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宗座社会传播委员会发布了《沟通与发展》(Communio et Progressio)牧民指引(以下简称《沟通》文告)，确立了天主教会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时的牧民关注。四十年后，这文告依然有划时代意义。
虽然这文告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后六年才发布，但它实质上带有梵二文献的意义。事实上，参与梵二会议的教长，在讨论《大众传播工具》法令(以下简称《大众》法令)时，已意识到有需要出版一份“有实质指引的牧民守则”。(Fameree, 2000, p. 175)
到了一九九二年，宗座社会传播委员会再发表另一份名为《新世纪》（Aetatis Novae）的文告，以纪念《沟通》文告发表二十周年。今年是《沟通》文告发表的四十周年，亦是适当时间将这三份教廷文献作一综合阅读，并略谈其对香港教会的影响，从而探视其对华人教会的意义。
一九六三年《大众》法令，只是承认大众传播工具很有威力，但却没有指出其优点；到了一九七一年宗座社会传播委员会发表《沟通》文告，罗马天主教会才正式承认“传播媒介是好事”。(《沟通》，2)在这里，天主教香港教区社会传播处主任容若愚提到，《沟通》文告采用了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念，指出“传播媒介是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cLuhan，1971，p.100）而人是天主的创造。所以传播媒介亦是受造物的一种，是值得赞赏的。（容若愚，2006-7-25）
至于《新世纪》文告，更直接将运用大众传播工具列为一项责任。《新世纪》文告说：“大众传播媒介的运用在今天对福传及教理教授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教会如果没有运用这人类日渐纯熟地掌控的有力工具，则会在上主面前感到愧咎。’”（《新世纪》，11）
从“正当的选择”到“正确的使用”
《大众》法令十分强调传媒在处理新闻时的责任。但也重视受播者的责任。法令说，“收受传播的人要注意，以个人自由之撰择，从这些工具上获得消息的人，不管是读者观众或听众，皆有特别责任。”法令又提到，
正当的选择，必须视该项工具是否有利于道德、知识或艺术等为标准；凡能造成精神有害的因素和机会或不良之恶表而引诱人堕入危险，或阻碍好消息而传播坏事者，都当弃若蔽屣。(《大众》，9)
“正当的选择”这个字眼，有被动的意味；《沟通》文告所强调的，是“正确的使用社会传播工具，是整体天主子民的责任。”（《沟通》，4），现出天主教会的态度，明显是改变被动为主动。当然，《沟通》文告不会忘记提出社会传播媒介是双刃之剑： “社会传播媒介能对人类的团体作出贡献。但假如人的意志及心神放在坏事上，失去了善意，这科技（大众传媒）的爆发可以产生相反的作用，以至人们的理解减少，误解增加，而结果是罪恶倍增。”（《沟通》，9）
这一段警世良言，又引起笔者想到十九世纪首位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句：
活字和印刷机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本身很单纯，但是它的运用产生的善或恶几乎是无限的。（马礼逊，中文字典第一部份第一册导论，引于苏精，2000，页vi）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八八的《平信徒》（Christifidele Laici）劝谕中，不忘提醒大众传媒有可能成为将信徒带离天主的破?性力量。
我们再次想起人所受到的侵犯。当一个人没有以人格尊严││天主的活肖像(参创一26.)而被承认，被爱，人会受到是屈辱和可耻的“操纵”，使个人确实地降为强者的奴隶。“那些强者”有各种不同的名字：意识型态、经济势力、政治的和不人道的制度、科技，或是大众传播的干扰等。（《平信徒》，5）
这只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项而已。天主教徒整体上对大众传媒的态度往往是怀疑多于接纳。
《沟通与发展》文告的跨时代视角
《沟通》文告写得甚有前瞻性。文告第二十一段提出八项问题，要求教会内的传播工作者及受播者一同正视。这八项问题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掷地有声。（林瑞琪，2010，页42）
- 人们如何确保面对这排山倒海而来的新闻洪流，能加以正确的评价及理解？
- 一个如此重视异见声音的社会，如何确切分野对与错、真与假？
- 在面对争取大量受播者的强烈竞争中，如何防止传播媒介诉诸人类本性中的较低级趣味？
