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为汤汉主教于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特尼市所举行的以“今日中国宗教信仰的成长及社会演变”为主题的第十九届全国中国天主教教徒会议中，所发表的报告的部份内容。） 中国修院修生退学及神父离职的数字，说明了今日修院在成长中所面对问题的严重性。这项的问题可从个人的层面及结构性的层面两方面去探讨。八成的修生自乡间入读大城市的修院，故此，他们要面对很多大城市的诱惑。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中国大陆的修院仍然缺乏相应的神师去协助他们。 退学及离职的原因莫衷一是 林瑞琪先生在其著作《谁主沉浮－－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中，列举出认为是造成修生退学的四项成因： １．动机不良：有部份修生进入修院只是为了学习一门外语，完全没有当神父的意思。 ２．体质欠佳：修生因健康问题而减低了学习能力，此问题在一些有修生来自四方八面的地区性修院尤其严重；本来就体弱多病的修生，更因水土不服以致健康每况愈下。 ３．欠缺学习能力：部份修生学业欠佳，原因是他们的文化及教育水平偏低，以至赶不上修院课程的要求。 ４．家庭问题：很多时修生退学只是顺应家里的要求。（注一） 林瑞琪认为，“非神职人员对修院的干预，令修生产生退学的念头。祈祷生活中发现自己没有圣召，也是退学的原因之一。”（注二） 即使修生顺利晋铎，也不代表其司铎生涯将是风平浪静的。在中国东部及中部地区，很多教区都存在着年轻神父还俗的问题。陈开华，一位在大陆晋铎不久的神父，在他的文章“对大陆‘神父离职’现象的省思”中分析了个中情况。他认为神父离职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四项： （一） 高处不胜寒：因为缺乏中年司铎作为榜样，再加上一个不大了解他们情况的主教及要面对部份教友过高的期望，有些年青司铎就会因此而丧失斗志，甚至开始逃避责任。 （二） 金钱的诱惑：钱既可提供必需的设施及培训去提高教友的信仰素质，但钱亦同时带来了诱惑，容易使人腐化、堕落。令人遗憾的是，有几位年轻的大陆神父就是经不起这种考验而不自觉地变成拜金主义者。 （三） 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国，一个光头和尚可以穿着僧服在街上随意走动而不引起途人注意。人们都知道及接受他是必须过独身生活的。相反，一个神父却常常要面对“为何要独身？”及“独身是否因为本身出了什么问题？”等大众提出的疑问。对于两种不同宗教独身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除显示了文化上的差异外，也是由于人们对不同宗教所怀有的期望不一样之故。更重要的是一个神父除了要面对外界因为缺乏对我们信仰的了解而引发的疑问外，还得面对因独身而带来的内心冲击，而这种冲击会随时间变得激烈。 （四） 代沟的问题：一般来说，年轻神父都比较进取及富冒险精神。相反，年纪较大的神父则趋向保守及谨慎；由于他们经历过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岁月，因此，他们会劝喻年轻的神父凡事不可冲动，也不要冒险碰运气。话虽如此，但年轻人毕竟都充满着雄心壮志，而且希望能尽快把事情办妥，年长神父的那套做事方法不禁使他们感到困惑。（注三） 我个人认为，在神职人员离职的问题上，还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其一是年轻神父尚未十分了解传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他们误以为只要多建一些硬件如教堂及其它设施之类便是传教了，故此，他们都把时间花在筹募经费、大兴土木等事情上。 另一个问题是年轻的司铎常以念经（口诵）代替深化的祈祷。诚然，念经是一件好事，在农村地区，与信友一同念经尤有需要。但是，他们常以为多念经就是善度祈祷生活，而忘却了祈祷的核心意义是在于与上主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在寂静中面对上主，面对自己和面对他人。欠缺了深度的祈祷，在充满波涛的现代社会中，往往便不能抵受外来的考验，走上失望及离职的穷途。 以上所说的神父离职原因或多或少的反映出现今宗教政策及由于修院未能紧贴社会脉搏所带来的压力及挫折。中国的修院必须加强其于心理辅导、灵修及福传方面的培育，使神父们有充足的准备以迎接各种挑战。 修院成长及社会演变的关系 在中国，修院的成长及社会演变的进程是互为表里的一种关系。而以下三个因素将左右这种关系： １．中国当局在落实宗教政策时是否摇摆不定。 ２．爱国会操控力度的大小。 ３．修院及修生明了神父角色转变的程度。 首先，中国政府为使教会免受外来势力的“干预及影响”，政策上要求教会必须“独立及自主”。由于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是不许和教宗有任何接触的，这迫使教会在宗座尚未同意人选下任命主教。也由于这个缘故，使到很多年轻教徒不愿入读“公开”教会所办的修院而转投地下教会修院的怀抱。然而，这方面政策的落实时宽时紧，实在教人摸不着头脑。 第二，中共在一九五零年代时建立爱国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教会，故此，理论上“公开”的修院自当听令于爱国会，但爱国会实际的影响力则因时、地及人事而异。值得一提的是，当政府较包容时，很多以往因信仰而受迫害坐牢、宁死也不加入爱国会的神职人员及教徒会变得较愿意出来参与教会的工作，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让教会能延续下去。