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不是我随家的亲戚，只不过因机缘巧合而行走多年。
在献福路上，有一条横巷，叫做新街。
新街不大，却是明清以来的老街。新街路边，有一棵极大的泡桐树。七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大孩子，一个满城卖豆花儿的小贩。在泡桐树旁一间黑漆漆的老房子里，第一次见到了杨太婆。
杨太婆不姓杨，而是姓刘。只不过似乎第一个丈夫姓杨，所以一直叫她杨太婆。据说，她是四川人，早年间死了丈夫，流落到了宜昌。在新街两间民宅间的夹缝，上面盖了瓦，就在宜昌安了身。
杨太婆的故事，是我后来每次去探望她，她断断续续讲述给我听的。虽然杨太婆并不是我家血亲，但是行走多年，也算是亲戚了。
杨太婆初在四川涪陵。家里有几亩田地，也还有些山林，是一户老实本分的农民。自小是许了亲，也是跟前的老实人。那家姓杨，定下的男孩子，叫做杨继祖——大约是叫杨继祖罢，杨太婆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我第一次见到杨太婆，她已经五十多岁。
她说大约是丙申年，即光绪二十二年——也记不准到底是哪一年，嫁到杨家的。那年杨太婆十二岁。杨继祖比杨太婆大两岁。按年龄算，也是很好的姻缘了。
涪陵是山区，乡亲们农闲一点，就会上山挖掘一些黄姜、麦冬之类的山货，卖了好贴补家用。杨继祖性格老实倔强，因家里也并不宽裕，所以发狠要去多挣些外水，好给媳妇买几件像样的衣裳。婚后不到三个月，在兜子崖挖黄姜，失脚落到崖下。同行的乡亲们绕了二十几里路到得崖下，只找到半截尸身。杨太婆几乎哭死，几番要跳水，都被婆婆拉了回来。因杨继祖是独子，杨太婆又没有身孕，杨家就算是绝了香烟。此后，杨太婆和她婆婆、公公，还有个八岁的小姑子，一起过生活。
结果不到半年，公公婆婆相继谢世，邻里都说杨太婆不祥，克上人、克夫。杨太婆自己也觉得是自己命不好，克死了婆家的人——杨太婆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哭，说是前生做了孽，才报应到现世。杨太婆害怕小姑子再有什么好歹，就托人给小姑子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然后把杨家所有的家产交给小姑子两口子生活。又叮嘱小姑子每年清明、三十，给她爹娘和哥哥上坟的时候，记得给她也烧几张纸。权当她也已经死了。然后杨太婆收拾了几件衣裳，挽了个包袱，就离开了杨家——杨太婆这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
乡下的习俗，嫁出去的女子，是不能回娘家定居的。杨太婆先是到了万县，在太白岩下的一户人家当使唤。这家人家也还蛮好，从不作践下人。杨太婆给这家人带孩子，一个小女娃娃。这孩子从断奶开始，就是杨太婆一手带大，情同母女。直到孩子七岁时因出疹子而夭折。杨太婆越发深信自己是不祥之人，再也不敢给人家带孩子。就在太白岩上的灵官殿当了道姑。每日里念经拜忏，想消灭业障，转危为安。
灵官殿的当家姑子年纪不大，有个相好的男人。一日里杨太婆起早上香，恰碰上那男人从云房里出来。当家姑子遂诬赖杨太婆偷了香火钱，要把她送官。这下灵官殿也待不得了，杨太婆只能离了寺庙。
杨太婆此后就在街边做一些鞋垫、袜子之类的东西，沿街叫卖。晚上就在睡在天主教堂的安老院门口，顺便还能给他们守夜。天主堂的洋人倒还仁义，也不赶她走。杨太婆给他们守夜扫院子，天主堂还管她的晚饭。杨太婆在天主堂住了四年，后来索性在天主堂的安老院当工人。安老院是专门收留无依无靠的老人，作为他们最后百年归老之处。
杨太婆在这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老人，几乎是天天在和死亡打交道。杨太婆越来越害怕，总觉得这些死去的老人，是因为被她克死的。虽然安老院的当家师傅一再挽留，并告诉她只要肯忏悔，上帝会宽恕她。但是杨太婆还是越来越惊慌失措，终于在一个极冷的冬天——大约是光绪三十三年，离开万县，流落到了宜昌。
杨太婆跟着一伙贩卖窑货的，和他们一起挑着陶罐坛子之类，顺着川汉故道，经利川、恩施，到宜昌，沿路贩卖。
“橡子坡是过母猪峡的唯一一条路，有土匪。三十几个人，走过橡子坡，只剩下十来个人。。。 。。。”杨太婆曾给我讲过这一段路的艰险，“小相公，这些人都是被我连带克死的。我拉了好些命债。。。 。。。我的命，怎么这么恶啊。。。 。。。”。一边说一边擦眼睛，一边叹气。
