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汉：第七位华人枢机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八日，教宗本笃十六世擢升七十二岁的香港教区主教汤汉为枢机。他是教会史上第七位中国籍枢机，亦是首位在香港出生者。及后汤汉亦获得教廷多项重要任命：四月二十一日他奉委为万民福音部及宗座与各宗教对话委员会的成员；七月二日，他成为同年十月在罗马举行的全球主教会议三位主席之一。教宗还任命他出任监管梵蒂冈财务的委员会成员。
在擢升典礼当日，香港教区的报刊向香港的信友及政府发放了两个讯息。新任的枢机呼吁信众为信仰作见证：“我们应该寻找机会，运用我们的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别人，尤其是社会中的弱者和被边缘化的人。”在给予香港政府和各政治机关的公开声明中，汤汉枢机强调：除了在政策上照顾社会中最弱的社群以及关注房屋、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等福利以外，香港还需要践行全面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直选及由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每一个政府都有一个具体的责任，按照社会公义的准则，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汤枢机于三月二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曾呼吁中国官员赋予人民更大的宗教自由。如果中国的天主教徒能够在信仰与宗教活动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则不但更能贡献社会，也能使祖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声誉。香港方面，他表示香港教区致力于“建立一个尊重人的尊严和特别关顾弱小者”的社会。他亦希望新一届的香港政府能够带来民主和社会政策的发展。
汤枢机于三月三日的感恩弥撒中提到，香港教区将继续发挥“桥梁”的角色，帮助内地教会发展培育，达致修和，并实现与教宗及普世教会的完全共融。中梵之间的对话因二零一一年两次非法祝圣主教的事件而被打乱，教廷被迫宣布两位非法祝圣主教逐出教会。他请信友们加强祈祷，“使那些被逐出教会的非法主教能早日悔改，与我们的教会修和，使教会的伤口可以愈合。”
战乱的童年及政治动荡的少年期
汤汉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香港一个非天主教家庭的长子。他的母亲来自澳门，年轻时在嘉诺撒修女设于坚道的书院就读。一九三四年四月，出任驻中国宗座代表的蔡宁总主教 (Archbishop Mario Zanin) 来港访问，曾探访该学校，修女动员全体学生欢迎。汤汉的母亲虽非天主教徒，却被校长 (Sr. Anderson) 选出来代表学校献花。汤枢机忆述：“母亲一再向我们讲述这件往事，并且总是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因此，她非常尊敬修女，特别是校长修女。虽然她没有要求接受洗礼，但对教会常怀有好印象。”
汤汉两岁时，正值日军侵占香港，他们举家迁往亲友聚居的澳门。汤汉后来被送到广州，与祖母同住，直至战争结束。当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时，他在广州与家人重聚，可惜任职会计工作的父亲已经患上了肺结核。
在战后的数年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中北部爆发激烈的战斗，许多受伤的士兵和难民逃至广州，年轻的汤汉目睹玛利诺传教士对这些人的怜悯和爱心，特别是对本堂司铎马奕猷神父印象深刻。马神父介绍汤汉到天主教明德小学读书。他得到奖学金和获豁免全部学费。汤汉忆称：“我的整个生活都得到教会的支持。我是一个由教会抚养成长的男孩。”至于圣召方面，马神父的好榜样亦感动了汤汉，使他觉得成为神父是一件好事。共产党在中国掌政后，教会遭受打压，汤汉接受了多位神父的建议到澳门去探索圣召。他的父母信任教会，同意让他离开中国。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岁的汤汉离开中国和他的家人，前往澳门进入修院。不久，汤汉的母亲和弟妹亦相继返到香港。汤汉的父亲死于一九五二年，时年四十二岁。汤汉最亲爱的母亲于二零一一年在香港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在澳门、香港和罗马接受培育
一九五七年，汤汉在澳门完成了高中学业，到香港圣神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一九六四年，他获玛利诺传教会宋化民神父资助，前往罗马宗座传信大学攻读神学。当时正值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汤汉可以说是沉浸在罗马的特殊氛围之中。在大公会议闭幕后一个月，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祝圣他为神父；随后他在宗座传信大学获取神学博士学位。回港后至今，他一直住在圣神修院。从一九七零年起，他一直教授神学和中国哲学，并在七十年代担任神学部主教。汤汉亦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修读中国哲学，取得硕士学位；他曾应邀在神学期刊Concilium发表论文，并获邀在各国际会议中作公开讲座。