为了教会的前途，有些神职人员甚至愿意在表面上接受爱国会的地位，但实际上却继续忠于教宗。天主教教众若有知道内情的，则仍然表示支持及尊重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多的主教、神父及父母因而允许青年入读那些“公开”修院。其实自一九八九年以来，不少的“公开”修院都获得当局肯首，邀请外地的神父、修女及教友在当地教授为期一至两个月的神学及哲学课程；亦有些外地神父及修女获准为修生主持退省。这些都显示正在逐步开放的好现象，但开放力度的大小仍在某程度上操控在政府及爱国会的手中。 第三，神父在现今社会中是有其须参与的工作的。虽则在“公开”修院毕业的神父不须加入爱国会便可晋铎，但他们仍要接受在“公开”教会内工作的安排，因此他们可能须在某程度上和爱国会人士合作。一方面，于“公开”修院毕业的神父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圣经所说的“司祭”角色，他们照顾教众的信仰生活、带领他们去睦邻、执行各种圣事和教授教理班。再者，他们依法并在政府同意下举办一些小规模的社会服务；这样既可减轻政府的担子、亦可赢得社会对教会的信任及支持。另一方面，毕业于地下教会修院的神父所扮演的却是圣经中说的“先知”角色，他们拒绝加入任何和政府有关的机构，并且不怕在人权和信仰自由的问题上表达教会的真正立场，他们是在制度里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对于这批神职人员，政府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去对付他们，有时会摆出友善的姿态以搏取他们的支持，但有时则会用严厉的手段去镇压他们。 尽管如此，在那些已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清醒过来的人中，年长的会寄望来生，年轻的则会在此时此地中寻觅生命的真正意义。他们中很多人自发地到教会或接触神父，希望能学习天主教的道理；有些人最终会领洗进入教会。故此，不论是来自“公开”或地下修院的神父，虽然人数不足，但他们都势必成为人们在中国社会急剧演变中需求甚殷的精神支柱。 对于能看到“公开”修院渐渐地带领信众去认识真理、并把他们的心窗打开，我们感到欣慰，修生们也因此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发挥“先知”的职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北京中国神哲学院的一百二十位修生杯葛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五位“自选自圣”主教的祝圣礼。（注四）话虽如此，所有的修院负责人及修生均须继续努力学习及贯彻落实教宗于一九九二年所发表的宗座劝谕《我要给你们牧者》（Pastores Dabo Vobis）的内容。 希望与期望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未来，我个人抱审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国务院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至十二日于北京举行了一个关于宗教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致辞时说：“宗教是一个长远的课题，但若能好好的加以利用，宗教将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并有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 要了解江泽民说话的意思，我们必须明白到中国领导人大多有两种思维，即务实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务实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多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但不少的中国领导人仍是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他们来说，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因为所有的宗教人士最终都必成为无神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江泽民最近所发表的言论只是新瓶旧酒而已，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在过去二十年都没有什么改变，表面上看来像是务实主义正在抬头，骨子里的却仍是马克思主义。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江泽民要在这个时候于一个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中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有关。因为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的接触将因此而加深及增多，故此她必须多些表示对国际准则的重视。一方面，中国将面对国际社会要求她清楚解说有关信仰自由的政策，中国因此必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解释。另一方面，共产党官员害怕加入世贸将削弱他们控制宗教事务的能力，江泽民遂要求干部加强对宗教人士及宗教活动的操控。 事实上，最近中国各地的官员都强制“公开”教会必须赶快成立爱国会。