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我们报道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时，着眼于哪两位主教会成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主教团的主席。
不过，在新领导班子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新面孔──来自湖北省的吴琳修女，因为她是首位女性，也是首位修女，当上爱国会的副主席。
我们暂且撇开代表会议性质上的争议，能够有修女首次进入政府认可的教会当局领导层，多少值得我们在国际妇女节一百周年之际，探讨中国大陆修女的现况。
在香港的刘淑珍修女早前撰文引述数据说，二零零九年国内教会共有约五千四百位修女，相比三千三百位神父而言，修女在教会的角色不容忽视。这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也指出，全国约百个教区里，共有一百零六个女修会。
该文刊登于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的《鼎》季刊去年冬季号“中国修女培育面面观”。
季刊的英文“编者的话”指出，选取该主题是为了向中国的修女致敬，因为她们往往被媒体忽视，却是教会内的“无名英雄”。她们通常是堂区的骨干，既要照顾、教育及组织妇女和儿童，也是慕道者的主要导师。
季刊的数篇文章提及国内修女面对的困难，譬如缺乏培育者，以及有系统和整体的培育。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长达卅年的政治动荡，严重冲击了天主教会及修会的发展。各地女修会在八十年代之后复会或创会，绝大多数都是要从零开始。
我们最近接触过国内不同地区的一些修女，了解她们的献身生活，请她们对比今昔的改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共通点。
她们认同，历史的因素使中国修女走了很多迂回的路，走错了又要再重新出发，从错误中学习。
由于缺乏前人的楷模，早年进入修会的女教友实际上对于修女是甚幺人，毫无概念或知之甚少，更遑论献身生活的意义和内涵。
虽然生于世代教友家庭，华北的孙修女表示，在八十年代对修女没有概念，初次听到是有人邀请她加入修会。当时她对修女的印象，就是“跟做尼姑一样，不结婚，在一个地方工作，祈祷，是与世隔绝的一种人”。
好些人则想像修女“神圣”犹如“天使”，故此对修道抱着很高的期望，觉得是一种超性的生活。
经过逾十年的团体生活，她们逐渐意识到“修女也是人”。她们承认团体中也有很多磨擦、缺乏容忍的情况，每个人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
同样来自华北的刘修女指出，正是磨擦和培育多了，她学会改变自己，而不是要求人家改变来迁就自己。
当然，这种觉醒也导致有些人选择离开。曾经度献身生活的德兰建议想修道的女教友，一定要有良好的修道意识，明白奉献生活的真正意义。她认为，开朗的性格有助面对团体内的人性弱点。
不论是德兰或受访修女都认为，灵修生活的深度对修道人很重要。
从她们坦然的答案，反映出她们对献身生活的认知已经沉淀，走向成熟。
确实，相比过去十几年，许多修女今天都表现得更自信。以前她们祇会向陌生人微笑示好，及为堂区神父做饭洗衣服，现在除了一般堂区牧灵工作，她们更挺身走到前线，为灾难受害者和社会边缘人士服务。
从西安及天津的修女捍卫教产等事件的报道可见，她们亦较以前更勇于维护自身权益。
河北省一位神父开玩笑说，中国的神父们对修女“既同情又害怕”。这句话正正反映出修女仍然需要更多培育，以及面对在教会内地位提升过程中的挑战。
中国的修女牧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希望。
撰文：张小兰。作者为天亚社香港分社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