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里程碑：田耕莘枢机
历来教会史上七位华人枢机当中，田耕莘枢机是第一人，他本身也保持多项独特纪录：
＊首位远东地区的枢机；
＊第一位而目前也是唯一曾经在教宗选举机密会议中投票的中国籍枢机；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目前领受红冠年期最长的枢机，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共历二十一年五个月零四天。
一九五八年十月，教宗庇护十二世息劳归主，全体枢机云集教廷选举教宗。田耕莘枢机在较早前在德国遭遇车祸，生命得保但需以轮椅代步出席投票。一九六三年六月，田枢机又参与投票选出教宗保禄六世的会议。田枢机也是管理教区最多的一位，先后牧守山东阳谷代牧区、青岛代牧区、北京总教区及署理台北总主教区。
于斌枢机，极备哀荣
于斌枢机是唯一拥有政治公职的，（有关田枢机及于枢机的生平，详见本刊今期陈方中教授的鸿文。）于枢机在二战期间当选为国大代表，以此身份奔走于欧美为中国争取国际公义支持。一九七八年八月，教宗保禄六世病逝，于枢机虽然身抱重疾，但仍决心到罗马一行，不过出发时他曾对在台北机场送行的朋友说：“我老了，我能够离开这里前往罗马参加教宗保禄六世的丧礼，但可能不会活着回来了。”（《公教报》1978-8-25, 页8）不幸言中，于枢机在罗马期间于八月十六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于枢机的丧礼在八月十八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由枢机院院长刚法朗尼枢机主持，有九十五位枢机出席。在天主教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枢机有如此礼遇。（《公教报》1978-8-25, 页8）
艰苦卓绝的龚品梅枢机
龚品梅枢机是七人中唯一曾坐牢者，他晋牧后六年即被囚狱中，历三十年，但最终竟以九十八高寿成为七位枢机中目前最长寿的一位。龚枢机亦是唯一的曾是教宗“默存心中”的中国籍枢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七九年任命他，直至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他才领受枢机红冠。
虽然龚枢机在狱中渡过了三十年，但他却是贯通七位枢机的重要人物。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公教进行会代表大会，由于斌主持，田耕莘主教亦有出席。当年三十四岁的年青龚品梅神父，作为上海重要的张家楼堂区主任司铎，很有可能在大会上与田于两位教长会面。一九五一年，龚主教转任上海教区主教，奉教廷命兼任署理南京总主教区，代表于总主教履行职务。
一九八五年三月，胡振中枢机应邀访问北京上海期间，勇敢地向当地的政府要求探望尚在狱中的龚枢机，这一要求虽因当时政治气候的局限而未能成事，但胡枢机的勇气却使龚枢机再一次成为国际传媒的焦点，龚枢机亦在不久之后获释，两位枢机成了未见面而心灵相通的朋友。
一九八五年七月，龚枢机返回徐家汇主教府休养后，汤汉神父多次前往上海探望他，成为他最多接触的“海外”友好之一。龚枢机于一九八八年赴美就医，其后定居美国，单国玺枢机亦很细心的安排美国之行，特意拜访这位前辈。
至于上海出生的陈日君枢机，与这一位上海枢机渊源更深。一九四三年当陈枢机在震旦中学就读中一时，校长就是龚品梅枢机；陈枢机表示，当时的龚校长有亲自授课，主要是教授拉丁文，方便同学担任辅祭，但也婉转地鼓励他们考虑修道圣召。（笔者访问陈枢机，2012-8-10）果然一年之后，少年的陈日君同学就加入了慈幼会的备修院。可以说，龚品梅枢机的一生，竟紧扣着七位枢机的历史。
内敛而沉实的胡振中枢机
胡枢机在一九二五年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天主教家庭。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晋铎，其后赴罗马传信大学攻读圣教法律获博士学位。曾在台湾苗栗传教，一九七五年奉委为香港教区主教；一九八八年六月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擢升为枢机。
胡枢机在主教任内大力促进了香港教区对国内教会的服务。一九八零年特意成立了圣神研究中心，专责促进中港两地的交谈，并依照国内教会所需，提供适切的协助。一九八九年五月，胡枢机发表《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其中特别提到要求香港教友关注国内教会的发展，勇敢地承担“桥梁教会”的使命。牧函刚发表之际，北京市的民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最终却遭到当局武力镇压，演变成“六四”事件。枢机亲自主持了大弥撒，以悼念死难学生并为祖国祈福。但另一方面，胡枢机对国内教会的关注，并不因“六四”事件而有稍减。在九十年代，胡枢机鼓励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的教授成员到国内任教。
