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上的增加相对于信仰上的成熟
在这个演讲中，我们首先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理解基督宗教的“发展”以及基督宗教在今天的中国如何才能成长？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从中东、欧洲和中国本身的一些实例出发，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基督宗教发展的几个不同模式。我们要区别数量上的增多和信仰上的成熟，并且分辨出个人与信友团体信仰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学走步”开始一直到完全参与信仰生活的感恩庆典。然后，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此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去。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讨论“福传的准备阶段（pre-evangelization）”，并探讨基督信仰是如何通过加强和社会—特别是和那些离信仰最远的无神论者的对话与合作，并通过强化其在中国社会中临在的功效，在中国逐渐壮大的。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讨论具体的福传工作。我们将注意到有意成为信友的许多中国人，也将评估那既在感恩祭的层面上庆祝信仰，又面对历史性成长契机的中国教会团体的优弱势。
澄清一些用语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些重要的用语和原则，因为我们在这个主要关于中国天主教会的演讲中，一定会用到这些词语。
首先，当我们在此谈到“福传”或“传教士”时，主要是指“中国地方教会自身的福传使命”。外籍的中国传教士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福传的伙伴：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他们愿意并随时准备支持中国地方教会，并和他们进行合作。在这个演讲中，我们将指出，我们认为外国传教士，若受邀请，可以作出贡献的一些领域。福传首先是每个地方教会的任务。
第二，为福传而进行的积极的对话不排除任何人。教会必须和无神论者进行对话。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参阅Gaudium et Spes)教导我们：教会不是在真空中生活，而必须和社会进行对话。
第三，我们将谈到的是“官方（公开）教会团体”和“非官方（地下）教会团体”，而非所谓的“爱国教会”。这个错误的称谓在许多讨论中引起过误会。“爱国教会”根本不存在，只存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公开教会举行信仰庆典的中国天主教信友不是爱国会的成员，如果有人把他们叫作“爱国教会”，就意味着他们是爱国会的成员或是爱国会的支持者，那么，这就是对他们的伤害。我们在此不讨论爱国会。我们所指的是在公开的教堂里宣庆他们信仰的天主教会团体。
基督宗教在中东和欧洲的迅速“崛起”
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玛28章18节）。门徒们按照主基督的话去做了，教会迅速发展了起来。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内，中东的一些国家成了笃信基督的国家。但是，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变成了穆斯林国家。这就说明：信仰可以很有活力、成长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枯竭。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和法兰克王克洛维(Clovis)皈依领洗之后，欧洲很快就变成奉行基督的洲际。基督信仰甚至成了欧洲传统的一部分。基督信仰成为与欧洲文化紧密相连的、“约定俗成”的传统。世世代代以来，信仰基督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人一生下来应该就会从家庭中接受到信仰。一些人长大成人之后把传统的信仰真正变成了他们个人的信仰，但另一些人则不然。结果是，当世俗化和物质化的现象出现时，许多欧洲的基督信友都很难坚信他们自己是基督徒。欧洲的许多“挂名教友”，甚至信友团体都需要重新接受信仰，逐渐加深理解他们的信仰，学习如何像真正的基督徒般地生活，并且和教会团体共庆他们的信仰。历史环境造就了信仰的氛围，使基督信仰在中东和欧洲能得以迅速壮大。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戏剧性历史及缓慢发展
十六世纪时，传教士们离开欧洲去中国，遵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传扬福音。但是，中国人不像欧洲人那么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中国教会的历史很具戏剧性，它受到了许多误解。我们的天主教会曾经是相当排外的，而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古老的、骄傲的、相当排外的文化。这就导致了十七世纪“礼仪之争”的戏剧性事件。西方的强权政治是其它戏剧性事件的根源：十九世纪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后来又是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以及文化大革命，书写了中国教会历史上可能是最具戏剧性的一页。这使教会在中国社会完全受到隔离，并导致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当我们讨论“基督宗教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成长”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史实。中国教会和欧洲教会的历史背景相距甚远。从信仰的成长来讲，我们不能说中国教会当今面临的情形和欧洲的完全一样，但是，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理想化的救赎工程相对于时间的原则
领洗信友数量的增多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福传的首要任务。作为传教士，我们是急于求成的一族，有时往往太急于求成了！我们是否充分考虑到人们所生活的中国社会的实情？我们上文提到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情形已经在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中扎下了根，而我们的福传对象就是那些人。当我们看到那些准备皈依教会并且和我们一起宣发“我信”誓言的人时，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相信。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大多数中国无神论者对基督信仰的偏见，如果我们能够就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所代表的价值，成功地给他们作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真实的见证的话，我们就应当感到很高兴。信仰成长若能发生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无信仰的中国人中，不仅在于如果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基督徒，而且也在于如果那些因过去不幸的历史事件而对基督信仰产生偏见的人能够对福音价值持更开放的态度。如果对话和基督徒的见证能够克服偏见，并且使基督宗教和社会达致和解，那么就会因为中国社会有更多的朋友接受它，而使教会得以不断壮大。这样，教会在社会中临在的质量和功效就会得到提升。那将会是真正的历史性的发展。
