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谛格牧师 (Rev. R. P. Poethig) 是菲律宾“神学院院际城市 ─ 工业研究学社”社长 (The Inter-Seminary Urban-Industrial Institute)，早自一九五七年便一直从事菲律宾的城市工业区传教工作。本文译自“东南亚神学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三卷第二期(The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在最近二十五年内、亚洲各国普遍遭受“由以农村为主一变而为以都市为主的社会”现象。人们大批的跑出农村，奔向都市 ─ 连亚洲各国政府的原有发展计划，也因此巨变而感到困扰。面对着这种都市膨胀以及郊区膨胀的需求，今日教育方式的效率问题，遂被人提出重新考虑。神学院既是教育机构之一，它也受到此一巨变的影响。
我最近曾到东亚的南北各地考察，这更增进了我对“都市真象与现行神学教育制度之间距离愈来愈大”的意识。而且最近我对神学教育所作的研究与调查，也都指向这个方向，也都增强我的信念，就是说：如果教会不愿遭受时代淘汰，其神学教育程序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变动一下。
现代都市情况的一个画像
※ 亚洲人口之迁入市区的比例与日俱增。一九六零年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六，二零零零年的比例会达到百分之二十九。像台北、东京、汉城、马尼拉、曼谷一类都市，目前都是每年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现在已经是所谓“大都市”，而且正在走向所谓“超级都市”(megalopoli)。
※ 但在市区内，就其整体面积而言，人口的分配将不平均。人口稠密过甚，会给公共设备以及行政管理带来压力。向空中发展的住宅，也会改变人与人间的交往关系。违章占用公地 (squatting：设摊、搭铺，甚至违章建筑) 会继续为市区内住留方法之一，此种情形，尤以热带都市为甚。一九七零年，这样占用公地的人，在东南亚占市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 亚洲市区工作将非常驳杂。最大多数的工作者将属于一般“服务层”(service sector)；较少部分将由科技方面的工业部分维持生活。都市经济成长时，职业会越来越分化。由城市生活扩展而产生的组织，将会增多。社会团体的组成也会越来越杂、也越来越大都市化。
※ 效区化将成为一个主要因素：因为抬头的中产阶级要搬离城中商业区，到城市日益开发的边缘上去寻找清静住处。于是城市向外发展，逐渐包括附近的较小城镇，从而造成“大都市地域”。
神学教育现状的一个画像
教会制度形式和教会的工作内容，基本上仍是科技时代以前的。今日教会团体，原是由对主要属农业社会的工作而有今日之成长。于是今日神学院的画像，仍多是：
※ 准备一批人去作统传式的布道工作，去向“单纯的”会众主持宗教活动。
※ 设想会众是所谓“纯质团体”(homogeneous groups)，不顾及他们的职业不同，兴趣不同。
※ 只介绍一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伦理学”(individualistic)。
※ 视神学院为神学智识的仓库 (这种看法，又足以加强“圣职人士才是教会 ─ 因为为圣职人士才有神学智识”的错误信念。)
※ 讲授“仁爱”概念时，只讲那种强调救助个人或家庭的仁爱，而不谈为影响较大的小区及国家改进而努力工作之基督徒职责。
※ 只强调本门课程，致使神学生由其它学科疏离。
※ 对塑造社会的主要力量、采取地理孤立及心理孤立态度。
总而言之，神学教育迄未加紧改进，以赶得上今日发生的变化。甚至可说，连当今在亚洲正在推进的城市及工业传教工作，原是在正常神学院科班之外自行长出的。是那些对现代社会中社会力量作答，而不是对神学院教学作答的人们、拓出不少这些传教工作。谈到这种新的传教工作，我们也不应对神学院负责人申斥失实，因为教会上峰一直并不鼓励新传教工作：他们深恐这些工作会与传统教会工作争夺人力。
三项缺陷和三项建议
在此，我们可由“神学教育画像”缺陷中，选出三项缺陷来细谈，而后也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缺陷：神学教育限于圣职人士 (for clergy only)
神学教育的努力，集中于不到百分之一的基督徒身上。当然、这是希望这百分之一 (圣职人士) 会将所学知识，分散给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但这个希望并达不到。
