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言……………………………………………………………3
一、吴经熊的生平……………………………………………4
二、吴经熊的灵修著作要旨…………………………………4
1．吴经熊灵修心得的来源……………………………5
2．吴经熊的三段灵修…………………………………6
三、神贫在吴氏看来是一种价值观的大革命………………7
四、吴经熊对神贫真福的人生觉悟…………………………8
1．对物质世界的看法…………………………………8
2．对文化的追求………………………………………9
3．皈依后对生活的态度………………………………12
五、有感于现代人的价值观………………………………12
1．物质不等于幸福……………………………………12
2．今日中国社会的危机………………………………13
3．精神的正确指导思想………………………………14
a）启示宗教………………………………………14
b）非启示宗教……………………………………15
总结…………………………………………………………16
参考书目……………………………………………………18
引言
“灵”在汉语中除了灵活、灵巧之外,最重要的是指：精神、灵魂、心灵、神仙或关于神仙的神灵。“修”除了修饰、改编等意之外，着重于学习或修炼通常有修养、进修、修行之意。二者结全起来似乎可以说是关于心灵或精神的修养、修行，也关乎人行为上的修炼。[1]
“灵修”（spirituality）外来词常指身心修养的专门学识与习修过程。由于对人的存在和其终极向往有不同的认识与信念，因而对灵修的理论与实践也有很多不同的学说与宗派。比如：基督灵修、儒家灵修、佛教灵修。[2]
因此灵修不仅关乎实践，也关乎实践背后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向和目标。
这种理论大多是前人在生活中摸索出来对于生命的体悟和人生修为，这种人生修为在吴经熊看来，是一种人生境界。[3]
这种人生境界虽不受时空的局限，也不受文化的限制，但确是有高低之分的。而“境界”一词也带有浓厚的东方思维的特色。因为西方人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较重视人的思辨，而东方人则较重伦理、重圆融。这种把东和西粗略的分割也许从修为、从得道的角度来讲很武断，然而在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思想家—吴经熊博士身上，却能穿透这种东、西文化差异的隔膜。他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打通了这个通道，能用中国的文化（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去诠释西方的思想？又能用西方的思想来诠释中国的文化呢？我想是爱的科学吧。[4]
正是如此，使得他能畅游于中西文化间。也在此基础上有了他自己的灵修感想和人生真谛。他的《内心乐园》既是灵修著作，也是反映他人生哲学的书，书中不但文词优雅，而且引经据典。处处流露出他灵修的深度、思想的高度以及他心灵的广度。宋儒陆象山说：“非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5]
在我看来，此话虽狂，但从心灵高度来讲是可能的。在我看来吴经熊也具有这种心灵的高度。从莎士比亚，霍姆斯法官，圣女小德兰到老子，几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人，他却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平台上评头论足。[6]
表面看来似乎是胡编乱造，但从心灵高度来讲，其所谓真理无国界，圣人无门派。这也许与他自己博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除了学习法律是他的专业外，他还是个文学家、哲学家等。这样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思想家或学者，怎样教我们以隐修的精神过俗世生活。[7]
同时在他的灵修著作中，又以哲学的思维引发我们觉悟人生的智慧。然而在我们繁杂的社会中，也许他的灵修著作能为我们有所裨益，他的思想也能激起我们对人生的反思。
一、吴经熊生平简介
吴经熊（JohnC.H.