在救赎的历史中，上主尊重“时间（持久）的原则”，允许众人在信仰中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必须同样尊重“时间的原则”。如果我们把人们生活和成长的实际环境加以抽象化，我们就可能会给人们提供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化的迅速得救模式”。天主并非以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是在尊重历史法则和人类自由的基础上，来进行他的救赎工程的。正因如此，自旧约、新约，直至我们这个时代，救赎工程进行得如此缓慢。在救赎的历史中，天主甘冒风险，进入人类历史，并且忠实尊重历史的进程。在耶稣的生命中，也给予足够的时间使他成长。只有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才显示了他天主子的真实身份。“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路2章52节）。为什么在他的福传工作、复活节和圣神降临期之间会有间隔？使徒教会期待“耶稣基督再临”的时期迅速到来，但却没有。天主不是理想的救赎工程的主导，而是把他的救赎工程植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中。
教会的福传工作从那些还未听说过甚至没有想过天主或基督的人开始。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信仰，耶稣基督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但教会还是关注那些人。教会的福传也针对那些虽接受基督的讯息，但还没有加入教会团体的人。福传工作也不能忽略那些已经接受基督为上主并且和教会团体一起宣庆信仰、但需要重新聆听基督讯息的人。教会团体的福传使命面向和天主或耶稣基督有不同关系的一总人。我们把这称作“信仰成长的不同阶段（或层次）”。教会的这一福传使命唯有在基督再来时才圆满完成。只有到那时—之前不会，基督的奥体—教会团体才会变得永远成熟。在信友个人或团体达到那个层次之前，他们都会经历信仰成长的不同阶段。牧灵神学家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福传的准备阶段：人们还未对天主或基督产生兴趣；
2福传阶段：人们对福音产生一定的、或许依然模糊的兴趣；
3慕道阶段：人们决定信从主耶稣基督并学习信仰知识；
4领洗阶段：人们领洗了，但仍需学习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来生活；
5感恩祭的阶段：基督徒团体活出信仰，并举行信仰庆典；
6基督再来：围绕主耶稣基督，在信仰的合一中，举行成熟的庆典。
每一个基督徒团体，就如每一个基督徒一样，都蒙主召叫，不断朝向感恩祭的阶段发展，因为那是信仰成熟的阶段。不论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障碍，每一个团体都尽力达到这个阶段。严格地讲，我们应当根据每一个基督徒团体所达到的信仰水平来进行划分：慕道阶段、领洗阶段、感恩祭阶段。信仰的成熟只有在基督再来时达到圆满。但是，信仰不断地成长，而有时也会后退。个人信仰有时发展到极致，有时却很软弱、后退，然后，再向前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在每一个基督徒团体中，以上提到的所有阶段都会潜在地、不断地在同一时间交替出现。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将根据这些阶段的先后次序来讨论。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详细讨论人们对福音不感兴趣、或只是少许兴趣的福传的准备阶段。
第二部分
福传的准备阶段
通过基督宗教和中国社会的和解，
抓住信仰成长的历史机遇
迈向教会与中国社会和解之路
一些历史事件使中国社会用批判或否定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宗教。如果中国教会能够和其所处的社会进行和解，并得到社会的接受和尊重，那么，那一刻便是教会发展的重要时刻。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基督信仰不感兴趣。对中国教会而言，若要成为其所处的社会的一份子，那么，和这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话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对话是否在进行之中？让我们首先来简明扼要地描述一下过去五十年间，教会和政府双方的积极的演变，然后，我们来评估一下中国教会和政府的合作：哪些是成功点，哪些又是失败之处？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及所面临的挑战。
从冲突到对话与道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会只用通谕《赎世主》（Divini Redemptoris）（碧岳十一世）中所用的语言来谈论共产主义，将其称为“系统性的暴力”、“本质上的错误”。[1]碧岳十二世在1958年6月20号的通谕《宗徒之长》（Ad Apostolorum Principis）中，警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未经罗马批准，不得擅自祝圣主教，并以绝罚来威胁。[2]开辟对话之路的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81年2月18号在马尼拉，他说道：“同时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国人并不冲突，而且完全可能。”而且“(教会)…鼓励其成员既做个好基督徒,也做个模范公民。”[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还就改善北京和圣座之间的外交关系，呼吁双方进行具体的谈判，他在1982年10月的讲话中说：“我们希望克服一切障碍，寻求一种恰当的方式以及够份量的机构，来重开对话，并使其不断进行下去。”[4]教宗若望保禄二世2001年10月24号的讲话令中国人难以忘怀： “我请求那些曾因某些基督信友的不当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的原谅和理解。”[5]在五十年间，教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冲突演变 到为过去的错误道歉。非常了不起！
