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编按：台湾“光启文化事业”于二零一六年一月出版由陈聪铭博士所著的“怀仁丛书”系列第十四册《中梵外交史：两岸与教廷关系（1912-1978）》。本文为天主教历史学者古伟瀛教授就该著作之短评。
梵蒂冈外交政策有其独特性，因为她既入世又是超越，她是世界天主教信仰的最高领导，对全世界十多亿的天主教徒有影响力。依据外交惯例，如果一个国家中驻有教廷的大使，该大使就自动成为该国外交使节团的团长，以显示对梵蒂冈的尊重。这种惯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教廷与中国互派外交官时就产生了困难，因为当时中华民国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全国信仰天主教的人并不多，若教廷大使一来华，就成了驻中华民国外交使节团团长似乎不太容易被接受，因此，中梵建交后双方互派的使节为公使层级，避免了尴尬。
当然中梵之间的来往关系要比上述事件复杂得多，因为从明末天主教再传入中国以来，当时的海上强权葡萄牙就有“保教权”，控制来华的传教人士及活动。随着葡国势力的衰退，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保教权”由法国取代，在中国的传教士得到法国的保护。罗马教廷虽然想设法收回“保教权”，而中国方面也很想直接与教廷打交道，但终清之世都因法国的强势而未能成功。
进入民国时期，虽然政治上纷纷扰扰，但在外交上也一直继续着清朝末年的政策，亦即进行所谓的现代政府的构建（state-building）工作。对于与梵蒂冈的外交，中国也继续努力想解除法国“保教权”的垄断，仍然遭到法国的强烈阻挠。
教廷于一九二二年派了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来华，直接代表教廷，进行一些提升国籍神职地位及尊重中国主权的措施，但仍免不了法国的干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欧美各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后才罢手。教廷与中国的通使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年初才由中国单方面派使，中梵首次双方派任公使要到一九四六年才实现，然而，其时中国已面临内战，局势动荡。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逐渐取得中国政权的过程中，中国的国籍主教有不少带领所辖区内的修生，逃离大陆，欲保存元气。而教廷驻华公使虽不愿离开羊群，但不久也在一九五一年被驱逐出境，来到香港，一年后，以台北的郭若石总主教晋牧为名，转进台湾，并留在台北，公使馆亦随之迁移。
由于美苏的冷战，中共的锁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教廷关系一度提升到大使层级，但在一九七一年中共进入联合国后，教廷为了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梵蒂冈驻台的层级降为临时代办，直到今日，教廷成为台湾唯一在欧洲的邦交国，而教廷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仍在谈判中，气氛时好时坏，传言甚多，但仍因主教任命权等关键性问题，未能解决。
由此可见，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与教廷的关系相当复杂，也是外交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研究起来相当不容易，不但跨国，而且在史料上也有中、英、法、意及拉丁文等语种，令人望而却步，然而陈聪铭博士却勇于处理此棘手问题，值得钦佩与庆贺。
陈博士为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论文讨论耶稣会在台湾的发展，获得法国优秀汉学论文奖。近年来一直对于中梵关系有极大兴趣，本身又通晓英、法、中等语文，并吸收意及拉丁文资料文献，因而能旁征博引，冶各方史料于一炉，将百年来教廷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史整理爬梳，花了近十年时间，积极查询收集资料，奋力撰成此书。
此书有三大特色：一是史料搜罗宏富，各种不同语种及立场之文献均尽力搜集；二是采取尽量客观的国际政治视野，希望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事实为本进行论述；三是处理一些当时敏感性的议题，例如：抗战时期，中、日与教廷建交之竞争，宗座代表蔡宁之角色，大陆“三自运动”及爱国会之成立，梵二会议后之两岸与教廷之关系，台湾教会与政府的反应等，此书均有详尽分析，娓娓道来。
本人在此书付梓之前，有幸先睹为快，深觉此书立论深入浅出，视野宏阔，是一本很值得一看并参考的外交史。阅读之后，得到许多知识，也对中梵复杂的外交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卷有益，此书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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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古伟瀛，国立台湾历史系名誉教授。
【完】来源：《天主教周报》第375期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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