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田耕莘枢机的教会背景
田耕莘枢机一八九零年生于山东省阳谷县的张秋镇。圣言会士于一八八二年来到阳谷时，只有坡里庄一处老会口，有教友一百五十人。田耕莘的父亲田开来是秀才，一八九七年在坡里庄小学教书，不久后领洗入教，但旋即在一八九九年去世，此时田耕莘尚未受洗，要到约三年后才成为教友。一九零四年这位新教友入了兖州的教区小修院，但身体不佳，念哲学时更是得了肺痨。神学课程将完时院长维昌禄神父（Georg Weig）在一九一六年命他回家养病，意即不会升神父了，但因中国在一九一七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交战国，德籍圣言会士处境不明，这位修士才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九日升了神父。
田神父从副本堂开始做起，服务过近十个县份，他的肺痨似乎已不再困扰他了。由于工作勤勉认真，他很快升任本堂，兖州主教韩宁镐很器重他。一九二八年已届三十八岁的田耕莘申请加入圣言会，次年进入初学阶段；在初学院中有德文的教学，但田神父未能把德文学好。终其一生，他与外国神职交流时通常都用拉丁文。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完成初学，宣发了初次圣愿。
一九二六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为六位中国主教祝圣，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设立国籍代牧区及监牧区成了教廷的既定政策。圣言会传教的山东南部地区，已有三十多名国籍神父，足够运作一个新的国籍传教区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山东西部的阳谷等六县设立自治区，七月韩宁镐主教公布了田耕莘神父担任此自治区的负责人。田神父原本也不想答应，认为自己脸上有癣斑不够体面，天资中等又不精通外文，年幼丧父算是孤儿。（注一）但这些理由韩主教都没接受。一九三二年底，阳谷监牧区成立，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了田神父为监牧，但是没有主教头衔。
当时华北无甚柏油路，在崎岖不平的泥泞的黄土路上骑车并不轻松。但田监牧并没放弃骑脚踏车四处奔走。即使只有十来位神父，仍使到一九三七年时教友人数从一万三千七百人增加到一万七千六百人；同时在坡里庄还有七十位小修生，在兖州有十九名念哲学或神学的大修生。即在中日战争爆发，阳谷监牧区仍有进展，一九三九年阳谷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有两万零七百多教友及约七千三百名望教者；田神父也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祝圣为主教。这是田耕莘与教宗特别情谊的由来。
青岛原任代牧德籍主教维昌禄在一九四一年去世，教廷考虑到在交战状态的中国，不适合任命一位德国主教，遂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决定召田耕莘继任。这时的青岛代牧区由日人占领，但朴直干练的田主教，成功的管理着新的代牧区，继续骑着脚踏车奔行于丘陵平原间。
二、于斌枢机的教会背景
于斌于一九零一年生于黑龙江省兰西县，当时这个关内移民家族尚未接触到天主教信仰。他的父母早逝，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在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移往海伦县的海北镇。这个镇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陆恒厘神父募集捐款购买土地，凭空而起的一个镇集，很自然的吸引了贫困的于家前往开垦，也使得于家在海北镇领洗信教。
一九一九年在齐齐哈尔念师范学校的于斌碰上了五四运动，该校学生也上街游行，而于斌在这些学生中很自然的成为领袖，接下来成为军阀政府注意的目标，为避其锋，于斌回到海北镇，不久他就向本堂神父提出了修道的申请。
他的家人不赞成他修道，因为已经帮他订了亲；在观察数个月之后，于斌在家中得到了祖母的支持，神父们也确认了于斌的修道渴望，于是让他进了吉林的神罗修道院。与其他小修生相比，于斌程度高出一大截，学习拉丁文非常快速，修院的院长不想埋没人才，于是送他去上海的震旦学院。他在震旦学院将法语修习得非常流利，两年半就学成返回东北。此时教宗驻华代表刚恒毅鼓励遣送优秀修生至罗马念书，表现优异的于斌修士就在一九二四年赴罗马传信大学深造。
于斌在罗马很快就适应了，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礼中，担任了成和德主教的协助者。于斌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晋升为神父，相信这时他的义大利语也很流利了。一九二九年秋天，他开始任传信大学中文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兼管梵蒂冈图书馆中文图书。于斌曾在一九二九年参与梵蒂冈至阿比西尼亚的外交访问，表现得体，当时的教廷国务卿巴切里枢机（Giuseppe Cardinal Giovanni Pacelli），也就是日后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曾询问于斌加入教廷外交官行列的意愿，于斌婉拒了，他修道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国教会。
