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1997年9月5日，印度加尔各答的德肋撒修女走完了她的人生旅途。2003年10月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宣布她为真福，2016年9月教宗方济各册封她为圣女[1]。德肋撒修女一生中获得多项奖项，最杰出的是在1979年获得了享有盛誉的诺贝尔和平奖。
从奥斯陆获奖归途中路径罗马，新闻记者蜂拥而上采访她。记者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深具挑衅性：“修女，您已七十岁了！将来哪天您死后世界仍将一成不变。那么您劳苦了一辈子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改变？”。
德肋撒修女本可以不客气地回应这位冒失的记者，哪知她沉着地报以微笑说：“您看，我从未想过能够改变世界。我只设法成为一颗清净明透的水滴，能反映天主的爱。您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吗？”。场内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尴尬和激动互相交织。接着，德肋撒修女直接向这位记者说：“您也设法成为一滴清净明透的水，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两个人了。您结婚了吗？”。“是的，修女！”，“那就请您也告诉您的妻子也如此做，这样我们就成了三个人。”“您有孩子吗？”“是的修女，有三个。”“您也如此告诉他们，这样我们就有六个人了…”[2]。
在另一个场合德肋撒修女又补充说：“生命是天主赐给的最大恩典。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实在令人心痛：生命遭到战争、暴力、堕胎等等的任意摧毁。天主创造我们是为了做更大的事：去爱，也被爱！”[3]。
德肋撒修女留下的善业
德肋撒修女过世后世界有什么变化吗？今天我们可以略述一二：她去世已25年，有些数据不说自明。在她离世时，她创立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594所会院，分布在120个国家，共有4000位修女[4]。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修女共计5029位，会院766所。25年后的今日，有修女5123位，会院758所，平信徒合作者超过一百万，分散在全球各地，包括香港，但中国大陆和越南除外[5]。在尼加拉瓜服务的修女于去年7月遭当地政府驱逐出境。
然而，相信德肋撒修女一定不喜欢这样的统计数字，因为修女们的服务工作绝不能以修会成员的数量来衡量。为她来说，谈论数字毫无意义，因为重要的是服务的每个对象。她说：“我不赞同做大规模的事情。我们重视的是具体的人。为能爱一个人，我们必须与这个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如果我们想要接触很多人，就无法认识了解具体的个体，无法向他表达爱和尊重。我相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关系。为我来说，每个人都代表着基督，而基督只有一位，所以那个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世界上独一的”[6]。
这就是为什么仁爱传教修女会不能因其没有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受到批评的理由，因为这个修会即使要面对社会上诸多个人的疾苦，但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她们的爱德使命对象只局限在个人和精神层面，亦即恢复他人的人性尊严，藉着服务亲近他们，无私无偿地爱他们，就像儿童那样向每个人开怀。“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可是若没有那滴水，海洋就缺少了丢失的那一滴。我们不该重视数字。我们只能一次爱一个人，一次服务一个人”[7]。
1947年，当德肋撒修女听到“圣召中的圣召”[8]、尝试创立新修会时，她写信给教区的总主教说：“您仍然害怕出面为我的意向向罗马方面请求。要是我想从事的事业纯属人性，它将同我一起死亡；如果这个事业完全属于天主，将永续下去”[9]。
随着时日的推进，德肋撒修女的善业又发展出新的团体：1963年诞生仁爱传教兄弟会；1969年成立了德肋撒修女国际合作者协会；1976年创立默观仁爱传教修女会；3年后又诞生了默观仁爱传教兄弟会；1984年又创立了仁爱传教司铎会。