Wu）于1899年生于宁波一个富裕银行家家庭，结实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少年时光研读化学，不久即改学法律。当他在上海就读中国比较法时，加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毕业后于1921年附美国安，那伯（Ann.Arbro）密西根法律学院（Michigan
Law
School）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后来，他得到一份迦太基（Garnegie）奖学金，从而使他能在巴黎及柏林做博士后研究。回国前，他又以一年时间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做研究导师。1924年春返回上海开始他光荣的事业，很快他便成为母校的校长，1927年成为名焕一时的上海临时法院院长。[8]
1928年他被特邀成为中国法律制定委员会的成员。1929年再次去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于1930后返回上海开设法律事务所，此时他的经济收入达到了顶峰。1931年任立法院委员，撰写中国宪法。1933年被召入立法院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的重任，后以他的名字发表，在宪法的完结篇上留下不朽的痕迹。1935年他创办英语文化及文学杂志—《天下月刊》，1937年加入天主教。1939年受蒋介石之请将圣咏及新约翻译成文言文广受好评，1947年受任中华民国驻梵蒂冈大使，1949年受夏威夷大学骋请，在火奴鲁(Honolulu)教授中国哲学，1950年到1967年在美国西东大学（Seaton
halluniversity）教授法律及中国哲学，1968年回台湾定居养老，并兼任国会参议，于1986年安息主怀。
吴经熊堪称为一位饱学之士。他对哲学，文学，音乐，艺术，心理学，政冶与科学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研究几乎涉及到所有文化和艺术领域。他的著作包括法律、唐诗、禅宗、基督教灵修学等。
二、吴经熊灵修著作的要旨
1.吴经熊灵修心得的来源
众所周知，牛顿是站在伽利略，开普勒，胡克，惠更斯等巨人的肩膀上发现了绝对力学原理。而爱因斯坦却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又发现了相对力学的原理。一本著作的问世、和种思想的形成，除了上天所赋予每位发明者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智慧外，总能找到他立意的基点或来源。这来源通常是来自他个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受其它思想的激发而形成的。自从吴经熊皈依天主教以后，他便在圣经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后因他翻译过圣经，可见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他对于基督精神的了解要比一般人深得多。结合他对各种思想的集大成，对教会内各种灵修的指引，再加上一些他个人的亲身经历，真福八端的精神对吴经熊的感触很深，这里面不仅包含了人生福份的预许，也显示出一种人生哲学。在吴经熊看来，真福八端的精神中更是包含着人生的修炼阶段和一种人生价值取向。由于真福八端是新约法律的核心，因此吴经熊把真福八端（玛窦福音）作为他灵修学的出发点。
玛窦把真福八端放在山中圣训的中心，因为它是全部论题的关键。有人解释说真福八端是耶稣颁布的新约的法律，相应于梅瑟在西乃山所颁布的旧约的法律。彰显出天国的子民所具有的双重性的本质：一方面完全是一种恩赐，另一方面显示出人应努力去寻求。[9]
吴经熊对真福八端有两种看法：（1）任何一端真福都是通往天国的大阶梯；（2）一端一端的真福就是一步一步的踏级。奥斯定就是后一看法的提出者。[10]
圣多玛斯也随奥斯定的看法，将真福八端分为三组。起始三端真福：神贫，哀恸与温良是克己去欲的功夫；饥渴慕义和怜悯二端是属于积极行善的功夫，心理洁净和缔造和平二端真福是属于静观的境界，第八端是前七端的综合和冠冕。因此，从奥斯定和多玛斯对真福八端的诠释似乎也成为了吴氏灵修著作的架构来源。
从生活经历方面来看，1937年对吴氏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他曾因事业的成功而寻花问柳，致使家庭不和眭，内心一直很烦乱，但就在同年11月分的一天，当他在朋友（袁家潢）家无意间看到了小德兰的《灵心小史》之后，他从思想上重新有了改观，并找到了他生命的亮光。他也曾感叹道：“如果圣女小德兰是天主教，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个天主教徒呢？[11]
曾一度萦绕在他心头的乌云，从此焕然冰释。就这样他踏上了自己心灵之旅。又因为他好学，十字若望，圣女小德兰等圣人的灵修书籍也便成了他的精神饮料。
2.吴经熊对灵修三个阶段的理解
三段灵修在此并非指吴经熊的新的一套灵修体系，而是他对灵性生命成长的三个不同阶段的划分。吴氏似乎对“三”有特别的领悟，从他的著作中，可知他的精心按排，而并非出于偶然。中文版序言中房志荣教授对此作了精细的归纳：例三字贯穿了全书，弥撒分为三部分（110），礼仪年分甲，乙，丙（284），宗徒的生活分为三段（123），创造、救赎、圣化相应于理性、老性与神性（127）[12]。
