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学习期间，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和暑假都要去堂区服务。期间，曾去过西西里岛、博洛尼亚、威尼斯、都灵、里米尼、拿波里等不同地方教会做过牧灵服务。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堂区的教友平时办告解都不多，即便是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办告解的人也不是很多，有些地方甚至在大节日也寥寥无几。就像前年圣诞节在一个大堂区，本堂请了好几位司铎前来听告解，在教友们集体准备好忏悔圣事后，就开始办告解，结果才半个多小时就全部结束了。一个教友曾开玩笑地给我说，“我们这里的教友都是圣人，不需要办神功”。虽然说的是笑话，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教会在受到了物质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无神主义，世俗主义，尤其是伦理相对主义冲击下，有些人淡化了信仰，远离了天主，自然也就很少去做修好圣事了。
但是像在米兰教区这样的一个堂区，我还是首次看到，也是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意大利堂区信仰的活力，更确切地说是感受到了米兰教会圣盎博罗削礼仪所呈现出来的充沛而活泼的生命力。
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都市，伦巴第大区的首府和米兰省省会。米兰拥有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世界著名大师达芬奇最为辉煌的《最后的晚餐》和众多手稿，以及拉斐尔、提香、佩鲁吉诺、毕加索等大师的绘画都收藏在米兰教区布雷拉美术馆。米兰是世界天主教的重镇，拥有世界第二大教堂，世界第一大哥特式教堂，那如同一团白色火焰的哥特式大教堂直耸云霄，成为米兰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公元4世纪，米兰由教区升格为总教区。如今下设1104个本堂区，共有2000多位教区神父，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教区。米兰也是世界上教堂最多的城市之一，罗马式、哥特式许多古老的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教堂比肩而立、触目皆是，成为米兰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接邻于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的圣盎博罗削大教堂更成为许多教友心向神往的朝圣之地。因为，圣盎博罗削主教的遗骸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教堂地下室。米兰是普世天主教会在梵二之后，唯一获得教会特许仍在使用圣盎博罗削礼仪的地方教会。
秉承教会古老的信仰传承与梵二的训导，米兰教会可谓信仰与道德的守望者。圣盎博罗削教会常鼓励教友们举办和好圣事，通过圣事使人不断地达成与天主、与教会、与人、与自己修和。米兰主教座堂亦如圣伯多禄大殿，每天至少有六七位司铎在教堂里听告解。米兰教会极为重视为教友们提供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领受和好圣事的机会。
来到米兰将近一年了。期间，我耳闻目睹了米兰圣昂波罗削教会的信仰传承、礼仪生活及教会管理模式。借着参与圣盎博罗削礼仪生活，强烈地感受到那古老的教会传统在现代信仰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是想把所见、所闻、所思，亲身感受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或许对大家有所裨益。
二
目前，我在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攻读教会历史，住在市中心附近比约五世大教堂。该教堂可谓米兰第二大堂区，统辖两万七千多教友。主保圣人是力主推行和实践特立腾大公会议精神的教宗圣比约五世(( Bosco Marengo, 1504 – 1572)，圣人的遗骸目前保存在罗马圣母雪地大殿。教堂里常住有四位神父，本堂全面负责全面以外，三位副本堂各司其职，堂区的管理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体现出米兰人严肃的理性精神。本堂神父乔尼 (Giorgio) 今年七十一岁，中等身材、精神矍铄，对工作满怀热诚。他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为司铎要常在告解亭里，给教友们提供办告解的服务”。根据他多年来积累的丰富地牧灵经验，他说：“只要有神父在教堂的告解亭里，教友们就会去办告解，而且久而久之办告解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传统和习惯是要慢慢去培养的”。的确如此，一个地方教会是否有活力与本堂神父是否善尽铎职，是否具有救灵的神火是分不开的。一个堂区好的传统也是需要好几任本堂神父，在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与辛勤培育下逐步塑造形成的。
当我第一天来到这个教堂时，本堂领我到了一个告解亭对我说，从今以后这就是我每天早晚要工作的地方，而我的名字也已经出现在了上面。因为通常在米兰的教堂里面，每个告解亭都有听告解司铎的名字，如果是老外还会写着该司铎的国籍。这样为办告解的信友提供选择办告解的自由空间。教堂平日有三台弥撒，主日天则有五台弥撒，为教友提供在不同的时间参与弥撒与主相遇的空间。主日上午九点半的弥撒，教堂挤得满满的几乎全是青少年学生，这台弥撒专门是为青年学生举行的，合唱团也是有学生们组成的。总之，这台弥撒是学生们的天下。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成年人，尤其是学生们的父母也来感受这台弥撒热烈的氛围，和青少年学生一起参与弥撒。
每一台弥撒都会有司铎在告解亭里为教友们举行告解圣事。尤其是主日天或者大节日，一般会有两三位司铎在告解厅里，即便是在没有人办告解的情况下司铎也会临在于告解亭，等待为前来办告解的教友随时提供牧灵服务。周六和主日天前来领受和好圣事的教友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不仅有年老的也有很多年轻人与幼童。他们在办告解时不只是简单地干枯无味地罗列一大堆罪状，而是通过叙述自己的生活，倾诉自己内心的声音，与听告司铎进行灵修交谈，以告明和忏悔自己的过失。通过听告解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炽热的信仰。
