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涯五十载
陈日君枢机二零零九年荣休不再担任香港教区主教时，开始以“老若瑟”的身份在其名为“平安抵岸全靠祂”个人博客发表文章及回应中国教会问题。尽管他常言“八十岁要享福了，很多事要退下来了”，但是在八十寿辰的前三个月即二零一一年十月下旬香港教区就《校本管理条例》输了官司之后，在他现居的香港慈幼会修院门外进行了七十二小时绝食抗议，表达对香港教育自由及权利受侵犯的不满。陈枢机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在慈幼会修院接见笔者时，提起当日绝食仍然义正辞严：“我必须以行动把这校本官司事件记录下来。”事件受到本地社会及国际关注，也使这位慈幼会教育家成为全球罕有参与绝食抗议的枢机。当时有许多信众及市民到场慰问，也有内地教友透过互联网关心枢机的动态。
陈枢机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始自六十年代，在他铎职的众多服务中，要算修院教学最长了。他于一九六四在意大利读完哲学博士，同年回香港在长洲慈幼会修院教哲学；七一年至今在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任教，期间在八四年至九一年担任哲学部主任；他教书至今已四十八年了。在一九八九年至九六年间，他在大陆多间修院，包括上海、武汉、西安、石家庄、沈阳各地的修院及中国神哲学院，担任客席教授，以实际行动贡献中国教会。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是第一位于一九八九年获准在大陆修院教书的境外神父。据上海教区在当年十月八日发出的新闻通讯，外地神父的到访，对于中国教会与国外天主教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按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课程简介》，陈枢机在本学年仍然榜上有名。他笑着说：“是的，会继续教书。”他将会在哲学部教授伦理学及近代欧洲哲学史。他在二零零六年荣升枢机后，为了不想缺课，在罗马或其他地方的会议一结束，随即返港教书，有时还要补课。罗马的航班通常在清晨六、七点抵港，他可以赶上九点钟的课。枢机说：“我担心学生的课程在考试前完不了。没有多大辛劳！”敬业乐业，枢机真的“享受”这份教学使命！笔者摘录前述与陈枢机的对话，与读者分享。
笔者：陈枢机一直以教授哲学为主。最近，你与友好交谈时透露了“起初读哲学并非我的兴趣，纯粹是因为听命，这不是我的选择。”因听命与哲学结下不解缘，枢机对哲学的兴趣如何？
陈枢机：我喜欢哲学。世界上发生的事，由思想支配。哲学起很大作用，可以给人明白事理，即使从来不懂哲学的人，也受它影响。我在六一晋铎，那时在罗马慈幼宗座大学读完神学硕士，修会长上表示希望我继续读哲学博士，以便回来慈幼会教哲学。我遵从了长上的决定。其实，当时我比较喜欢神学，但是听命，就继续留在慈幼大学，花了三年完成哲学博士。同年回港，开始在慈幼会修院教哲学，至七一年，转到圣神修院教哲学，后来又去了大陆修院教书，一直到现在。
天主教的哲学对我最为吸引。我们很有福，天主教会是一个稳固的团体，有自己丰富的传统，而在传统中有其主流，她的哲学是有力量的。我欣赏及认识天主教的哲学，运用思想去想，不是以信仰、权威压倒其他、强迫人接受理念。我们天主教的传统，要对于基本的道理要有深入的研究及全面的了解。哲学是天主教修院教育必修科，目的是让我们一定要明白基本道理的意义；并多了解教会及世界各方哲学的潮流。
哲学的内容，历史成份强，要讨论题目及作研究历史保持平衡的学习态度。它绝对经得起挑战的。教会鼓励尊重理性，最重要是认真明白。在承传与了解之间要得到平衡。几十年来，由读哲学至教书，到最后对自己教会的一套哲学很有信心，我觉得很幸福，最重要的是对问题有答案。
笔者：枢机长时期浸淫在教会的哲学领域，会称自己为哲学家吗？
陈枢机：不会。哲学家应该对问题有相当独特的看法，有深入的贡献。虽然我没有机会做哲学家，但是，我很适合做一个在修院教哲学的人，我是不会靠信仰和靠权威就接受任何一套理论；我一定要透彻明白才接受，方能教导别人。修院的哲学科目中，形上学算是最抽象的一科，我时常希望学生明白内容。
读哲学，需要对历史有充份认识。有前辈表示对所读哲学不太明白，可能在他们读书时以拉丁文学习，本身对很多问题不是完全掌握，对历史认识也较少，使学生一知半解。我是认真教书的人，但是绝对没有资格被视为哲学家，因为我没有深入研究课题而得出独特见解。我没有在这宝贵的财富上加上一些意见，但却享受了这个财富，现在很高兴与其他人分享这财富。我是认真、负责任的教师，认真地吸收了教会的财富，也认真地与学生分享，只是未有机会和时间专门研究某一科。这点我肯定完成了教会给我的使命，以及修会对我九年读书的培育，完全没有浪费。
笔者：为何没有机会当哲学家？
