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利玛窦是这个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 教宗在赞誉了玛切拉达及额我略大学的筹备委员的推动工作后，演讲如下： 除了玛切拉达和罗马两个城市外，北京与利玛窦亦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及传教士曾在此城展开工作，效果超着；他的墓地亦在此城，受历代中国人看管和尊崇。 一五五二年十二月，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死于一个可以了望到伟大中国的小岛上，死时只有四十七岁。但叁十年后，同会兄弟利玛窦抵达中国，把他未竟之志实现，达到高峰。而利玛窦，这位未来的中国传教士，是在壮志未酬的方济各死前不及两个月，生于玛切拉达城。为了追随方济各，他进入中国，赢取中国人民的爱戴，使他在中国历史上占一席位。 虽然在数世纪前已有另一些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和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及柏郎嘉宾接触过中国，但是利玛窦首先成功地把自己浸润在充满生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体制中，使这个伟大国家中很多人认识欧洲的科技，亦同样地使西方熟悉中国人的文明及文化光辉。 利玛窦神父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神、哲学和艺术修养深厚，对当代高级数学、天文、地理和最进步的实用科技也很有心得，再加上他以坚忍不拔和谦恭好学的态度，深入钻研中国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为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 他那种沟通文化的工作至今仍留下重要的成果，包括：在其门生（特别是徐光启和李之藻）聪明和大力协助下所出版的很多中文著作、他（和他的中国友好）把科技输入中国和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他用意文介绍中国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札。 特别由于他这些十分有意义的中介工作，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为这位玛切拉达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及传教士保留一席重要位置。 从事本色化工作，投身社会作见证 这么大价值的贡献，需要付出长远时间和殚心竭力去准备，及逐步融会于中国文化中。为此，利玛窦不惜牺牲，积极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使它们变成自己本国的文化。难怪他的同伴罗明坚在他的一封信上说：“我们为了替基督赚取中国，都变成中国人了。” 一五八二年当利玛窦抵达澳门，即被派往中国南部的肇庆，他在那里不断学习，累积经验，反省文化实况，以备传教之用。经过二十四年漫长耐心的锻 ，终于得偿所愿，于一六Ｏ一年到达中国的心脏──北京。直到一六一Ｏ年去世为止；这九年间，他勤奋努力播下的种子，获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 初时，利玛窦也和其他传教士一般，设法仿效僧人，穿僧服，打进僧人阶层，因为他深信，这样做才能被视作“宗教人士”。其后，他才发觉，其居住四周环境所表现的宗教观念，与在西方的截然不同；僧人实际就是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士，连他们的庙宇平常也建 于僻远之地，隔离人群。 利玛窦与他的同伴们，为了深入社会作信仰见证，改而接受了儒士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这样做，是要使人明白，宗教信仰并不导人远离社会，却叫人投入世界，促进社会生活，向基督救恩及教会的恩宠生活开放。 科学方面的贡献及入世式的传福音 正如这次研讨会所清楚阐释的，利神父欲首先为中国人打开一条推进科学的稳固道路，遂尝试把欧基里德几何译成中文。这是西方给予中国的一项宝贵贡献。但明显地，这位玛切拉达人心中另有目标，他追寻这些目标时，并没有忽略对听众抱有深深的尊重。讲解福音时，他懂得如何找出一个适合听众又符合文化的方式。他开始时，先与中国人讨论一些他们所重视的问题，比如：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及社会伦常，他自己所仰慕的人性和伦理价值。之后，很谨慎及间接地向他们介绍基督徒对不同问题及事物的观点。因此，在没有勉强或控制别人的态度下，他最后导引不少听众认识及崇拜万善的真源──天主。 为福音生活及为中国道德作见证 利玛窦神父的本色化工作，并不止于传教意识及传教工作上，也及于个人生活。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他的卓越不凡的宗教生活有效地使门下受业及交往的人接纳他的讲道。 由于深信中国文化看重和蔼友善的谈吐和交往，视之为心灵柔顺的表现，故此利氏千方百计，尤其是在接待登门求见的访客时，修养这些美德。