德肋撒修女：对现代文明的挑战？
1996年，一向以世俗的眼光观察世界动态的新闻记者兼作家迪吉阿诺·特尔匝尼（Tiziano Terzani），在一次访谈中问德肋撒修女：“为什么您赋予爱的价值甚于医疗？重视祈祷甚于止痛药？”。
德肋撒修女答说：“我们不是护士，不是社会服务人员，不是教师或医生，我们是修女。我们提供服务的地方不是让人们来接受治疗的医院。我们服务的地方是使遭遇遗弃的人得到爱的家，他们因而感到自己的存在”。德肋撒修女并不在乎贫穷本身，从某些方面看，她甚至也不消除贫穷。她清楚知道天主创造了我们，而我们却制造了贫穷[10]。圣雄甘地说：“大地足够满足众生的需要，但非为了满足人的贪婪”，德肋撒修女补充说：“当我们不再贪婪的时候，问题自然会解决”[11]。
迪吉阿诺记者继续追问：“修女，您曾说如果有可能在教会与伽利略之间做选择，您还是会选择教会。这样的态度不等于拒绝当今西方极力崇奉的现代文明和科学吗？”。德肋撒修女反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西方会让人死于路旁？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各大都会开设中心供给穷人饭吃呢？我们提供给他们食物、衣服、避风雨之处，尤其给予爱，因为他们感到被社会大众遗弃；不被爱的感受比饥寒交迫更难忍受。这就是今日世界、也是西方的重病”[12]。
在这简短的访谈中清晰展露了德肋撒修女善业的两大特征，这两个特征展现出来的正是她的善业的现代性：第一个特征是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始的初衷，这个特征以加尔各答的“垂死者之家”为代表；第二个特征则是对人类贫穷认识的觉醒，贫穷有伤我们西方世界中“穷人中之穷人”的尊严。
“垂死者之家”（Casa dei moribondi）
1947年印度独立后，从东巴基斯坦涌进两百万难民，其中很多人流落在加尔各答，带来了疾病和死亡。德肋撒修女很快即展开救济临终病患的工作，她在一个星期之内看到七个印度教徒雨中死在路边，没人理睬。因此她觉得绝对需要有个收容和照顾这些濒临死亡者的地方。
一天，德肋撒修女在路上看到一个部分躯体已被老鼠吞噬、垂死的老妇，立刻心生迫切开设一个收容遭遗弃垂死者之家的意念。街头那个情景令她内心震惊不已，随即想办法把那个老妇带到最近的一所医院。哪知医生们认为老妇已经无可救药，所以拒绝收容她住院。当德肋撒修女还在坚持要医生们受理时，这个躺在她怀中的老妇断气了。这可能是德肋撒修女最悲痛的经验之一，以致她立刻鼓起勇气去找市长，请求他提供一个照顾垂死者的地方。加尔各答市政当局了解事情的迫切性，于是提供给她在卡里哈特（Kalighat）地区靠近卡利（Kali）神庙一个废弃不用的建筑。卡利乃是印度教崇奉的毁灭和死亡女神，却也是赋给加尔各答城名称的神。这里原先是接待朝圣者的地方，后来成了小偷、吸毒者和妓女出入的巢窝。德肋撒修女接手后将之取名为“纯洁心之家（Nirmal Hriday）”，但很快地便以“垂死者之家”见称。
这个旧物新用的消息很快便传开来，却也引来了某些人的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外国女人”趁机会让垂死者皈依基督信仰。另有一些人则控告德肋撒修女，要她离开那里，好把地方归还给卡利神庙。于是有关当局派遣一位卫生保健官员查证这个地方的实际使用状况。
这位卫生官员没事先通知便前来视察。他看到德肋撒修女并不在乎室内弥漫着无法忍受的臭味，正细心地取掉从一位垂死者的疮口涌出的蛆虫，并为他清洗上药。修女看到这位官员还以为是来探访病患的人士，就表示愿意陪他到处参观一下。这位先生说自己是前来视察的，愿意独自到处看看。
视察结束后，几个控告德肋撒修女的抗议者正等着这位卫生官员出来。他告诉抗议者他准备将修女们赶走，但要求在场的抗议人士取代修女们的工作，那位官员说道：“请转告你们的母亲和妻子，让她们来做修女们做的事，然后我保证将遣散修女们”[13]。那些抗议者没有一个出声。无论如何，直到1997年德肋撒修女去世之日，计有67.071人在那些简陋的病榻上被照顾过，其中28.259位在修女们的照顾下安逝。直到今日“垂死者之家”接待照顾过的穷苦病患超过十万[14]。
德肋撒修女及其同伴姐妹们与卡利神祗的祭司们相处并不容易。然而，从德肋撒修女收容了躺在路边的卡利庙祭司们的首领那刻起，一切都改变了。当时，这位病重垂危的祭司首领像一块没用的破布被扔在路边，除了德肋撒修女外，没人可怜他[15]。
德肋撒修女的“第一个爱”
