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千禧年册封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庇护九世及其它三人为真福的弥撒讲道中说：“圣德是和天主的深刻关系，它是由每天对天主旨意的顺从所构成和表现出来的。圣人是在历史中活出其圣德的，任何圣人都摆脱不掉人性所固有的限度和条件。当教会把她的一位子女册封为真福时，她并不是在庆祝这位子女在特别的历史时期里所做出的决定，而是在指出，他（她）的德性是值得仿孝和尊敬的，并且是对天主恩宠的颂扬，因为他（她）的德性是天主恩宠的反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这席话很明白地指出，教会之所以宣布一个人为真福或者圣人，并不是因为他（她）的历史功德，而只是因为他（她）的圣德是值得人们了解和仿孝的。
说这句话的教宗本人如今也已被册封为真福，并即将在今天4月27日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起被列为圣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功德及其在世界中的影响力自不言待，被誉为“大若望保禄二世”就是明证（在历代教宗里，他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但他在信友心中的形象更多地是一位圣人，在他的葬礼和宣福典礼上，群众都不断高呼“立即封圣”（santo subito！），足见其圣德对普世信友的感召。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圣德亦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知道他被亲切地称为“好教宗”（ Papa Buono）。这也是为什么现任教宗方济各为他的封圣豁免了法定的第二个奇迹的见证（宣福需一个奇迹，宣圣需两个）：他的圣德本身已经足够证明他是圣人了。
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说宣布教会的一位子女为圣人，不是因为他（她）的功德，而是因为他（她）的圣德时，我们并没有把功德与圣德分开。事实上，一个人的功德正是其圣德的反映，正所谓内圣外王。若望二十三世和若望保禄二世两位教宗最重要的功德是对梵二的召开和推行。可以说，梵二的召开及其在普世教会的推行所见证的，固然是天主赐予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恩宠，但也是几位当代教宗的圣德；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他们的圣德促成了梵二的召开和推行。
我想，两位教宗与梵二的联系，应该是教宗方济各愿意把他们一起宣圣的主要原因。二位圣人之间的联系，也体现在他们对天主之慈悲的理解上。教宗方济各选择在神圣慈悲瞻礼上把他们俩列为圣品，显然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个瞻礼起源于耶稣对傅天纳修女的显现。这个显现深刻地影响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其通谕《富于仁慈的天主》的灵感就来源于此。后来，他在千禧年钦定了救主慈悲主日。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对天主之慈悲的领会，也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圣德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可以把两位圣人联系起来的因素，也许是他们对同一个圣人的特别敬爱：圣嘉禄·鲍禄茂（Carlo Borromeo：1538－1584），一位曾不遗余力地推动实行特利腾大公会议之精神的枢机。
那么，两位教宗到底有什么样的圣德？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当如何孝法？可以说，无论是他们的圣德，还是功德，都几近“无量”，所以，我们在此只能对之管窥蠡测。
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善良心谦的改革者
“圣人是在历史中活出其圣德的，任何圣人都摆脱不掉人性所固有的限度和条件”；换言之，一个人的圣德总与他的经历和人格有关；圣德不是别的，就是恩宠所升华的人格，而人格的塑造则决定于成长背景。为此，要谈论两位教宗的圣德，我们得谈论他们的经历和人格。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881－1963），原名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省的一个名为“下山村”（Sotto il Monte）的小村庄里，其父母是身份卑微的佃农，在十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他从小就跟父母到田里做农活，体验大自然的纯朴、谦厚和广阔；正是他的家庭和童年背景塑造了他谦和、善良、开放和幽默的人格，使他总能够几近本能地贴近天主和他人。因而，他在五岁时就感受到天主的召唤，有了献身于天主和教会的意向，及至十二岁时便进了贝加莫（Bergame）教区修院。
几年后因其出色的成绩被教区主教派到罗马的亚坡理纳修院（Apollinare）继续神学学习。在那里，他因受其历史老师贝尼格尼（Benigni）的影响，对历史产生深厚兴趣，尤其喜欢研究特利腾大公会议和圣鲍禄茂，后者成为影响其一生的最重要的人物。
