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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何绍玲
48岁的若望，是末期脑癌病人，身陷严重痛楚，他的医生哥哥已接受安乐死既不道德、更违反基督信仰的做法，也成功说服弟弟若望。可是，若望的独生女却不能接受爸爸的生命在倒数，她希望能用尽一切方法，继续疗程。出于对她的爱，她的父亲已同意开始积极治疗法。跟着医生便问：我可以给我弟弟一切现有的医疗方法来保住他的性命吗？
这医生在要求的是「坏的死亡dysthanasia」。究竟「坏的死亡」道德吗？符合基督精神吗？
「坏的死亡」的意思
什么是「坏的死亡」？英文词源解作有缺陷、不完美的死亡。也可以被定义为用尽一切医疗方法去延长死亡的时间；「坏的死亡」便是把生命不适当地延长……把死亡推迟。
对一个末期病人而言，只要看看是否用普通还是非一般的疗程，便能界定做法合不合乎伦理。按照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定义：普通或适当的方法便是「病人能判断哪种疗程能有望带给他最合理的益处，又不会增加家人或社区的负担。」反过来说，非一般或不适当的方法便是「病人未能判断哪种疗程能有望带给他最合理的益处，亦估计会增加家人或社区的负担。」这区别必须用得其所、一视同仁、更不能以歧视态度处理……或富或贫、男或女、小孩或长者、有能力者或能力有别者（残疾人士）。
还有一重要和有启发性的区别，就是要看看这种治疗方式对病人有没有好处、毫无作用、还是对疗法仍没有把握。如果治疗是有益的，疗程当然要继续，除非对患者或其家属造成太沉重的负担。没用的治疗归于徒然，不只无效，更是白费心机。当医生还未确定疗程是有效或无效，这疗程便仍存有疑虑的。
坏的死亡道德观
人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和竭尽全力去把生命延续。若从以人为本及基督信仰的角度去看，人类是有义务用普通、适度或有好处的方法去照顾和延续人的生命。我们也有责任自理生命，活得健康。对天主信徒来说，使用有好处的治疗是与管理原则有关，我们是自己生命的管理人，生命属于天主……我们的造物主……是生命与死亡的上主。
当疗程仍存有疑虑或未确定时，「基于病人最佳利益」，便是采取对病人健康及生命均有潜在功效的治疗。
如疗程是无效，或不胜负荷，那便没必要去继续，因一般是可选择的。其实，如治疗真的没用，何故还继续？诗人霍赫.曼里奎写道：「当神想某人死，他却要活，那便是疯狂Que querer hombre vivir/ cuando Dios quiere que muera/es locura（西班牙主教团会议）。因此，不应该制造死亡，更不应荒谬地把它推迟。」圣若望保禄二世说过：「虽然延续生命、加速死亡皆源于不同的原则，但也隐藏不了同样的动机：他们认为生命与死亡既已交托给人类，自己便可任意处置。」
当设备有限，而穷苦的又得不到最基本的医护保健时，我们还该随便挥霍资金和资源，花在明知徒劳的高科技疗程上吗？用非一般的方法，大致上是可选择的，但也意味着有义务可拒绝使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违反社会公义的：医疗资源有限时，更应理性及道德地施与最有需要的人。此外，使用非一般的方法也会加重病人一些压力：需依赖机器维生，身体插满喉管，与他/她心爱的人，活在令人难以想像的隔离。
「坏的死亡」通常都是有违道德操守的，因为它没适当地延长生命，却不适当地推迟死亡，结果可能导致一个「无尊严的死亡」，一个因为势在必行的技术旨令，导致滥用非一般的疗法。医生有责任去治疗，但不应过度治疗。
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去决定或否决这些不成比例的疗法？在可能的情况下，病人能给予知情的应允：当病人明白及清晰他健康状况、可施用的治疗方法及其效应后可作出自由和负责的应允。如这情况做不到，恰当的代理人（近亲或家中代表）便可提供委托权或由代表同意，但应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大前提。
生有时，死也有时
若望的女儿是在要求把生命不适当地延长，她希望能用人工生命去延续她心爱爸爸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有始也有终，活着也有定时。最后那份医疗报告是这样写的：若望的末期脑癌已扩散至身体各部位，她女儿是要求用不行或无效的方法去推迟他的死亡。每个人，生有时，死有时（参看训道篇3:2），不应用安乐死去提前，或用「坏的死亡」去推迟。
有一重点！客观地说，道德标准是清晰、整洁和有帮助的。而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若望）、他有个爱他的女儿、也有位当医生的哥哥。我们不应用冷酷的生命伦理原则或其昔日的案例取决于若望。为了舒缓他的痛楚，医生会处方止痛药；至于寂寞，他的女儿和明显的「其他人」会送上爱心、支持和关怀。陪伴与爱对若望的女儿来说，帮助也大；与他一起祈祷和为他祈祷，是尽主内友谊的责任。
最后还想加一特别的重点：我们的人性和信德促使我们去捍卫生命；我们应尊重在这件事上有不同立场的人。
若望的医生哥哥不应为弟弟进行非一般的治疗，那么他还可以为若望做些什么？亲爱的读者们，希望下次能在这敏感话题，再和你们分享我的心得，在此之前，就轻松一下，拿出怜悯之心……边走边闻路边的小花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