“垂死者之家”是德肋撒修女的“第一个爱”[16]。她发现自己在照顾垂死者的时候实践了福音、特别是有关公审判那个比喻的教诲：“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17]。象征仁爱传教修女会修女们善业的“垂死者之家”的宗旨就在于此：修得一颗纯净的心，发现并爱每个人的神圣性，进而使每个人，甚至最被遗弃的人，重新发现自己的神圣身份。“人生的真正目标就是能在临终时感受到天主的爱，回到我们都属于的唯一万物之源的天主那里”[18]。
1986年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拜访了“垂死者之家”，这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他拜访但没有发表讲话的地方：“他静默地进去…，一如每位神父进去探访每位垂死者那样。…入口处有块黑板，上面画着两朵花并写着：‘2月3日。进来两个。没有一个离开。死了四个。我们为耶稣而这么做’。教宗望着这块黑板，动也不动。德肋撒修女，一位非常务实的女性，便拉着教宗的手带他进入一个收容男性病患的大房间，然后又进入另一个女性病患所在的大房间”。报导这件事的记者结束说：“在世界深处有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深处有德肋撒修女的垂死者宿舍”[19]。
1992年，英国王储查理斯（Charles）王子夫妇正式访问印度时，王妃戴安娜（Diana）也探访了“垂死者之家”。不巧，当时德肋撒修女因健康关系被迫停留在罗马。戴安娜公主轻装简从，怀着真诚的心情探望了这些末期病患和垂死的人[20]。那次经验让她感动异常，返伦敦途径罗马时由于愿意当面认识德肋撒修女，而特地去拜访了她。从此，戴安娜王妃非常用心照顾贫困、伤残和饥饿的儿童。1997年王妃在巴黎阿尔玛（Alma）隧道车祸死亡。在葬礼中，她遗体的双手环绕着昔日德肋撒修女赠送给她的白色玫瑰经念珠。这串念珠是在她车祸死亡时随身携带的小手提包里发现的。[21]
心灵的贫穷即缺乏爱
1985年，德肋撒修女在美国最现代化的纽约市南布隆克斯区（South Bronx），发现另一种贫穷，即“缺乏爱”的贫穷。当一个人需要一碗饭、一条被子、一张床时，这种物质上的穷困都容易解决。“可是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中看到那些内心充满痛苦、气愤、极度孤独、绝望、生活缺乏意义的人，这则是另一种更难疗愈和抚慰的贫穷。为了带给这类人安慰和爱，德肋撒修女又设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一个分支，叫‘圣言姐妹会’，后来正式称为‘默观仁爱传教修女会’。这个分支修会的修女们不是通过分发食物，而是藉着言语和带给生命意义的方式来具体表达她们对心灵贫穷者的爱”[22]，因为心灵贫穷远比物质贫穷更具破坏性。“最严重的贫苦不是饥饿或癞病，而是感到不被爱，遭拒绝，被众人遗弃”[23]。
德肋撒修女的修会姐妹们除了誓发一般修会传统的三个誓愿外，另发第四个誓愿，即“自愿全心为穷人中最贫穷的人服务”[24]。这是教会历史中唯一的誓愿，代表着德肋撒修女修会的特征。
那么这些所谓的贫穷者，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贫穷，而且是贫穷中最贫穷的人，到底是哪些人呢？德肋撒修女回答说：“我的家是穷人的家，他们不只穷人，而且是贫穷中最贫穷的人；是那些我们不愿意接近的人，因为我们害怕他们的肮脏，畏惧被他们传染，他们满身是疾病且易于传染；是那些不能进入圣堂祈祷的人，因为他们无半块布遮身；是那些有口却咽不下食物的人，因为他们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是那些欲哭无泪的人，因为他们已无泪可流；是那些躺在路边，知道自己奄奄一息，而路过的人却不屑一顾的人；是那些并不太在乎栖身之处，但在乎被有心人了理解的人；是那些饥渴天主的话甚于食物的人；是那些需要尊严、纯洁和正义甚于衣穿的人；是那些被遗弃、不受欢迎、不被爱、在生命旅途中跌倒的人，他们也是穷人，是心灵上最贫穷的人。我的天主，你渴望我的爱，你隐藏在这些最贫穷者身上，一如隐藏在圣体圣事中”[25]。
在传教修女会的每一所小圣堂中都有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苦像，苦像旁都大大写着福音上的一句话：“我渴！”（若：19，28）[26]。
人人都能做到的爱
然而，要能在最被遗弃的人身上认出天主并非易事。但根据德肋撒修女的经验，这样的爱人人都能做到：“爱是每个季节的果实，任何人都可以给与，不受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藉着默想、祈祷和奉献而实践这种爱”[27]。