陈枢机：自六四年回港，随即在慈幼会修院教哲学，当时已有四十余位来自本地、越南、泰国，以及有些打算前往日本、南韩传教的修士在读书。教书、备课、培育修士，加上团体生活，基本上没时间做研究；加上我不是封闭的，会参考主流和哲学思想。回想起来，教学日子确是非常辛苦的。再者，在慈幼会，当了团体长上、会省长上等任务。七一年，慈幼会与圣神修院合作教学，在哲学、神学、伦理神学方面，都要负责很多科，没时间钻研专门的题目。我在学时，教授们很优秀，给予学生认真的培育，自己也对学术抱认真的态度，但没机会去做研究。
笔者：你的博士论文研究法国天主教哲学家 Maurice Nedoncelle蒙席 (1905-1976)，他的思想影响到你对事物的看法？
陈枢机：我研究的法国哲学家，是Strasbourg天主教大学的一位主教，他是一位人格主义者（personalist），他最重要的著作The Reciprocity of Consciousness (La Reciprocit? de Conscience) ，意思是意识是对称的，或者自我意识是彼此的，意指“面对另一自我才意识自我”，是一本重要的书。我喜欢我的老师，他们很有启发性，特别欣赏教形上学及伦理的老师。二零一一年我曾去探过其中一位老师，他已经九十三岁。
笔者：在八九年至九六年你在大陆多间修院教书。你曾形容这是你“最开心的日子”。当时你专注教哲学？内地修生对读哲学感到苦恼吗？
陈枢机：到大陆教书，初时在上海，金鲁贤主教请我教神学，因为当时哲学科已经有人负责，到了下学期，两位哲学老师都病了，才请我教哲学。在修院我都有负责不同的科目。我虽然一向没有教神学，但我的硕士是神学，而且在大陆，有充份时间备课，很专心钻研课本，在畲山修院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书，因为马爱德神父（Fr. Malatesta, SJ）从外国修院送来很多外文书，可能这些书对于当时的修院用处不大，但对于我，正好切合需要。
印象中，香港学生以往比较积极提问题，现在的表现很静、很少提问，老是听课及做笔记。在大陆，修生也用心上课，勤力做笔记，但是教学时间紧迫，修生也很少机会提问。不过，共通的地方，中港的学生都信赖书本，听课以后，仍然相信书上所写的。我没有著作，比较吃亏。
在大陆，修生很用心，当时前往教书的神学教授不多，我很有满足感，因为到处很受欢迎，在上海，第一年去了三次。九三年，获准去其他修院教书，以后半年在大陆，半年在香港。我在六个月内去四间修院，每处密集上一门课，连续六个星期。辛苦，倒是很开心。
笔者：二零一二年七月初晋牧的上海教区马达钦辅理主教是你的学生，印象如何？你在烈日当空下为马主教的自由请愿，又主持弥撒为他祈祷，这祝圣事件对中国教会有何影响？
陈枢机：印象中，他很聪明及文静。很高与他照教会及教宗二零零七年的信函去做。教宗的信强调爱国会与教会的教义不相符，而教廷方面要针对这问题，就是不能接受爱国会。
笔者：目前，大陆主教只有数位持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读书多少与主教职务有没有关系？
陈枢机：读书固然重要，至少要考试过关，读书与主教职务当然有关系，读书多，对理解事物有深入认识，但人格和神修培育更重要。我以为出国读书的神父修女，读了硕士该回国，先教两三年书后再读博士，因为读博士，要深入研究课题。大陆教会面对的问题，只管读书而培育不够，信仰容易变质，两者需要平衡。信仰是关于培育的事。
笔者：你继续探监。囚友喜欢与你谈什么？
陈枢机：不舍得放弃探监。这么多年，我和囚友成为了朋友。自二零零零年香港“入境处纵火案”开始，在案中被告被判刑后探望他们及其他囚友。我现在惯常探访的属于长期服刑者，很需要人支持。他们有八组，每次和我会面的有四组，所以分两天去。每次来的人数由一至十人不等。探监，是天主教会很好的传统。在慈幼会，我在长洲修院的时候已开始到芝麻湾、塘福、石壁等岛屿监狱探监。囚友对时事懂得很多，时常读报和看电视新闻，我们一起讨论教会及社会事件、本地和国际新闻。囚友与我交流自己的见解和经验。我播放一些宗教DVD给他们欣赏，但不会刻意传教，他们欣赏我与他们交朋友。
笔者：你有打算再访大陆？
陈枢机：没有。一九九六年祝圣为主教，九七回归前，与汤主教、陈副主教去了北京、上海。九八年初，去武汉、西安、石家庄修院。当时已经有些限制。自九八年到罗马参加世界主教会议亚洲特别大会后要求去大陆，但不获准；二零零四年及二零一零年再去上海短暂访问，之后没有再去大陆了。
笔者：还有什么大计？
陈枢机：慈幼会的团体生活很丰富，一直有很多活动。此外，二零一二年五月，我去了参加爱尔兰世界圣体大会；又作为教宗特使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当地真福一百岁冥寿。五月底，去了法国、意大利。最近，给本地的青年避静三天。生活颇为忙碌。我希望整理哲学笔记之后出版书籍，以及收集自九六年祝圣为助理主教以来，在不同刊物发表过的文章和演辞发表文集。至今，《公教报》出版了《朝夕相随主日讲道》三年讲道辞，以及文章结集的《平安抵岸全靠祂》。
【访问后记】
这位“退而不休”的枢机，日程仍然排得满满，传教生活一如以往的丰富。笔者访问不足一个月，他已经带领一批香港教友，到波兰真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故乡朝圣，向这位任命他为主教的伟大教宗致敬，并为中国教会祈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