达不到这个希望的理由之一，就是由于沟通或交通中断 (breakdown in communication)。讲坛上的人说不出长凳上人的语言来。今日神学教育，大致趋向于传授一套跟现代人的关怀及经验不大相干的知识。
一九六五年、曾作过一次一百七十位菲律宾神学院毕业生的意见调查。调查结果，正好证实这点。调查中问：他们认为什么是牧灵工作上的重要问题？这些牧灵人士将“沟通”列为重要问题之首。他们说，他们根本不能跟他们的教友“沟通”，尤其在最初几年，更是不能。有一大批青年牧师，到不少地方工作一两年，却始终安定不下来。很多人说：他们在神学院接受的知识是不能译向平信徒经验方面的。在某程度上，这也应算作一种自我防卫方式 (a defense mechanism)：神学知识给神学生一种教会内的特殊地位；他们为保持此一特殊地位而产生自己的特殊语言 ─ 这越发影响他们向教友达意的效率了！
建议
神学教育应更深地与平信徒取得联系。神学教育的人力物力、在过去集中于神学院庭院之中，只限于教会的一小部分 ─ (神学生) ─ 的受益。目前神学院面对的课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将自己的人力物力，运用得使教会的男女平信徒普遍受益。这就等于说编排新的工作计划，去更灵活地 (到神学院外面) 运用神学教授和神学院的图书馆。
实例示范
锡理曼大学神学院 (Silliman University) 最近开始一项工作计划，派出本院的几位教授到附近的城镇研习会里去讲学。这是试验性的，但实际应列为神学院通常工作项目之一部。也有人建议：神学院教授尽其可能，应参加“神学院院际城市 ─ 工业研究学社”主办的“神学生到工场工作”项目，或以辅导身份去参加，或以实际工作经验去参加。
城镇中的教堂，经常大人数较多的平信徒聚会，神学院教授应分派到那里去讲学。在这种接触情况中，真能一举数得。一则、教授们会因此辨认出“以更切合更现代化的方式来表达神学真理”的需要；二则、教授们也会因此辨认出“顾及平信徒的经验及想法”的重要性；三则、(平信徒) 这些当代人的经验与教授神学思想之间的交谈，又将会提供一个由之产生神学新见地的基础。
神学院教授，应经常跟那些组成城市社会的个人及人群保持交谈。下面便是一个好例子。日本京都附近的一个“研习中心”(Kansai Seminar House) 常有好多平信徒聚在一起开会，或因职业相同而开会检讨，或因有特殊问题而开会检讨。神学院教授正是需要到这类中心，跟工会代表、学生、政治家、工业家、消费者，以及小区代表们经常接触，并藉以有系统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实情，也使自己的参与日益加深。
第二缺陷：(过去的)神学教育是“纯知识的” (noetic)
讲授神学，纯粹作为一种用理智来把握的知识。神学生之学习基督徒信仰，是藉听讲、思考、检讨而学习。(到神学生毕业后) 又轮到他将这种 (纯知识性的) 知识，以理智方式讲授给他的听众听了。
当然、神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的“信仰”，原是过去的先知、使徒和圣者的生活经验。可是，这个信仰的“生活的经验” ─ 如果真地要它生活于今日 ─ 则必须与现代社会经验相交于某些点。一种与今日社会失掉接触，只在“抽象的，观念的层次上”(abstract, ideational) 与之接触的神学，算不得是为今日教友所生活的多幅度生活而培植牧人。便是由于这个理由，在课堂气氛中所学习的神学教育，往往不足以使人深入于今日一般平信徒的生活里去。
在课堂上，神学生只由书本中的“过去事件”来看上帝的化工。今日所需要正是将神学生也放在其它园地里，好使他们在此也可以看到上帝在“现今事件”上的化工，好使他们在此也可以听到现代人对生命目的所问的问题。
圣经中 (所叙述的) 生活信仰之臻于最高最深处，正是那些充满上帝的人们 (God-filled men) 参予他们当代历史处。旧约先知们的语言，正是出自那些看出上帝在当时事件中与以色列交往的先知之口。使徒保罗的话，也正是由于他设法使信仰在一个怀有敌意的罗马帝国中生活起来而发。连现代的潘霍华 (D. Bonhoeffer) ─ 这位对现代极有影响的神学家 ─ 他留在身后的一项基督徒精神遗产，也无非是出自他想把德国由希特勒魔掌中解救出来的奋斗。当然，并不是每位神学家都有扮演一个潘霍华角色的使命；但每位神学家却都有使神学与当代事件发生关系，并使课堂的视线扩大得足以包括现代整个世界的使命。
建议
为补救神学教育的“纯知识”形式的缺陷，课堂 (观念) 可以也必须包括凡是“过去真理”与“现今经验”发生接触的一切场合。神学教育应该一直关心的事，就是帮忙人们在当时事件中看出上帝的化工。
实例示范