宗教不再是“人民的鸦片”，而在中国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不用再提五十年代及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对待宗教的态度了。突然间，情形有了转变：在1985年，其时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向大家解释道：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错误的。1988年，李鹏总理在会见美国福传者Billy Graham时说：中国若要成为一个强国，就需要道德力量来支持。他谈到了中国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并指出：基督宗教可以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作出贡献。中国指望以宗教来抵制不断增长的道德滑坡。在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之后，中国天主教信友突然间在社会中得到了一个肯定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天主教信友的可信度在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中得到了提升。
江泽民的讲话和新条例是宗教自由的新规范
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这种积极演变的例子，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江泽民于2002年12月12号，在国务院宗教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那是中国政府为制定一个更加开放的宗教政策所作的最新努力。第426号国务院令—《宗教事务条例》，就是以这个讲话为基础的，它由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11月30号签署，并于2005年3月1号生效。中国国内外的专家仍在研究这份《宗教事务条例》，并且在探讨：它们究竟是否体现了政府对宗教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我们在这里对此不进行讨论。在未来几年中，政府的行动将为此作出证明。有人或许会说：《宗教事务条例》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对宗教所持的态度。
综上所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政教之间从冲突演变到现今的情形，是令人惊叹的。现在，中国政府和教会之间和解与对话的通道已经打开，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公民是如何看待基督宗教的呢？
教会和无神论者的对话可以消除彼此间存在的偏见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宣扬无神论。另外，十九世纪“一些基督宗教的传教士的反面角色”不断地被灌输进整个民族的记忆中。对基督宗教的偏见之深，不可低估，那是几十年洗脑的结果。因此，许多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有些人强烈反对任何信仰，另一些则对基督宗教持负面态度。
然而，有些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对宗教及基督宗教的兴趣正在不断地提高。一些政府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开设了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的研究中心或学院。当然，他们的兴趣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信仰介绍。但即使是学术研究，也体现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现在不是象过去那样为破坏信仰，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基督信仰，而是希望进行积极的、但带有批判眼光的学术性研究。中国的几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已经开设了这样的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这类的研究机构，国家级的有四个；省属的九个；在现存的中国各大学中设置的有23个，还有两个私立的。
我们把这些研究中心看作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给基督宗教留有一席之地的积极举措。它们代表了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新中国的新演变。然而，我们要注意：这些研究中心虽然可以在大学内依中国法律公开进行研究，但是，无论在这些中心还是在任何公共机构，直接的福传还是不允许的，福传只能在教会范围内进行。我们可以把这些学术中心看作是进行对话的邀请函。
描述了政教关系的积极演变之后，在面临这么多机构的对话邀请时，我们不禁要问：基督宗教和中国社会之间真的进行对话与合作了吗？从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大家就能理解一些中国基督信友为何不情愿进行这样的对话了。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提过的：要让人知道教会的讯息，教会的对话不能排除任何人。我们在此所说的对话不是要让别人相信，无神论是错误的而基督信仰是正确的。一个成功的对话始于聆听。在我们向别人解释我们自己的信息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过程中，或许会发现我们自己对非信友也存有偏见。不论偏见或误解是来自教会这一方，还是来自政府那一方，都必须得到消除。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无稽的偏见，是福传的一部分。宗教和政府都必须有包容性。但是，如果彼此不了解，那就很难相互包容了。因此，对话是唯一的出路，对话是必须进行的。
笃信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社会作了令人难忘的见证
中国教会在慈善工作及与社会对话方面主动采取了许多措施，因而为福音讯息和基督宗教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作了令人难忘的见证。每当有些家庭因初生婴儿是女婴或残障儿而不愿扶养此婴儿时，他们往往会把孩子放在教堂门口，因为他们知道“教会照顾弃婴”。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由公开或非公开教会团体开办的孤儿院，比如：河北的边村、献县的孤儿院，以及在甘肃和其它许多省市的教会孤儿院。在四川、甘肃和陕西等地，天主教的修女和平信徒照顾爱滋病人和麻风病人。教会开办了几十个诊所和卫生站，虽然资源有限、设备简陋，但只是为了补充社会的不足之处。修女们在那些诊所里为穷人服务。教会也成立专门机构支持那些造福穷人的举措，比如：河北省的北方进德社会服务中心，西安的社会发展中心。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教会和中国社会的沟通，并且毋需讲道就把福音讯息带给穷人。