刚恒毅在一九三三年返欧休养，他也认为于斌是中国教会的明日之星，因而推荐他回国担任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及教宗代表公署秘书。公教进行会是一种推动教友加入福传行列的组织。于斌风尘仆仆的在中国各地成立公教进行会分会，田耕莘监牧也于一九三五年在兖州的会议上，首次看见于斌神父。田监牧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上海参加公教进行会代表大会，这个千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展现了于斌神父的组织能力及魅力。
南京代牧区在一九三三年划分为上海及南京两代牧区，教廷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由于斌担任南京代牧。很特别的是，于斌的主教祝圣礼是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在北平的救世主大堂（北堂）举行，由第二任宗座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主礼。这项安排象征着于斌不只是一个新的国籍代牧主教，他更是中国首都主教。
于斌这位首都主教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对南京代牧区发布了牧函，这实际也等于是对全中国教友的牧函，名称是“为芦沟桥事件告南京所属教胞书”，内容的重点有二：祈祷和平、准备应战。
于斌对所谓“政治问题”的看法，是与大部份主导中国教会的外籍传教士有差异的，这些传教士多半持“不干涉政治”或“中立”立场。既然中立，一些外籍传教士就认为于斌政教不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发现了于斌的爱国心与能力，据说蒋委员长就称于斌是“我们的主教”。
这位“我们的主教”在抗战时期做了两件在教会内被议论的事。第一是协助国民政府从事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具有私人性质，经查一些信件档案，其实于斌从事这些民间活动背后有政府资金补助。但这个举动引起的议论是有正反面的，教廷中也有于斌的支持者，甚至教宗庇护十一世及接任的庇护十二世都没有批评过于斌的爱国行动。第二是于斌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结束旅欧返抵国门时，没有回到日军占领下的南京而是到了国民政府所在的汉口，以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设立办事处。这时的于斌因其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可说是战时政府的首都主教。
一九四二年六月国民政府宣布与教廷建交，一九四三年一月首任驻教廷公使谢寿康抵达梵蒂冈。在整个过程中，于斌扮演国民政府与教廷间沟通者的角色。抗战时期的于斌主教有四次往欧美从事国民外交。他在美国纽约开办了《英文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后期又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中国文化学院”（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教廷同情于斌不能返回南京的处境，在一九四四年命他署理四川的嘉定代牧区。
三、田耕莘枢机
一九四三年十月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接见了谢寿康公使，与其长谈一小时，希望“将来中国主教，改由中国司铎升任。”一九四四年九月于斌往访教廷时，和谢寿康谈及中国籍枢机的可能性。虽然枢机只是荣衔，但在其本国常是一国教会之首席，且此时亚洲各地教会并无枢机，若在其中任命一位，毋宁是二十世纪教廷持续推动建立本地主教，再一次的象征性行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消息公布，教宗选择了青岛主教田耕莘，为第一位亚洲及中国枢机主教。当时罗光任驻教廷使馆顾问，亲身参与其中的公私运作，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写了一封信给于斌，信中这样写的鼓励于斌“南京主教尚年轻，他日当选之机会正多。”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田枢机晋见教宗。二月二十日教宗授予枢机小红帽，三月三日接受拉达路（Via Lata）的圣母堂为在罗马的座堂。随后中国圣统制的建立，亦归功于田枢机的提出申请，但实际上事前蹉商是由中国驻教廷使馆、以于斌为首的一批中国神职以及教廷官员共同商议许久而成。因此田耕莘只是躬逢其盛。