东京附近的千叶县有一位西丸牧师 (Minoru Ishimaru) 值得我们参考。他将神学教育由神学院“课室”解放出来，而在他那现在已有七百五十个工厂的迅速发展中的庆应工业区里 Keiyo industrial complex，致力于参加该区人们的活动。西丸一开始也是拿出他神学院笔记和科目网要来讲给人听。可是不久他就发现，那些人的个人经验，却提出一些更切合实情的神学问题，而且这些经验，比较他所珍藏的课室才材料更能导致与现代社会加深接触。于是他举行“神学交谈”(theological dialogues)，参加神学交谈的人数愈来愈多，而参加神学交谈的人又不久成为“教师”。他们自己终于组织起来，来研究解决该工业区的问题。此外，西丸又成立了“文化教育中心”，藉此“中心”，西丸将思想体系不同及兴趣不同的各种人士聚集到一起，以便对小区的某些特殊问题交换意见。
我认为：神学生应该在像方才谈过的类似情况中接受部分的神学训练。总该有几位神学生在教堂牧师或委员会辅导之下，派到较大的“城市 ─ 工业区”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中，有些神学生可去参加实际工作经验，有些可以去参加民间组织。除东京而外，像在台北、汉城、香港、新加坡、马尼拉、曼谷...... 等地，也都有“城市 ─ 工业地区”。城市日益扩大，工业也日益发达，那末，神学院教授就应该分派到“城市 ─ 工业地区的牧灵工作”上去讲学，尤其为同时也分派到该地区去、以便与那些生活并工作于同一地区的人群进行“神学交谈”的神学生，举行专题研习会。
第三缺陷：神学教育、过去仅限于定形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的某些狭小兴趣之内
教会在过去，主要地关心于召集地区教友，保持地区教友而已。神学教育在过去，便也为“地区教友的召集和保持”，采取了一种视教会为一“纯质团体”的看法。神学生所学习的讲道方式是一种单纯的讲道方法，并不顾及现代人之中所有的多元或杂质现象 (heterogeneity)。至于教会应该如何在今日这个多元社会中作其牧灵工作的方法，在过去并不曾想。
但今日实有需要：在现代人于城市所有复杂兴趣及分化功能中，去看上帝的化工。城市社会的迅速发展，将平信徒对世界所有的经验已大为放宽。城市人口的杂而多，已使城市中平信徒跟许多不同的人相接触。大众传播工具又已使他所接触的世界，广阔得超出其所处地带边境。各种机构越来越多，既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带来扩大的知识领域。以上种种新现象层出不穷，快得叫神学教育课程难以赶得上。神学院的现行课程表尚不能配合这些巨变；神学院的教授也多不随机应变，能为在一个动态而又多元的世界中生活工作而准备神学生。
建议
城市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群而组成的。而并非每一位城市中人都有全面参予城市社会的能力或方法。教会必须准备城市社会的牧灵人士能与城市生活的许多幅度发生接触，并能帮忙各种人群皆参予都市的建设。
实例示范
汉城城外二十英里有一个卫星镇 (Kwangju)，人口四万，正在迅速成长中。该镇一位牧师兼神学家 Sung C. Chun 最近将当地迁入人民组织起来，对政府廉价买进而又高价卖给他们地皮的行动提出抗议。这位牧师的教友并不多，但他由于过去曾作过政府高级官员，政治方面知识丰富，这使他能以有效地要求政府，想一想它对镇上居民所负有的职责 ─ 它应该便利人民服务人民，也应该刺激鼓励人们来镇中工作。
由这例子看来，神学生应在神学训练之旁，也在另一特殊专门园地里接受训练。这样的专门训练会增加他们与城市社会中另一人群保持接触的机会，也会提高他们在另一点上作决策的能力。有些国家近来已有向此方向的试尝：例如在韩国，有 Yonsei 大学的“城市研究及发展学会”，由 Chung Hyun Ro 牧师负责，专门训练牧师认识城市，组织公民以谋求城市社会的改进。又如在日本，有“Kansai 员工文化及教育学会”，这是一个由工业区牧师们发起的一个学会，在此专门检讨“日本工业化的影响”─ 不仅对日本本国，也检讨它对其他亚洲各地的影响。这个学会的活动已超出日本国境；它将日本工会专家，经济专家以及其它专门人才送到其它东南亚各国，以便体会日本工业化对当地的影响。最近有一位牧师 Satosi Hirata，曾建议分派几位神学院学生去参加此一学会的活动。
在菲律宾，教会外面的世俗机构近来曾被借用，以便神学生或牧师藉之跟社会的另一角落发生接触。例如最近十四年，神学生和牧师曾由“亚洲劳工教育中心”的工会领袖那里接受训练。
然而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说神学生应在另一种工作园地有其特殊经验或训练，并非说神学生再没有“成为一流神学家”的责任。他一天愿有创作性地参予城市社会，他也就一天需要帮忙人们由神学观点而思考 ─ 由神学观点而思考种种问题，也由神学观点而思考他们自己的职业或工作。
所以可说神学教育的任务是双重的。在一个城市化世界的日益复杂情况中，它需要帮助神学生去与塑造社会的新力量取得联系。而同时它也需要继续“发现并解释人生意义”的神学主要任务，并最后又要发动人们在这世界上，为正义及美德而有所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