正如多玛斯所说：“人类的理性，自然会有不成全不断地迈向成全。”在吴氏看来，人内心生活的成长是必须的，且须经过某些阶段，佛教有戒、定、慧三个阶段，儒家有及门、升堂、入室三个阶段，目的是为寻得人生智慧。然而在吴氏看来，儒家与佛家说的是自然人性，而具有恩宠生命的基督徒应不断的朝着成圣的目标发展，前行的道路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灵修生活是确保生命不断成长的先决条件。使得生命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即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主要围绕真福八端，把生命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上所说的炼路—初学者之路；明路—通向熟炼之道；合路—成全之路；他把炼路又称为爱的萌芽阶段，明路称为爱的成长阶段，合路称为爱的结果阶段。他依照多玛斯对真福八端的解释，将神贫、哀恸、温良归为第一个阶段；将饥渴慕义和怜悯人的人归为爱的开花阶段；将心里洁净、爱好和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归为爱的结果阶段。
第一阶段的目的是为达到让耶稣把我们引到天父面前，在基督内我们才能得到天的恩宠。因此，在此阶段最重要的是承认物质的有限和精神的永恒，天主的伟大和自我的渺小。从而让自己拥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和天主的恩宠合作。按圣多玛斯的意见，在此阶段哀恸的真福是要驾驭自己强烈的声色之欲，而温良则是要克制自己易怒的情绪，靠恩宠的助佑使自己变的安静、和平、沉着、有耐性。
爱的开花阶段—吴氏认为是天父又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因为只有回到基督身上我们才能感到天主的无私，和他对所有人的接纳与怜悯，体会基督的博爱，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去小我存大我。经过前一阶段的修炼，虽知道了天主的安慰，但这种对天主的观念还是狭隘的、占有性，还不知道安慰人的天主。容易将天主的慰藉视为天主本身。他认为在此阶段饥渴慕义与怜悯人的真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既包含了对天主的渴慕，也包含了对人的怜悯与爱戴，二者不可分。对天主正义要求我们对他人的怜悯。基督徒能享受泛神论者对大自然所激发的一切喜悦，却没有沉溺于大自然的危险，因为其喜乐的最深根源源于天主。
他认为爱的结果阶段是圣父、圣子一起把他们的圣爱之神倾注在你心中，得称圣徒同胞、和天主的子女。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与光荣。成为圣神的果实，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经过前两阶段的修炼，最初到达此阶段时也充满了太过重视自我主义的危险。同时，这个阶段是灵修生活中最痛苦的时期，但也是最重要的关头。所以，在此阶段最好是把自己无条件的交在天主手中，绝对信任他有治愈我们的能力。即使所患的是最顽固的毒瘤或最邪污的麻疯，天主也不会束手无策，靠着信德而生活。如此，我们才开始生活在现实世界较深的层面。
这三个阶段是不断递进的关系，但不互相矛盾，因为他把整个真福八端归为一端—即爱人的人是有福的，你将为天主所爱。在吴经熊看来：在爱的和谐中，一切美德只会更加深入、更加完美、更加合而为一。若在合路阶段，信德则可称为对天主智慧与美善的会心欣赏；望德变为一种对天主的渴慕。在此阶段，一个人的种种美德在他人眼中显的不同凡响，但他自己却觉得极为平凡。神贫变为空空如也的一片赤心，无可无不可的适应任何环境。如此的从容与乐道，是因为是以那使太阳、星星运行的爱为始也为终的天主为根由的力量。
三、神贫在吴氏看来是一种价值观的大革命[13]
神贫一词解经学家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看做谦逊。例如：奥斯定就认为神贫是思想上的谦冲。也有人把它看成是超脱的精神，为了隶属于天主，须要打从内心放下一切不是天主的事物；人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还有一些人认为神贫就是甘心选择贫穷，真正放弃一切物质财富。而吴氏则认为谦卑和超脱的精神都是神贫的效果。不能和神贫本身混淆。至于甘愿选择贫穷生活只是神贫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并非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基本上神贫是一种生活的风格，是一种获致幸福的哲学，一种使事物各就其位的和谐。
在吴氏看来，从形上学的角度来看神贫，除非整个宇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每时每刻都保存在天持续不断的意志内，否则不会存在。由伦理学的观点而言，神贫是提升心灵、使之响往天主、爱他于万有之上。他使我们想到涕泣之谷，需要以无限丰富的慈爱来填满。然而，在他的灵修著作中，神贫包含着对物质世界的淡泊、对精神追求的向往、对内心皈依的基础。它是一个选择：表示人对立场的选择；它是一个起点：因为人若想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找到人生的真正幸福和人生存在的意义，要从神贫开始，不要让物质世界的财富，迷惑了人的眼睛与心智；同时它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神贫不是否定了物质世界的价值，也不否认我们对物质各种追求的意义，而是一种心灵的提升，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于物质世界役物而不役于物。对人际交往，以仁爱相待。它是一种人生哲学：表示他要以永恒的眼光看世界。基督徒的神贫本身并不是我们培育的最终目的，而是一个必要条件，有了神贫精神才可能容纳天国的无限财富。[14]
四、吴氏对神贫真福的人生觉悟
1.对物质世界的看法
名利双收的他在皈依教会前也和奥斯定一样，为了寻找快乐而放纵过自己。在他的人生中经济条件最好的时候要数他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的时期。具他回忆，他的月收入不少于4万两银子，相当于4万美元。这些可观的收入也至使他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灵魂且坠向了罪恶的深渊，也使他的内心划向了最大的争扎阶段。在那些日子里，他不沉迷于形形色色的算命。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怨气。对国家的不满，对自己的妻子不满，他感到自己如此功成名就、一身荣华，而自己的妻子却一字不识，不能跟他分担工作中的重担与劳苦。[15]
