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三月廿六日是有关人民发展的《民族发展》通谕颁布五十周年，这是二十世纪其中一份最重要的宗座通谕。
《民族发展》通谕为教会参与减少与逐渐消灭世界上的贫穷及歧视带来了显著动力，其讯息仍然与今天息息相关，因它提出的普世正义愿景还远远未得到实现。
在伯多禄．阿什顿安德莱恩（Peter Hebblethwaite）为教宗保禄六世撰写的传记中，他引用方济各．佩鲁（Francois Perroux）教授的说话，称该通谕为「《十诫》、《福音》教导和《人权宣言》深刻和原本的综合」。
《民族发展》与教宗良十三世在一百廿六年前颁布的《新事》通谕，以及其他所有宗座、大公会议及主教会议有关社会正义的文件一样，均有其写作脉络。
阅读或重温这份通谕时，人们若可注意到有甚么影响其成书，以及其教导如何获接纳、宣讲、质疑、修改、忽视或更新，都是相当有用。
《民族发展》在教会及社会动荡与改变的时代中心出现。一九六七年颁布这通谕以前，教廷已在六一至六七年每两年发表的主要文件中为此准备。
首两份文件是教宗若望廿三世的社会训导，分别是一九六一年的《慈母与导师》和两年后的《和平于世》通谕。接着，六五年出现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很多专家直接或间接地为著这三份文件的出现作出贡献。
可以说，他们为《民族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某些情况下影响了它的编写，或至少协助决定了其内容与方向。
他们其中包括了法国哲学家及人文主义者雅各伯．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92-1973)；公教职工青年运动发起人比利时的若瑟．卡尔代因神父（Joseph Cardijn，1882-1967)；意大利社会学家伯多禄．帕万神父（Pietro Pavan，1903-94)；智利塔尔卡教区厄马奴耳．拉腊因．埃拉苏里斯主教（Emmanuel Larrain Errazuriz，1900-66)，以及传奇的巴西埃尔德．卡马拉主教（Dom Helder Camara，1909-99)。
参与其中的还有：移居澳洲的英国经济学家科利纳．克拉克（Colin Clark，1908-89)；英国经济学家、作家兼宣传工作者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法国耶稣会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1896-1991)跟乔治．雅洛（Georges Jarlot，1894-1980)；澳洲教友使徒工作专家、驻罗马的教会官员罗撒玛利．戈尔迪（Rosemary Goldie，1916-2010)；几位闻名的法国道明会神学思想家孔格（Yves Congar，1904-95)，玛利亚－道明．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1895-1990)及类思－若瑟．勒布雷（Louis-Joseph Lebret，1897-1966)。
这十三位社会正义的使徒的共同处就是，他们在一九六零年代全都在各方面及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教廷的态度——特别是保禄六世如何看待世界贫穷和经济不公义的问题。
佩雷．勒布雷（Père Lebret）在他们之中尤为特出，因他的思想为《民族发展》的社会推动带来了即时的影响。在通谕公布前九个月，佩雷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去世，以致教宗说这文件是对他的思念与致敬。
作为发展伦理学的先驱，这位怀着水手基因又常常游历的小不列颠之子的话在通谕第十四节被引述，勒布雷在当中被称为在发展问题上「卓越的专家」。
在通谕或其注脚中，有标示对其他法国思想家的参考，包括那些对马里坦、德吕巴克和舍尼。他们可归类在教宗若望廿三最尊敬的导师。
这确认了事实上他跟上一任教宗比约十二世相反，对由某些法国神学家——他们有些人在梵二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所采取进步的神学发展（新神学，nouvelle theologie）一类予以正面回应。这些神学家中的一位便是后来的孔格枢机，他就教友角色的教导从过去至今依然重要。这些教导有份建构了《民族发展》的内容。
教会中对教友角色和教会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发展，也反映在帕万蒙席（后来成为枢机）的教导与写作当中，以至在卡尔代因、拉腊因、卡马拉、沃德和戈尔迪，还有其他相当多人的实践、生活和行动之中。
卡尔代因在教宗若望廿三世上任之初向他提议撰写一份围绕某些路线的社会训导。此成就了《慈母与导师》。这份文件的草拟人，和接下来《和平于世》的主要撰写人就是帕万。
此外，在梵二草拟有关现代世界中的教会，以及宗教自由的文件时，帕万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很有可能他也参与了《民族发展》的最后修订。
通谕的第卅二节和注脚第卅三亦赞扬了拉腊因主教，指他立下了榜样，身为主教运用自己的资源造福在穷困中受苦的人。