教会也拓展渠道，使无神论者或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们能够找寻到问题的答案。北京教区有一个“上智编译馆”，不仅出版书刊，还和学术界进行合作，共同举办研讨会。上海有“光启社”和“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河北有“信德出版社”，在天津、内蒙的赤峰等地都出版教区月刊，不定期地把从国内外杂志上甄选出来的文章汇编成天主教文摘进行出版。这些都是教会和整个社会进行沟通的渠道和机构。也有几十个关于基督信仰的基本知识的网站，比如：北京的北堂以及下列一些教区的网站：上海、天津、石家庄、辽宁、太原、宜昌，等等。中国教会以有限的地方资源，能够采取这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可喜可贺！那是一个正在努力使自己被所处的社会所接受的传教教会。然而，我们还不能说：基督信友和中国社会及政府之间具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度。
因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天主教的圣统制，中国天主教会和政府当局之间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地进行过全面的对话
与宗教进行对话的政府机构是存在的
中国政府和宗教进行对话的专门机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那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爱国统战部门。政协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组成，包括宗教界的代表。教会、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话，可以在地方或全国层面上，通过政协进行。全国有2800个政协的地方机构。许多基督信友、神父和主教都是政协委员，并且在那里能够公开发表观点、提出建议。还有一个“国家宗教事务局”（简称宗教局），那是一个政府机构，专管宗教事务，宗教局在省、市和地区都有地方机构。有人表示教会应当通过这些现存的机构和政府进行对话。有这些机构似乎就够了。
但是，一些天主教人士和政府的合作引起了教会内部的分裂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大陆的一些天主教友、神父和主教选择和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进行对话与合作。我们把他们称作“官方（或“公开”）的教会团体”。[6]虽然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失望，但是，许多神父和主教还是加入了“官方教会团体”，为的是重建被摧毁的教会团体。他们为此所作的努力令人难忘。今天，在属于这个团体的110个天主教教区的约5000所教堂和小圣堂内，有70位主教和1700位神父为四百万教友服务（中国天主教友总数为八百万）。这体现了他们所作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
他们的努力很有意义，但并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的努力使教会分裂了。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意味着整个教会的失败。教会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团体选择不和政府进行合作。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拒绝注册为教会团体，结果是，政府既不承认他们，也不承认他们的活动，他们是“非法”的。我们把他们称作“非官方（或“地下”）的教会团体”。更多的天主教友加入这个团体，甚至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如此，因为他们被告知：“政府承认的主教们”是裂教者，没有和教宗及普世教会合一。这个谣言其实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因为它强迫教会领导人加入“天主教爱国会”。爱国会在其章程中声称：它要中国教会独立于罗马之外，这直接违背了天主教的信仰。[7]“非官方教会团体”并不拒绝和政府进行合作，而是拒绝脱离圣座独立出去。
我们不把这两个教会团体看作两个不同的“教会”，因为它们在信仰上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和教宗的合一也不存在任何异议—尽管普世教会长期以来对此有疑问。迄今为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主教都得到了罗马的承认，澄清了他们和罗马是否合一的疑问。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之后，中国教会的“官方”和“非官方”团体和教宗的合一，如此公开地、正式地展示出来，是前所未有的事。在公开团体的5000座教堂里以及在所有的“非官方”团体内，都为教宗举行了追思纪念弥撒。
关于尊重宗教信仰，政府的《宗教事务条例》中所阐述的原则和地方官员的实际施行之间存在着差别
许多天主教信友，甚至是非官方团体的信友，都愿意和政府进行合作，但不要通过爱国会。他们说，政府没有显出如江泽民在他的讲话中所说的对宗教的开放态度。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他们的主教、神父和平信徒还是被政府拘留，有些人意想不到地被抓去，被长时间地进行审问或参加所谓的“学习班”，企图强迫他们加入爱国会，就像最近（2005年三、四月）所发生的事情。[8]使教会分裂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和政府进行合作—许多人愿意与政府进行合作，而在于这种合作是否要通过爱国会来进行。这种强加于教会的做法实在是和江泽民2002年12月12号的讲话中所说的精神是自相矛盾的。[9]
- 总的来讲，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发展和宗教界朋友的关系上，我们的原则是：团结与合作，互相尊重彼此的观点和信仰，这一点，永不更改。
- 如果他们的宗教信仰得不到尊重或理解，或者，如果我们接触他们的方式欠妥，那么，广大的宗教界人士就不再信任我们了，他们和共产党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大。
- 当我们处理宗教事务时，我们千万不可太急躁，也断不可采取极左办法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
尽管存在这些失败，事实还是：如果教会要不断壮大，那么，和政府及社会的对话与合作至关重要；同样，如果政府要使中国宪法所允许的宗教信仰自由名副其实的话，和教会的对话对其本身也相当重要。
教会必须正式注册，其圣统制必须得到政府承认
教会团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在政府那里正式注册，并依照当地的法律规定来组织教会活动。中国的情形也如此。另一方面，教会期盼：作为宗教信仰自由的一部分，教会的信仰和教会法典也能得到政府的尊重。对中国天主教会而言，这就意味着：像其它160多个国家一样，中国政府也能承认教会的圣统制，也就是说，主教们被承认为教会的牧人，他们被赋予在信仰上引导其羊群的自由和权力，他们同时也被承认是教宗领导下的世界主教团的成员，并通过教会的圣统共融和教宗合一。只有通过坦诚有效的对话，在此问题上才能与政府达成共识。这是关于是否同意“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的问题。[10]