有意思的是德肋撒修女在这里提到圣雄甘地：“甘地爱他的同胞一如天主爱他那样：他最打动我的好事就是主张非暴力并把服务穷人比作爱天主。他说：‘为穷人服务就是为天主服务’。甘地认为非暴力并不只是不使用枪炮，更是首先在家里培养爱、和平与慈悲。试着对他人有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慈悲，这就是在我们家庭之外传播非暴力”[28]。
关于“垂死者之家”，德肋撒修女叙述了一个铭刻在她心中的经验：“走在加尔各答路上，我突然听到从一大堆垃圾中传来沙沙声。我走近一看，有个东西蠕动着，我伸手拨弄了一下垃圾，赫然发现里面有个人，满身蛆虫和污秽。我就立刻请人帮忙把他抬到纯洁心之家（Nirmal Hriday）。为了洗净这个人，去除他身上的蛆虫，整整花了三个小时。当修女们洗净了他，并给他敷药之后，这个人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我像一只苟活在马路边的动物，可是就要死去的我现在竟被爱心所环绕。修女们，我这就回天父的家了’。他的头一垂便断了气”[29]。德肋撒修女解释说：“一切都蕴含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爱在行动中，仅此而已”[30]。她又说：“我感觉得出来那位垂死的人因为被爱，获得他人渴望，受到他人重视而欣慰不已”[31]。
此外，不论垂死者是印度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圣公会信友或天主教徒，为了满全他们的临终心愿，德肋撒修女都仔细记录需要联系的人士。德肋撒修女的信德坚如磐石：既然耶稣为众人而死，所以她深信救赎的方式固然神秘，却是赐给每个人的。然而她的这个信念不见得常被了解和接受，有时甚至还招来非议，但她并不在乎。“我始终强调：我们必须帮助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成为更好的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天主按照祂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施展作为。…我们不可判断或定罪…。唯一该做的就是爱”[32]。
被弃的“儿童之家”
过了几年，德肋撒修女开设了“婴孩之家”（Shishu Bhavan），收容被遗弃在加尔各答街头的婴孩。修女们就像是这些孩子的护守天使，她们把孩子们抱在怀里，照料他们，喂养他们，逗他们玩耍，尤其爱他们。德肋撒修女认为弃婴或堕胎是极严重的罪行。“婴孩之家”别于其他儿童收容所之处就是这里充满活泼和喜乐。在这里，除了嬉戏玩耍的孩子们，还有被逐出家门待产的少女，以及前来领养孩子的年轻夫妇。今天，这个“婴孩之家”已成为一个小村子，有几栋建筑，包括为刚出生婴儿的，为残障儿童的，为癞病者或病况严重者的，甚至还有一个提供药品的诊所。这些年来，类似的机构已经日渐增多，目前仅在印度便有61所[33]。
癞病者和艾滋病者之家
1959年，离加尔各答三百公里的地方成立了一所癞病者中心，名叫“平安之城”（Città della pace，Shanti Nagar）。当时癞病已蔓延整个印度，直到今日这里仍是全球癞病人数最多的国家，问题严重。先前，加尔各答曾有一所癞病医院，后来被关闭了。德肋撒修女难以找到安置这些病患的地方，因为没有人愿意与这些“瘟疫病患”为邻。
关于“和平之城”，有一件事与保禄六世教宗1964年前往印度，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圣体大会盛事有关[34]。当时教宗把美国天主教友赠送给他的一部林肯（Lincoln）豪华敞篷汽车转赠给德肋撒修女。修女高兴得不得了，…但她养不起这样一部车。有一位印度教徒富翁出了一笔巨额收购，支付方式一半是现金，一半则是一块远离居民住宅中心的土地，在那里可以建造一个村子以安置、照料、甚至让那些遭众人唾弃的癞病者工作。他们除了种植和饲养，也从事手工业，仁爱传教修女会修女们穿的印度妇女“莎丽服”（sari），就是在这里缝制的。
在离加尔各答不远的提达噶尔（Titagarh）地方，德肋撒修女为了纪念甘地诞生百周年而兴建了第二所癞病院，交由仁爱传教兄弟会会士管理。在她创立的村子、疗愈中心或收容所，已照顾了46.000名癞病患[35]。
1985年圣诞节，在纽约总教区的总主教若望·奥康瑙尔枢机的坚持下，德肋撒修女也设立了一个专为照顾爱滋病患的中心，取名为“天主圣爱的礼物”（dono d’Amore）[36]。在最富裕和现代化的大都会，也不乏遭排拒、不被爱的人，他们经常被撵出家门，陷于穷困。这种最贫穷者的贫困到处可见。后来，应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的请求，德肋撒修女在华盛顿开设了第二所爱滋病患之家。