杨太婆到了宜昌，就在镇川门码头给人洗衣服谋生。码头多有进出峡江的商人船夫，在宜昌等着装卸货物。因没有家眷随行，换洗的衣裳就雇请码头的洗衣娘清洗。船夫大多是一些粗鲁汉子，又是离家在外。所以往往对那些洗衣娘动手动脚。好些洗衣娘为了生计所迫，也只能兼职做娼妓。杨太婆深知自己罪孽之身，害怕沾染了她的人，又有什么不测。所以决计不肯做那见不得人的事。
南门内的白衣庵，原本是南门霍家的家庙。但是霍家只捐银子，不管庙务。当家姑子清河师傅，见杨太婆着实可怜，就叫杨太婆到庙里五观堂帮忙，给庙里十来个尼姑做些斋饭就是了。杨太婆在宜昌举目无亲，在这边庙里算是有了一口饭吃，不用去外头受那些无聊汉子的欺辱调戏。
那已经是民国初年了。国家风雨飘摇，地方上也是兵荒马乱。来庙里烧香的多，捐钱的少。施主霍家，生意也日渐萧条。庙里越来越窘迫。原本十来个姑子，还俗的还俗、走的走，最后只剩下住持清河和两个徒弟。再也没有能力请人做饭。算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没有赶杨太婆出去，仍让她住在庙里。无奈，杨太婆只好拿起针线，做一些鞋子、袜子和小孩子的衣裳之类的，挣点小钱。
杨太婆自己卖鞋袜也能维持生活，余下的还可以捐到庙里，也好积点功德。
杨太婆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在东门新街上，两个老宅子之间的一条空巷，前后起了墙，上面盖了一些茅草竹片之类，也能遮风避雨。这算是杨太婆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了。杨太婆就在这地方，住了五十多年，一直住到死。
杨太婆只会给人洗衣服，做些手工针线。就靠着一双手，一针一线的，给自己积攒了一个安身之处。再也不肯依附到别人家里，免得又连带人家家里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杨太婆会做米酒。她做了一些米酒，再腌一些咸鸭蛋，就在门口摆个小摊。再加上做些针线，空闲还帮人洗衣服，基本上有了稳固的生活来源。
宣统三年，为了修川汉铁路的事情，地方上和官府闹了起来。那时候宜昌城外的铁路坝，聚集着数万民工。因官面上说要将铁路收归国有，地方上又不肯，只好暂时停工。数万民工一下子无事可做，就在宜昌城里作起乱来。满城的乱民，偷到抢劫。虽然衙门里出兵弹压，但总是不绝的祸殃平民。
杨太婆的家，连同新街十六户人家，因为痛打了一个盗贼，遭人报复，被烧了个精光。杨太婆辛苦积蓄的心血，化为灰烬。连衣裳饭碗都没有抢出来。全部给烧的干干净净。
杨太婆说，她那时候只有讨饭，吃大户人家倾倒的泔水。还在虎牙滩剥下上游飘来的死尸的衣服穿。
“烧了两天两夜。。。 。。。红了半边天，我几番要冲进去烧死算了，也算是还了上辈子的债。。。 。。。”
“我就是个祸殃，也不晓得上辈子做了多少恶事，让半条街的街坊被我连带了。。。 。。。”
杨太婆去南津关给人油船——就是在最暴热的夏天，江里的木船会拖上岸来，重新用桐油使劲摩擦一遍，增加防水。因为油船须得在最毒辣的太阳底下，桐油才会融化变稀浸透到木头里面去。杨太婆已经中年，且长期的有吃无吃，终于有一天，从搁船的木架上，滚落到长江里。
恰巧天主教的两个修女，乘船从重庆下来，准备在南津关靠岸。见到漂浮在水面上的杨太婆，忙叫船夫救起，然后又着人抬到了二马路的天主堂修女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杨太婆算是恢复了过来。
当时的天主堂，是由外国人住持的。修女院的当家姑子，也是个外国人。洋人在滨江路的圣母堂，修建的有一个育婴堂，专门收养流浪的婴孩儿童。杨太婆无处安身，就在育婴堂当工人。杨太婆包揽了育婴堂一百多个孩子的洗衣服，没日没夜的在洗。还跟着洋修女学会了祈祷。每日堆积如山的衣服洗完，就去跪在圣堂里祈祷。
因杨太婆嫁过人，也不能出家做修女，只能在育婴堂做帮忙的工人。后来，神甫看杨太婆做事勤快，又踏实诚恳，遂安排一些信教的男人，又大家凑了一些钱，帮杨太婆把新街的屋子重修了起来。前后土墙还在，也被推了用砖石重砌。顶上是烧干净了的，神甫也给重新架了房梁，盖上了熟瓦。
杨太婆感激涕零，越发的勤扒苦作。直到后来日本人打到宜昌，杨太婆一直在天主堂做事。杨太婆坚信，上帝已经宽恕她了，免除了她前生的罪孽。所以才遇到了这些善心的神甫和教徒。
杨太婆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她能写的唯一的四个字——“求主垂怜”。是天主堂的修女教她的。我曾经见过杨太婆像拿筷子一样拿着毛笔，在红布上写下这四个字，用于悬挂在桌子上方。且杨太婆能背诵整篇的天主教经文，抑扬顿挫，也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宜昌是入川咽喉。国民党迁都重庆后，日本人要打进四川，宜昌是必经之路。
