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罗纳的圣伯铎：传统之责任 在西方文化的每个领域中，任何道明会士，特别是道明会的历史学家，都会与他们祖先－－宗教裁判官－－的灵魂相遇。这些祖先的肖像悬挂于博物馆中。马德里的布拉多（Prado）国家博物馆中有一幅由裴鲁奎待（Pedro Berruguete） （+1504）所画的图，上有有关以火进行审判的场景：头顶有光环的圣道明坐于高台上主持一次宗教裁判大会（Auto de Fe）。这些祖先的灵魂也进入古典文学的书籍中。谁能忘记伊万．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zov）告诉他的弟弟阿辽沙（Alyosha）那个关于总裁决官的传说？作者写这角色的灵感可能是来自著名的西班牙籍道明会裁判官多玛斯．多奎马达（Thomas Torquemada）（+1498）的启发。这些灵魂也在庄严的建筑物上出现，如在罗马的教义圣部（Holy Office）；离万神殿（Pantheon）不远的米诺华圣母（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会院，或是在那不勒斯（Naples），墨西哥市（Mexico City），和其他地方的类似的建筑。我们甚至在电影中与他们相遇，例如那由厄格（Umberto Eco）的畅销书改编成的电影“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在那里我们观察到一个方济会唯名论者的温顺与道明会士纪伯纳（Bernard Gui）那接近狂热的严厉间的比较，经由通俗剧的技巧而演出来。 虽然裁决官也有教区司铎、诺伯会士、方济会士，和其他修会的成员，在大众的心目中留传下来的印象－－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就是道明会的黑白色会服。就好像是，由于对比，黑帽和白袍显露出的正是亚尔比异端、摩尼教派中的我们乐于消除的某个部份。 我们不应忘记维罗纳的伯铎，又称为殉道者圣伯铎（+1552），修会的第一个在创会者后被宣为圣的圣人，就是一个裁判官。他由信卡塔异端（Catharist）的父母所生。在一二二一年，圣道明去世前仅数月时，他加入道明修会。当时圣道明亲自在玻罗纳（Bologna）迎接他。教宗国瑞九世（Gregory IX）任命他为北意大利的裁决官。那时北意大利还住着不少摩尼教信徒。根据写圣人传记的多玛斯．阿尼．郎迪诺 （Tommaso Agni di Leontino） 的证词，圣伯铎向摩尼教徒宣道，相当成功。在与一位同伴从郭慕（Como）前往米兰的路上，他为两个凶手所袭，头部被斧头砍了一下。传说中他用手指沾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下“我信唯一的天主”（Credo in Deum），然后，在宽恕了他的谋害者后，死于斧头第二击。 次年，他被宣为圣人，事前的审查有圣座的积极参与，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在当代审查的文件中显示出有反对将他提升到祭台上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殉道者圣伯铎的图像却丰富地发展出来。很易辨识的是：他的头带着斧伤，一根指头指向双唇，暗示着沉默──这形象对身为一个专注于以语言传教的修会的最受尊敬的圣人之一而言似乎有点矛盾──而宗教审判所本身被正确地看作传道行动的自然发展。他的肖像明确指出语言本来是由冥想的沉静中产生的，也解释了为何这肖像常在道明会院的餐厅悬挂，在那里大家静静地用餐时圣书和训诲的文字总被朗读着。但最重要的是肖像传达了他以沉默牺牲的方式殉道，完成了天命。真福安吉利哥（Fra Angelico）明白应如何诠释他，所以将圣伯铎是画在执事圣乐伦（St. Lawence）和他的烤架旁，拿着一块烤鹅和一本圣经。