川流不息的造访，往往使传教士，尤其是精通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利玛窦神父，付出很多时间和很大牺牲。循着此种交友方式的路线，他翻译了西塞禄的“交友论”，并把它献给自己的听众。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赢得士大夫和朝廷官员的尊敬与友谊的不凡本领；这些人士他日屡屡透过官职之便，进一步把翻译及传教士的工作扩散到中国各地。 利氏传教工作开始时，便深悟到这是进入一个荆棘满途的冒险尝试。最使他难堪的，是他崭新的传教方法招致在澳门一些兄弟的误解和猜疑。经验告诉他，在时机仍未成熟时，他怀着谦虚及信赖上主的心情，去修订工作方法及自己的意见。 利氏对传教及执行任务的意义非常清晰，他坚信自己不是进行纯属个人的工作，而是依照修会宪章规定，执行宗座藉耶稣会长上委派的任务。 这是一项关键性的因素，特别能使他的传教工作果实丰盈，给予他克服困难及沮丧的力量，亦能防止他犯错误、自我孤立或固执己见，以致减弱传教效力。 使福音与中国的价值观水乳交融 利氏及其同伴由个人的本色化，很自然地便演进为福音讯息本色化的境界。对于教会传教士本色化这个重要课题，我本人曾多次强调。 一九八一年二月本人在马尼拉向亚洲中国团体代表讲话时曾说：“教会从早期开始，就知道透过不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帮助，表现基督的真理，因为教会传播福音的对象，是各国的人民。基督的福音并不是某一群或某一民族专有，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第四节） 无可置疑利玛窦神父的工作既艰辛吃力，也崇高无比，尤其是当人们想到中国文明及文化，不但跻身全球最负盛名与历史悠久者之列；而且在思想、语言、文字表达以及传统习惯上，独创一格，成为全球历史上最充分发挥知识及人性价值的中心之一。 我们不难想像利氏感到肩负重任，与早期的哲学家兼殉道者圣犹斯定、亚历山大城的格肋孟及奥利根在努力把信仰的讯息翻译成当代文化界能懂的术语时，所感到的重任不分伯仲。 正如教父们对希腊文化所持的态度，利氏不偏不倚地坚信在基督内的信仰，不但不会使中国文化受损，反而使它更丰盛完美。他的中国籍门生中，有些成为朝廷中的大官，这些人深信，接纳基督信仰，绝非要背弃自己的文化，或削弱对国家及传统的忠诚，却促使他们为祖国献出更丰富及更有水准的服务。 诚恳和切身的服务 利玛窦来华四百年后，他的形象及所遗下的功业，对今日正在努力推行现代化中国人显得正合时宜。为中国而言，其民族的人性及文化价值的基本统一，愈来愈彰显于普世；海外所有华侨也承认这项统一。教会既然敏于理解每个国家精神方面的恩赐，则不能不注视到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也是一个拥有崇高传统及生命活力的融合体，所以它同时被视为一个伟大及富有前途的希望。 利玛窦的科学工作在中国备受推崇的地方，在于他的谦虚、忠诚和无私的态度，不是出于别有用心，也没有跟任何外国经济或军事力量搭上关系。 在梵二大公会议特有的开放及交谈的气氛下，利氏的传教方法显得更有活力和实际。《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在描述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时，对此点已有暗示，它说： “为使基督徒能够有效地提供基督的见证，他们应该谦敬仁爱和别人联合在一起，应该承认自己是共同相处的人群的一份子，应该藉着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业与关系，参加文化与社会活动，应该熟悉地方的风俗及宗教传统，应该以欣然起敬的态度，去发掘蕴藏在这些事物中的圣道的种子……”（《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十一节） 利氏承受由先祖传下来的信仰，且将它传给另一个遥远的国度。他把自己从这所额我略大学所学得的学术带到那个地方，献给一个富有高度道德传统及高尚文化的民族。同样，他的传扬福音的方法，亦使教会透过如此高尚可贵的不同文化因素，更为丰裕。 利氏成功地 起一座沟通教会与中国文化的桥梁，尽管困难和误解曾在过去出现，甚至现在仍然发生，但这座桥梁仍然安全稳固。本人坚信教会正以大无畏的精神，朝着这条途径走向未来。 我们有信心能消除障阻，并能找到适当的方法及妥善结构去恢复交谈，也使交谈时常保持。这样，所以中国信友，无论在国家内或教会内，都能安心。我们相信这将使整个备受教会尊崇及敬爱的中国得益。 利玛窦之墓发出交谈与合作的呼吁 利玛窦身故后，遗体安葬在北京，葬地是皇帝所御赐的。当时的宰相有感于史无前例之举说：“在中国历史上，来华之西土中，从未有人如利公之才德出众。” 除了御赐葬地外，皇帝亦赐地予耶稣会士兴建会院和教堂，藉此保护在华的天主教，俾能安心继续工作。 希望耶稣会为这位卓越的成员的善表所鼓舞及启发，在圣神不可思议的引领下，司中国人民的文化及传福音工作，作出有效的贡献。利玛窦在北京的坟墓有如埋在地下深处的麦种，等待结出丰硕的果实。它向罗马及北京发出扣人心弦的呼吁，邀请它们重新展开他在四百年前以无比爱心及成就所开始了的交谈。 本人邀请你们各位不断祈祷，增强及支持这个殷切的愿望。现在本人颁给你们宗座的特别遐福。 （采自《鼎》第十二期页叁至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