一九七九年，胡主教与教区当局构思开设专责关注中国教会事务的新机构，于是在一九八零年成立了圣神研究中心，由汤汉神父担当主任，至今未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为中国教会所担当的桥梁使命日益明显。汤枢机说：“这一任命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需要外访和参加更多的国际会议。我开始被世界各地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所认识。很多人会在往访中国之前与我们联系。”在圣神研究中心的历史中，世界各地许多主教和知名人士都曾来访，其中包括教廷国务卿卡萨罗利枢机(Card. Agostino Casaroli)，以及拉辛格枢机 (Card. Joseph Ratzinger)，他就是后来当选教宗的本笃十六世。
一九九二年，胡枢机任命汤汉为教区两位副主教之一，他担任了副主教之职共十七年。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他为香港教区辅理主教，并与教区助理主教陈日君一同晋牧。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八年一月任命他为香港教区助理主教，并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接替荣休的陈日君枢机成为香港教区主教。
香港与中国教会及中国政府的关系
汤枢机认为，教宗在二零零七年写给中国天主教会人士的信，为中国教会的工作指出了优先次序。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促进在中国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解与团结，以及促使他们与普世教会和与教宗共融，至于对神父、修女、修生和教友的培育亦不应忽视。汤枢机要求所有在中国的信友都应细读及正确理解教宗的信。他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这封信作出偏颇的解释，它必须被完整地接受。我很高兴此信的纲要已经出版，作为阅读和评论的指引。”在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上，汤枢机说，香港不只是给予的一方，也是接受的一方，双方彼此增益。许多教友到中国去旅游，给予中国的兄弟姊妹良好的影响和崭新的思想。另外，愈来愈多的内地信徒和神职人员来到香港，而教区在汤主教的领导下成立了特设委员会，妥善欢迎内地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并为他们举办一些有意义的牧民体验。他们参观一些使他们获益的圣堂，参与各项牧民活动，探访教区组织例如教区礼仪委员会、教理中心、医院牧灵部等。一些香港的神学教授获准在中国神学院任教，但数目比以前减少了。却有愈来愈多的香港神父和修女被邀请到中国内地，主持避静、提供灵修指导和举办神修聚会。汤汉被擢升为主教后，他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公开声明，表明他在中国政治事务的立场：在没有隐藏或牺牲自己的原则下，他对众人抱持开放与温和的态度，这亦是教宗的信中所表达的。
二零一二年三月，在擢升为枢机后，汤汉获得机会陪同德国埃森主教到广州作一天的访问，他说：“我的中国之旅必须以非常谨慎的方式进行，因为仍有中国的主教被关在监狱里。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是我的兄弟，我会一直关心和尊重他们。我记得一九八五年，当我陪同胡振中主教访问中国时，我们一再要求与仍被拘留狱中的上海主教龚品梅见面。（当时尚未知道他已是教宗‘默存心中’的枢机。）因此，中国当局早已对我们的期望有所了解。我们不只是到中国去旅游或去与官员应酬。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兄弟姊妹，因为他们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正受到限制。”
汤枢机的话
汤枢机说：“除非当局允许我们的兄弟姊妹和教会享有充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双方不可能发展全面的关系。我们有责任在这些问题上尽力启迪中国政府。同时，我们遵循梵二的精神：只有对话才能解决冲突。斗争和仇恨永远不能带来正面的改变。这是我在罗马攻读神学时，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中学到的。”
他又说：“我自觉是个温和的人。我跟从中国名言、亦是拉丁文的一句名言：中庸之道就是德行。我认为沟通和对话为每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我谈及沟通的时候，我所指的不只是沟通的技巧，更是人际的沟通。我发现既给予亦接受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人。如果有可能，我期望为别人多做一些善事，正如咏23:6所说：‘啊，在我一生岁月里，幸幅与慈爱常随不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