- 人们如何避免操管传播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士的手中，以至扼杀了真正对话的可能？
- 人们如何可以避免因借助机器及透过间接的传播，尤其是音像传播，而削弱了直接的人际接触？
- 当传播媒体促使人们躲进幻象世界时，如何可以把他们带回当前的现实世界？
- 人们如何可以制止传播媒体鼓吹病态心理及消极心理？
- 人们如何确保在持续不断诉诸感性冲击之下，理性不会受到损害？(《沟通》21)
这八项问题，实际上不单是指向教会的传播工作，亦直接向全球的传播工作者提问。由这个角度看，《沟通》文告不单是一件教会文件，更是传播进展史上的一项重要文献。当我们在二十世纪末才惊觉网络上的虚拟世界正在侵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但《沟通》文告早在一九七一年已经提出了如何从幻象世界返回现实世界的问题，我们能不感到惊叹？虽然文告未用上“互联网”这一名称，但却以极深的透视力指向互联网新世代的发展。它写道，“公共权力的对社会传播工具的责任，现在已广及全球，他们必须确保社会传播的发展为全人类的益处，没有偏颇地服务。这项发展应由国际协议所保证，范围应涵盖那些太空中人造卫星的使用。”(《沟通》，91)
《沟通与发展》促进国际合作
《沟通》文告另一项创举是强调天主教报刊必须有国际性的合作。反映出教会一直强调本身作为普世性（Universal）的团体，其合作幅度远超一般的非官方组织。《沟通》文告提出，
天主教报刊必须着手设立适当的办公室及正确的设备，以获取新闻及专稿。若非如此，天主教所营办的报刊无法有效地促进教会内的交谈以及教会与世界之间的交谈。天主教报刊亦必须有专业水准，以印发崭新、精确而全面的有关教会生活的新闻。环球的新闻搜集、校核及传递工作，必须有国际层面上的合作。（《沟通》，139）
有趣的是，《沟通》文告竟然认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有管制社会传播媒体的权力。“政治权力在（传播活动）此事上的作用应该是积极的。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制造困难或压制，虽然有时惩处措施是有必要的。梵二会议已清楚阐释，人的自由应该获得尽可能尊重，只有在有必要时才可削减。因此，只有在非常极端的例子中，才可以加以新闻审查。”（《沟通》，86）这项在传播界来说不甚受欢迎的立场，又使我们记忆起，天主教会毕竟曾经是一个对大众传播媒介极不信任的团体。
《沟通》文告催生教区发言人制度
在《沟通》文告的带动下，大众传播媒介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忽然之间又成了教会内的热门话题。然而，文告点出了传播媒介争取评论时“快速”与“审慎”之间的两难问题，反映出该文告的确具备专业水准。这问题到今时今日仍具前瞻性。文告第三十八节指出，传播工作者必须迅速、完整而全面地提供新闻。因此他们要不断寻求适合的人选去评论，提供背景说明及讨论。往往他们要求他人给予即时的评论，有时甚至是事件未发生之前就预先评论。然而，有身份适合评论的人，却往往是谨思慎言，不大愿意在未准备好之前轻率发言。
结果如何？《沟通》文告说明，由于需要迅速回应，所以往往找些次要的、没有了解内情而又十分愿意发言的人“滥竽充数”。关于这一点，读者在电视或报章上常见有外行充内行的所谓专家，并非没有原因。罗马有一警句：“知内情的人不能说出口，能说出口的人不知内情。”是最真切的反映。
文告又提到要防止这样的情况恶化下去，让能说话的人要经常好好地准备。文告更很有预见地指出，“任何知名的天主教徒接受广播访问，无论他们是神职人员抑或平信徒，都会立即自动让人视为教会发言人。”（《沟通》，154）这一点，笔者的感触及经验特别深。当然，文告不会忘记提醒此等人士“要全力避免产生混乱。”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文告在结论阶段更清楚要求所有主教、主教团以至教廷本身，设定永久性的正式新闻发言人制度。（《沟通》，174）香港教区自一九七三年设立社会传播处，也是作为对《沟通》文告的一项积极回应。
反省讨论
《沟通》文告不但是《大众》法令的产物，更应视为整个梵二文献的产品。假如没有梵二会议对现代世界的透彻讨论，人们不容易明白文告的深层意义。因此，大公会议发布了《教会》宪章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之后，讨论大众传媒的环境有大幅的改善。只有当天主教徒能对所身处的现世有新的理解，才可以理解新世界中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意义。事实上，《沟通》文告清楚指出，“一项对社会传播媒介及其对现代社会贡献的更深入及更透彻的理解，已在梵二会议的一系列文献中阐释过。”（《沟通》，2）《大众》法令只是众多文献中的一份而已。