至使他的灵性生命飘荡到了终点。
然而，他追求人生幸福的心没有终结，中国的儒、释、道精神仍使他在人生幸福之路上徘徊，直到他接触到了小德兰为止，他一下了便投入了基督的怀抱，就像奥斯定的花园奇迹那样真实。[16]
在他经过个漫长的心智浪游后，他回到了上主那里，感到没有一样物质的东西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他也曾这样回忆说：“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替代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官位？你爬和越高越空虚。钱？我曾挣过大量的钱，但并没有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它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名声？我也享有，但惟一的好处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女人？我曾有够多女人等。”最后他才到上主那里找到了一切幸福，并能提升他生命的意义。他是能比你自己更知道你心的理想朋友；他是一切名副其实的书的意义，是音乐之泛音，是一切科学与哲学的主题。他教你怎样执行公务，教你怎样使用金钱和别的物质东西，他将名声转化为爱的容器。[17]
皈依后的他认为：我们今世的生活只不过是暂时的放逐，有个真正的天家可以仰望，使我们能不加逃避地，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无常与多变，也令我们毫不畏缩地度过许多困苦与煎熬。如果我们将此生视为我们的住所，我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相反的，如果视自己人为回程中的群鸟，那么即使流亡，也能怡然自得。[18]
在他看来，物质世界相对于永恒的生命而言，我们都是瞬息即逝的影子，但他并不否认物质世界的价值，他把物质世界都看成是天主的恩宠。他认为假使我们将一生旅途中的每件小事，都能透过天主的眼睛去看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家、我们的路无非都是天主，那么任何一点一滴都点缀着永恒的色彩。幸福像沸点一样，是相对的，只有尝过生病的滋味才能切身地体会到保持正常的健康状况是多大的快乐了。自由的呼吸、享用食物，睡得香甜，开玩笑、晒太阳等。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我们都是通过上主的特殊恩典得到的。并且这个恩典即灵性生命的种子，须逐渐增长，直到基督在我们心中形成。所以他也强调灵修生活不是喷射一阵就了事，而是持续不断的活水之泉持久的流入生命。有时，它咕咕直冒；有时，它平静地流淌；但必须总是一股连续的流。[19]
2.对文化的追求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被列强瓜分、内部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然而，吴经熊则有幸生于一个生意家庭，给他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从小不仅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也给他提供了学习外语的机会。这些为他后来能学通中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他6岁时便在一位私塾先生带邻下学习儒家经典。后来慢慢接触到了道家、佛家思想。这些牢固的根基，使得他以后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时，能更深广的去理解西方思想。同样，西方的思想又使他更深、更广的回味中国的智慧。
在他留学期间，以他独特的才智曾和当时美国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探讨如何从实用主义与心理学的观点去研讨比较法学。[20]
同庞德谈论法律的社会学；同法国的法学家史丹姆勒交流法律哲学；同魏格莫（JohnHenry
Wigmore）学证据学。关于法律的各个方面他都有涉及，并在各方面被他们所认可。[21]
在他对法律的探究期间，他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在法学方面对过去的批评较多，对建设性的思想较少，并认为法律所面对的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的问题，法律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二是制定法律的目的何在？估量法律利害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设定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不能求之于于法律之内。因法律只不过是促进人生价值的工具。因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第二、法律怎样才能尽量地促进和充实人生的价值，并随时随地提高人生的意义呢？
这种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使得他不得不寻求思考，这种问题使得他对所学的又重新加以反思，试途从中找出一个较为完美答案，这个答案在他老年时似乎才给予比较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要为了成为律师、法官、学者、工匠、而是要成为圣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圣善的种子等待我们去灌溉滋养而成长。”[22]