复活节之前，堂区安排了一个下午专门为青少年举行和好圣事。在经过集体省察准备之后。有七八位神父为同时为不同班级的青少年学生听告解。那些学生表现出来的信仰真的令我感到惊讶。他们经常在家祈祷读圣经，有些儿童是自己读圣经，有些儿童则是与父母一起读圣经，而大多数的青少年学生都与父母一起念晚课。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大约十一岁，她办告解时所说的话和所表现出来的信德比一个成年人还要成熟。她为忏悔自己的罪而流下悔恨的眼泪，她的谈吐和信仰的表达使我感到吃惊。这使得我想到她的父母一定是很热心的教友，否则不会有这么热心的子女。由此可以看到基督徒父母对于子女信仰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父母热心的榜样和教育会影响和催化子女在信仰方面的成长。
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两千喜年时，于伯多禄大殿门口，公开地向世界道歉，真诚地向人忏悔教会在历史中犯的所有过失。他的忏悔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普遍尊重与谅解，使不同宗教间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隔阂得以冰释前嫌，使跨文化与跨宗教的对话得以展开，积极推动了教会与世界进行公开对话的进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有自己的听告司铎，且每周都要办告解。在米兰经由圣盎波罗削主教劝化而皈依的圣奥古斯丁在其名著《忏悔录》中，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拷问，他真诚而深刻的忏悔非但没有遭到世人的轻视，反而成为所有人忏悔的榜样，并使该书成为不朽的名著，流芳百世。明末天主教徒徐公启被誉为“国家的栋梁，圣教的柱石，”他自奉教后热心事主，热心参与弥撒，他每月告解三次。著名史学家巴托利说徐文定公临终前“至少办了三次告解，领受了临终圣体和临终傅油圣事后，平安逝世的”。可见他非常重视告解圣事，而告解圣事也真正成为他基督徒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如，众所周知深爱中国人的雷鸣远神父，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其九字金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据说，一次他冤枉了一位同会会士，在得知自己犯错后，他立刻找到那位修士，谦卑的跪下以祈求原谅和宽恕。这件事情过后，没有人因此而看不起他，反而更加敬重和爱戴他，视他为导师与可敬的神长。因而说忏悔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反而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因为在忏悔中人不仅是向人道歉，更是向天主忏悔。在忏悔中人的罪过得到了天主的赦免；在忏悔中人的生命在主内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在忏悔中人的内心得到皈依、灵魂得到憩息；在忏悔中人的心灵获得安慰，生命得以更新；在忏悔中人在基督内再一次的找到迷失的自我及生命的价值。可以说，教会在经过了两千年的历史考验，经历了无数教难的洗礼之后，之所以仍然能够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活力，固然有基督的临在和圣神的引导，也是因为有这种忏悔的精神与忏悔的勇气，才使得教会能够常常在圣神的引导下承担起训导和圣化世界的使命。
忏悔圣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一件重要的标记。2008年教会隆重庆祝了司铎年，教宗本笃十六世特别号召所有司铎要学习法国亚尔斯的本堂，圣若望维亚乃神父。我们知道在1925年由教宗比约十一世列为圣品的本堂主保维亚乃神父，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世俗学问，但他却有一个谦卑的热爱天主的心灵。他通过自己热心的祈祷和为教友听告解而复苏了一个僵硬和死亡了的堂区。每一天前去找他办告解的人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他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为教友们听告解。由于办告解的人太多，他没有时间吃饭，就在告解亭里以土豆果腹充饥，因而被称为土豆神父，驰名遐迩。在慕名前来办告解的人中不仅有教友也有司铎、主教、枢机主教及一些知名的学者。因为他由天主领受了听告解的特恩，就是能够洞悉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知道人还有那些罪忘记忏悔和告明，以及人心灵深处的忧愁和焦虑。而所有前来在他跟前办告解的人都得到了妥当办告解的神恩，得到了天主的安慰与力量。
时至今日，无论是去法国露德，还是去葡萄牙法蒂玛朝圣，大家都要去办一个妥当告解为获得天主的恩典，因为罪过会影响一个人接受天主的恩宠。最近听说几乎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友前往南斯拉夫默主哥耶朝圣，而所有朝圣的人也都去办告解，很多人的灵性生命因此发生了改变。在意大利拿波里就有一个家庭，夫妇二人好长时间不去教堂也不做祈祷。后来与朋友一起去了默主哥耶朝圣，在朋友的督促下办了一妥当告解。结果奇迹发生了，他们有一个患癫痫病很厉害的小女儿在那一刻奇迹般的痊愈了。由于办告解圣事这一家人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不仅是属灵的生命，而且物质的生命也因此而得到了奇迹般的治愈。大多数教友去那里朝圣也都向圣母热切祈祷以获得自己所渴望的恩典，尤其是借着办一个妥当的告解以更新自己的生命。听一位神父朋友说，前见天他刚去默主哥耶朝圣，每天要听告解十几个小时，办告解的人都排成了长长的队伍，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有许多年轻人跪在地上失声流泪、痛哭忏悔，其情其景感人至深。由于办告解的人多几乎所有办告解的人都只能拣最重要的告明，以给后面的人留下办神功的机会。
四