龙嘉利在罗马读书期间，正值现代主义兴起。在他的同学中，不乏现代主义者，甚至有被绝罚的，比如著名的历史、哲学和神学家艾尔内斯多·博纳尤蒂（Ernesto Buanaiuti）。我们知道，庇护十世教宗曾在《应牧放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谕中谴责了现代主义，后来甚至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宣誓拒绝现代主义。龙嘉利当然没有随从现代主义，但他清晰的判断力使他明白，虽然现代主义有倾向相对主义和以科学及理性的名义抛弃信仰之超性特征的危险，但它的科学态度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化是值得教会反思和面对的。当龙嘉利成为教宗后，他甚至公开说他“从博纳尤蒂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并且常常为他祈祷。”假如我们理解了他的此种谨慎却又开放的态度，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他一成为教宗后，就很快赦免了其前任庇护十二世曾禁止教学的“新神学家”们，如吕巴克（Henri de Lubac）和龚格（Yves Congar）；他不仅赦免了这些曾被怀疑接近现代主义的神学家，甚至让他们成为梵二的大会专家。我们知道，梵二文献的撰写就是得力于他们。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对梵二的卓越贡献升为枢机。
也是在罗马求学期间，龙嘉利的灵修走向有了转变：由对天主之正义的害怕转变为对天主之慈爱的信赖；在其日记中，他写道：“对天主的爱的感觉和完全交付于祂的仁慈，应该在我内替代其余一切。”从此，对天主之慈悲和爱的体验开始主导他的灵修。这种灵修态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革命，因为在那时，占据灵修主导地位的，是天主的判官和公义形象，是避恶、克苦和补赎的观念。
1904年，龙嘉利顺利完成了学业，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教宗庇约十世祝圣为司铎。同年回到贝加莫（Bergame）教区，做了特德契主教（Giacomo Radini-Tedeschi）的秘书。特德契是位热衷于关心工人命运的牧者，曾不遗余力地为工人争取权力。龙嘉利非常欣赏他的主教，因为他从后者身上看到基督徒对世界和活在世界中的人应有的态度。在其自传里，他曾夸赞特德契主教能够“使教会适应时代的新条件和新需要”。为此，他在特德契主教身边做了十年秘书，直至后者于1914年去世。在做主教秘书期间，他同时在该教区修院教授教会历史、教父学和护教学；在历史方面，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我们在上面提过的，就是特利腾大公会议和圣鲍禄茂。他对后者的热爱，促使他直至被选为教宗之前，都在孜孜地研究和出版圣人的牧灵访问记录（共39卷）。关于特利腾大公会议，他认为那更多地是天主教会自身的改革，而不是与新教改革针锋相对的举措。可以说，正是对这段历史和鲍禄茂的研究，在他心里播下了召开新的大公会议来改革教会的种子。
在其主教去世后的第二年，由于一战爆发，他到前线上去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后来又转到军队的医院里做专职司铎。在战争中服务的经验让他看到了人性之恶劣的极致，但这同时也让他体会到福音和爱对于世界的重要。
战后，他又回到教区，担任修院神师和公教妇女会以及公青会的指导司铎。在一次圣体大会上，他关于玛利亚和圣体的出色演讲赢得了当时在场的传信部部长范·罗苏姆枢机（Van Rossum）的赏识，遂被枢机推荐到传信部去工作，他欣然接受了。在传信部工作期间，他怀着极大的热忱去走访各传教区和传教修会，帮助他们解决传教的问题，并且也到国外和意大利的众多教区里去募捐传教经费。这份有关传教的工作更加阔宽了他的视野，也更大地激发了他福传的渴望。据说，他在去世时嘴里不停地说着“传教！传教！传教！”
1925年，由于他演讲批评墨索里尼，引起了后者的敌视，因而无法继续在意大利工作。教宗庇护十一世只好把他派往国外，担任圣座驻外大使。为此，教宗把他祝圣为主教。如果说在传信部的工作经验增强了他的福传热情的话，那么做圣座驻外大使的工作则激发了他推动大公合一的渴望。他首先是作为宗座巡阅使到保加利亚的。那时，作为保加利亚国教的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而东正教信徒国王鲍里斯三世与天主教信徒意大利公主萨伏依的约安娜的婚姻问题更是棘手。为缓和两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开放而谦和龙嘉利开始拜访两个教会在城市和乡村里的团体，为推动和好进行演讲，并且让天主教医院无差别地免费向各个教派开放。他的举动为天主教赢得了东正教和鲍里斯三世的好感。他也成功地为鲍里斯三世的混合婚姻的合法举行从教宗庇护十一世那里争取到了宽免，尽管鲍里斯三世后来既以天主教礼仪，又以东正教礼仪举行了婚配，而且没有按照教宗的要求让其子女在天主教会里领洗。
在保加利亚做了将近十年宗座巡阅使后，龙嘉利于1934年被任命为梵蒂冈驻土耳其和希腊大使。他对土耳其的政教分离政策表示理解，并成功者地在希腊举行了几次和君士坦丁宗主教的正式会晤，这是双方自从东西方大分裂以来的首次交流。他还允许土耳其教会使用当地语言来做弥撒。不过，他在这两个国家工作期间的最大贡献，是对犹太人的拯救。