吴经熊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除了法理学和法律哲学的整个范围之外，他还研究哲学、科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政冶学、文学和美学。[23]
据他的继妻祝文英女士的回忆：
吴氏老年时期除了看书、写书、上课外，没有什么别的爱好。这样一个醋爱读书的人，他又怎样看待文化的作用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到：“书本？你越博学，你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科学？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24]
他这样写并不是否认读书的价值。
正如前面所说的，而是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些人学习为博得功名，他却认为学习是要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历练,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在此要在所学的知识中找到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可以在他有关中西文化交谈的观点中看出：吴经熊对文化的态度是这样的，他认为中西文化只有在基督内结合，若不在基督内结合，则反而会失去各自的特色，所到致的结果是怪胎。[25]
他强调：若不在基督内寻求真理则等于缘木求鱼，因为他认为基督才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若十四：6）。因而，他把在非基督的世界中的贤哲、圣人都看成是预报基督的人物，这并不是否认那些贤哲圣人的观点没有错误性，反而因此强调启示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显示启示的正确性及真理性。从某个角度对那些贤哲、圣人的智慧，择其善者而从之，都可作为走向基督信仰的桥梁，目的是走向基督，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
对他而言，特别是中国的儒、释、道的哲学和智慧，使得他对基督信仰有更深的认识：因而他说：“儒、释、道精神构成了我的道德和宗教和背景，从而形成了我灵性发展的一个内在部分。它们是上主为了让我与基督结婚而给予我的天然嫁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6]
有如此心境的他，在信仰内，他可以这样看中国文化。同样，他也可以用同样的胸怀去容纳其它文化，这不仅显示了他胸怀的宽大，也显示了基督信仰的包容性，因而施恩蒙席的话使他也感同身受：“尽管他慷慨地准备抛弃他的异教文化遗产，却发现身为公教徒，它之中好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失去，相反地，它得到了举升与补充。有欠于生活变成了有欠于上主的恩典。”[27]
心中有主使他学会对生活作好的选择，我想在文化的角度上，也同样适用。若把学习看成博得功名，那是追求虚幻，若把学习当成生命提升，在基督内去接纳，那么会使人受用无穷。
3.皈依后对生活的态度
对于一个找到真正生命的人来说，最重要是还是要去面对目前的生活。对生活的淡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活态度，似乎不足以表达后来得道的心境。一个只对生活淡定的人只能说明他对物质世界、对人的追求看的透彻。吴经熊是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呢？我想可以从他的《中国哲学之悦乐精神》看到一些迹象：面对中国儒、释、道三家的人生哲学思想，可以说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都见智。然而，吴氏却能从这三家中用‘悦乐’二字一以贯之。他认为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义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的入世、出世的和谐。[28]
同时他也觉得目前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精神上极度扰攘不安的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事物，乃是贮藏新潜能，这潜能不再是物质的而应是道德的能量了。[29]
因此，悦乐精神是吴氏的为人处世之道，我想这与基督徒应过喜乐生活不矛盾。有喜乐才会充满感恩，相反一个没有喜乐生命的人所感受到的是生活中的不公平，是对生活的抱怨。一个喜乐的人并不是全部认同生活环境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对生活中不利的环境有个明智的认识。一方面他接受生活，认可物质世界所带来的有限性，因为他反观自己时，自己也是有局限的人。这种态度是对别人的肯定，也是对自我的肯定与接纳。另一方面，面对周遭的人、地、事物和环境时，即使再不满意，他总能拓展自己的眼界和胸怀。另外，如此一个喜乐于生命的人，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时，不但不去抱怨，反而能够尽力地为周遭不和谐的环境去做些什么。虽然他不清楚他所作的能否真的给环境带来改变，也许会有得不偿失，但他内心那种喜乐的信念也使他能超出患得患失的人生境界。这种喜乐在他的外在而言，也许不需要理由，但他的内心一定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为出世，也不是为入世。更不是那种不失进取的逍遥自在，而是因为他拥有一颗喜乐的生命，尝到了喜乐源泉的甘饴，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自我流露。正如西方有句谚语那样说：“上帝有两个住处，一个天堂，一个在感恩者的心中。”