宜昌沦陷的时候，整个宜昌市也就剩下二马路天主堂和南正街、天官牌坊还有几栋房子。余下的被炸的炸、烧的烧，一片瓦砾。杨太婆的家，再次被毁。
天主堂收容了几千难民。杨太婆被从育婴堂调过来，和一些健壮的难民一起，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做饭熬粥。杨太婆已近六旬，体力也大不如从前了。但是杨太婆绝无懈怠，每日里几乎看不见她睡觉。总是围着围裙，忙忙碌碌的跑前跑后。
“天主免了我的孽债，要感恩呐。。。 。。。，多做些善事，多积些功德，下辈子就好过些。。。 。。。”。杨太婆当时，全凭着感恩和还债的信念，做着男人也承担不了的重体力劳动。
宜昌光复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杨太婆。
我挑着炊饼豆花担子，从通惠路转到献福路——那时候叫做县府路——路过杨太婆门口。杨太婆坐在门口，花白的头发，青布围裙，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我歇了担子，问要不要买豆花儿。杨太婆找了个凳子给我坐下，又递给我一把蒲扇。“后生，这大热的天，我给你倒点茶歇一歇。”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太婆，此后，我家与杨太婆行走三十多年。杨太婆虽与我家无亲，但是行走久了，也算是亲戚了。
我家在龙泉镇，距离宜昌城四十余里。多年以后，随家有个子侄随文新，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工作安排在宜昌城内。因无处落脚，就借住在杨太婆家。杨太婆孤身一人，所以待他极好。随文新感激杨太婆的照顾，也称杨太婆为奶奶。
杨太婆相信天主，相信天主已经饶了她。所以不再害怕她身边的人，因她的缘故而招致什么灾祸。
杨太婆年纪大了，离了天主堂，一个人依旧靠做一些鞋袜和小孩子衣裳过活。依旧将结余的钱，捐给南门内的白衣庵和二马路的天主堂。
全国解放，对杨太婆来说，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没有什么变化。杨太婆就一直这样孤独的活着。
每天我出去卖豆花儿，总要转到新街去看看她。从她灶屋里拿出她烟熏漆黑的瓦钵，洗净了给她满满的装上一碗豆花儿，再放上两个炊饼。她也总是会踮着小脚去新街口买两个牛肉包子塞给我，然后给我个板凳坐下聊两句。
再后来，我回乡，就少了去陪伴她的机会。偶有来城里的机会，是一定要买一些饼子糕点之类，去看看她。看看她还是否健旺。
解放不久，杨太婆已经快七十岁了。因她早年曾在天主堂生活过，军管会叫她出来揭发天主堂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还有残害婴儿的暴行。杨太婆不肯说假话，为此，杨太婆曾经被当做帝国主义走狗，而受到严厉的训斥和关押。幸好杨太婆从不得罪人，又老实温和，加上当年在天主堂避难的人，也指证杨太婆曾经为给难民运粮，而被日本人在教堂门口暴打的事实。杨太婆才逃脱了刑罚。
杨太婆一辈子就这样孤孤单单的生活着，直到死去。
我最后一次去看他，已经是七十年代初。杨太婆已经龙钟得很。她说她杨岔神经疼得厉害，以至于半边面孔和脖子、肩膀都跟着一夜一夜的剧痛。我也不晓得杨岔神经是什么。只是扶她出来在门口晒了一会太阳。那一次我问她到底生于哪一年，杨太婆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记得了，总归已经九十几岁了罢。小相公啊，我一身的罪债，反而活这么久，却连带那么多人早死。这叫我下辈子怎么还哦。。。 。。。”。
再后来我去探望，屋门是锁着的。我知道杨太婆已经走了。问了隔壁的马奶奶，才知道杨太婆已经去了半个月。是当时居委会出面，找人抬了去埋在茶庵子那边的一个什么地方。
当时我曾经去找寻，但是没有找到。杨太婆就这样消失在天地之间，再也无人纪念。
如今，我年纪也大了，大到了我自己当年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也走不动了，曾托人去新街看看，看看杨太婆的老屋，和老屋门前的泡桐树。回话说那一片的房子都拆了，盖了新楼。泡桐树也早已无影无踪。
一切都无影无踪，消失在苍天的眼皮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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