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给我们的奥斯定思想，使我们觉得整个人类之所以受到悲惨情况的诅咒，是由于元祖父母二人所犯的原罪，而这个罪恶完全应由他们二人负责。这种“因”“果”之间，如此的不成比例，使人看来好像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而这一点却正是奥斯定所愿意避免的。 奥斯定为了解为何天主创造的美善中会有邪恶出现，他便使罪成为一个历史的事件，这种作法一部分是出于对自由以及邪恶来源的争辨。 摩尼派以为有一种永恒反对美善天主的势力，这势力是自永远就有的物质，其性质是消极而隐晦的，也是一切邪恶的原因，而魔鬼就是它的象征。 对奥斯定来说，一切事物包括物质和人的身体都是出自天主例行的工程，因此，一定是好的。由于摩尼派使邪恶有了一个结构和本质，因此也影响奥斯定对摩尼派的答复。奥斯定以创世纪为基础，把邪恶放置在人类历史中。邪恶的来源不是出自光明世界堕落的灵魂（摩尼派说法），而是出于一对夫妇违反了天主的命令，而使他们自己与天主分离，而为罪的历史揭开了序幕。白拉齐派的隐修士们，掀起了辩论的另一方面。他们无法接受人的自由是受到并非由人负责的不完美所限制，于是他们倡导：事实上，每人就是自己的亚当。每人要决定他和天主关系的历史是无玷的，或是有罪的。 这项争论使问题从邪恶的来源转变到救赎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是与人俱来就有罪的，那么基督为所有人的罪而死，到底有何意义？ 奥斯定为了答复摩尼主义和白拉奇主义，便把罪放在历史中，而不使它成为完全属于亚当个人的，以致人类不再需要基督普遍的救赎。他肯定罪的普遍性，却没有使罪成为一个本性的结构（structure of nature）。如果他使罪成为一个本性结构，那么无可避免地罪来自天主，因而使人在天主所赐的基本救恩前，丧失自由决定的权利和能力。 奥斯定为了使创世纪2-3章历史化，便肯定在犯罪以前，人处于一种人性完整的境界；而犯罪以后，进入了一种人性败坏的境界。亚当和厄娃在原始的正义中，藉着他们与天主的友谊，没有经验人性各种倾向的混乱，不需要面对大自然而来的威胁，并且也不会死亡。他们触犯了天主的诫命，因而丧失了与天主的友谊，也使与这友谊伴随而来的品质受到了损害。人不再经验到各种欲望的和谐，以及与自然世界的和和谐。这两项不平衡是有罪的，因为它们是罪恶的后果，而不是本性的后果；它藉着具体的环境传递下来。在这种处境中，人和天主之间不再有任何有效的联系。 在奥斯定对白拉奇主义的回答中，创世纪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它表示邪恶已用某种方式存在。如果人在犯原罪以前，具有天主为终向的完美自由，那么人很容易地对邪恶的诱惑有所反应？难道这种说法不是已把邪恶放在受造有限的自由本身的结构中了吗？ 摩尼派的悲观主义，视亚当厄娃在犯罪以胶已经是邪恶；白拉奇主义则以为每人有足够的自由来开始他个别的历史。奥斯定为避免两者的错误，才过份强调原罪对我们现在处境所产生的效果。他想他的说法可以保持人类自由结构原始美善，以及在基督内对救赎的需要。 如果离开了奥斯定所尝试回答的问题，那么他的解释反而成为基督徒对邪恶看法的一种障碍。对我们来说，他好像把不正义和残酷归罪于天主。我们自生下来，就因为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古老的过错而有罪。在我们的罪恶中，我们所受到的处罚是土地受到诅咒，情欲的混乱，女性的疏离，以及工作中所有的厌烦和劳苦。尼采以为圣经是一种神话，这神话以为人吃了知识树（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被逐出乐园，而不能够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因此人建立了他自己的权力，与天主作对。尼采反对这圣经的神话，他说：“天主禁止人有知识，因为知识导致权力，他会允许人永远不死，只要人存留在一个永不死的愚蠢的状态中”。（遗著残篇）奥斯定愿意排除天主是邪恶的来源，却使他对邪恶负了更大的责任。 教理上的调整 在重新建立神学的工作中，某些一度被视为是信仰基本要素的思想却逐渐消逝了。现在较为突出的观念如下（1）把创世纪1-2章及罗马书5：12-21解释为一种象征性说法，不再坚持亚当厄娃的历史性，他们犯了某一个特别的罪，并丧失了原始正义（Baumgartner , Schoonenberg , Guilluy , Kung）。（2）如果这些作家仍然谈到原罪是经由生育而传衍的道理，但已不如在奥斯定报导中那么重要。（3）更具有意义的事是，神学家们已不再深度解释邪恶的来源。邪恶的范围比罪的范围更为广阔，而基督的信仰对它没有答案，必须让它永远为一个不解之迷。 世界之罪和末世论 消除了原罪的历史性，也就是消除了原罪和世界之罪（若1：29）之间区别。世界之罪是指人类的各种责任与不完美相互综错复杂纠缠而成的现实。它使人在整个生活的情形中，缺乏对天主召叫的敏感性。Schoonenberg 把它描述为“世界之罪的事实就是人存在于别人所犯个人之罪的境遇中”。他说：“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历史性的罪而决定了以后整个的历史。现在这个观念必须转移到人和天主的关系所有的存在性结构上。这个结构来自人类集体的历史。”“原罪”应该被认为是指一种世界之罪的普遍性。