二战爆发后，他曾阻止鲍里斯三世答应纳粹的要求，往波兰引渡二万五千犹太人，并通过各种关系，冒着危险，协助把中欧的犹太难民转移到巴勒斯坦。因着他直接和间接的帮助而获得拯救的犹太人大概有二万五千到八万左右。这是对其善良的最有力见证。他的和善还体现在他能跟任何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上。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拯救这些犹太人，也是得力于他和时任德国驻土耳其及希腊公使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的私人关系。假如他和帕彭的关系僵硬，他承认，帕彭完全有能力把那二万五千犹太人引渡到波兰。不过，龙嘉利在真理面前从不妥协。一次帕彭让他去劝教宗庇护十二世拥护纳粹，加入德国东征的“十字军”行列，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那我也要跟他提起无数死在你们‘十字军’手里的无辜的犹太人吗？”
1944年，戴高乐想换掉当时的梵蒂冈驻法大使，因为他曾支持过那些倾维希政府（德国占领法国后的傀儡政府）的神职人员，教宗庇护十二世遂把龙嘉利调到法国。这是梵蒂冈最显要的外交职务。龙嘉利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戴高乐要求教廷把三十几位曾向维希政府妥协的主教撤职，龙嘉利最终努力通过友好地对话，把人数减缩为三个。他谦和与幽默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戴高乐和整个法国政界的欣赏。
在法国做了九年大使后，他于1953年被擢升为枢机，并被任命为维也纳总主教。无论哪次调遣，也无论是多么困难的使命，他都会本着服从的精神毫无怨言地接受。在做牧者期间，他模仿圣鲍禄茂召开了教区全体大会，拜访了各个堂区，并以其一贯的谦和与朴实的风格受到整个教区信友的爱戴。
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58年驾崩，龙嘉利枢机在同年10月28日被选为新教宗，取名若望二十三世，那时他已72岁。他的被选大大出乎他本人和媒体的预料，因而被普遍认为是“过渡教宗”。著名神学家拉内（Karl Rahner）在评论他时说：“他是位过渡的教宗，是他把教会过渡到未来。”是的，就是这位“过渡”的教宗，在其上任将近三个月时做出了一个开启教会之新时代的历史性决定：1959年1月25日，在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结束之际，他向教廷的枢机们宣布，他要召开罗马教区全体大会、大公会议和重新修订法典。之后，他便着手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在1961年的圣诞节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正式以《人类救赎》手谕（Humanae salutis）宣布在次年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在这份手谕里，他说明其决定是来自“超性的启示”，并指出该届大公会议的方向是：“分辨时代的记号”，“帮助解决这个时代的人的问题”，“通过兄弟爱德的榜样，使分离的基督徒走向合一”。1962年10月11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正式召开，在开幕词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进一步阐释了梵二的方向。首先，“尽管教会从不应放弃她从其先辈那里所领受到的神圣遗产，但她也需要转向当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环境和新的生活形式为天主教的牧灵开启了新的途径。”就是说，教会应该“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其次，教会应该深入地研究其不变和全部的道理，对它的传播应该能够回应时代的要求，“并且该当使我们的传播方式更多地符合牧灵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教会应该以全新的、符合时代的方式来传播福音，而且要更多地注重如何传播福音和牧灵。再其次，虽然过去的教会常常绝罚异端，但“在今天，基督的新娘更加愿意求助于仁慈，而不愿运用严厉的武器……天主教会通过在当前的境遇中让大公会议举起宗教真理的火把，愿意成为与她相分离的孩子们和所有人的可爱、和善、耐心和充满善意与仁慈的母亲。”最后，“天主教会有责任尽其所能完成基督在临终前向其父祈求的合一奥迹”，而合一不仅包括天主教徒内部之间的合一，还包括天主教会与其它基督教会以及与各非基督宗教的合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给出的梵二方向，明显显昭示出他开放和仁慈和圣德。
尽管他的伟大决定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谦虚。在其日记中他写道，当他被选后到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上降福广场上的民众时，广场上密密麻麻、闪烁不断的媒体灯光，照得他什么也看不清。待降福完转身回去时，他心理想：“如果我不跟着良善心谦的主学习，我会完全变瞎，会看不清世界和教会的面貌。”然而他先知般地看清了世界和教会的实质与需要，这说明他真的学习了主耶稣的良善心谦。