殉道者圣伯铎常以宗教艺术表现出来因为裁决官们视他为主保圣人并透过尊敬他的团体来推行对他的崇敬──这显示修会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拒绝调查的担子并看来常以作为保卫天主教信仰的先锋为荣。 十九世纪时，法国在一八三○年的“七月君主政体” （July Monarchy）时期，赖高德神父，一个原是能干的律师的教区神父，注意到在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便被禁的宣道会。他决心重建这修会。由于他需要规避当时禁止宗教集会的法律，也没有力量去劝服政府，而身为一个很好的演说家和一个现代沟通方法的先驱，他决定直接诉诸民意。但道明会确实是宗教裁判处的修会，有着最沉重的压力。一八一四年，西王弗南铎七世（Fernando VII）再次引进若瑟．彭纳巴特（Joseph Bonaparte） 所禁止的西班牙宗教裁判处。但一八○二年终于被除消。一八一八年， 马德里宗教裁判处的前任秘书，骆仁德（Antonio Llorente），先出版了一本以法文写的书，然后再出了一本以西文版。这两本书大力促成了所谓“抹黑传说”。这传说鼓动了大众来反对赖高德，虽然大家正确地认知他拥有自由的政治思想，勇敢地提出政教分离的建议。 在一八三九年他所出版的“在法国复会回忆录”中，赖高德正面面对裁决（宗教裁判所）这个问题，以整个第六章来谈论它。他用的武器先是防御性的然后用攻击性的；他先用历史的方法，后用新闻报导的方式。他建议先研究那“很可能被误解的过去”，再来研究现在。这个以前是律师，当时在巴黎圣母院作护教传道士，有些满意于采用一些对他的主题先验性不利的文章──例如一本于十七世纪后叶由一个新教徒在阿姆斯特丹所编关于裁决庭（宗教审判所）的历史和在一八一二年由西班牙国会（赖高德描述他们为重大的敌人）所发布的“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报告。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他将真理带到人前以除去错误的观念。他写说：“道明会士并非裁决庭的发明人，也不是其推动者，也不是其主要工具。因此对在这方面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过份之处，他们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责任。无疑地，他们确曾参与裁决，但当时在欧洲的人，有谁没参与呢？” 然后，他转向出击，指出在一八三○年代当时，在荷兰，爱尔兰，波兰和普鲁士都有天主教徒遭受到“迫害”。以宽大为怀的精神，他下了结论：“让我们慷慨大度吧；让我们承认真理与谬误是同等令人不能容忍的。那么，世界从这势不两立的争执中得到什么益处呢？真理不能消灭谬误，而谬误也不能消灭真理。” 因此，他的方法就是去界定裁决制度，探讨它的历史地位，尽量为宣道会洗刷名誉，承认这修会曾参与裁决事宜但强调错误是在导致偏执不容异见的环境中发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的说法。奎郎泽神父（Dom Prosper Gueranger）曾热心鼓励赖高德（Lacordaire）为在法国的道明会士恢复名誉就如他自己为在苏赖斯姆（Solesmes）的本笃会所作的一样。但在他的私人信扎中对赖高德的说法有强烈甚至于严厉的反应。他写说：“说道明会士不是教会事件的裁决者是一项历史谬误。接纳道明会却拒绝它的一件光荣事迹是非常不恰当的。如果你不了解信条圣部，就不要谈道明会士是如何。如果你忽视历史，就不要写十九世纪的历史。”对于奎郎泽神父指责他轻视道明会士作为“宗教审判所的荣誉的修会”（参阅《礼仪年》（Annee liturgique），正好在圣伯铎的瞻礼日），赖高德回答说：“你对道明会精神的了解，在我看来，根本是错的。无论如何，我的了解则相当不同：我认为它是唯一真实的，唯一有用的，唯一的基督徒精神。” 他们对过去的历史有争议，但仍然是以传统继承的观点来谈裁决这问题。在多样化的道明会内，这不是宣称拥有或是拒绝这传统的问题，而是知道该如何为这传统负责的问题。