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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个的人的基督教生存论---祁克果宗教哲学思想述评(上)

时间:2010-02-11  来源:网络  作者:孙毅 点击:

这种托名性方法与通常所谓“客观性”方法比较起来,虽然都象是和文本拉开距离,消解作者本人的影响,但两种方法相比却有根本的区别。后者在叙述上尽管使用了无人称的方式,却处处给出确定的结论;反之,前者在叙述上采用了人称的方式,但却避免给出直接的结论。如果说后者中作者所经受的不安是笛卡尔式的焦虑, 即生怕其结论不具有确定性,那么祁克果使用托名则是出于如下的不安:“恐惧与颤栗, 唯恐给他人造成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后者关注论述本身的确定性更甚于关注具体的读者,或者就是关注也只是某种读者群的话,那么对前者而言,尽管是以间接的方法,它最终关注的则是具体个人。
实际上,祁克果使用托名性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与其全部著作的主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这个问题在托名作品中表现为如下的问题:人如何成为一个单个的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这里的出发点只能是间接的、助产性的, 这一点与苏格拉底有相似的地方。在祁克果看来, 双系列的作品所构成的辩证运动最终的目的是:“这种运动是要以助产的方式松动‘众人’, 为的是能够抓住宗教意义上的‘单个的人’”。 这个主题是贯穿于整个祁克果作品中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支撑祁克果作为一个作家的毕生信念,他早已确定了这样的心志, 就是他作为一个宗教作家所牵挂的是个体的人。 1843年祁克果发表他的第一部与《或此或彼》相配的《两篇造就讲章》,一直到他后期对自己作品进行总结的《观点》, 他始终在强调这样一个主题:“我怀着快乐和感激把所寻找到的单个的人称为我的读者”。
就使读者成为单个的人(或个体的人)这个目标而言, 托名的方式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把读者看成是具有自己内向性并需要自我成长的个人, 托名作品的主要目的只是把他们带入某个处境,让个人自己学会判断。为此, 托名作者的位置便被摆在了与读者“平等”的地位上。祁克果多次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不具权威性的写作”,因此他尽量通过托名作者的方式来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变得比别人更重要, 以免自己的观点、名声或修辞等因素影响到读者自己的判断。 其次,读者要成为单个的人,首先要学会从各种现成的说法中摆脱出来。 托名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给出现成的结论,或者多个托名作者立场的冲突,也让读者感到没有“安稳和确定”, 这是任何一个习惯了“众人”的确定说法,而现在想要自己判断的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 托名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把结论留给读者,由个人自己把它们串在一起, 并不为了让他们感到安稳而去作什么”。 最后,读者要经历的一个更大的考验就是被冒犯的考验。我们下面会看到,托名作品中,尤其是号称“幽默者”的克里马库斯的作品, 通常是以某种调侃的语调写出来的,这个语调常常会给事先有较高期望值的人造成某种冒犯, 个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是要认真对待,还是不认真对待。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更多地体会到,这样的个人抉择对于成为单个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节 两个主要托名作者的思想特点

在祁克果的托名作者中,有两个托名作者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克里马库斯与安提-克里马库斯。不仅以他们名子出版的著作要多于其他托名作者,而且, 在他们名下出版的著作也都是祁克果最重要的著作。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地分析他们性格与作品上的特点,来了解祁克果托名作品或者所谓托名方法的一般特点。 我们之所以选择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本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成为本研究的主要文本。
以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的名子出版的著作有《哲学片断》(1844),《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以及未完成的早期作品《论怀疑者》。 这些作品基本上被人们归之为哲学作品。这说明克里马库斯的讨论主要是在哲学或存在论的维度上。 祁克果让克里马库斯在这个维度说话,主要是出于“个体人的问题”这个最根本的目的, 以及与之相关的间接交流方法。按照祁克果在《观点》中的说明, 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处在一种可怕的幻像中,即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不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真正含义。 要想打破这种幻像,最首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的耐心,即不去作直接的攻击, 那只会激怒人们,让人陷入对抗之中,从而使一切尽都失去。 因此,

我从没有攻击任何人,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让这个论断落在任何人头上。实际上,托名作者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尽管也提出了‘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问题,所作的却相反, 否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以便与其他人一致,这确实是与论断他人最大限度地拉开了距离。

这样,克里马库斯作为一个非信仰者,就是站在基督教外来论述基督教。 从克里马库斯的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教外立场的特点。首先, 克里马库斯的论述隐含了这样的前提:基督教外的立场同样有可能让人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否则, 人们就无法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个前提使我们理解,就是因为克里马库斯理解基督教,所以才对它一往情深;就是因为它是可理解的,所以克里马库斯才能够有一整套概念去描述它, 尽管每个概念从生存存在论的角度去规定它多少与神学上的规定有差别。其次,我们会注意到,克里马库斯从未说过基督教是真的。这一方面是教外的立场所决定的, 即站在基督教外的立场上,不能从一个“客观”或“中性”的意义上去判定基督教的真与假;另一方面,克里马库斯从知识上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但他不必清楚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它所意味着什么。也正因此克里马库斯避免给出结论,而将其留给读者个人去决定。 除了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之外,要想了解克里马库斯叙述或思想方法上的其他特点, 我们就要更多地了理解他这个人。
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原本是七世纪一位著名修道士的名子,曾任亚历山大里亚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院长,是著名的《天国之梯》(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的作者。而作为祁克果托名作者的克里马库斯,则是以思考为其终生乐趣、 以思考作为一架天国之梯的人。在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 他对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可以说是达到了热恋的程度:

他倒确是热恋着什么,全身心热恋着什么的--热恋着思想, 说精确些,是热恋着思考了......思想时他脑袋低垂得像沉甸甸的麦穗, 并不是因为他正倾听心上人的玉音,而是因为他正把捉思想的悄悄呢喃;他脸上的恍惚, 也并不是因为他触着了画中她的秋波,而是因为他亲临了思想的跌宕。

他对思想的这种热恋与其说是为了证明某种结论,不如说要更沉浸于其过程,不如说更象是在作一种思想的游戏,“因为这叠起推倒,推倒叠起的思考在他是罕能匹比的快乐”。 中年时他的这种思想游戏更多了一些反讽和幽默,他自认为并不懒惰,但每日始终象是无所事事,“我每天阅读很多,然后把这天其余的时间用来闲逛和思索,或者是思索和闲逛, 但终是一事无成”。 他把自己称之为一个“幽默者”,从其对自己写作动机的描述上,我们可以一窥这种有时甚至让人不能忍受的幽默:

我有想要尝试成为一个作家这个念头是在四年之前,我记的很清楚,那是在一个星期天,是的,是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 我象通常一样,一个人坐在弗雷德里茨堡花园中咖啡店的外面...... 当我再次点着我的雪茄抽起来的时候,忽然一个思想闪过我的脑际:你必须做点什么事了, 但因为你的能力实在有限,不能再使得事情变的比它已经变的更加简单,因此, 你必须以其他人所有同样程度的人文主义热情,尽全力把事情弄的更复杂一些。

除了把自己称为是一个“幽默者”外, 克里马库斯还把自己看作为一个“实验的心理学家”。 他所言的实验心理学家与现代的实验心理学家含义完全不同,现代的实验心理学家所用的方法是所谓客观观察方法,研究者站在“第三者立场”上, 将所研究的他者当作“客体”,在这意义上,观察人与观察其他物体在方法上是一样的。 而克里马库斯所理解的“心理实验”则是发生在其思想的层面中,表现为其借着想象所构想出的各种生存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幽默的语调传达出来。 这种“实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的似乎是生活的“反面”,在作者和读者中间置入了一种距离。按照伊文斯的概括, “一个实验学家的意义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者, 他只是在想象中构建和描述出各种生存的可能性,但并不把自己交托在其中。”
从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出克里马库斯“心理实验”方法的两个因素。首先, 克里马库斯明确说明自己所论述的只是假想出的可能性,是一种思想的“方案”。在《哲学片断》中,克里马库斯相对于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传统,从基督教的思想传统出发,指出了一种新的存在论上的可能性。但在第一章结尾时, 克里马库斯还是不失时机地告诉读者:“诚如你所看到的,这就是我的思考方案!但或许有人要说, ‘这是最荒谬不过的方案,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你是最荒谬不过的方案迷......’”。 丹麦学者麦兰楚克指出,这是克里马库斯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在作出结论之际, 他总会“撤回他的作品”。在《哲学片断》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 克里马库斯就是这样撤去了他的梯子:

众所周知,基督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永恒意识起点的唯一历史现象, 也应当是每个人不单从历史方面去感兴趣的唯一历史现象......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 我应当忘记这一点,并且应当适用一个假设的随意判断, 我已假定这一切都是我本人的怪异想法......。

这种对“方案”之想象性的强调,在读者与他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其次,在这种“心理实验”方法中我们会遇到一种幽默和调侃的语调。 在克里马库斯的作品中,人们会时时感受到这种调侃,这一点我们从上面就已经看到。当然, 这种调侃的语调并不表明他对其作品的不严肃态度,实际上, 当我们能够放下或克服第一印象的影响时,我们会从这种调侃中看出其中所蕴藏的至为深切的热诚, 正所谓肯定乃是在否定中。从这种间接交流的意义上,这也是与读者拉开距离的一种方法。总之, 借着具有上述两种特点的“心理实验”方法所拉开的距离, 读者无法判断作者自己的信念或确切立场,或某些读者所习惯的那样,找到作者自己想要人们去接受的观点, 这些在克里马库斯这里都是徒劳的,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 每个人只能自己从文本中去作出判断,并且在作到这一点时,读者还必须克服这种调侃语气所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冒犯, 此真正达到将某种观点据为己有,并因此对其负责。
与克里马库斯相对应的托名作者是安提-克里马库斯(Anti-Climacus),他是十分重要的《致死的疾病》和《基督教中的实践》这两部书的托名作者。据祁克果的说明, 这里Anti-不是“反”或“对立”的意思,而是作为Ante-指“之前”或“之上”的意思, 就是说安提-克里马库斯已经走在了克里马库斯“之前”, 在生存或信仰上已经处于后者“之上”,而成为克里马库斯所向往的基督徒。
安提-克里马库斯是祁克果于1848 年完成《致死的疾病》后启用的一个作者名子。他与克里马库斯之间最大的

区别就是:当克里马库斯把自己置于如此低的程度, 以至他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人们在安提-克里马库斯这里则能够察觉到, 他把自己看作是在异常高水平上的基督徒。

这样,如果说克里马库斯所站的是教外的立场,那么,安提-克里马库斯则是站在基督教内的立场,或者说是一个基督徒的立场,而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祁克果之所以采用这个教内的立场,说明在相关于“个体人的问题”上,他已经意识到教外立场的局限。对于这种局限,祁克果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当对理想的要求以一种极限的方式呈现出来时, 人就要极其注意不要把它们与自己混淆起来,仿佛他自己就是那理想的化身。尽管可以用声明来避免这一点 , 但唯一可靠的方法还是双重化 (redoubling)。” 即引入新的、确实是高于克里马库斯甚至是祁克果自己的立场。从较低的托名作者的立场, 他只能使自己的论述指向基督教信仰,将其当作一种理想,要时时将其与自己实际的状况区别开来; 而站在较高的安提-克里马库斯的立场,他可以直接从这种信仰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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