不一定要有中梵外交关系正常化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当然，肯定会有帮助。人们不禁要问：双方何时才能相互信任？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中国政府官员就会引述从古到今在中国和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的一系列误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创举：他甚至为十九世纪所发生的事件而道歉。而那些挑起鸦片战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军事主导者中，没有一个国家道过歉。[11]中国领导人那方迄今为止所能提供的只是“希望”—希望中国的宗教政策能“与时俱进”。[12]可是，只要中国对基督宗教怀疑的藩篱依旧存在，就不会有什么进步。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能做什么样的贡献呢？沟通与对话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在学术层面上的举措，可以通过提供有关宗教和法律方面的信息（人们往往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帮助打开对话的通道。 [13]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曾经两度邀请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代表团到鲁汶来进行对话与访问。协会也曾组织过亚欧国家“政教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欧洲和亚洲， 包括中国的学者们，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这些论文已被收编在中文版的论文集中出版，为的是提供有关该主题的信息。[14]
和官方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的方式
在中国的大学和社科院（国家级和地方级）的几十个基督宗教研究所，是就基督信仰加强对话发出的一个邀请。中国天主教的机构和中外学者可以更加积极地回应这个邀请，比如：
1- 和学术机构进行交流:
我们应当和大学及新成立的基督宗教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组织更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学者参加:
a- 关于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
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误会与偏见。学术性的历史研究，避免受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的影响，会有助于坦诚布公的对话。在鲁汶、旧金山、圣奥古斯丁、罗马、台湾、香港和北京，都曾为此作出过努力。
b- 关于社会、伦理或哲学问题
有关社会问题的国际会议是讨论《教会的社会训导》的契机，[15]比如：和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的研究所进行合作。
c- 宗教间的对话
上面提到的中国政协提供了一个合作交流的架构，通过这个架构，可以为和中国宗教进行合作交流，而组织中国国内或（和）国际性的活动。
2- 其它活动
a- 讲课:
外国的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在中国的大学、专科院校和中学教课。他们的临在、见证及和社会的接触是在此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
b- 人类发展
“明爱”(Caritas)和其它机构积极有效地参与由政府和私人合作伙伴发起的人类发展项目。
我们以上讨论了福传的准备阶段。尽管迄今为止在对话方面还有许多失败之处，但是，我们认为：未来成功的机遇会增多。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讨论福传以及导向在感恩祭中庆祝信仰合一的各个阶段。
第三部分
“去训导他们”（玛28章18节）
福传的各个阶段：慕道、领洗和举行感恩祭
中国教会被赋予历史的契机而在数量上得以增多，并建设成一个更新的梵二（post-Vatican II）之后的中国地方教会团体。
现今，有兴趣加入基督宗教的中国人或许比自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国教会发展的特定时期：教会面临挑战，要更新自己的存在方式，以达到梵二提出的水平和规范。这不仅影响到非常传统的中国天主教会团体，而且也影响了其欢迎慕道者的方式。中国天主教会被赋予历史的契机，根据梵二精神去教导新信友，并且把中国教会提升到梵二的同等水平上去。天主教会最近恢复开办的“成人慕道班”给中国教会指明了应对这个严峻任务的方向。
福传阶段
许多中国人都对基督宗教有好感。他们虽然不说自己“信天主”或基督，但是他们感到“基督信仰很好”。在今天的中国，他们可以买到、读到许多有关宗教和基督信仰的书籍。他们也看圣经—尽管他们对圣经内容常常不甚明了。许多人不清楚他们到底要找寻什么，但是他们有兴趣对生活的真正意义进行反思。他们虽然还没有达到正式要求充分了解基督信仰的程度，但是他们想不断地多了解一些信仰知识。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过那些不利于宗教和基督宗教的宣传，但是，那些人还是想了解基督宗教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在那个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信仰的观念。他（她）正行走在他（她）个人的朝圣之旅中，开放自己，接受福音讯息。教会团体直接对他们产生兴趣，问题是如何和他们联系。中国人对基督宗教不断提升的兴趣是罕见的、是历史性的。
慕道和领洗阶段
当那些寻找生活意义的人行走在“信仰的朝圣之旅”中时，他们在某一刻会被福音讯息所感动而皈依：他们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并被邀请加入“成人慕道班”。从那时起，他们就受到了教会的欢迎，并且有教会团体一路陪伴他们—那在慕道过程中起相当关键的作用（参阅下文）。他们的决定在领洗时得到认可，那是他们正式进入基督徒团体的标志。
举行感恩庆典的团体
这个成长过程的终极是教会团体，必须充分认识到：那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它活出了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事件。教会团体意识到：复活之主的圣神一直与它同在，并体认到：在举行恩宠的中介—圣事时，它便在基督中生活、和基督合一并领受到他完全的生命。教会也在感恩祭中庆祝它的合一，并且在教会团体内外从事爱德工作。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但不要忘记：人的品性是罪恶的。当教会举行感恩祭、合一圣事和爱德庆典时，教会力求克服由人为的分裂和罪恶而导致的合一的障碍。在每一次感恩祭奠中，教会团体意识到其在合一和爱德工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寻求宽恕。皈依是一种永久的态度。如果“参与弥撒的团体”所作的和它所宣誓的不一致，那它就是生活在撒谎的情形中。它为此需要下苦功，从头开始，重新皈依。中国教会团体该如何抓住这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呢？它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弱点又是什么呢？
