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晓亭神父于二零零一年，就当前中国天主教徒的灵修现况，完成一项覆盖面广阔的社会调查，并就研究结果在美国撰写论文；本文乃按该论文之撮要本扩充而成。读者若有兴趣阅读英文全文本，请与圣神研究中心联络。） 导言 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徒灵修一直在发展，这种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大多数天主教徒，诚然，他们是在各种不同的伦理境况下受到影响的。每个境况的特点，是以各式各样的限制和不同的可能性，来形容当代中国天主教灵修的构成。它不但是一种来思考和感受生命意义的方式，以及与天主、与天主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是借着圣神的临在和德能而生活在基督内。它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某方面；它确实就是基督徒生活。它没有令那导向灵修生活的共同途径的元素失色；无论他们个别的生活方式有多独特，众人都藉洗礼而参与这灵修的生活。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看经历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期之后，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背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第十二届人大会议的文件所强调的，并后来几年间以新闻文章主题的形式出现。”我们也需要看看有什么问题，以及能够怎样解释现今中国的天主教灵修。 当代中国灵修生活的背景 随着八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反精神污染等问题，许多人问：“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应为自己生活，还是为别人生活？”在其它时代和社会，人通常提出、回答，甚至不理会这两个相同的问题。不过，这两个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折点提出的，并立即引起有关“人生观”的激烈讨论和辩论，例如，数以万计的青年就这些原本在字面上提出和刊登的问题而参加地方论坛，小组研究，或个人谈话。二零零零年，主要的写信人和编辑云集一起，其后发表一套辑录了回顾文章及来信原文的专集，名为《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这些文章有助我们想起，在那些许多人心激动的日子里，我们的精神如何面临冲击及困扰。 事实上，中国青年正寻找精神生活，并牵涉各式各样的现象，例如：存在主义热（尤其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人文主义热（反对泛灵论），讨论生命支柱（是金钱、名誉，抑或是自我实现？），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性是自然的）等等。这一切的“热”和讨论在八十年代提出，影响人民的思想。 在九十年代，经济市场成为官方的改革目标，许多人毅然“下海”，有些人满怀热诚，有些人迟疑不决。许多人不论为政府，在不同公司工作，抑或私下工作，他们适应了资本主义，而“尽一切办法致富”正是这个游戏的主要规则。对于“我如何心境平静？”“我的余生应怎样生活？”等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财富或社会认同都不能阻止人们提出灵性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寻觅者对于精神的追求是持续的，这可反映在他们对宗教兴趣的热诚。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最广泛的定义是包括所有受过教育并接纳某些基督徒观念和信仰的人。他们并非从基督徒团体，而是从神学、哲学和文化等著作认识基督宗教的。 九十年代末，在笔者工作的一些城市教堂，天主教徒的人数不断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天主教会吸纳许多年轻人；我的同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神父，在称为“农业科学城”的西北农业大学区工作。