中国圣统制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分，将中国分为二十个教省，每一教省设一总主教。一九四六年三月底，田枢机代表众人向教廷表达，希望南京、北平、汉口、广州四个总主教由中国人担任，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成立中国圣统制的命令中，只公布了于斌改任南京总主教；教廷于五月十日才公布由田耕莘枢机担任北平总主教。对田耕莘而言，这是合理的安排，身为中国枢机，他的教区位阶至少应和南京一样。七月十八日，原保定主教周济世转任南昌总主教，因此在二十个总主教中，教廷将北平、南京、南昌给了中国人。
田耕莘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回到上海，受到比在罗马更热烈的欢迎，国民政府方面此时才与这位中国枢机第一次见面。相关的拜会活动多由于斌安排及陪同。其后田枢机赶回青岛转赴北平，在六月二十日接下北平总教区。这应是当时中国教友人数最多的教区，有二十五万教友。
这位枢机按照他已有的教区经验治理北平总教区，但他此时已有枢机的高度，更让他直言无讳。方若翰神父在《田耕莘枢机传》中，说他对一些外籍传教士有所批评，他也更换了许多人的职务，“这种转变也带来紧张和不谅解。”同时和许多传统的主教一样，他亲手控管经济事务。在教会外，更大的问题是国共内战。现实的处境是一九四七年就因内战引发了严重的难民潮，如何处理难民，变成了田枢机面对的难题。
四、流放
田耕莘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离平赴沪，理由是治病，他的心脏逐渐不堪负荷，又有白内障及青光眼；他在离去前，指定献县教区的赵振声主教为代理，与总教区的副主教李君武共负管理教区之责。在他离开北平之前一年中，中共日益扩大的控制区域，上百名神父修女被捕，在田耕莘看来，未来局势是悲观的。田枢机在上海圣言会会院暂居时，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iri）在北平却公开发表谈话，声明所有的主教、神父，甚至神学修士都应坚守岗位。这是教廷的一贯决策，教宗庇护十二世自己本人在德军占领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黎培理自己也是如此。
一九四九年二月耶稣会的蒲敏道神父告诉田耕莘，教廷多数人赞成将神哲学修士撤往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好牧人应该坚守羊群。笔者所认识的许多老中国神父，正是在这期间撤往欧美的神哲学修士。但田耕莘这时住在香港道明会的会院，心中痛苦犹疑不定。一九四九年十月，国民政府派飞机在香港接田枢机至台北，田枢机也决定去，在启程前一晚教廷在香港的代办葛礼耕神父来看田耕莘，宣布教廷禁止他去台湾，并说他应待在健康恢复后，回到北平。方若翰神父说，田枢机此时留在香港之心有些动摇，有人给他送来到天津的船票。但因朋友的劝阻，他写信给周恩来也未获回信，才暂时打消回北京的念头。
一九五零年十月，田枢机在罗马参加圣母升天定为当信道理的典礼，随后转往美国芝加哥郊外泰克尼（Techny）圣言会的会院，作为他以后八年的隐居之所。
于斌在抗战结束到一九四九年间，四年中也有欧美的“国民外交”行程。他在国内时也有许多非教会行程，又要替全国各教区服务，剩下不到一年半时间在南京教区，难怪一些教区神父抱怨他们的主教外务太多。大概到一九四八年底，于斌判断国民政府已属强弩之末，其时已有撤退南京教区年轻神父及修士的计划，但黎培理不准，他亦无可奈何。其时他又奉蒋介石总统及蒋夫人之邀，赴美作游说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在美国闻中共即将渡江，急电龚士荣神父率年轻修士出逃，他们这一群神父修士搭上一艘自上海往广州的货轮，临时转往基隆靠岸来到台湾。
由于于斌公开为国民政府奔走，因此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即宣布视于斌为战犯，意即若于斌回到中国，会立刻被监禁牢中。在这情况下，要求于斌回到南京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底，于斌来台，得到台北监牧区陈若瑟监牧的欢迎。这时于斌突然接到教廷通知，命其立即离开台湾，其时或许于斌亦被命令回到台湾以外的中国，因为于斌曾写信给罗光，告知他在结束年底南美之行后，将返回云南或四川工作。但国民政府迅速溃败，于斌连云南或四川也去不成了。教宗于是准许于斌在美国居留。于斌得到史培尔曼枢机的邀请，在纽约从事“皈依中国人的工作，特别是知识阶层。”一九五零年七月他到罗马朝圣，然后往西班牙协助推动中华民国与西班牙复交。一九五四年西班牙政府以敦促邦谊，赠于斌“圣雷孟柏纳福大绶勋章”。
一九五四年二月，于斌以国民大会代表的名义来到台湾参加正副总统选举。回程返美前，于斌先经韩国汉城拜访好友韩国总统李承晚。一九五五年于斌的行程更多，二月去了菲律宾，一个半月后去了越南。在短暂回美后，十一月于斌五度往访西班牙，然后到了西德，拜会西德总理艾德诺（Konard Adenaur）。这些行程中穿插了一些宗教活动，但泰半是政府支持的“国民外交”。
教宗庇护十二世对这些过多的“国民外交”很有意见。一九五六年八月，于斌透过中华民国驻教廷使馆申请到参加一个在罗马举行的主教避静，但活动结束后却未能与其他二十余位主教一起觐见教宗。教宗此后对于斌下了更明确的禁令，不准其离美。当于斌一九五七年困守美国时，教廷却准许了田耕莘来台。事前有传言称田耕莘准备回中国大陆，虽然田枢机一再否认，但此话出自于田耕莘身旁之人，可以猜想具一定的准确度。田枢机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抵台停留两个月，他演讲精采或许不如于斌；但以枢机的身份，全台湾教会及政府对他的欢迎，则与于斌无异。其中在九月二十二日三军球场（按：位于总统府对面）举行的中兴弥撒，号称有万人参加，是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教会的第一盛事。田枢机离台后前往罗马，在圣言会的总会院中撰写访台报告，庇护十二世在一九五七年底接见了他。
