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天主教之认识
（本文原载于香港大学基督徒团契刊物“橄榄”1983，作者是余创豪博士，Chong-ho (Alex) Yu, Ph.D., MCSE, CNE, CCNA, Academic Research Professional/Manager, Educational Data Communication, Assessment,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armer 418,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AZ 85287-0611。承蒙允许刊载此文，特此鸣谢！）
一般基督新教徒都视天主教为异端，而现今有不少更正教护教书籍亦是持此观点，但我认为这些书的资料许多都已过时，而且当中包含了不少误解。
救恩观的误解
首先是关于救恩问题，更正教批评天主教并非因信称义，而是信德加上行为、再加上圣礼。今年为天主教之救赎圣年，天主教在“救赎圣年”特刊上宣称：“自己（信徒）的卓越地位并非个人功劳所获，而应归功于基督的特殊恩宠。”又脱利腾（天特Trent 1545-1563）大公会议之信条宣称：“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祭祀的死亡，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与天主和好。非有信心，成人之称义是不可能的。”发行港台两地之‘圣经双月刊’，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号中有许多篇文章都论及“救赎、十字架、主之死亡与复活”，其论点与更正教完全相同。
那么关于行为与圣礼又如何去解释呢？
上面引用的“救赎圣年”还有下文：“如果不以思言行为去报效（恩典），不惟不能得救，且要招致更严厉之审判。”脱利腾信条亦补充说：“善工能邀至更丰富的恩宠。”换言之，行为是得救之后的，而非得救之条件。我与天主教合一委员会的扬祖媛女士谈论过这个问题，她认为信心与行为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因信主而罪得赦免，但人性仍是软弱的，所以教会才强调行为与圣礼，来扶持信友奔走天路。
脱利腾信条有云：“新约的圣事对人的得救是必要的。”圣礼问题无疑是两教之分歧点，但我觉得并不是双方之观点完全背道而驰。就圣礼问题，我请教过大角咀堂司铎恩宝德神甫，他认为圣事虽有圣化信友之能力，但圣事并非消炎片，一服便有效，要它产生效果，必须要有信友心灵上之应和。这与更正教强调圣餐前要悔罪并无两样。至于复和圣事（告解），敷油圣事，杨祖媛认为教会是为体恤罪人及病人而立的，表示教会对罪人的接纳，对病人的支持。
对教皇问题的误解
第二个误解是关于教皇问题，首先谈谈教皇无误，我们不要以为教皇一人所宣告之一切东西都完全没有错误，其实“教皇所颁布之决议必须由公会会议所研讨通过及联名签署，否则无效。”梵谛冈初次公教会议(Vatican I 1869-1870)宣布：“全主教或在举行大公会议时集合，或分散在全球各地，共同宣布一项有关信仰或道德应为一切信友所接受的教训时，不会错误。”
换言之，“教皇无误”实在应是“教会无误”，但教会宣告的一切是否都在无误之列呢？恩宝德神甫表示非也，无误之范围，只限制在有关福音的教义上，并不包括教会组织、礼仪之类的事。事实上天主教的组织、礼仪是经常在变的。教宗并非一个握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例如若望二十三世出任教宗后，马上觉察到弥漫于罗马教廷内一般自我封闭的气氛，而对这种情形，他只感叹无能为力而叹道：“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个教宗。”
有关拜圣母问题