中国教会的希望和力量在它以重建自身的方式中体现出来
中国天主教会约有八百万信友， [16]分布在110个教区，在约5000座教堂内庆祝他们的信仰。如果把“官方”和“非官方”教会团体的数据累计起来，那么，有110位主教，3000位神父，20 所神学院，以及准备铎职的1200位大修道生，还有4000多位修女以及在60座初学修女院接受培育的1000多位初学修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慕道者领洗，2003年有九万人领洗入教。
在以上这些数据中，还必须加上许多个由教会创立的中心：为残障者、爱滋病人、麻风病人、老人开办的中心，有修女服务的许多卫生站，以及出版那些指导教友信仰生活的教会书刊：光启社出版了300本书，信德出版社140本，上智编译馆出版了22本，以及许多地方性的出版物。中国教会在全国所有的堂区内如此顺利地介绍了礼仪改革，大家都为此感到惊叹。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教会所具有的勃勃生机，以及它已经达到的成熟的发展阶段。
成人慕道班：建立梵二后教会团体的方式
值得瞩目的是：成人慕道班在中国的一些堂区内得到广泛的推行。这是对古老的教会传统的复兴，以欢迎教会新成员，向他们介绍基督徒庆祝信仰的方式，并学习如何作为教会团体来生活。为了使他们的皈依得到真实化并确保其真实性，不只是要理讲授员，而是信友团体一起，来陪伴他们，加深他们的皈依感。这种信仰的加深发生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信仰的层面，整个要理讲授过程启发了他们对信仰的理解；第二，日常生活的层面，要鼓励慕道者坚定他们生活中因信仰而作的改变；第三，增强他们作为基督徒要与别人分享信仰的意识。他们也要学习教会团体的社会关怀。
信仰教育并非只是在领洗之前的教理课的课堂里进行。整个教会团体，代父和（或）代母，支持者，和教会的其他牧职人员，在教会新成员信仰成长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责任。除了跟堂区的讲道员上要理课之外，他们还要参加礼仪，为他们的领洗逐渐作准备。这样的基督徒就会经历真正的个人皈依的历程。他们是通过认真地跟要理课，并决定活出具有兄弟般情谊的福传生活来接受信仰的。新教友知道：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有教会团体在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成为好教友，并且是他们的信仰不断更新的源泉，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传统的教会慕道班的复兴还没有在中国教会得到广泛的推广，慕道班在其它地方教会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建立充满生气的中国教会的一个办法，与时俱进，走向社会。
中国教会发展的重大挫折和障碍是其内部的分裂。普世教会是否没有成功地鼓励其和解，而阻碍其发展呢？
中国教会内部的分裂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它举行弥撒庆典，宣誓以上主为中心的合一时，内部却是分裂的，所以失去了它的可信度。中国教会若要发展壮大，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整内部合一。如果说有何地方需要“成长”的，那就是这个层面上的成长。
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的悲剧。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发生的一切，使成千上万个基督信友遭受痛苦。也使教会内部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任、造成了极大的分裂。许多人甚至相信有裂教现象。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圣座确定了裂教现象的不存在，并承认和任命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官方教会的主教（许多在祝圣时未得到罗马的任命状）。但是，过去的创伤并未愈合，对裂教的怀疑依然存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不停地鼓励中国教会通过和解来重整内部合一。一些主教和神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并迈出了一些步伐，但那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进程。普世教会有没有促进这个和解进程？或者，我们使和解进程变得更加艰难？和解是圣神在众信友内心的作工，而非人的命令能达到的，但是，和解牧职可以鼓励并促进和解。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个牧职工作被忽略了，那么，分裂就会越发严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众信友的共融，在弥撒圣祭中得以表达和庆祝。当信友团体聆听天主圣言并作出回应时，上主的圣神重塑他的子民并使他们团结合一。但是，这正是中国教会内的矛盾所在之处。一方面，我们知道：教会存在内部分裂的现象，因此，它必须通过一起祈祷和举行弥撒圣祭来重建合一。但是，教会的一个文件—“八条”，禁止两个团体共庆感恩祭。教会处于恶性循环中。
有些地下主教和神父曾告诉他们的信友：在“官方教会”参与弥撒是大罪。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天主教友笃信这一点。只要不停地重复这些以大罪和下地狱来威胁的指示，所有为和解所作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天主教信友依然生活在这个“大罪”的威胁中呢？何时才会有教会权威站出来说话，把中国信友—特别是生活在偏远山村的信友从所谓的“大罪”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并向他们澄清：如果参与公开教会团体的弥撒，根本不存在“大罪”的问题。“八条”虽然已经过时很久了，但是，它依然阻碍着中国教会内部的合一进程。如果更高层的教会权威什么时候能够公开鼓励中国大陆所有的天主教友共庆合一，并正式宣布：废除过去任何一个有碍合一的文件，那将是一个成长的时刻。是否会有这样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会的高层领导。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和解的呼吁也是针对中国境外的所有中国天主教友讲的。我们中国境外的信友间的和解将使我们自己的团体得到合一，使我们越发像真正的基督徒。另外，我们之间的和解也可为中国教友树立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这将是我们为重建合一的中国教会所作的最宝贵的贡献。但有时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境外的个人和团体往往肯定中国信友拒绝合一的做法。这就表明：外籍中国传教士在此问题上需要达成共识。我们有时怀疑：中国大陆境外的一些非教会组织—甚至是政治力量，是否在利用中国教会的这种内部分裂，来鼓励中国基督徒反对他们的政府？