五、在台湾的新生活
一九五八年十月庇护十二世去世时，田耕莘也因车祸躺在西德的医院里。他手臂及肩胛骨骨折，认为自己大概不能参加新任教宗的选举，但各方敦促他参加的信件不断来到，认为他是传教区的第一位枢机，应该尽量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勉为其难的赴会，枢机会议最终选出了若望二十三世为新任教宗。
若望二十三世决定让流亡的田枢机和于总主教都到台湾来，这看起来不同于庇护十二世的决定，其实背后并无差异太大的对华外交政策。一方面中共的宗教政策并未因教廷的小心翼翼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此时刻将两位中国教会领袖放在美国，怎么看都不合理。但要让这两位教会领袖到“自由中国”的台湾，必须要给他们适当的位置。教廷于是决定请台北的郭若石总主教让位，由田枢机接任。但田枢机的北平总主教头衔仍然合法，因此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教廷只能任命田枢机署理台北总教区，这是田枢机第二次得到原来的总主教让位。此时他已六十九岁，一目已盲，一臂骨折，复有日益恶化的心脏宿疾。他在离开美国前，鼓励已经在美国开始工作的华人神父们放弃在美舒适安逸的生活，和他一起来到“自由中国”。于斌则获得了准备复校的辅仁大学校长的身份，教廷当时将辅仁大学的复校当成是重建中国教会思想堡垒的重要工作。
一九六零年代是台湾教会成长的高峰期，教友人数增加到三十万人，欣欣向荣。但这些成就大部份说不上是田枢机的功劳，在他之前十年中各个曾在中国传教的各修会，带着他们充足的人力及财力，经过与郭若石总主教的签约，开辟一个个堂区。田枢机在台北总教区大致上是萧规曹随而已。其次，他担任台北总主教时正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之时，再加上为教区各项事业筹募经费，一年中在国外活动时间甚多。第三，田枢机确实是老且病，精力日渐衰弛，他虽尽力从事，但已有些力不从心了。
对于斌总主教来说，辅仁大学校长是他在台湾立足的身份，但他的活动能力是远远超过校长层级的。在他的记事本中可以看到，他到辅仁大学处理校务的时间有限，他的主任秘书龚士荣神父忠心的帮他处理各种琐事。于斌在台北社交圈有令人难以想像的各种人际关系和活动，蒋夫人日后担任辅仁大学董事长，就是此种人际关系的结果。于斌在美国纽约的“中美联谊会”此时继续运作，大致上一年中于斌也有数月在美，继续从事他的国民外交。他和大量美国政界人物关系友好，包括其后在一九六一年担任众议院议长的麦考迈克（John McCormack）。此时他在美国又成立了“亚洲演讲团”（Asian Speakers Bureau），四处演讲宣传反共思想。他也和罗光一样，当选了梵二会议委员会的委员，必须常到罗马开会。
六、田枢机逝世与于枢机被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田枢机发生了严重的心肌梗塞，在荣民总医院住院六周后，转往嘉义教区虎尾的圣若瑟医院休养，从此不复回到台北。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安童仪（Ildebrando Antoniutti）枢机主教访台，特别到嘉义去看望田枢机。田枢机口头向安特使表示请辞台北总主教，但正式的辞职信一直没有寄到罗马。他正式辞职的日期一说在一九六五年底，一说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无论如何，教廷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宣布田枢机辞职获准，同时宣布由台南主教罗光接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田枢机逝世于嘉义圣玛尔定医院。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教廷驻华大使艾可仪（Luigi Accogli）请于斌往使馆一晤，因为一九六八年三月于斌曾心脏病突发，故艾可仪兜了几个圈子后方说出教宗任命于斌为枢机。教宗在此时发出这任命，首先因为于斌是大家公认的中国教会领袖；其次，在一九四六年，就有不少人为于斌抱不平，认为应是由他膺选枢机；而于斌其时仍有强大的活动力，教宗挑选于斌是顺理成章之事。
保禄六世和庇护十二世一样，都是有全球视野的教廷外交家，但和庇护十二世不同，他比较沉稳内敛，对弱小国家更具同情心，按照多年与其来往的罗光意见，保禄六世很能了解于斌及田耕莘无法回到自己教区的理由，基于于斌对中国教会及普世教会的贡献，授予枢机是还他公道。