第三点误解是关于圣母玛利亚，更正教以为天主教拜圣母根本是大错特错。玛利亚之地位，最先在公元四三一年之厄弗所（以弗所）会议讨论，会中决定称她为“天主的母亲”，为什么神有母亲？不是这个意思！大会其实是为了肯定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才叫玛利亚为“天主的母亲”。天主教中不少神学家主张“淡出”圣母的地位，天主教现在只对圣母敬礼，而非敬拜。（当然会有部份教友不知情而拜圣母。）现在西方之合一运动，已不再太争论圣母问题了。不过圣母教义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圣母卒世童贞、无原罪、带肉身升天、为人代求等，永援圣母九日敬礼之祷词，甚至直接向圣母求救！
无可讳言，天主教在历史上犯有不少错误，即使至今亦不能完全改正过来，所以当提出一些尖锐的质询时，公教报总编辑夏其龙神甫说：“父亲错了，儿子要怎么办呢？”恩宝德说：“你可质问当时有没有宣布那些信条之必要，但事实上已经宣告了。”
梵蒂冈二次公教会议前后的变化要真正认识天主教，我想必须要留意一九六二至六五年的梵蒂冈第二次公教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甚多天主教之改变，我尝试提及几点，但难免会挂一漏万：
梵二精神部份是受到神学家德日进(Chardin)影响的。在此之前，天主教相当出世、保守、和排他。德日进参考了达尔文进化论，着有‘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一书，他认为世界不是静止、而是动态的，世界向着哦每嘎终点(Omega point)迈进。他说自己的书是写给爱神所爱的世界的人看的。德氏曾被教廷视为异端，后来又对他追认接纳，德氏之论调，令天主教醒觉到人类之历史与救赎之历史的关切。简言之，梵二使教会关怀世界，教宗保禄六世说：“大公会议之教会看这个世界有点像天主一般，（在创世后）说祂所造的一切都好。今日教会希望在世界各范畴中注意它：宇宙、人性、历史、文化及社会，以更大的爱心关怀它。”教宗在1965年曾亲赴联合国向全球代表呼喊“不要再有战争！”在1967年又发表‘民族发展通论’，当中说：“天主创造这个世界完全是为了人类，所以人应当运用天赋之智能，努力使这个世界完全属于每个人。”“基督徒应该勇敢面对现实，铲除一切不正义之措施。”时代征兆(Sign of generation)在梵二后是天主教通行之 Bedrune 有一篇文章被收录在‘时代征兆’一书，他在文中写道：“教会既不脱离世界亦不超越世界，她就处在世界之中，她的使命就在世界之内。”我们讲福音，不是拿起圣经照字读字，而是看看时代之需要、世界之处境，而重新了解上主对吾人的要求，向人讲出他们在特别处境下最需要的福音。而天主教之独断、排他精神亦随着世界的开放而消退，开始尊重其它社会文化、异教及更正教。至于教会组织、礼仪等改革，此处暂且不提。
当然，梵二之改革并未得到所有人同意，高等批判学家华德(bruce Vauter)说：“梵二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似乎完全被教会结构和行政组织问题所羁绊。” 他认定梵二重视教会，而忽视了教会之创始者基督，以致基督(Christology)之研究受到压制，教会“从来不准人的思想自然发展……在权力之层次上反开放主义。”但据我所知，天主教已由罗马下放了许多权力至各区主教，而其自由精神亦有进步，如1981年‘示’编委出版之‘基督’，因内容问题引起了争论，但胡振中主教始终允许自由的讨论，没有以权力去压制任何一面。
新神学的污染
以我的观察，天主教现在面临之危机是“新神学”(Liberalism)之污染)，一九 0七年与一九一0年教皇庇护十世(Pius X)曾下两道通谕禁制之，当时之新神学运动以法国教士劳瓦西(1857-1940)为首 ，他不接纳圣经无误论。但直至今天，新神学又再在天主教中复起，Fredrick S. Leathy说：“新神学派现在正扫荡着整个罗马天主教会，与这个新神学派运动作殊死战者，只不过有几个天主教保守派之学者而已。”(19)我接触过不少天主教人士及阅读过不少天主教书籍，都发现当中有相当重的新神学思想，当中有些可以接纳，有些则太惊人了！这篇草草之作，实在不能算是澄清或启导什么，但愿两教能在日后有更多的对话与合作，一则消弭误会，二则联手对抗新神学，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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