Kung 也持有相似的意见：原罪象征在人与天主的关系中，常有的消极的既存事实。Kasper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警告说，在使人的自由免除罪责时，很容易把太多的罪归于天主；他愿意把人类存在消极的一面尽可能历史化。 神学家们很小心地认为原罪和世界之罪指是同一事实，是为了不使奥斯定所愿逃避的“两难困境”再现。 神学家们以对将来的注意代替了对过去历史的注意。正如Kasper 所说：“对天主原始救恩旨意说一个决断的‘不’也就是说‘救恩’并不是经由人类的起源而到达我们身上。……在人朝向基督的基本动向，与人藉着普遍分享的罪恶所有的决定，两者之间相互反对”。 以前以为人在原始所有的，现在却被视为是人的目的和终向。整个人类在这终向中归向基督。基督是人终极的完满。 除非从在人性结构之内的末世性许诺来看，是无法看出人在历史中所产生的消极性：就是罪。我们无法从类的过去，而只能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完满能够说出罪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与朝向完满的动力之间现有的对抗。它也是我们具体历史的发展，以及我们终极的召叫之间所有的矛盾。就是这个崇高的召叫，使我们的历史如此地充满矛盾盾和罪恶。 对各种新学说的评估 这种种新的说法，与奥斯定的说法同时有其连续性和间断性。 由于过去的信理不能给“为何”有邪恶和痛苦存在的原因作一个满意的答复，因此新的学说是一个改变信理的挑战。在创世纪吕，蛇并没有回答天主的询问：“你为什么做了这事？”（天主为何追问禁令的必须性？）邪恶来源的不解之迷仍然存在创世纪的作者以为在美善的受造界中为何有邪恶存在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并且这历史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抵抗自然界中本性的许多祸患，可能可以减轻它；但是，永远不能消灭它。因为它属于我们受造性的存在（不过，当人尝试超越受造性存在的限制时，人或是犯罪，或是成为圣人）。罪既不是出自本性，也不是命运；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现代神学家与奥斯定学说较大的间断性是，他们不再以罪来解释一般邪恶的问题，正如他们并不希望人的悔改可以消除死亡。有限的存在所含的条件是无法获得解释的。这种面对邪恶问题的保守态度，特别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学的因素。人们不再对社会性矛盾，以及用何方法去对付它，追求一个宗教上的解释。超越性的解释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局部性的行动，无论对社会关系中的问题，或是对自然界的祸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答复。例如，知道产生瘟疫的直接原因，可以使我们真实地去控制它。人们尝试采取具体的行动，而不在创世纪的经文中，去逼出它提出所不能给的答案。 第二个因素是哲学的因素。哲学上所应用观念上的工具不再是来自古典的形上学，而是来自康德、心理分析和社会学。他们允许创世纪保留它是一首诗的本来面目。把圣经的经文变为原罪的道理和理性化的解释，反而使它不能够成为对我们自己和历史了解一种无穷尽的来源，基督信仰的事件，是让这些意义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 突破而非废除 传统处理的基本内容依然存在：生命树是一件礼物，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必须以接受礼物的方式来接近。人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使在它最基本与天主的关系上它也要负责。 过去机械性的解释，从来没有使创世纪的意义完全模糊不清，或者消除了它的活力。如果我们不忽视耶稣救恩性的死亡和复活的含有历史性的特性，那么，人对天主的关系必须包含这项关系的集体性历史。 人的自由从来不是一个封闭性单子。他接触到别人，也受到别人的碰触和影响。在具有自由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中间所的互相影响，是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理性的答案。由于这种开放性，创世纪的叙述更是为了表达具有自由的个人在天主前的彼此影响；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 创世纪中所用的各种象征，其力量是促使我们对自己加以反省，而从不给我们带来一个结论。新的方法，无论是历史学、结构主义、或是社会学的分析，都无法显出创世纪原文意义的多面性。传统的神学和康德的解释也不能够再令人满意。但是创世纪的叙述和图像，表达了一些我们既不能解释也不能够否认的内涵：就是我们在天主面前集体生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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