我觉得，为了保持一致，一个没有经过真正的历史学家作长时期的评估的传统是不应被接受的。 在没有扮演赖高德神父的角色的情况下，我可以论断将裁决者的功能归于圣道明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是：圣道明于一二二一年死于玻罗纳（Bologna），而特别的宗教裁判庭是在一二三一年才因教宗和皇帝的共同决定在隆巴地（Lombardy）和杰尔曼成立。法籍学者米凯瑞（Michelet）着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里所写的明显地有偏见。他说：“道明，这个令人敬畏的宗教裁判庭的创始者，是个高贵的卡斯提人。没有人比他更有落泪的天赋，而落泪常是与狂热伴随的一种特质。”另外，圣道明那广为人所知感人的同情心，从他列圣品的过程和他早期的传记中可见，是他个人的主要特征，使他远离反亚尔比异端的十字军旅。我认为，当法王在无数无效的传道运动后自北方派遣西满．孟特福（Simon de Montfort）和其他的公爵们用战争的方式去反对卡塔异端，圣道明因为非常关心天主教信仰很可能对用武的诉求表示赞成但他自己并没有与这行动有实际关联。他的第一本传记──我们对其内容没有疑虑──明明白白地说：“道明弟兄只限于遵行他作为一个孜孜不倦地宣讲天主圣言宣道者的任务。”这句子的重点不在“限于”之词，而是在“宣道者”，因其暗示了仁慈和劝导的层面。这一点在圣道明其他传记内容中亦可看到。人们能怪责亚西西的圣方济不容异见吗？关于他的同时代人物和朋友圣道明，应有同样的答案吧。 研究习惯法历史的专家己清楚指出裁决程序在人权方面是有进步的，给予嫌疑犯司法上的保证，而大部份裁决者都尊重这些保证。可是，这并不能防止在某些有权行使这使人畏惧的权力的人，如北法国那可怕的罗伯．布尔哥（Robert de Bourgre），去作出失衡的决定。同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裁决的过程导致一些过份的行为。在一个教会与国家完全混合的体制下，政治利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圣贞德（Joan of Arc）的审判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应小心将为主教和教皇服务的中世纪式的裁决与西班牙宗教审判者辨别清楚。后者创立于一四七八年，追随前者的古老的程序与司法保护规则却有相当大的不同，以致成为那任命总审判者的西国皇室手中的工具。再者，在近代，为了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由，英法两国的裁决庭只是有名无实的。 因此，宗教裁判处引起的基本问题是在灵性事务方面的强制问题。裁决庭制度隶属于一种名叫西方基督信仰的社会防卫制度下。后者将天主教会与世俗社会紧密融合，目的是使信仰和基督教义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君王们以责任为由采取干预行动去保卫信仰。反对天主教信仰（十六世纪后也包括反对基督新教的信仰）就是反对君王。当时对灵魂得救的忧虑很盛行，所以教会认为人民需要这种保护以免那引致永罚的学说日益漫延。为了打击持异议者，预防性措施和治疗性行动被认为是必须的。至于那些顽固不肯悔改者，将他们视为基督身体（即教会）生病的部份而予以切除，并交付到负有公共福利责任的世俗官府手中处理，则被视为正当的手段。 伟大的伊拉斯姆斯（Erasmus of Rotterdam），经过回溯圣经和教父等资料，成为那些首先察觉到那后来被称为不容宗教异说的深刻矛盾的人中的一个。他明确地批评西班牙籍会士的作法。他是一位信徒也是人文主义者，他反对大声责难和战争，他相信教会应效法其创始者，不折断破伤的芦苇，也不熄灭将熄的灯心。 照他师父圣奥斯定的榜样，他认为莠子与好麦子应可混合并存直到世界末日，即收割者来临的那一天。 面对着这道明会的传统，我们是否应做一些诚实的修正呢？