保禄六世在现实外交中，也很注意平衡性。他虽然谴责共产主义，但他也正视其长期存在的事实，因此他在一九六四年后就主张与共产国家“对话”，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但在期望与中共进一步交谈之前，保禄六世同时维持并增进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关系，因此他在一九六六年底将驻华使馆由公使升为大使。到了一九六八年他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让中共加入联合国。于斌获任命为枢机，也可被认为是此种平衡外交的一部份。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于斌搭乘飞机前往罗马领受枢机红冠。在他的记事本中找到了他在飞机上写的一首诗，其中最后四句是：“宗座宽仁不我弃，战栗惶恐感恩隆。弼教救人视唯为，虔祈母佑主宠丰。”可以看出于斌想起他神职生活的经历，心中充满了感慨。
七、于斌枢机的弼教救人及挫折
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于斌并不顺遂，各个办学单位之间以至办学单位之内意见争执甚多。于斌升任枢机后，正好给圣言会及耶稣会一个摆脱于斌的理由，因为枢机位尊，大学校长位置太小了，他只适合当“教廷监督”或“董事长”。这两个修会的想法得到教廷驻华大使艾可仪的支持，于是在一九七零年发生了逼于斌辞去辅大校长的事件，但在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及蒋夫人的干涉下，教廷推迟了于斌辞职的命令，于是于枢机才能继续担任辅大校长。
此时期世界各国基于经济及政治利益，先后承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宣布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协助中华民国政府维持国际地位是于斌此时期“国民外交”的重点。他在一九六九年升任枢机后，回台湾前先绕道美国及加拿大。在麦考迈克的安排下与尼克森总统会晤，希望美国能坚持反共。但事非人愿，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于斌在记事本载道：“国耻纪念，……尽人事，听天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于斌枢机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相信基督信仰是与中华文化相合的，天主给人的恩宠并不因接受基督宗教较晚而有所差别。他所订定给辅仁大学的校训：“真善美圣”就是这信念的写照。他升任枢机后推动“祭天敬祖”，成为台湾天主教的一项特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于枢机依依不舍的将辅仁大学校长的职务交给了罗光总主教，突然得到了保禄六世去世的消息，于是出发到罗马参加新任教宗选举，计划游说众枢机选出一位反对共产主义的教宗，但他劳心劳力之下，在八月十六日心脏病突发去世。他去世时教宗尚未选出，形式上说于斌也有被选资格，因此其丧礼形式和教宗一样，同时有九十三位枢机主教参加了他的丧礼。即使是去世，于斌也是如此耀眼。
八、结语
虽然这两位枢机看起来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十几岁领洗的新教友；一般来说，这样的教友很少能获准接受神职培育，更别说获得高位。他们虽然一耀眼、另一内敛，但在天主教本地化的立场上，都真心服膺刚恒毅及雷鸣远的见解。于斌虽然常遭外籍教士批评，但他与田耕莘都能与外籍教士共事合作。他们也都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在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支持带有独裁色彩的国民党政府。
另一方面枢机身份在教会内虽极为尊荣，但这两位枢机都并非无缺点之人。他们远离教区虽属情有可原，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则莫不时有揪心之痛。于枢机固然能力超群，但过多的政治关系及人际活动，是一直被部分教会内外人士批评的。于枢机的另一大缺点是开始了许多大计划，但经常用人不当或陷入财务困境。反过来说，在世时常有争议的于枢机，在他过世三十四年后，我却在众多年长的中国神职中，得到了众口称誉于枢机的印象。在信仰的标准中，他们早就忘记那些失败的事业，只记得他们无私奉献的动机。
施予仁（Bartley Schmitz）神父是田枢机的英文秘书，在一本以照片为主的田枢机的书中，他撰写了一段给田枢机的颂词：
是的，你没有特殊的才能，
但你成为辅仁大学的促成者及董事长。
你也没有语言的天才，
却能给千万人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感动，深深铭记神的“真理”。
你不是个创造者，……
你不是世人所荣誉称颂的外交家，……
你不善于言辞，……
你开始是一位乡村传教士，……
你受苦于闪光灯，……
施神父所有意无意间描述田枢机的弱项，正正是于枢机的强项。但施神父意在以凡人的软弱，来展现天主的刚强。在这两位教会领导人中间，不管生前或是死后，这些比较其实经常出现，但我们能比较伯多禄和保禄吗？渔夫与饱学之士在天主手中的重量是一样的。施神父的最后一段话，为这两位流徙一生的中国枢机都适用：
你立志一生为天主服务人群，
如今，你同受苦的主耶稣基督在天国享受永生。
注释：
注一：田枢机特征之一是脸上时常红一块、白一块；另外当时教会选择神职人员时，经常不考虑孤儿身份者，多半希望来自老教友家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