五、有感于现代人的价值观
1.物质不等于幸福
生活在现代的人，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或许有很多人，对这种紧张和生活感到心力憔悴。但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有时也感到生不由己，这是因为现代人对于价值观的改变，认为钱的多少是衡量个人价值的高低，不可否认钱在当今社会显得很重要，没有钱也许就要被饿死，更谈不上对人格的尊重了。今天好多人的幸福观只是建立于物质上的比较，并非从需求上对人的一个实际标准。物质上的这种不均匀分配，造成财富两极分化。虽然整个社会所制造的财富总数增多了，但从人们幸福旨数上来讲似乎成了反比趋势。我国80年代时作过一次幸福指数的调查，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四，在1991年的幸福指数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三。在1980年的基础上1991的财富上升了，幸福指数也上升了。按理这个百分比应随财富积累不断往上升，可到1996年时再作调查时此指数下跌到百分之六十八。首先从这组数据所看到应是物质不等于幸福，人本来就属于精神体的存在物，当人过多的只追求物质利益而忽略精神归属的时候，那么所拥有的幸福只是短暂的，相对的。也许从人的整体来看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从这个方面而言吴氏也给我们作了一个好的见证。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多玛斯也肯定地说：“人本然的，和必然的追求幸福。”但这种幸福应不只是追求物质，而应继续追求更高的意义和多为精神方面的价值追求。
另外，幸福也关系到一种生活环境与生存空间的和谐。人只有在一个团体中才能体验到他的价值，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内（Karl
Rahner）说：“人是关系性的存有物”。
每个人也不可能离开团体而生活，需要相互的依持与帮助。在这种团体中的整体的生活面貌也才能体现为精神的高贵，团体生活是验证个精神品质的标准。
2.今日中国社会的危机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使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划分，已有明显的竞争趋势。这种竞争不是一种通力合作，而是呈现出相互敌对的倾向。本来自由、平等是对人格的尊重。但在今日的中国，这种观念却成了对第一世界挑战的理由。这种态度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强势态度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但事实上，对于中国目前许多弱势群体，即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贫穷人来说，政府对于他们的人文关怀何在？整个社会物质财富所造成的不平衡，这种危机让更多的人感到生活的无奈。更多的心里负担使得他们对未来失去希望，对工作失去价值，从富士康一连串的悲剧事件中，我想可以窥些倪端。所以自由、平等在西方受到相当的关注，与他们的几千年的基督信仰有着直接的关联。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自由与平等，也不是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理念。但如果不在信仰内看到人为何有尊严的基础，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30]
当然今日社会的危机不只在中国有，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也有，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平等与自由的权利。一方面与信仰的退化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出于信仰内的力量，这便给人造就了更具安全感的社会体制与管理模式，显示出更具有人性化的社会。
就如莫尔特曼所说：“在传统的社会中，个人感觉像家庭、生命或宇宙大整体的成员。个别的成员虽然死亡，整体仍然存活下去。然而，现代的、个人化的意识只认得自己，将所有投注在自己身上，因此相信，死亡结束一切。”[31]
不知道他写得是那个国家的情况，但至少从个人经历上来讲，我感到中国现在也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也许不同点就在于对于死亡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罢了。
3.精神的正确指导思想
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所知道的从‘学雷锋’的热潮开始一直到‘八荣八耻’的出现。简单来说，这也是一个注重精神发展的体现。而且从五讲四美开始到现在，教育界对德育、智育、美育等精神发展策略的吆喝，也一直没有减少，但为何大家感到这些都收效甚微。但由于关乎基础问题，没有真正从关怀上的行动，而是出于职务上的一些话，既使自己不这样去做，但也要这样去说。