他告诉我，他在那里传教仅仅三年，但已为超过一千名大学生和本地人士施洗。他也对我说，截至二零零一年为止，传道员的人数已由两组增加至六组；每组有五个人。然而，他要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传道员必须接受培训；他们只有少许的宗教知识，却要教授大学生教理。另一个问题是，教堂太小，很难容纳所有信徒一起崇拜。他面对的另一个情况是，许多人只听过简短的讲授便领洗，所以必须指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信仰作见证这方面成长。 中国幅员广大，而且变化急速。任何的讲话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很快便过时了。笔者认为不同宗教会在来年得以复苏和兴盛。随着政府继续放松对宗教事务的控制，宗教市场将变得更活泼，更蓬勃。 假设 回顾当代中国灵修的背景后，有人可能会问：天主教灵修真的表达些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作出以下的假设。 首先，在天主教的制度组织，例如教区、女修会、修院等，灵修教授模式的内容因应不同的对象－－教友、修女、修生、神父－－而有所不同。为教友、修女、堂区或修道团体的神父来说，灵修生活的模式可透过多元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每日祈祷和牧民照顾（依从神师的指导，辨别个人的圣召，在社会上实践爱主爱人，以及其它个人的灵修生活模式）。相对之下，修生的灵修祈祷生活较为简单：每日祈祷、默想和良心省察，与神师分享灵修生活，阅读圣人灵修和生平，实践对天主的爱，以及服务有需要的人。 此外，透过“天主教灵修教育年”和“团队”（修生和修女），这灵修可展现在不同的天主教教育情况中，因为他们能够在以下的类别中影响日常生活的一般灵修成长：首先，那些生活在修道团体多年的人可能觉得“注意祈祷”是他们灵修的泉源，而那些年资较浅的人可能较少有这样的感觉。第二，那些觉得“注意祈祷”是灵修泉源的修女，人数会比修生多。第三，修生从修院生活中获得不同的灵修生活泉源。第四，那些“一至两年”的修女相比那些“超过三年”的修女，她们有不同的灵修泉源。 此外，天主教灵修可以在社会的架构中表现出来，其中教友彼此以兄弟姊妹般交往，而非教友亦互相友善相待，并在社会上寻求和平。 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它宗教，天主教的方法是与别人分享喜讯，因为彼此住在同一的中国社会，拥有同一的文化，并视众人为同一人类大家庭的成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彼此类同的，每个人应尊重别人的不同灵修。 方法与限制 为试验上述的假设，我们回顾一些关于国内天主教徒的当代灵修文章，我们也采用一些涉及现今国内天主教徒的灵修的资料。这些数据是选自二零零一年夏季所进行有关中国天主教会实况的一般社会调查（参阅本文尾的附件）。我们将集中解释现今中国的天主教灵修，而不是过去的，或未来的灵修，因为我们找不到很多有关中国天主教灵修的材料。此外，我们不能完全把灵修的转变跟我们的数据作比较，因为我们在中国天主教历史这方面只有第一手的调查资料。 我们将首先叙述天主教灵修的结构，好能了解中国的天主教徒响应如何生活出自己个人的宗教生活。第二，天主教徒的灵修经验到爱主爱人的基督徒生活。第三，天主教徒关注天主教制度组织在教育方面的发展，在他们自己之间，并与中国其它人民建立的稳固精神社会网络方面的发展。第四，我们考虑天主教灵修生活在中国社会转变中的模式。最后，我们将讨论它的远景和挑战。 当前社会中的中国天主教 自一九八零年以来，中国天主教得到有长足的发展，但在整个中国，仍然是一个比例十分细小的边缘团体。这一点，从下列三项比较数字中可以看出。首先，按粗略统计，人数由一九八零年的三百万，增加至二零零零年的一千二百万。不过，这仍然不及中国十三亿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亦仅仅相等于全中国一亿二千万宗教信徒的十分之一。 其次，在一九八零年，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仅有一千三百人，到二零零零年，神父及修女加起来已达五千六百五十人。但这亦仅及全国二十八万八千多宗教教职人士总数的百分之二而已。 