在他的教区和国家——甚至超越这两地域——拉腊因做了很多事情去传扬公教职工青年运动的模式和提升对世界不平等的意识。然而，他在一九六六年在智利因车祸于六十五岁早逝实属不幸。
克拉克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亦被教宗保禄引用（段廿六，注脚廿七），他更获教宗委任为俗称「生育控制」委员会的教友成员。
通谕文本和注脚中，既看不到有关沃德或是戈尔迪的踪影。不过在那些年间，她们皆各自以不同方法（沃德作为一位意见明确的顾问并为永续发展护航；戈尔迪在教廷的走廊与办公室间穿梭）在梵蒂冈圈子中有所影响，反映在通谕中一些章节里。
要从《民族发展》的完整脉络来了解这份文件，人们应留意后来的出版和事件——一九六八年在哥伦比亚的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二个会议开始。
拉腊因主教去世前一直是筹划通谕的关键人物。他的工作接着交给了埃尔德．卡马拉（Helder Camara）——这时他正抱持着后来称为解放神学的精神，逐渐成为拉丁美洲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标志人物。保禄六世无疑看到他的通谕跟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会议有密切关连。
在一九七一年，保禄六世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首轮会议中，在其中一个以正义为主题的会议后，《民族发展》的基本思想已被认同，且在当中多次引述的《正义在世》（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主教会议文件中得以改良。
同年稍早，保禄六世纪念《新事》通谕发表八十周年时，以热切的口吻在其牧函《八十周年》中呼吁对全球的不公义作出行动。他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颁布富挑战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中所说的亦如出一辙。该劝谕标志着梵二闭幕十周年及一九七五年圣年的结束。
一九八七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社会事务关怀》通谕在《民族发展》二十周年时发表。他其后发表了另外两份社会训导——分别纪念《新事》颁布九十及一百周年的《工作》通谕和《百年》通谕。
正如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对《民族发展》所做的，主要在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拥护者对《社会事务关怀》大力批评，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各方面作了不留余地的批判。
其中最大回响来自美国天主教知识份子、作家及学者弥额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他在一九七零年代转向保守主义。
他声称曾说服并帮助他的朋友若望保禄二世改正并修改《百年》中在《社会事务关怀》被诺瓦克视为经济及自由巿场所不容许的方法。
《民族发展》其中一个影响最深远的效果是成立了教会内不同的机构，以提升对世界发展议题的意识，和以筹款去援助和扭转在低度发展国家中，贫穷所带来的最坏影响。
当德国、北美洲和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发展这样的机构时，其他天主教的服务亦陆续为回应梵二和教会一九六零年代的社会训导而发展起来。它们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名称在社会上被认识，并在今日成为国际明爱的一部分。
在教宗方济各的任内，大众对教会训导当局该如何面对例如资本主义、民主、巿场、消费主义和生态等议题的讨论依然热烈。
他二零一五年五月廿四日颁布的《愿祢受赞颂》通谕，带有强烈的环保立场，并要求这个受苦的世界有真正的发展。这引发了不同层面的行动和辩论。这位阿根廷教宗在很多其他场合对不公义和剥削的批评也不无回响。
正因《民族发展》等早期文件开辟了道路，方济各有更好的位置就公义发声。这份有五十年历史的通谕，在首四分一个廿一世纪依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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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弥额尔．科斯蒂根（Michael Costigan）是澳洲墨尔本人，在当地接受耶稣会教育，接着负笈罗马的传信学院，并在宗座拉特朗大学接受教会法和民法博士帕万的指导。后来，他在澳洲担任高级公职人员，直至出任澳洲教会有关正义和平及普世发展活动的最高机关负责人。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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