在罗马也有个名叫“玛利亚的礼物”（Dono di Maria）之家，是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指示设立的，就在梵蒂冈城内，有一扇门通向额我略七世教宗大道（Via Gregorio VII）：在罗马也不乏无人照顾的穷人。
我们不该忘记，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们至今仍留在许多遭战争摧残的国家服务，因为战乱使得她们的临在更为需要，例如伊拉克、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斯里兰卡、哥伦比亚、巴勒斯坦的加萨和那布鲁斯，以及耶路撒冷，都有德肋撒修女的姐妹们在当地服务。今天，她们也留守在乌克兰这个备受蹂躏的国家。她们的临在沉默但有效，谨慎却不可或缺。
“我内在的晦暗”
在德肋撒修女列真福品案的审查过程中，首次发现一页有关她的生平却未曾公开过的文字：她一生忍受内在晦暗之苦。她在蒙受“圣召中的圣召”而获得启示和安慰之后，她的生命竟陷入一段极为漫长的神枯（aridità spirituale）时期，觉得自己远离天主而生活，内心感受“信德黑暗”（la notte della fede）之苦，这样的心境甚至延续到死亡为止[37]：“我的灵魂深深感受到可怕的失落之苦，觉得天主并非天主，祂并不想要我，甚至根本不存在（耶稣，请原谅我说亵渎你的话，但我是奉命把一切记录下来的）。这样的晦暗从四面八方围困着我。我无法举心朝向天主。没有任何一线光、任何启发进入我的心灵”[38]。
德肋撒修女一生致力于照顾流浪者、被遗弃者、不被爱者，总之就是照顾最不幸的人。如今却悲哀地尝受到不被爱、不被接纳、遭遗忘的竟是她自己。那位召唤她一起从事救赎工作的天主似乎抛弃了她，让她陷入孤苦伶仃的境地。她过着“心灵晦暗黑夜”的日子。
虽然如此，仍有许多有关她伟大精神价值的见证，尤其是她与上主契合的见证，正如她的告解神师所说的：“每当我遇到德肋撒修女，任何困惑都离我而去。…她散发着平安和喜悦，甚至当她让我分担她灵修生活的黑暗时也是如此。…我想我可以说她让我感受到天主的临在，感受到真理和爱的临在”[39]。
德肋撒修女曾向她的神师切雷斯特·范艾瑟姆（Celeste Van Exem）神父和印度坡那（Poona）地方的神学家若瑟·努内尔（Joseph Neuner）神父透露，在她的微笑背后隐藏着悲剧：那个微笑是“掩盖无数痛苦的大斗篷”[40]。究竟那些“痛苦”指的是什么，这只有在她去世后，为了审查她的宣真福案而公开了她的信函后才真相大白。临近1961年，德肋撒修女写信给努内尔神父说：“这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学习到爱惜我内在的晦暗，因为现在我相信这乃是基督在世所蒙受的黑暗和痛苦的极小一部分。您教导我接纳这极小的黑暗和痛苦作为我工作中灵修的一部分。今天我确实感受到与耶稣契合的喜乐，祂无法继续祂的痛苦，因此藉着我来承受”[41]。
当德肋撒修女“内在的晦暗”公诸于世后，媒体不当地诠释她灵修的痛苦经验，有些报纸甚至以为她是“无神论者”，说她不再信奉天主[42]。其实，这并不是信德的危机，而是天主的缄默，是感觉不到上主的临在和慰藉。事实上，德肋撒修女始终忠于自己蒙受的召叫，她虽然感到祈祷和灵修生活吃力异常，但那些考验和虚无感乃在净化她，使她走在成圣的艰巨道路上[43]。耶稣在苦难和死亡中背负十字架和遭遗弃的经验乃是德肋撒修女与上主及遭遗弃的兄弟姊妹们更密切契合的途径。
德肋撒修女写给神师的信公布后，不但揭开了她的神秘经验，也证实了信德如何能使人的生活更为深入。这样的深入也能到达使人臻于密切参与基督苦难的地步，直到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44]，正如耶稣在祂的晦暗黑夜中从十字架上发出的呼喊那样。德肋撒修女不只是贫穷者的圣女，也是教会伟大的神秘者。她自己曾写说：“要是有一天我成为圣女，那必定是个晦暗中的圣女。我将不活在天堂，而留在世上，好能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点燃一盏光”[45]。
由此可以理解德肋撒修女有一次在觐见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后向他提出的一个请求：“圣父，请为我祈祷，使我不至于有损我从事的工作”。教宗即刻回应说：“修女，也请您为我祈祷，好叫我不至于危害教会”[46]。