a）启示宗教[32]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人是天主的肖像，是天主所造。人由灵魂与肉身共同构成，灵魂（spirit­）—意即精神，他不是虚无，他的终向是天主。人的理智、意志、情感都是灵魂的功能。当人只顾肉身而抛弃灵魂的时候，人亦失去意义。但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植物人除外）只有人借肉身用不同的方式去获得追求。这种追求因着自由意志的不断选择，一种不断的向上超越，直到进入天主的光荣中；另一种不断走向和天主分离的痛苦。意即对于物质方面不在于纯属于肉身的享受，也在于怎样善用使自己不断地获得灵性生命的成长。幸福与喜悦首先来自于精神生命的丰盛。但也不否认肉身上的享受，因为一切都来自天主的创造，天主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人不应只把生命局限于物质世界。正如耶稣说的你们不应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有虫蛀、有锈蚀。而应在天上积蓄财宝，因为那里虫蛀、没有锈蚀（玛五：17）。人若获得真正幸福首先应建立好天人关系，因为人灵魂的终向是天主。相对天主的受造界是有限的，所以从受造界所获得的幸福也应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财富不等于拥有幸福的原因。
从社会团体来说，耶稣强调人与人生活在团体中，彼此之间应相爱如兄弟姐妹，情同手足。叫我们如同他一样，如此将天主爱的温暖传递给他人，好让人人都能生活在爱的氛围内，建立人与人之间爱的友谊。以爱天主的角度出发去尊重每个人，因为人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我们同为天主的儿女。予人玖瑰，手有余香。给人方便，也给己方便。团体的氛围好与坏也验证了人的修为境界，帮助别人不再是图别人感谢与赞美。中国有个成语叫“不欺暗室”，还有“举头三尺有神明”,在这里从积极方面讲是更显示天主是爱的临在,是人对天主召唤回应的一个机会。也可以显示人修为的境界不在局限于人的面前,在暗处不愧于天地,在明处无愧于天下苍生。这也正如孟子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诈于人。”
从消极方面来讲，也是为警醒那些对自己和他人没有责任感的人。
b）非启示的宗教[33]
除了启示宗教以外也有很多非启示宗教。例如佛教对修养很重视，他们讲八正道都是对自己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与方法。他们也提倡人不要陷入物质世界的迷惑，六根清净，否则难以顿悟。空即是色，色亦是空是对物质世界的轻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也似乎关乎到人与人间修为。[34]
儒家讲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的精神在中国的精神文明中占具着首要位子。总之，修为不要为所有的物质事务所羁绊。
因为在现代的社会，人的心灵空间总被太多的物质所占具，需要释放一些心灵空间才对自己，对别人有更清楚的认识。
总结
奥斯定说；“我的心若非在天主内才能找到安息。”[35]
吴经熊也是思想的游荡者。然而从整体上讲，他的灵修著作给我感觉是形上的理念较多。由于他知识广博，所以从他的灵修著作中，我不但看到了高超灵修的气度，而且也闻到了浓厚的哲学气息。另外还体验到文学的优美和东西文化的相融点。我觉得既可以显示出他思想的深度，又可以流露出他心灵的高度。从他的著作中去体验灵修的话语，似乎出自于思想的要素多于具体实践成份。如果一个人的理念能指导他行动的方向，他便会真正的改变。对于修德之人来说，如果方向错了，不但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反而会有南辕北辙的危险。这也许是我们看他著作，了解他灵修的优点吧。但在实际的灵修生活中，不但包含思想及意念，更重要的是要有生命的体验与行动的表达。经过反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也有弊端:
1)物质对人诱或是那样的真实而且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而信仰对于人来说是那样的神秘，就像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所说的“没有人能将天主和天国放在别人的桌子上；就连信者自己与不能为自己样做。”[36]
该以怎样的方式帮助人走出这个阶段呢？也许是较欠缺的。2)人对价值取向的选择，按各人的情况而定，吴氏属于那种重心智的人。但在我看来，他则属于作家型的人。但对一个没有这么高觉悟的人来说，他认为除了拥有了物质就是快乐，别的东西他想不到该如何？3)从他的经验来讲，似乎是要和他拥有一样的经历的人，才能够体验到人生的真正幸福。因为他的信仰及价值观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不是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样的，不能依瓢画葫芦。
皈依天主教后，他的思想真正是得到了改变。在描述被天主爱他是多么的幸福，这也是我写此篇文章为今天的人追求幸福的观点而言，吴氏的幸福观，为今天这个无信时代的人是个参考，也对我自己是个激励。从他的著作中，很少看到他去作爱人的行动或指引，除了在吴祝文英女士所著的《圣心缘》一书会看到他对妻子的心灵关怀得多一些，尤其是在此篇文章中没有涉及到。因为在现在的教会中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也正是因为这点德雷撒姆姆受到举世的称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仔细想想具有圣德的人是不会向外人显露的，这说明他的谦逊之德。一个能爱天主和一个天主所爱的人不能没爱人的行动，这也是自明的推理。从另一方面讲，他是作家，他的主要行动是用他的文笔为读者展示生命的美妙与生活的向往，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他的见证而去追求真、善、美、圣的天主。这本身便是行动的表现与生活的见证。他是哲学家，借着他的经历、思想及学识给人阐释生命的本真与智慧的本源，这也不能不是他的在职务上努力行动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