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的取态
去年，我于天主教会圣本笃堂参与《总主教的血》电影放映会，首次认识罗梅洛（编按：又译罗梅罗）总主教（Oscar Romero）。无论是那部电影还是《罗梅洛》一书，都高举殉道的意义，但因为在香港极少殉道的可能，这一点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共鸣。反而，罗梅洛的事迹 却启发我思考教会应如何面对现时香港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该放映会的讲者莫哲暐分享罗梅洛当时所面对的复杂政治处境，其时罗马天主教正联同西方右翼自由世界抗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散。然而，美洲的局势却是相反，各国的右翼政府在美国撑腰下实施军事独裁统治。不少知识分子趋向左翼思想，希望抗衡独裁政府。当上了萨尔瓦多总主教的罗梅洛，抵着梵蒂冈而来的压力，没有跟随大势支持右翼政府，走了一条与受压迫者同行的道路。
当时，我正在反省雨伞运动，尝试阅读和整理香港的左翼与本土的论争。罗梅洛的见证帮助我明白到∶教会的取向应是一时一地的，左与右并没有恒常的对错。曾有基督徒友人在《Facebook》中说∶“基督教必须是偏向左。”在过去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流行之时，这可能是对；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与现时的香港，却不一定对。教会必须不断锐意分析当时局势，找出最能忠于使命的取向。《罗梅洛》一书收录了罗梅洛多篇重要的讲章，内容就是不断鼓励每一个信徒都要作时代的先知。
贫与富的对立
此传记比电影更能深入探索罗梅洛的思考与行动的根源。麦德林文件对罗梅洛的影响极深，其中最重要的是贫穷人优先的精神。然而，罗梅洛最 初却对麦德林与及一切激进事物保持距离。当罗梅洛愈远离牧区，负责越多萨尔瓦多教区的行政工作，在政治上便越加保守，抨击当时关注政治的耶稣会士。罗梅洛希望维持教会的合一，不因贫富的问题而分裂。当然，罗梅洛没有忽视贫穷人，他一直有鼓励富有的朋友关注贫穷人的需要，但这充其量只是帮助富人以小善掩饰他们行大恶的罪行。
保守的罗梅洛后来被任命为萨尔瓦多总主教。然而，当上了总主教的他，最后却回归到麦德林文件的精神，选择贫穷人优先。这转变一方面可归因于格兰特（Rutilio Grande）的殉道，但此传记也指出，种子在他担任圣地牙哥迪马利亚两年的主教生涯已经撒下，因为那时罗梅洛重新直接参与穷人的牧养工作，亲眼目睹穷人的死亡、富人的暴力。
还记得两年前崇基神学院举行占中论坛，有一名参加者问夏其龙神父∶“教会有富人，有穷人，会否出现手掌是肉，手背又是肉的问题？”夏其龙神父精彩地回答：“手掌系肉，手背不是肉，教会一定以贫穷人优先……”
只是在长年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香港，中产人士都以为成就是单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极缺乏对基层人士的同理心。部分中产基督徒或能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积极援助基层人士，但因着现时对基层人士的福利工作与策略，这些努力也可能沦为建制的维稳工具。教会若要实践贫穷人优先，就不能 只说友好、行善、救助，囿于软性、大爱的美言，而必须揭露人的伪善，直指社会结构性的罪。虽然这样极可能带来教会内部的分裂，但正如罗梅洛所言∶“基督徒的合一不只在乎口头上认信同一个信仰，而且也要把信仰实践出来。……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使命，作为合一的代价。我们要切记，分裂我们的并非教会的行动，而是世人的罪，以及我们社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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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袁启明，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毕业，现为中华基督教会青少年宣教师。
【完】来源：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文艺通讯》
左与右、贫与富：读《罗梅洛：与受压迫者同行的牧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