几个没有严格执行这项指令的“公开”教会就因而遭到仔细调查及不断的评估。一些地下教会的主教也因此被迫减少他们的日常活动，甚至被迫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总括来说，政府对教会的拑制只有比以往更甚。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镕基总理在接见“基督教广播频道”的创办人帕德烈．罗宾逊先生时透露，中央政府将准许地下教会往宗教事务局登记为合法宗教团体。如果属实则政府这个做法实在要更进一步分化及控制各个教会。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帝皇，不管是上自公元前三世纪的汉代，或下至一九一一年覆亡的清朝都爱监管宗教事务。在中国，宗教可分为三个类别：那些正统而又合法的，例如儒家；那些非正统却又合法的，像佛教、道教及回教都是；还有那些被视为异端及不合法的，例如白莲教、秘密帮会和那在康熙在位时只被接受了一段短时间的基督宗教等均是。一般来说，政府抱的态度是：承认及准许第一类教派；接受第二类教派的存在；却要镇压第三类教派。中国共产党政权既承袭了这套宗教管治哲学，却又修改了其内容。马克思主义属于第一类宗教，很自然的便成为政府的正统和合法宗教。那些非正统却被认可的教派可继续生存，但那些不被认可的教派则归纳到第三类别而遭到打压。 与此同时，我们很高兴看见中国冒出了一批年青及思想比较开放的共产党人。其中一位是去年十二月刊载于大陆多份报章的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诠释须与时并进”的长篇文章的作者，他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潘先生在文章里说到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便是以列宁的教条为本，拿宗教当成人民的鸦片来反对，并且把道德规范置于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因而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文章强调宗教是有其心理学、文化及道德方面的价值的。 再者，以宗教名义所提供的慈善工作亦是以服务大众为本的。如今当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由搞革命过渡到认真地去管治国家时，共产党人该放弃采用镇压宗教的政策，而改为与宗教互相结合起来才对，因为这样才可以让宗教发挥凝聚力及号召力，来为共产党服务。虽然这种主张现时尚未成为共产党内的主流思想，但我相信这样的一天终会来临。 总而言之，当全世界都说要多作对话、沟通，亦正值中国加入世贸之时，中国境内必会产生较大的空间去容纳多一点的宗教活动。也许政府未必能够真正的让人民多享一些信仰的自由，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空间让各种宗教活动得以进行。这正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句话的写照。 不管情况如何，圣神必能够凌驾在一切人为的限制之上，使圣召的种子得以拙壮成长。梵二文献中的“司铎之培养法令”文件说： 在大修院中所施于修生的完整教育，应指向一个目标，即按照耶稣基督乃导师、司祭与牧者的标准，培养他们成为真正的牧人。”（第四节） 这为现今修院该走的路向带来了新的启示；修院在培育神父的工作上该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那就是如何体现基督牧者的精神。神父们在履行基督的救赎使命时，必须在爱中及以开放的态度融入现代社会，多些与普罗大众接触。基督的牧者角色所要求的正无声无息地在修院的培育工作里扎根，而且定必可透过与国外人士的经常接触发挥其影响力。再者，我们现在强调的司祭及先知的职务最终也将融入“牧者”这个角色中。唯有具备如此优良素质的牧者才能带领中国教会变成一个以福传为己任、相亲相爱的团体。 在此，我恳请大家能本着手足之情大力地用以下的方法去支持那些参与中国修院发展工作的人士：多一点为他们祈祷；探望他们；为他们提供灵修和神哲学方面的教材；鼓励国外导师多往国内修院执教；并促进让国内修院的导师到外地接受培训。 虽然以上我所说的话是针对国内修院修生的培育情况而言，但必须强调的是，同样的意见亦适用于国内修女院的修女培育上。 最后，让我引用当今教宗在其宗座文告《新千年的开始》中的一段（第五十八节）来总结我这次的讲话： 让我们在盼望中往前走吧！一个俨如海洋般无边际的新世纪正展现在教会的面前并向我们招手，要我们借着基督的指引勇敢地往前闯。天主的独生爱子、那在二千多年前为爱人类而降生成人的一位，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不懈地为我们的福祉而努力，而我们必需具备一双慧眼才可认清这一切，并以一颗宽厚的心助祂完成这项伟大工程。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祷文如下：望圣神能够带领我们在黑漆中前行，为中国的教会努力，并能藉此给世人展示“那在耶稣基督的面貌上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格后 4:6）感谢大家耐心的听我讲话。 注释： 一． 林瑞琪，《谁主沉浮－－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第一百页，（香港），一九九七年圣神研究中心出版。 二． 同注一，第一百零一页。 三． 《鼎》，总第一百零九期，一九九九年一月及二月，第五至十七页。 四． 《鼎》，总第一百一十八期，二零零零年七月及八月，第三十四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