他不但一如既往地谦虚，还一如既往地幽默，从来不拿架子，像个普通人一样出入梵蒂冈。有一天他去梵蒂冈旁边的圣神医院，途中遇到圣神女修会的会长，会长突然见到教宗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圣神（丢了“修会”两字）的母亲（与“姆姆”是同一个词）。”教宗笑着回答说：“那我遇到你真是太荣幸了，因为我只是圣子的助理。”幽默其实是开放、和善与亲民的一种表现，因为它能化解尴尬和消除距离感。
我们说过，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灵修泉源是他对天主之慈爱的体会。他在临终前领受病人傅油圣事后，指着床边的十字架向周边的人说：“我的职务的秘密就在十字架里，我总把它放在床边，因为这样我可以在醒来和睡觉之前看到它。它就在那里，我可以在晚上向它长时间地说话。你们看，我是这样看它的，基督那伸开的双臂就是我宗座职务的计划：它说明基督是为所有人，为我们而死的；没有人会被排除在他的爱和宽恕之外。”是的，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基督的爱和宽恕之外，无论他是非信徒、其它宗教的信徒还是分离的基督徒弟兄。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开的双臂，一个以爱和宽恕拥抱一切的姿势，一个见证开放和慈悲的姿势，这就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生的灵修方向。
我们可以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册封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为真福的弥撒讲道词来总结他的圣德：“教宗若望为所有人留下了一个笑容满面和展开双臂拥抱全世界的形象。多少人都被他灵魂的单纯所折服！而他的单纯与他在许多人和事上的经历有关。他所引进的新气息不是教义，而是讲述教义的方式；他的讲话和行为方式是一种新的风格，他接近普通大众和世界元首的友好态度也是全新的。他正是怀着这种精神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由此翻开了教会历史新的一页：基督徒感觉到应该重新鼓起勇气，通过更加细心地观察‘时代的标记’来传播福音。本届大公会议实在是这位高龄教宗先知性的灵感，因为它在众多困难中为基督徒和全人类开启了希望的季节。”
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神圣慈悲的使徒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20－2005）的生平已透过他的两本自传（《礼物与奥迹》、《教宗回忆录》）为大众所熟悉，而且相关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们无需再增添什么。我们只想在此试着刻画出这位圣人的灵修主线。我们觉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灵修基本上是一致的。毫无疑问，对天主之仁慈或者爱的领会——在他看来，“仁慈是爱不可或缺的一面，也可说是爱的别名。”（《富于仁慈的天主》，7号）——也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灵修和圣召的根源。我们知道，他去世那天，正好是他所钦定的神圣慈悲瞻礼的前夕。天主的这个上智安排告诉我们，教宗与神圣慈悲的联系是何等的紧密。
在其《回忆录》里，他说，他圣召的根源是耶稣基督为朋友舍命的爱；不但如此，他还认为，“教会内每一圣召的根源就在于基督所说的‘他正是为此时辰而来的’这段话（参若12：27）。从这段话中，倾流出给人生命的汁液，得以滋养每一个圣召：不但滋养宗徒及宗徒继承人的圣召，也滋养其他所有的圣召，因为天主圣子希望做每个人的‘朋友’：祂为所有人舍弃了性命。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最重要、最珍贵、最神圣的天主父和基督对我们的爱……这段话也包含了圣召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去结果实，去结常存的果实（若15：16）。”
从对基督的这种爱的体认，延伸出来另外一个决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圣召的因素：玛利亚。他说：“谈起我司铎圣召的来源，自然不能忽略‘玛利亚路线’……过去，我已确信玛利亚引导我们走向基督，但在那个阶段（圣召形成的阶段），我开始懂得基督也引导我们走向玛利亚。”（《礼物与奥迹》中译本，69－70页）在他的葬礼弥撒中，当时主礼的拉辛格枢机这样解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天主之慈悲和基督之爱的体会与他对玛利亚的敬礼之间的关系：“神圣慈悲：教宗在天主之母身上找到了天主之慈悲的最纯真的反映。”因为，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自己的话说：“玛利亚是具有对天主仁慈之奥迹的最高深知识的人。她知道这个奥迹所付出的代价。她知道这个奥迹是多么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她为仁慈之母，仁慈圣母或天主仁慈之母，这个称呼含有极深刻的神学意义，因为它表达了她灵魂上及整个人格上所作的特别准备，使她能够从复杂的事件中看出，首先是以色列民族，以后是全人类中的每一个人，按照至圣圣三的永恒计划，世世代代都分享了那份天主的仁慈。”（《富于仁慈的天主》，9号）