罗马任命的主教们为何不寻求彼此间更多的联系？
天主教信友都期盼官方和非官方的主教能够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推动中国教会的合一。作为教会牧人的主教是重建合一的首要负责人。所有的中国主教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得到了教宗的承认，并和普世教会合一。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那两个教会团体的主教间为何不多一些联系？如果内部合一对中国教会如此重要，那么，为何中国主教们要被动地等待教会更高的权威来推动并达到这个合一呢？我们可以想见：官方团体的主教们也有他们尚未和另一个团体的主教们联系的理由。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彼此熟悉又和普世教会及教宗完全合一的所有主教们，能够表达出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一来，并把这个关注点和他们的司铎及信友们分享。
建立一个梵二之后的真正的中国地方教会
中国天主教会的梵二礼仪改革进行得如此顺利，使普世教会感到惊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还建立了12所大修院，几所小修院，这么多初学修女院，等等。中国教会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教会团体。要欢迎更多的慕道者，基督信友团体要想更加融入于中国社会，中国教会需要落实梵二所提倡的革新运动，它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这是教会自身发展的一个挑战。这就意味着：其训导更要以圣经为中心，教会作为天主子民的意识要不断增强，牧职的多元化要进一步推广，鼓励修女和平信徒牧职人员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不要强调圣职人员的权力，牧职人员应学习如何以服务精神来共同引导教会团体。虔诚之心是极有意义的，特别是对童贞荣福玛丽亚的虔敬是很重要的，但是，教会应避免被称作“玛丽亚的教会”，而应成为“天主的教会”。另外，中国教会应继续努力，加强其中国特色，使教会真正得以本地化。通过和政府当局的对话，一定要争取使他们承认教会的圣统制。只有那样，中国教会才能真正开放地和普世教会进行沟通，主教们也才能够真正履行他们作为普世教会牧人的职责。那是中国教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新一代牧职—司铎、修女及平信徒的培育
中国教会的优先任务不是盖教堂，而是对新一代牧职人员的培育工作，因为他们要面临中国教会在新时期的各种挑战。和盖建4000所新教堂相比，对新一代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牧职人员的培育工作要困难得多，要求也高得多。要正确回应当前中国社会的要求，这些牧职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才华和素质，如果列出这些理想的才华和素质，他们的任务几乎是超人的任务。新一代的教会领导人在文革后长大，他们所处的环境要比他们的前辈优越得多。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任务和职责？他们为迎接以下这些挑战，是否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
1. 在物质化的社会中进行福传及宣讲灵修，并抵制各种物质的诱惑。
2. 在分裂的基督徒团体中，迈出合一的第一步，并努力使教会团体成为真正的基督信友的团体。
3. 尊重信友们传统的祈祷方式，但是，鼓励他们从圣经中寻求启迪，并教导他们在上主中共庆彼此间的合一。
4. 引导基督信友和政府当局进行对话，与腐败作斗争，并向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显示出团结友爱的精神，也根据他们的需要尽量给予帮助。
5. 维护教会的正当权益，比如：向政府要回教会财产—但仍和政府当局保持良好的关系。
6. 在每一个地方教会（教区）中，培养以主教为中心的所有信友和牧职人员的集体精神，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合一，通过主教，和圣父及普世教会的合一。
外籍的中国传教士如何能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壮大作出贡献？
福传是地方教会的职责。传教士们只是到邀请他们的地方去。在中国，传教士们只在一些特殊的、暂时的工作中受到邀请。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外籍传教士在被邀请的情况下可以作贡献的一些领域。我们可以把“外籍中国传教士的传教精神”描述为：一种为地方教会服务的精神。他是一个远方的朋友，忠诚于并注意到中国教会的需要。他接受在目前情形下他能为中国教会作贡献的局限性。他对来自中国地方教会请求帮助的呼吁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他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以便更好地为中国教会服务。不论何时在中国，他都应谨慎行事。若身处逆境，也永不放弃。
如果中国教会能够重建内部合一，如果它在梵二精神下重建并不断更新教会团体，如果它能和中国社会进行和解，而且政府允许它表达和普世教会的共融，那么，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成长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多，而且在信仰的成熟上也会更上一层楼。在这篇演讲中所解释的这许多个“如果”，足以证明情况之复杂。但是，我们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情形虽然发展缓慢，但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正因如此，我们才如此肯定地把这个演讲的主题定为：中国的基督宗教正向信仰成熟的新阶段发展。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主任：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撰写
陆嫣翻译，刘益民校对
1参阅"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ew China (关于新中国的宗座文件)", 由玛利诺神父Elmer Worth编辑，Orbis Books, Maryknoll NY, 10545, USA & Holy Spirit Study Center, Hongkong （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第1页。
2 参阅同上，第49页。注：没有绝罚的正式条例，只是参照《教会法典》。