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更正确地说，问题是有双重性质：既是历史的，也是神学的。历史学家应尽力注意不要陷入时代错误，一种他们常犯却是不可原谅的罪。对一种制度，若他们不知其价值，就不应作出评断。他们最好是先熟读有关文献并怀着那为达到了解是不可或缺的同理心去研究各种心态。然后，他们就会明白圣伯铎如此迅速地被宣布为圣人首先是基于他对信仰的热忱，而最重要的是为了他的殉道，虽然他的形像已成为一种他因之应受神学（或哲学或思想）评判的制度的旗帜或徽章。 想到天主教的神学家们，我觉得在一九六五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时，琼耐（Journet）枢机曾简短地对宗教自由提出一合宜的评论。大体上，这深受保禄六世（Paul VI）赞赏的他指出社会和教会，在受到来自不同立场及福音传播的成熟思维的影响，对人有了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他宣布在“只有真理有权利”这句许多天主教徒仍主张的名言外，应加上以下这一句：“但人，每一个人，有更多的基本权利”。他也说明我们已渐进地达到将属世俗的和属灵的清楚分辨开来。这就是为何教会继续反对谬误，“但用光，而不是用战争作武器”。 在过去，道明会士被称为“信仰拥护者”（pugiles fidei）。回顾早期裁决者的经验，我们了解在现代我们应以光为武器，这光可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如谦逊而耐心地追寻真理，对话和宽容。我们并应承认信仰，坚持望德，并持久不缀地实行爱德。 选读罗默伍修士致圣雷孟．奔雅福总会长的书信 他向逾越羔羊献上自己的赞颂和生命 复活节八日庆期的主日，为传扬信仰，伯铎弟兄须从高木到米兰。他于前一日即星期六上路。大清早，领受降福后，动身之前，他忽然想举行复活节的弥撒，并像屡次习常告解的习惯，跪在一位跟他一道去的弟兄前，比平日更细心，更仔细地告了罪。上述所提的这位弟兄，事后曾以动人的声调述说了此事。弥撒礼成，伯铎便与三弟兄一起出门。据他的同伴所述：伯铎弟兄在路途上，仅热心地讲述几位殉道者的英勇事迹。于冗长的述说后，他一反常态，开始引吭高歌复活节的继抒咏‘赞颂逾越牺牲颂’，不久将成为他殉道伙伴的道明弟兄立即陪他同唱。另一位名为龚拉德的弟兄也用一种回音唱出同一歌曲的第五合音。伯铎弟兄很和蔼地转身向他说：我请求您让我和道明同唱，因为您唱的实在不和谐。于是那位弟兄保持缄默，他们俩人遂大声唱完整个继抒咏。 歌唱完毕，中午时分，他们抵达一个名为美达的村庄，该地属米兰地区。他们唯恐作客会打扰人，于是分开人马去吃午餐；两位弟兄到另一处，伯铎弟兄则与道明弟兄悄悄地走向一隐修院。那天的午餐已备妥，他们二人急速用善后，即打发送信人到另两位弟兄那里，通告他们自己已上路，并要他们吃毕午餐即刻跟上来。他遂即刻上路，去挣取等候着他的荣冠。 当他们到达离村约有两千步的小山丘时，有两个被钱雇用的凶手，即撒旦的使者藏身于该处。他们看见会士们由远处而来，于是计划谋杀他们。但是，其中一人反悔，不愿意犯此滔天大罪，遂离开了，向着所说的那个村庄飞奔而去，并遇到了另两位会士，于是流着泪将整个阴谋和盘说出。那时，两位弟兄急速向前赶路，想挽救伯铎弟兄的性命。但他们抵达时，那一撒旦的使者已向伯铎猛击五刀，残酷的杀害了他。 圣伯铎的同伴尚活了六天，他曾作证说：当伯铎弟兄被袭击时，他效法救主的榜样，毫不怨尤，亦不抵抗，更不逃避，只是坚心地忍受，并和颜悦色地宽恕杀害他的杀手，向天伸开双手为凶手祈祷，且以清晰的声调说道：“上主，我把灵魂交托在你手里”。时在四月六日日下午三时左右。他把未曾受沾污的灵魂，献给了被钉及复活的基督。 对答咏：（参若一：20；厄五：2） 领：我非常喜乐，因为我已变成基督的祭品，我被控告，未曾否认祂的圣名，我被审问，仍承认基督。 答：我被击伤，仍感谢天主。 领：我把我自己献给天主，作为馨香的祭品。 答：我被击伤，仍感谢天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