胡枢机在逝世前六年开始患上骨髓癌，但从来未有向外流露其病苦。相反，枢机仍勉力履行牧职，更在二千禧年领导香港教区举行“教区会议”，为教区的未来立定发展方向。每一阶段的全体会议，枢机皆全程参与，其时已深受骨髓癌折磨，但作为大会主席，每次会议皆正襟危坐，细心聆听与会代表的发言。十年之后回想起来，对枢机的敬佩油然而生。
务实谦下而睿智的单国玺枢机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单国玺主教为枢机。单枢机年青时负责耶稣会的青年培育工作，翻译有《献身与领导》一书，至今仍是许多公教青年领袖成长中的良伴。
一九七六年暑假，年青的单国玺神父牺牲暑期的休息机会，到台湾山地进行两个月很多意义的牧灵工作。其后应同会的辅大神学院房志荣院长神父邀请，写一点经验反省；虽然只是短短两个月的实干，单枢机凭其观察能力之强，及奔走服务的热切，写出长达十六页纸涵盖部落建设、福传、礼仪立足本地、山区发展等多个重要范畴的完整报告，刊于《神学年刊》。这亦奠定了一九八零年单神父出任花莲教区主教后的牧民纲领。
一九八七年四月，台湾主教团举行全体大会。单枢机虽然在全台主教当中年资尚浅，但却获各主教一致推举为主教团团长。台湾新闻界当时感到十分意外，但教会内神长却深庆得人。
一九九一年单主教转任高雄教区主教，到任后即深受神长教友的热爱。教友都喜欢尊称他为“单总主教”，可见枢机在教区内所受的深厚认同。单枢机又向教廷推荐年富力强的林吉男副主教为辅理主教，委以重任，一时传为佳话。
二零零六年八月，单枢机发现罹患了肺腺癌，随后一年，枢机开始进行走遍全台湾各地举行“生命告别之旅－－人生思维巡回讲座”，与教会及社会上的各个团体分享他对生命、信仰、人生价值的看法。二零零八年二月，单枢机来港出席圣神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会上曾向笔者表示，癌病是上主给他的一大恩赐，让他勇于与他人分享信仰，在过去的一年间向教外人士的宣讲，多于他过往数十年司铎生涯的总和。
陈日君枢机才思敏锐
陈日君枢机一九三二年生于上海；一九六一年在意大利都灵晋铎；一九七八至八三年间任慈幼会中华省会长；一九九六年任香港教区助理主教；二零零二年接任香港教区主教，二零零六年二月蒙教宗擢升为枢机，成为历来国籍枢机的第六人，亦是慈幼会在当时的第八位枢机。
陈枢机是众多枢机当中，最能够与人开玩笑亦最能接受别人向自己开玩笑的长者。笔者尚记得在一九九四年一次接待中国年青神父的午餐聚会中，因应陈枢机（当时尚只是陈神父）在座，趁机向几位年青神父讲述职务、权力与听命的关系。笔者说，“陈神父担任省会长时是一位十分严厉的长上；一旦退下职务，立即成为比初学生更听命的会士。”当时的陈神父听了这话立即认同说，“对呀，我年前在上海教书时，接到会长的通知，要我返回香港，我即时更改机票，按照会长的指示回港工作了一年。”可见陈枢机的率直及可爱。但陈枢机也更坦白地感噗一句，“可惜的是，现今的初学生都不怎样听命了。”
陈枢机于二零零六年二月在罗马领受红冠后返港，邀请公教传播界的工作者聚餐，席间笔者又开玩笑地问陈枢机，“教宗任命你为枢机，会否无关于你的成就，而是为了庆祝慈幼会来华一百周年纪念，所以选择了华籍慈幼会士出任枢机？”陈枢机听后开怀大笑说，“这完全可能，教宗在宣读新任枢机名单时，很困难地读出Zen Ze-Kiun之后，未立即读Bishop of Hongkong (香港教区主教)，却先读了Salesiano (慈幼会士)，可见教宗很重视我作为慈幼会成员的身份。”这番话，充份反映陈枢机的睿智及洒脱，非常人所能及。陈枢机的急智及能言，亦使他成为吸引传播媒体镁光灯的明星。又出于他的敢言，不少中外传媒都敬重他为“香港的良知”，他能让教会的社会训导，常在公众大气电波中大放异彩。
汤汉枢机，名单中的晚辈
七人之中，以汤汉枢机年龄最小，也晋升最晚（在领受铎职及牧职而言），但却是留在修院最长时间者，自进入华南总修院之后，除了在罗马留学的几年之外，汤枢机一直居住于圣神修院，已达四十二年。汤枢机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国籍司铎中最早获取神学博士学位者之一。枢机慎言敏行，往往能化解危机于未发。他坚持与中国教会各方面加强沟通，充份发挥“桥梁教会”的功能，促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
影响汤枢机最大的肯定是他的双重学长（华南总修院及传信大学）胡振中枢机。胡枢机由提拔汤汉神父为圣神修院神学部主任、校外课程部主任、圣神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教区副主教、“推荐”他为辅理主教，一路上对他的器重有增无减。而汤枢机行事的低调谨慎，也处处流露胡枢机的影子。汤枢机对胡枢机的敬佩远超于下属对上司的一般尊重，可说是情同父子；而汤枢机忍受外界批评或误解的能耐，又确实尽得胡枢机真传。
青壮年的汤枢机常在不同神学专刊上发表文章，其中《神学年刊》上“‘炼狱’教义的探讨”等文章颇受注视。而当年讨论demythologize一词如何翻译时，亦致力阐释以“撇玄”取代“剔秘”。假如汤枢机不是不断荣升，而专注神学研究，则在汉语天主教神学团队又可能增多一员新力军。
结语
七位华人枢机各有特色，他们的生平往往互相紧扣，谱写成中国天主教会动人的篇章。令人遗憾的是，七位枢机都曾经因为政治的原因，无法在中原神州自由走动。但他们的影响力远超地域及时间的限制。他们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就如《若望福音》所说的，是“恩宠上加恩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