4 参阅“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ew China”（《关于新中国的宗座文件》），第161页。
5 参阅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的演讲“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在教宗道歉之前，发生了两个不幸的事件。一个是：在没有圣座任命的情况下，在中国政府的命令下，祝圣了五位主教，这是在准备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生的。第二个事件是：圣座对120位中国殉道者（大多数在义和团起义中被杀）的封圣，且封圣仪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10月1号进行的。这两个事件切断了正在进行的中梵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对话。自从2005年4月初以来，有迹象表明：那扇谈判之门重新打开了。
6 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官方教会团体”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因为大多数在“官方教会团体”庆祝信仰的天主教信友不是爱国会的成员。“爱国教会”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把那些在“官方教会团体”庆祝信仰的信友称为爱国会成员，他们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在此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教会有必要和政府进行对话与合作。这种对话与交流可以不通过爱国会（通过其它存在的机构），或者也可通过爱国会，但这必须进行身份调整，使爱国会属主教团下。但在此我们不作进一步的讨论。
7 中国共产党1999年8月的第26号文件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企图强迫神父和主教加入天主教爱国会。
8 2005年6月7号，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宣化的教友都为他们那86岁的老主教：赵振东（地下教会）担忧，因为自他2005年1月被拘捕以来，谁也不可以去探望他，甚至也不能送去他的药物。一直听不到他的消息，直到最近，教友们才得知：主教因不寻常的高血压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不可以去探望他。他被拘捕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值得注意的是：赵主教很久以来一直鼓励他的神父们加入官方教会团体。这就证明：地下信友们同意通过某些现存的渠道和政府进行合作，但他们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因为爱国会强调的是“从罗马独立出去”。
9 有时很难确认某些关于虐待的报告是否属实，有些报道似乎夸大了事实。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地下团体”的领导们经常受到政府官员的骚扰。
10 在进行中梵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必须就这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达成协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大陆天主教生活的正常化”，对此若达不成协议，那么，中梵关系正常化不会给中国大陆的教会带来任何帮助。
11 历史学家曾对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和误会之后，公开道歉对于缔造世界和平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了研究。道歉使历史向前迈进。教宗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向中国（和多个国家）道了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以多种方式不止一次地道歉。没有道歉，欧洲会发展得这么团结吗？德国和梵蒂冈怎么愿意并且能够道歉呢？这难道和文化背景有关吗？日本没有道过歉。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一方的道歉吁请另一方给予一个接受道歉的标志。接受道歉并不等于把过去的事件从历史中抹煞掉，而是意味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要把彼此的误解作为借口，再三提出新要求。中国对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致歉从未作出过回应。但是，在2005年4月3号（在比利时丹尼尔斯枢机访华结束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中国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并且明确地加上了这个评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作过许多了不起的事情，比如：他为19世纪所发生的事件而道歉。那是中国对教宗道歉之事作出的第一个公开反应。
12 关于“与时俱进”，参阅《深圳日报》上潘越的文章，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也在2003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用到该词。
13 有关外交关系的讨论显然是双方外交官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在寻求达成共识的时候，能够尊重双方的期望。这所需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所想的要长一些。
14 《凯撒与天主之间：亚欧诸国的政教关系》，2，光启文化事业，台北，2004。
15 参阅关于社会问题的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与德国学者于2003年合作举办，或者参阅鲁汶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关哲学的交流项目。由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出版的《社会关怀》（Social Agenda）有历代教宗的社会通谕的摘录，该书已译成中文出版，可以作为教学和讨论的工具书（可与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和台北南怀仁文化协会接洽）。
16 对此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有五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天主教信友。我们这里引用的是我们认为的信友、神父、修女等的最少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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