第三，天主教活动场所及聚会点的数目，自一九八零年以来，已有很大的进步。一九八零全中国的天主教活动点数目不及十个；到了二零零零年，已经增长至超过五千四百个。然而，这在全国九万一千五百个宗教活动地点及聚会点当中，天主教只占百分之六。 中国天主教会的一般社会调查报告 由一九八零年至今，随着历史和社会不断转变，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一直在发展，并获得丰富的成果。在今天新的世纪里，教会呈现新的属灵面貌，来面对新的职责和挑战。这有助教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展现她真实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为人的服务，并带领万物认识造物主天主，在祂内找到爱、生命、合一的根源，在那爱情中成长。教会处身这个境况，不但需要反思自己的历史经验，也需要与基督一起在圣神内，使自己的生命继续成长。借着支持中国的天主教组织了解当前的问题和观点，紧急的研究将协助天主教会的发展。根据二零零一年夏天对中国天主教会进行的一般社会调查，我们可以提出有关的调查结果、讨论、观点，并且在总结时，表达今日的中国天主教灵修如何成长。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可分两方面论述，其一是发展灵修的模式；第二是灵修生活的模式。 一．发展灵修的模式 （１）目前的天主教制度机构组织并非以“单一灵修训练”，而是以“多元灵修训练”来培育教友的灵修：平信徒占百份之卅九点四，而修女占百份之廿八。相反地，现时修院的主要灵修训练是“每日祈祷”，跟“多元灵修训练”（35-20=15）比较，相差百份之十五，但是，修院的教职员认为“有意识的默想和反省”为修生的灵修训练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把它与“多元灵修训练”比较（53-20=33），就相差百份之卅三。然而，结果显示，教职员认为“多元灵修训练”对于修生是次要的，占百份之三十点四。 （２）今日的中国教友察看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爱主爱人。这特别表达于告解亭内的对话，以及实践牧民照顾这两方面。此外，修院的神师们知道必须为修生立下好榜样，并遵照各项管束修院活动的规矩生活。 （３）对于教友的灵修训练而言，教理的研读是最重要的，占百份之廿八点三，但是，如果我们察看对于平信徒和修女的观察资料，“圣经研读”可以是教友灵修训练的重点，相比“教理研读”，其差别是百份之九点八。 （４）正当修院强调“有意识的默想和反省”作为修生的主要“单一灵修培训”之际，今次报告显示，在与“多元灵修培训”相比下，各修院的排列几乎相同，占百份之二十。 （５）当女修会认为“多元灵修培训”为修女是主要的，占百份之廿八，其次是“初学生和保守生训练”，占百份之十八点五，我们把它与其它为修女的“单一灵修培训”比较，它也是主要的灵修培训。 （６）灵修可展现于不同的天主教教育“年数”，结果显示居住在修道团体多年的修生和修女，会首先感到“专注祈祷”是他们灵修的泉源，而那些只居住几年的修生和修女则感觉较少。其次，那些觉得“专注祈祷”是灵修泉源的修女人数较修生多。第三，修生在修院的岁月里拥有多式多样的灵修生活泉源。第四，那些“一至两年”的修女与“超过三年”的修女相比，会有不同的灵修泉源。 （７）圣召不但来自那些有超过一个儿子或女儿的家庭，而且现在开始来自只有一子或一女的公教家庭。 二．灵修生活的模式 （１）对于平信徒来说，“多元的灵修生活”比其它任何的“单一灵修生活”更有力，占百份之卅九点四。 （２）修生的灵修生活比圣职人员的较简单，而单一的“每日祈祷”形式比多元的灵修生活更加温和。两者的差别是百份之十五（35-20）。 （３）对于修女而言，“多元灵修生活”相比“单一灵修生活”较为浓厚，占百份之廿八；但如果我们把它与“初学生和保守生的训练”比较，会发现“多元灵修生活”比“单一灵修生活”更加有力。 （４）圣职人员的灵修生活表达于多元的灵修模式，占百份之卅一点三。这报告显示圣职人员的“多元灵修生活”比“单一灵修生活”较为浓厚。 （５）目前，参与主日弥撒的教友人数平均为百份之六十五，高出欧洲和美国。其差额是百份之卅五（65-30 = 35）。 （６）今日的教友在参与梵二以后的新礼仪，感觉正面的比负面的多，其差额是百份之八十一。 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研究灵修时，我们会间接了解到天主教灵修是个人与“天主”，或超性领域之间的个别关系中的一种较为经验性的、主观的和存在的成份。