正是为让信友更深地认识仁慈之母及“玛利亚路线”的重要性，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写了《救主之母》通谕，并开启了圣母年（1988年）；后来又在2002年写了《童贞玛利亚玫瑰经》牧函。我们也知道，他因着对玛利亚奥迹的深刻领悟，把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的图像当作他的教宗徽章：在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右下角有M字母，其徽训是来自最著名的圣母神学家蒙福的一句话“全属于你”。而玛利亚对他的爱也证实了他对玛利亚之认识的正确性：当他遭遇刺杀时，玛利亚保护了他。
是的，“玛利亚引导我们走向基督”，“基督也引导我们走向玛利亚”；换言之，玛利亚教导我们向基督及其慈悲开放，而基督也愿意我们像玛利亚那样向他开放。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总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一生：通过仁慈之母向神圣慈悲开放，又通过仁慈之母的形象把神圣慈悲的讯息传递给世人。
值得注意的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得力于他和十字架相契合的经验，因为他也像玛利亚那样一直站在十字架下：他九岁丧母，十三岁丧兄，二十四岁又丧父，修道时经历了德国和苏联的入侵，做司铎后又经历了共产政权下的动荡，做教宗后没能逃脱被刺杀的危险，老年时也没能幸免病痛的折磨。恰恰是这些痛苦经验让他体会到了神圣慈悲及其重要性。他在1997年6月7日访问克拉科夫时曾表白：“神圣慈悲的讯息一直都是我所熟悉和钟爱的，历史把它与二战的悲惨经验联系了起来。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它不仅是克拉科夫人民，也是整个国家的特别的支持和取之不尽的希望之泉。这也是我的个人经验，我从波兰把它带到了伯多禄的宗座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描绘出了我教宗职务的形象。”
为什么说神圣慈悲的讯息描绘出了他教宗职务的形象呢？因为他的教宗职务主要表现在对神圣慈悲的宣传和见证上。在他阐述神圣慈悲的通谕《富于仁慈的天主》里，他说：“教会在历史的每一阶段，尤其在现代，应把在耶稣基督内所启示出的仁慈的奥秘，广为宣讲，并引进到人们的生活里，且应把这种工作视作教会最主要的责任之一。不但是对于作为信友团体的教会本身，可以说，即便对于整个人类，这个仁慈的奥秘，都是一种生命的泉源。”（14号）事实上，基督来到世界，就是为把这“生命的泉源”赐给人。他在圣殿里曾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罢！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7：37－38）但他不会强迫人接受这活水，他只是立在每个人的心门前敲门（参默3：20），为“从人的自由回应中引发出爱。”（《富于仁慈的天主》，8号）
正是由于深刻地体会到基督的这种心情，若望保禄二世才在他就任教宗的典礼上热切地呼吁世人“不要怕！要给基督开门，而且要大开门户！让国家的界限、经济和政治体制、广大的文化、文明与发展领域向基督的救赎神能开放！不要怕！基督知道人心中有什么！只有祂了解！”他不单单呼吁，而且自己首当其冲，身体力行。可以说，他的整个教宗职务都在于实践他的这个呼吁，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他成了神圣慈悲的使徒和梵二的执行人。
他认识到，梵二与神圣慈悲密切相联；梵二就是教会向神圣慈悲的开放，也是使世界的一切领域向神圣慈悲开放的努力。他指出：“因着梵二的结果而更加深刻化，更加多面化的教会意识，不能不使我们向基督更加开放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心灵……而倘若我们要向救主打开心灵的话，我们只能借着对于父及其圣爱的更为成熟的关系，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富于仁慈的天主》，1号）这是因为开放总指向爱和慈悲，而爱和慈悲必然是开放的态度。为此，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另一处又说：“当代的教会深深地意识到，只有以天主的仁慈作为基础，才能实现梵二所赋予的任务。”（同上，13号）梵二与神圣慈悲的这种关系可让我们如此断定：如果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宗职务可被神圣慈悲的讯息描绘出来，那么它同时也可被梵二精神描绘出来。
