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仙逝五年志念)
我在上海念高三那年（一九五三），从朋友手中传来励德神父自巴黎寄来的他的晋铎圣像，上面还写了“送给达诚弟…”。这是我们二人第一次交流。我的大哥陆达源神父也是耶稣会士，比励德神父早三年在上海晋铎。励德神父可能因大哥而认识我，我不记得是否与他见过面。收到他从遥远的法国寄来的圣像，叫我珍惜万分。怎么励德神父会想到我呢？
其实朱家八弟兄除了一位住在北京的二哥及这位游学法国的三哥以外，我都自幼相熟。大哥树德以外，我们都是圣伯多禄堂的公青，在一起长大的。大哥树德神父是我中学（徐汇）的教务主任，每周他来“上院乙班”（初中生教友宿舍）来宣读我们前一周的课业和操行成绩。高中时我转到另一中学念书。徐汇中学遭政府接管后，树德神父换到君王堂当主任。而我亦在那时参加了该堂的圣咏团、辅祭团、要理小组，天天放学后都到君王堂报到，因此经常与树德神父相遇。树德神父坐牢廿多年后首次假释回沪时，还给我写过信，除了祝贺及嘉勉以外，还表达他的真实感情，一点没有长辈的口吻。我曾把别人转我阅看他写的一篇有关德日进神父的文章，送交《哲学与文化》月刊发表。此事曾使励德神父焦虑不安，怕其兄受殃。该文本来是篇纯学术性的文章，应当不至于给他带来麻烦。不过叫励德神父挂心，我还得说声：罪哉！罪哉！
首次见到励德神父是在一九六○年十月。我从香港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励德神父来接机，带我坐三轮车往和平东路圣母会服务中心。那次我能够在离开大陆后三年半就得入台签证，完全是励德神父努力之结果，普通要等五年才行。到了台湾，感到真正地回了家，完全放松下来。同励德神父讲上海话，或听他同别人用浓厚上海口音讲国语时，感到异常亲切。那晚，与朱神父及顾保鹄神父闲聊时，我第一次听到新儒家大师唐君毅、牟宗三之名。想不到二、三年后我竟被他们的作品迷住，迄今未舍。
励德神父编的《慈音》是我在彰化静山每月必读的精神日量。他把敬爱圣母之情传递到读者的心中。每篇文章都有至情。圣母会在他指导之下，蒸蒸日上，引导无数的大专学生走入深度的灵修生活。 《慈音》以后改成《时音》，口味不同，灵修减少，知识成份增多，也颇受欢迎。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慈音》。
他在台中光启出版社当社长的几年，我在菲律宾读书。一九六七年回台时，他已升任省长。这是第一次华人会士膺此高位，大家都很兴奋。二年后我晋铎，次日在耕莘首祭，我的二舅、二个哥哥和三位表兄七人共祭。以后在大礼堂有庆祝早餐。朱会长、郑圣冲、高欲刚、雷焕章等神父都参加，内容由神修小会、基督生活团和大专同学会安排。其中有一个是全体起立向新铎诵祝贺辞，朱公亦起立，我反而被要求坐着，真是糗死我也。
一年后，会长遣我去法国读书。每次他到欧洲开会，必会见我。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好友潘家，使我在往后六年中常得乡亲的热情招待，不致有过度的寂寞感。
励德会长任期结束后，常在国外工作，接触减少。仅知他回上海后，对当地教会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把以前的盲点消解掉，从此我们二人更少隔阂。
我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去英国圣巴诺灵修中心受训，居该处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是作依纳爵神操。那边的神父和修女告诉我，前几年朱神父亦来过。他的神操指导神师是一位修女。这是很了不得的事，因为朱神父不单是耶稣会士，还在耶稣会总会任过高职，而居然让非会士带领神操。
前面提到他在圣京多年，他用在罗马工作的方便，帮助过无数华人朝圣者找到安顿之处或觐见教宗。此外，他默默地协助教廷处理很多棘手的中国问题。这些都少为人知。对我而言，是他使我见到了教宗保禄六世，并使我能在耶稣会总院用一次午餐，使我能与最敬爱的前总会长雅鲁培神父同席，这是我没齿难忘的经验。
励德神父退休之后决定回台，为末期病人服务。关于这方面，许多人知道，所以我就不写了。
未几，朱神父又病发，住入自己服务多年的安宁疗护病房。许多老学生来探望他，包括美国的阿弟和秀英。二人回美前去向他告辞。他吩咐她们从冰箱中取出梨来，叫她们切开一起吃，这是一般人不会作的事：分梨分离也。励德神父真是视死如归，一切都准备好了，毫无牵挂地离开人世，喜悦洋溢地回归父家。我相信他现在一定与主同在，享受永恒的喜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