《沟通》文告在总结时写道，“天主子民在历史中行走。他们本质上既是传播者，又是受播者，在他们的时代中前进，凭信心及热诚，向前探索这在太空时代在传播事工的发展上所能付出的一切。”（《沟通》，187）这才道出了天主教徒对在二十世纪传播工作上应有的心态。
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媒体即是讯息”一文中，引述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七日所说一段话，可以作为《大众》法令的注脚。
教宗庇护十二世说：“我们绝对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未来，以至其内在生活的稳定性，实在十分端赖在传播科技的力量与个人对传播的反应能力两者之维持平衡。”（McLuhan, 1971, p.113）
《大众》法令是这项平衡的初步尝试，而《沟通》文告则是在求取平衡过程中的更重要一步。《沟通》文告其中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醒我们要在传播的过程，极其需要在使用大众传媒与不使用大众传媒（也就是人际传播）之间取得平衡。
《沟通》文告一再提到基督是“完美的传播者”（《沟通》，11及126）的确如此，但读者不要忘记，基督是精湛的运用人际传播。人对人的传播在基督的宣讲中有着至重要的地位。《沟通》文告这样写道，
基督在世之时一直流露出他是完美的传播者。由他“降生成人”，他彻底地将自己显露给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传播的人。他所给予的讯息不但透过语言，也透过整个生命的举止。…… 他宣讲上主的讯息时毫不畏惧、毫不妥协；他调校自己以切合人们的讲话方法及思想模式。他道出了当时的困境。沟通不只是表达思想或表现感受。最深遽层次的沟通，是在爱中自我交付。基督的沟通实是灵性与生命的交付。在建立圣体圣事时，基督交给我们的，是人生能有的天主与人之间最完美最密切的共融方式，亦是人与人之间能有的最深切合一。（《沟通》，11）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耶稣基督本人，在人类历史中正是群众暴力的牺牲者，以他们的生命见证出《沟通》文告所说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却不一定是最理想或最接近真理的意见。”（《沟通》，31）
在此，相对于《沟通》文告，二十一年后的《新世纪》文告却显得一面倒。尽管《新世纪》重申《沟通》文告所说的，“天主教会确认‘大众传播媒体是天主的恩赐，是祂的持守计划之内，藉此将人们团结成兄弟（姊妹）’”（《新世纪》，22），它的结论却只是简单地说，
一如圣神帮助了昔日的先知，在他们的时代的征兆中看到上主的计划；在今天，圣神也协助教会解读时代征兆，履行其先知责任，当中又以研究、评估及正确地运用传播科技及社会传播媒介，是今日的基要任务。（《新世纪》，22）
《沟通》文告却较它平衡得多，在鼓励教会成员不要害怕大众传播媒介之余，却不忘提醒我们坚持个人思考及人际传播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纪资讯爆炸的当前，《沟通》文告为我们展示了对大众传媒正反两面更深切的理解。基于其深遽的内涵，《沟通》文告可以说在今时今日仍是非常适时而可参考的文献。其难能可贵亦在此。
参考书目：
- 林瑞琪，2010，“从《新事》到《在真理中实践爱德》，收录于《鼎》第一五七期，二零一零年夏季号。
- Fameree, J., 2000, “Bishops and Dioces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Media”, in Alberigo and Komonchak (ed), 2000, HISTORY OF VATICAN II (Volume III), Orbis/Peeters, Maryknoo/Leuven.
- 苏精，2000，《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学生书局。
- McLuhan,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in Schramm, W., (ed), 1971,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vised Edi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71.
专访
2006年7月25日，在香港访问天主教香港教区社会传播处主任容若愚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