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德：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前台湾利氏学社社长
2013年5月，利玛窦列真福列品案的第一阶段在他家乡的玛切拉塔教区已告完成。文件现已转入梵蒂冈宣圣部。有关利玛窦列福和封圣的呼声渐高。
利玛窦封圣早晚会成既定事实，这一点不容置疑。他在中国传教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定个性、难以撼动的耐性、毅力和谦卑，以及他传教的果实，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他的圣德，而他也为此受到特别的尊崇，甚至许多中国人的喜爱。
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列品案仅是一桩独立的事件，还是给类似事件提供了新的参考？
利玛窦通过印刷一本题为《交友论》的小册子，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他的封圣进程也应体现出他努力传教的精神。
换句话说，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列品案应同时进行。
有三个原因可以把这两位朋友一起册封为真福：首先，徐光启的生活也体现出了圣德；其次，这将改变传教史通常呈现的方式；最后，这将是罗马给予中国教会和这个国家最好的礼物。
徐光启（1562-1633）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士大夫，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农业技术著作的作者，一位见证了明朝逐渐走向衰落并极力抵御外侵的爱国者，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尽管如此，这些人性的特质都不足以力证他为圣人。那么，他还有什么能够证明自己的东西呢？首先，我们注意到，徐光启完全投身到信仰追求是在他皈依之后，其程度之深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于中国经典著作的长期冥想及其反复经验的失败和痛苦，为他在1603的领洗做了准备；在1600年他梦见一座圣殿，里面有三个小堂，后于1605年理解到这是三位一体的形象；当他在南京看到圣母怀抱圣婴耶稣的圣像时，被深深地感动。在他受洗后将整个家庭带至了这种新的信仰——不仅其亲人和依附于他的仆人们，还有他的父亲。他的后代，尤其是他的孙女徐甘第大，日后对于保护和促进上海教会团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他受洗直到逝世的三十年间，徐光启不断地保护、协助，甚至带领着传教士们，同时把他的灵性生命扎根在自我反省和与传统的对话上。此外，还有耶稣会会士龙华民神父的证词，他对于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持反对态度。通过对正统的中国皈依者的质疑，龙华民神父在无意间让我们领会到了徐光启精神视野的深度和内在的自由。
除此之外，徐光启将信仰付诸于勇敢和切实计划的方式让我们想起了利玛窦的品德：两人很少刻意记录自己的情感，而更乐意参与到他们感觉被召的行动中去。这或许会让我们想起依纳爵在神操里谈到的“为获得爱而默观”的开头：“行动胜于言语，爱应该在行为中体现出来，并且爱在于彼此之间的交流……因此，如果有人有学识，他应将它传授给尚不具备者。”正是这种交流培育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友谊，而这种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纵然徐光启没有像托马斯·莫尔那样经历殉道，但他的风格、勇气和成就却非常让人容易联想到这位伟大的天主教圣徒。
因此，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一起宣福定会改变我们惯常讲述传教史的方式——不再是一部被动接受的历史，而是充满了积极合作的历史。这将表明，首批皈依者在与传教士共建当地教会时表现出非凡的开放性和坚定性。这也将证明，这些皈依者从一开始就将丰富的传统融入教会之中。这同时还将告诉众信友，各种神恩都不可或缺，而且当我们将基督徒团体扎根在圣神的生命中时，必须把这些神恩联系起来。
最后，与只册封一位传教士相比，共同把两个人列为真福对于当今中国人，包括中国天主教徒更具有意义。这将传递友谊、合作和精神上平等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身兼多职的徐光启，“中国教会三柱石” 之一（另外两位是李之藻和杨廷筠），能够促进教会内部各方以及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此外，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联系也将一起说明：教会是在与当地文化与各种生活体验的对话之中致力于实现普世性的。
事实是上海教区目前面对的困难使得徐光启的列品进程比利玛窦的列品案要慢很多，也复杂得多。但正是这些困难应推动罗马以更大的努力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有多种方法可以推进事件的发展。距离利玛窦逝世已经400多年了。我相信，对于利玛窦来讲，为与他的朋友徐光启一起得到教会的宣福和列品，他会心甘情愿地再等上几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