- 参见 G. Marchesi, «La beatificazione di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in Civ. Catt. 2003 IV 474-483; G. Pani,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La canonizzazione di una Missionaria della Carità», ivi 2016 III 420-432. ↑
- A. Comastri, Santi dei nostri giorni, Padova, Messaggero, 2001, 146. ↑
- 同上，页148。 ↑
- 参见A. Devananda Scolozzi, Una chiamata nella chiamata. Testimonianza dei miei ventun anni di vita accanto a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14, 172. ↑
- 参见仁爱传教修女会网站 www.motherteresa.org ↑
- 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L’ etica in azione, Milano – Udine, Mimesis, 2016, 190. ↑
- 同上， 190 s。 ↑
- 请注意：A. Devananda Scolozzi所著一书的书名Una chiamata nella chiamata（圣召中的圣召）。起初德肋撒修女属于洛莱德修女会（istituto delle Suore di Loreto），由于听到上主的召唤，愿意离开这个修会另创一个新的。 ↑
- 参见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s., Sii la Mia luce, Milano, Rizzoli, 2008, 101. La religiosa sta citando At 5,38-39, il giudizio di Gamaliele sull’opera degli apostoli. ↑
- 参见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cit., 34. ↑
- 同上。 ↑
- T. Terzani, «Madre Teresa», in 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cit., 50 s. ↑
- J. L. González-Balado, Il sorriso dei poveri. Aneddoti di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Roma, Città Nuova, 1982, 23. ↑
- 参见 S. Gaeta, Madre Teresa. Il segreto della santità,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6, 78. ↑
- 参见M. Ricci, Govindo. Il dono di Madre Teresa, ivi, 2016, 23. ↑
- M. Bertini, La santa. Accanto a Madre Teresa, Brescia, La Scuola, 2016, 16. ↑
- 玛25：40。 ↑
- 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cit., 29. ↑
- L. Accattoli, «Il Papa tra i moribondi di Calcutta. Incontro con Madre Teresa nella “Casa del cuore puro”», in Corriere della Sera, 4 febbraio 1986, 11. ↑
- 参见L. Regolo, L’ultimo segreto di Lady Diana. Il mistero del rapporto tra la principessa più amata e Madre Teresa,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7, 77-82. ↑
- 参见同上一书页237。戴安娜车祸去世那刻，新闻记者们马上寻找德肋撒修女，想知道她对她这位颇受争议的神女（figlia spirituale）的感想。当时德肋撒修女虽然健康状况很差，却授权发表关于戴安娜的声明如下：“她非常而且真实关怀穷人。她热切渴望为穷人做事情…这就是她如此接近我的理由”（同书页239）五天后德肋撒修女也谢世。 ↑