忏悔大至对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国家，小至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命的灵性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忏悔中人可以找到生命的希望和光明。读过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人都知道那个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他在杀人后根据所学习的法律知识，知道该当如何钻法律的空子，以逃避法律对他的追究和惩罚，但他却无法逃避内在良心对他的谴责、折磨，他的良知不断地被拷问和煎熬，使得他痛不欲生，最后在女友的帮助下进行忏悔和自首。由于忏悔他的生命得到了拯救，他的内心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找到了生活的光明和生命的得救。同样的在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更为可贵的是，德国政府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战争纪念和历史教育等实际问题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诚意。相反，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后却拒不忏悔或仅是口头的道歉而行动中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日本教育部门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不愿承认也不愿反思当年侵略东亚各国的史实；日本法院一再判决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东亚各国受害者败诉；日本前几任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并为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七个甲级战犯树立“七士之碑”。
日本和德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也都承受过战败国家的经济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为什么在反思战争方面却表现出如此鲜明的态度对比呢？ 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多信奉基督宗教，内心中存在较深的 “罪恶感意识”，故能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而日本人大都信奉神道教，缺乏基督宗教的“罪恶感文化”，故缺乏深刻的忏悔意识，更没有忏悔的行动。
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这样，缺乏基督宗教这种深沉的“罪恶感文化”。正如台湾柏扬先生在其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所说的，“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说“闭门思过”，是思谁的过呢？是思别人的过失，而非思自己的过失”。不能认错，是中国人的通病，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犯了错，长上对属下犯了错，更是难以启齿,缺乏勇气去认错。其实不认错并不当于没有错，反而使得错误越积越深，最终难以自拔。更有甚者是非但不承认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错误。用十个错误掩盖一个错误，用一百个错误掩盖十个错误。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怎么会有真诚的忏悔呢？也许有时候，我们可能向天主忏悔容易，而向别人道歉难。
其实真正的忏悔来自于对赏善罚恶的至上神的虔信与敬畏，来自于对造我、生我、养我、救赎我的天主的感恩，来自于对罪恶本身以及罪恶的后果的深恶痛绝。真正的忏悔来自于对自己行为本身有深刻的认识，并认识到自己错误，给自己给别人乃至于给一个团体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只有认识到自己有罪，然后人才会产生真正的忏悔。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意识不到自己缺陷及局限，看到的只是别人的缺点和别人的问题，那就根本不可能忏悔。因为，通常我们总是习惯于睁大眼睛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的缺点，无限地夸大别人的缺点，而忽略不计自己的缺点。不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是 “宽以待己，严于律人”。常以要求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以要求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结果只是“看到别人眼里的小草，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与人发生了争执、产生了矛盾，不是反躬自问看自己是否有问题，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总看别人不顺眼。如果持这样的态度，肯定不会去忏悔，也不可能忏悔。因为错误永远属于别人，而真理永远是属于自己。因而真正忏悔需要的是首先按照天主的诫命去审视和考察自己的言行，正视自己的毛病和缺点，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卑微和软弱，以向天主表达真诚而深刻的忏悔。
古人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在谈及心爱的学生时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在此孔子积极肯定和欣赏了颜回勤勉好学和宽厚仁爱的美表。颜回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学习的榜样，尤其要学习他不迁怒于人，不犯同样的错误的美德。今天我们不是不贰过，而是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是一而错，再而错，最后还是错，究其原因还是没有真心的忏悔。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忏悔就成为我们道德生活的一剂苦口良药，以匡正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使我们日益接近天主的真理。
因而我们说忏悔在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忏悔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更新和发展是很重要的，只有在忏悔中我们才会避免重蹈覆辙，只有不断地忏悔才能获得崭新而丰盛的生命，才只有在忏悔内才会找到永恒生命的天主。就如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才能够得到憩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