事实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的主要职务就是落实梵二决议和精神。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圣鲍禄茂时这样说：“在此我自然不能不提一提我的主保圣人，伟大的圣嘉禄·鲍禄茂。只要一想起他，就不由得对我们两人生命中的许多事实以及责任上的巧合感到惊异。他是十六世纪米兰的一位主教，正值召开特利腾大公会议之时。而天主召叫我成为一名主教，则是在召开梵二的二十世纪。我们两人都受到委托，负责实际执行大公会议的决议。我要说，在我任职教宗的这些年来，落实梵二的决议，时时都在我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梵二文献里最能突出梵二“与时俱进”之开放精神的，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而当时还是克拉科夫总主教的沃蒂拉，就为该文献的起草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会之所以要向当代世界开放，不是为让世界把自己同化，而是为让世界反过来向神圣慈悲开放，或者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其就职典礼上的话说，是为“让国家的界限、经济和政治体制、广大的文化、文明与发展领域向基督的救赎神能开放！”现在我们来看这位“大”教宗是如何实现这句话的：在其27年的任职期里，他在意大利外进行了104次牧灵访问，在意大利本国进行了146次；作为罗马主教，他巡视了317个堂区，而罗马教区一共有333个堂区；他举行了1166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接见了大概一千七百多万朝圣者；他还进行了38次国事访问，与各国国家首脑和总理分别举行了738次和246次会晤；自做教宗起，他就每年与科学和文化界的人聚会；他在1985年开创了世界青年节，在19次世青节里，他相遇了全球不计其数的青年；从1986年起，他在亚西西先后举行了3次各大宗教聚会，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他册封了1338位真福，482位圣人，1位圣师（小德兰）；此外，还主持过15次世界主教会议，写了14部通谕、15篇劝谕、11则宪令、45封牧函及不计其数的文告，并颁布了《天主教教理》和修订了《法典》……
上述数字说明，他是如何不遗余力地落实梵二的精神和决议，并让“国家的界限、经济和政治体制、广大的文化、文明与发展领域向基督的救赎神能”和神圣慈悲开放。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册封他为真福的弥撒讲道中引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自己的话说：“身为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参与大公会议的一名主教，我渴望把这伟大的遗产委托给目前和将来被召叫的人们去付诸行动。对我来说，我感谢永恒的牧者，是他令我能在行使教宗职务的这些年里，为这伟大的目标服务。”教宗本笃十六世接着如此称赞他：“藉着信德、慈爱和宗徒般的勇毅的见证，及其伟大人格的号召力，这位模范的波兰之子帮助全世界的信者不要害怕被称为基督徒，共属一个教会，宣讲福音。”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自己曾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为基督徒和全人类开启了希望的季节”，而教宗本笃十六世则在同一篇道理中称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领导天主的子民跨过了第三个千年的门槛，这个门槛，感谢基督，他把它称为‘希望的门槛’……他给基督信仰重塑了希望的宗教的真面目。”
结语
是的，不论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还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们都为教会和世界带来了希望，而这希望来自天主对人所怀有的爱和慈悲。教会，尤其是今日教会的使命，就在于让世界向神圣慈悲打开大门，好使世界变得更合乎人性。但这只能在教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条件下实现。为此，一位教宗召开了梵二，另一位则落实了梵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样总结教会的使命、梵二的精神和世界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教宗保禄六世（是他，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中间，以同样的精神和坚持使梵二圆满闭幕）一再指出，在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和政治各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应以达到‘爱的文明’为目标……的确，梵二大公会议也引导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因为它一再说到，我们必须使这个世界更合乎人性；并说，这个理想的实现，正是教会在现代世界所负的使命。假如我们把那构成福音救世讯息的‘仁慈之爱’，而不仅是公义，引进到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之中，我们的社会才会成为更合乎人性的社会。”（《富于仁慈的天主》，14号）“把构成福音救世讯息的‘仁慈之爱’，引进到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之中”，好在世界中创造“爱的文明”，使之更合乎人性，这就是两位圣人的功德，也是他们圣德的见证。但他们只是开启了“希望的季节”，跨越了“希望的门槛”，作为今日基督徒的我们，还需继续在这希望的季节里开花结果，还需继续在这希望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