- 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cit., 36. ↑
- D. Lapierre, «Indimenticabile Madre Teresa», in R. Bose – L. Faust, Madre Teresa. Leader per missione, Milano, Egea, 2013, XI. ↑
- 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cit., 170. ↑
- 同上，页184s。 ↑
- 参见 S. Gaeta, Madre Teresa…, cit., 109. ↑
- G. Germani, Madre Teresa e Gandhi…, cit., 186. ↑
- 同上，页187。 ↑
- S. Carlucci,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Un meraviglioso dono di Dio, Roma, Ave, 2003, 59. ↑
- T. Terzani, «Madre Teresa», cit., 48. ↑
- P. Laghi,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Il Vangelo in cinque dita, Bologna, EDB, 2003, 63. ↑
- I同上,页 61 s. ↑
- 参见 S. Carlucci,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cit., 61. ↑
- 参见 A. Devananda Scolozzi, Una chiamata nella chiamata…, cit., 193 s. ↑
-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s., Amiamo chi non è amato. Testi inediti, Bologna, Emi, 2016, 27. ↑
- 关于这件事，据说枢机主教也询问了如何支付薪金给照顾病患的修女们，但德肋撒修女答说：“为基督服务是仁爱传教修女会修女们的唯一薪金” (D. Lapierre, «Indimenticabile Madre Teresa», cit., XI)。 ↑
- 参见 R. Farina, Madre Teresa. La notte della fede, Milano, Piemme, 2009. ↑
-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s., Sii la Mia luce, cit., 200 s. ↑
- 同上，274页，这位神师是米歇尔·范德佩特（Michael Van der Peet）神父。 ↑
-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s., Sii la Mia luce, cit., 183. ↑
- A. Devananda Scolozzi, Una chiamata nella chiamata…, cit., 88. ↑
- 参见 D. Van Biema, «Mother Teresa’s Crisis of Faith», in Time, 23 agosto 2007; M. Moore, «Mother Teresa’s “40-year Faith Crisis”», in The Telegraph, 24 agosto 2007. ↑
- 参见 S. Gaeta, Madre Teresa. Il segreto della santità, cit., 99-108. ↑
- Mc 15,34; Mt 27,46; cfr Fil 3,10. Cfr R. Cantalamessa, Madre Teresa. Una santa per gli atei e gli sposati,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8, 49. ↑
- Madre Teresa di Calcutta, s., Sii la Mia luce, cit., 13. ↑
- A. Devananda Scolozzi, Una chiamata nella chiamata…, cit., 14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