这些数据展示天主教组织透过了解对天主和对天主子民的爱，帮助教友寻找灵修生活。这意味着天主教徒能够在他们的团体中成长，并在教会的培训下渐趋成熟。此外，这说明教友在教会内生活，在基督的共融中与别人一起成为成员，正如天主没有创造人类个别地生活，而是走在一起，培养社会的团结合一。此外，这表示天主为什么拣选某些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某特定团体的成员，并给他们启示自己的计划，称他们为“祂的百姓”，即“天主子民”。这样，我们能够明白天主教徒如何拥有一个建基于天主的灵修生活。另一方面，数据不但给我们显示个人的灵修，也显示天主教会在今日中国的结构。 根据有关响应者的答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有关教会前景的数据。首先，百份之五十五的响应者对于教会的未来感到“乐观”；按照笔者的理解，他们可能指的是教会的发展机会，而他们可能认为教会是由基督建立，并在圣神的引导下成长。基督已复活了，圣神正在教会内工作。因此，教友无须忧虑教会未来的前途。其次，百份之十三是“不肯定”，这一组人可能认为教会是“天国，正在降临但仍未在这里，是基督徒信仰的奥迹”。第三，百份之卅二回答“不乐观”。这一组人可能认为教会仍在受苦，并在基督的苦难和十字架跟随祂。他们仍期待理解“降生成人”的意义。这三个组别使我们明白天主教徒在今天和未来所面对的前景和挑战。此外，从所得数据中，我们尚可以整理出多项教友对教会前景的观感。 （１）圣神引导基督徒团体迈向教会之内的圆满活动，迈向修院的招募，并迈向修女的培育。目前的天主教修道人士十分年轻；司铎和修女的平均年龄介于三十至四十九岁之间；许多年轻司铎和修女肩负教会和团体的责任。教友也能在堂区牧民照顾的指导下，在传教的圈子里表达他们对教会礼仪的意见。 （２）更新教会的运动的目标是发展一个更圆满的基督徒团体制度，使制度组织结构更加可见，使整个人，即身体和灵魂更趋完美，借着基督的德能和圣神的动力，成为普世教会的成员，直接倾向光荣天父。 （３）天主教制度化机构组织内的修和（教会的内部合一）有助寻找方法，让天主教徒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国里展现他们的身份、角色和灵修。 （４）地方教会与其它宗教及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让基督徒灵修向中国的本地化神学开放。 （５）随着经济市场开放，以及中国加入世贸（世界贸易组织），西方思想和文化将为中国带来更多机会，借着学者和学术会议作为文化交流的模式，解释基督徒伦理和灵修。 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１）正当新一代肩负更多责任，他们要面对一个急剧转变的社会的种种挑战，越来越集中于赚钱、物质利益和天主教会内的行政权力。时常单独的年轻司铎和修女需要伦理支持，并透过持续培育分享他们的牧民问题。这挑战不但影响圣职人员和修女的灵性成长，也影响教友的信仰和灵修。 （２）至于对话与修和，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确不相同，但绝非彼此对立。中国和天主教会是今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并在世界舞台上依然运作的“机构”；性质虽有差异－－一个是政治的，属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属于精神方面的…… （３）为促进中国文化之内的宗教对话，在中国宗教多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必须时时刻刻寻找更多发展基督徒灵修的机会，好能拥有一个稳固的天主教灵修的拓展空间，以及高等天主教教育机构，来发掘“天主教－－中国灵修”和“天主教－－中国神学。” 结 论 今日的中国天主教徒灵修在真实的基督徒灵修的基本“成份”中维持恰当的平衡，也充满活力地加以整合。当它与观看事实和透过物质事物到其精神核心的新方法结合，又因此“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格前2:13）的话，那么，它就是目光远大的灵修。它是相关的灵修，因为我们按定义是相关的存有－－与天主有关系，彼此互有关系，特别在中国，与它的文化和其它宗教有关系，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宗教多元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基督徒灵修的特质是相关的，这要求意识到别人的临在、需要，和恩赐，以及大地的一切受造物。 