江知府的通缉，准备投案，当庭为教会申辩。徐光启则主张，正面冲突会激发更大的仇教情绪，引发教难，对教会整体发展没有好处，顺其自然，仇教情绪自然平息，因此派儿子秘密将传教士送到杭州杨廷筠家躲避，不久事态果然平息。之后的潘国光神父（1637年到上海传教）深谙此精神，善于变通，适应当时的社会习俗，赢得各级地方官员的好感，并得到他们的特别保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历数次教难后，上海教会所受的影响小，教会生存空间大，教友信仰基础好，禁教结束后很快就能复兴。
当然，徐光启脾气温和，善于变通，并不意味着他容易在信仰上妥协，或者福传教务上没有进取精神。教难中上疏据理力争，阐释公教真理，努力通过合法渠道护教，以身家性命担保，这样的信仰怎能是妥协的信仰？在外界环境恶劣，无法作为的情况下，他对自己和家人的信仰生活提出高要求，告诫儿子“教中事切要用心”，发现孙辈有拜偶像的情形，即严令制止，并规定将再犯者逐出家门。一旦社会环境许可，他就为教会争取利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安排传教士，给他们合法地位，从而保障他们的传教工作，比如他安排毕方济到南京协助修历，从而恢复了教难后的南京教务；安排李天经教友接管历局，推荐耶稣会士们进北京的历局工作，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各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历局，为下一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淡定做人，低调做事。我前面说过，徐光启是爱人如己的楷模，他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谨守神贫之德，然而对于教会和有需要的人总是慷慨解囊。徐家世孙记载说，徐光启所得俸禄，一份留给家用，一份献给天主。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他还兼任宫廷的日讲官，徐光启把日讲官的报酬分为三份：一份济贫、一份给监犯、一份供给在京的教士，当时京城很多教友也效仿徐光启向教会捐赠，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最早的善会。
按照文献记载，我们可以认为，徐光启极有经商的头脑，以及大规模种植生产的经营能力，现存有多封家信是关于作物或蚕的选种问题的，指导家人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1613年后，他在天津用很低的价格，买荒地屯田500亩，试种水稻等作物，虽然头一年没有像样的收成，但很快成功，和佃农四六分成；在浦东，他有一批佃农开垦淤积的新地（这里我还想大胆地猜测，徐光启的农庄别业都是特别的传教基地，徐光启和其他的地主不同，不仅佃农的生活得到特别的关注，佃农的灵性也得到特别的滋养，因此，徐光启佃农的聚集地金家巷和张家楼才成为重要的会口）。明朝官员的俸禄不高，但是皇上给徐光启的赏银不少，不过他临终的时候，“囊无余资”，千金散尽，他的“花销”真大——大部分都用在教会和慈善上，他的儿子说，父亲帮助他人的数目，甚至家人都不清楚，因为“未尝一一与家人言”。
在徐光启的榜样下，他的家人对教会都非常慷慨，如四孙女玛尔弟纳出资造了“敬一堂”（我要特别祈祷该堂能早日归还教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孙女甘地大，她效仿先祖的德表，全力支持神父组织各种善会，并出售自己绣品为穷人筹钱，上海的各类善会和仁爱救助工作在这个时期制度化：教会除了定期的宗教活动，如望弥撒、讲道理之外，还热切地开展慈善事业，救助疾病患者和贫穷者。上海教会服务穷人、形神哀矜并重的传统，和徐光启的感召分不开。
我虽然不敢说这些传统现在已经在上海教区完整地实践出来了，但是，我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五、结语
2012年是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也是利玛窦诞辰460周年。2013年是徐光启去世380周年。 我呼吁教友们能在这两个特别的年份，多了解徐光启。政府和学界将这个爱国爱民的科学家、政治家看作是“城市的名片”，各级地方部门修复了和他有关的文物古迹。
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去参观这些地方。当你们在徐光启纪念馆看到“科学先驱”、“道德楷模”、“科学先师”等颂扬的时候，更要看到徐光启科学精神背后的道德和超性驱动力。能效仿他的科学理性精神，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做出成绩，为天主作证。
我也希望大家学习他的信德和爱德，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保守信德，行出爱德，更活出望德。做好自己的灵修，建立和天主深刻的关系，同时也能积极参加教会的福传工作，支持光启社的文字福传工作，支持教区光启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关心周围的年迈者、农民工和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更重要的是，有教友在患重病时，你们要让徐光启转求，早日发圣迹，以求罗马教宗能列他为中国的第一个精修圣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