这种灵修是转化的，常常向圣神的临在开放，因为圣神就是治愈、修和、更新、赋予生合、恩赐和平、保持希望、带来喜乐，以及缔造合一的德能。我们根本上是社会的人，领受天主教灵修，彼此连系，亦与广大的自然和宇宙连系。我们每人也是独立的个体，尽管我们与别人分享共同的人性，亦在中国与整个受造界团结一致。我们仍是独特的个体，对天主拥有自己与别不同的经验。 总言而之，中国的天主教灵修不但以历史较悠久的个人自我焦点发展，也是一门学科，寻求解释天主教经验，因为它真正的发生，因为它真正的转化其对象迈向基督内生活的圆满，即迈向自我超越，令生命在天主教信仰团体内得以整合。中国的天主教灵修正显示天主的救恩计划，而它在基督的“降生”、“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复活”中经验它。 附 录 我们称这项调查研究为二零零一年夏季“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一般社会调查”，因为它包括四个主要问题： 一、 修院的现况与发展，包括二十条问题； 二、 女修会的现况与发展，包括十七条问题； 三、 天主教教区的现况与发展，包括卅一条问题； 四、 教会礼仪的现况与发展，包括六条问题。 在进行调查研究期间，我们决定联络八间修院和八个女修会，它们分别位于沈阳、吉林、北京、石家庄、西安、武汉、上海，以及位于北京的中国神哲学院。这些地区的天主教修院和女修会正代表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实况。我们理解到，数以百计教区修生和修女正在那里接受培育。从他们的答案，我们从中国大陆这一大地区获得教会情况的重要资料。我们访问过北京教区为培育教友神学及圣经而设的“周末学校”，因为它是唯一拥有超过一百位教友学生的学校。在陕西省，我们在地区的杨广彦主教，以及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的支持下，与一些神父和教友会面。在这次行程中，由于财政及部份政治问题，我们未能访问及寄发问卷给国内的所有教区、修院和女修会。这可能令中国天主教徒了解特别的灵修：“我们等待什么？和／或：谁在等待谁？” 由二零零一年五月廿二日至八月底，我们向上述八个地区发出一千五百份问卷，对象包括一千名修生、六百名修女，以及三百名教友，而我们庆幸就四项主要问题收到以下的实例： （１）我们收到七百六十四个有关修院状况及发展的实例，包括：一百六十四个一至两年的实例；一百八十七个三至四年的实例；三百卅四个超过五年的实例；七十九个在修院任教的教授实例。 （２）我们收到二百廿六个有关女修会状况及发展的实例，包括：四十八个一至两年的实例，卅一个三至四年的实例；六十六个超过五年的实例；八十一个超过十年的实例。 （３）我们收到有关天主教教区的状况及发展的一千二百个实例，包括二百零六个教友实例，二百零一个修女实例，六百八十三个修生实例，以及一百一十个神父实例。 （４）我们收到一千零卅四个有关天主教礼仪状况及发展的实例。在这次调查中，由于没有足够时间来整理样本，所以我们区分教友、修女、修生和神父。 为收集样本和输入数据，笔者非常多谢以下在中国的人士：社会统计学专家Mr. Xuanhui Si、家兄杨 Yaofeng、家姊杨Juhong女士、 Xianyan Wang女士、Lei Yang女士，以及Minchen Zhang女士。我们在中国大陆收集资料的差不多十天里，他们给予很大的帮忙，是我们的义工。 在进行这项调查研究期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资助。我们利用电话，制作正式的问卷，并支付印刷、邮费、国内旅游及其它需要。参与者做得很好，并为了这项调查研究，在收集资料时作出很大的牺牲。 总的来说，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一般社会调查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进行这项有趣的研究，运用已有的数据，我们而仍需要人民的支持和财政的资助。那些支持我们研究项目的人，当然获得上主的祝福，中国天主教会将永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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