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1]
作为中国大陆基督教唯一的全国性神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近年来增加了不少的中国文化课程，尤其是一些儒学课程。这是必要的，但是此举却未必能够得到教内的普遍理解。因为有一个问题至今并没有人好好地回答过，那就是：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
一
回答中国文化为何需要接纳耶稣信仰，可能还是相对容易的。而回答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则稍显复杂。一般人首先容易想到的回答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打算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基督徒，根本不可能逃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神学思考这样一个存在状况，中国人没有理由了解自己的文化比了解外国文化更少。
这个最容易想到的回答，对于那些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是一个“过去式”的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最近一百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的确承受了空前的冲击。美国学者列文森曾使用“博物馆”这一比喻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认为它只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却失去了在现实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引用的人类文明谱系表描绘中国文明的现状以及未来乃是一个“？”，也说明西方人观看到的现代中国已丧失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儒家特色，国内也有很多学者附和外国学者的这些观点。进而，在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上，不乏有人认为“‘本色化’或‘中国化’神学实践大多以古代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事实上已经远离这种经典话语”。[2] 这构成了这批学者们反对基督神学中华本色化的理由。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不能够赞同，因为理由并不难寻：
首先，儒学本身具有真理性的璞玉。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决不是自从孔子那里才开始起步的，原始儒家文化观念其实是伴随着至今中国人依然在使用着的汉字而成型的。许多文化观念（意）在远古时期汉字形成发展的漫长过程里已经融入了这种实质表意的文字之中了。汉字不死，儒学不亡。这不是对汉字的咒诅，而是对儒学生命力的庆幸。其次，儒学的历史潜在影响是客观的，只可以把儒学引导到一个积极和明确的境界而不可能彻底抹杀掉。中国人甚至包括大部分东亚人始终是生活在一个数千年来文化绵延的稳定时空里的。中国人始终没有被外族真正驱赶离开过东亚这片土地，几千年里也只有被称为少数民族的若干异域血统的主动或被动加入，而没有大规模的异族血统的改造，拥有始终没有间断地被汉字记录传承着的自己的历史。我们一反思历史就会与儒家文化无可避免地交织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方面讲，儒学也是一直活着，作为一种文化体，它依然活在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和现实生活中（《周易》“百姓日用而不知”），儒学无论作为精英文化还是作为世俗文化，一直都在活着，是活生生的文化形态，尽管这种文化形态在历史上曾经被大批伪儒们所污染。所以，指望中国人彻底抛弃儒家的思维习惯，是不现实的。儒家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只可能渐进地演变而不可能断然抛弃，一切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把这种演变导向积极的方面并且促进这种演变加速完成。[3]
我们相信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和主干，虽然没有了古典社会里和政治紧密结合的体制儒教，但是儒家文化今日依然不可摆脱地活在中华民族众人心里，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2006年4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耶鲁大学并发表重要演讲，自豪地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现实中儒学复兴的迹象随处可见，而且日益自觉化：比如，儒家经典课程的增加、儒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儒学研讨会和书籍的大爆发”、大量海外孔子学院的开设，等等。胡锦涛于2006年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思想。“八荣八耻”的具体内容是：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仔细看来，“八荣八耻”的内容基本都是儒家理念的现代版：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而当今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这一口号更是使用了儒家语言。
随着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儒学的复兴方兴未艾，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呈现，在生活态的风土民俗中、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中、公权域的文本律令中都可以见到。传统往往不仅是在短期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的昔日的文化定势，而且它还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诞生过程中。
使徒保罗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2、23节》）既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依旧是中国基督徒的生存环境之一，那么，基督徒出于传福音的需要，不能不更多地在神学思考中接触到中国文化问题。况且，进入21世纪的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在中国的文化界同时也兴起了一股儒学保守势力，他们明确地以排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为目的，并且以此为荣。这都提醒中国基督徒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增强自身与中国文化界的对话能力。
事实上，从利玛窦以来，意识到基督教需要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并且致力于与中国文化界对话的基督徒大有人在，近年来人们把这些人称之为“儒家基督徒”。
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着的基督徒，从事神学思考的时候当然需要中国文化，这个道理很浅显。然而，面对“儒家基督徒”现象已经延伸到中国以外地区的事实（例如美国波士顿儒家基督徒现象的存在），一个局限于中国地域的似乎由出生命运决定的对于“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此一问题的回答，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
二
进而，第二个容易想到的回答是：基督神学之所以需要中国文化，乃是因为中国文化里具有很多至今对于人类依然普遍有益的文化理念。
当许多学人追求中国特色的民族本位文化的时候，生活在20世纪的方豪先生是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文化具有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他在《论中西文化传统》一文里说：“惟自吾人观之，我国之儒家学说，其精华部分，实具有世界性，不应以一国一民族为限，亦非一国一民族所能私有”。[4]
这个回答对于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否定中国文化的不良倾向，是一个很好的矫正。学术界否定中国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是刘小枫。其典型的言论乃是认为中国文化是根据人类本性确立自身系统价值的，而“根据人类本性确立的价值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恶可谓生的在性”。[5]这就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
对于这类的否定论调，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有力的反问：如果否定了人类本性的价值，如果否定了人类的认识神的能力，否定了人神之间的沟通可能性，则任何人的神学思想的真理性就都具有了疑问：或者神学思想者是上帝传声筒式的机器人，或者你的神学思想根本就是梦呓或精神病人的自说自话，与神圣真理不着边际。刘小枫的否定中国文化价值的讲论本身就难逃此一尴尬：如果发言者是人类之中的一分子，那么，如何能够让别人相信一个否定人性者的言论的真理性呢？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中国文化价值虚无论”是神圣真理呢？
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物质性的文明成就终究是要归于历史中去的，而只有超越时空的具有思想性和精神性的理念，才可以永久指引人类未来的发展。因而，一个民族的哲学和神学等具有思想性和精神性的文化成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灵魂。
如果我们仅仅出于自己的民族感情和自然出身背景来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如果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仅仅是古董，没有超越农业社会时代和东亚地理区域的价值理念，没有现代价值和普世价值，那么，我们就应当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宋明瓷器、秦砖汉瓦，在今天进行神学思考的时候就应当断然放弃中国文化视野。我们相信，对于中国文化持有这样狭隘认识的人，不会是一个“文盲”，而是一个“文化盲”。
因为这件事情并不难以做到：在儒家文化里寻找到对于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堪称宝贵的足以提醒世人的关乎心灵、政治、人格的价值理念，而这些价值理念毫无疑问是与人类未来前途干系重大的。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里，最主要的一个价值体系是，围绕人格神性之天此一信仰而存在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体系。由敬天而导出内圣追求，由敬天而导出外向的尚德和谐、积极入世、无逸有为的人生观，敬天和修身密切相关，爱神和爱人逻辑一致。对于君王而言，由敬天而导出的外王理念自然就是民本政治思想。把这些围绕敬天信仰而产生的一系列人文主义价值理念（内圣反省、爱人尚德、和而不同、自强有为、爱民爱国等）落实在生命实践里，就必然会产生独立、理性、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君子人格、真儒人格，追求“仁义礼智信”的大丈夫人格。
无论我们来自东西方哪一个国度，如果我们是清醒的具有理性的，难道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以及我们的子孙，可以放弃上述这些来自中国文化系统里的价值理念吗？
回答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某些人认为，儒家思想是普世价值的挡箭牌，他们把儒家思想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首先需要确认何谓普世价值？上述这些中国文化的精华理念，难道不是普世价值吗？一个真诚敬天的人难道不会对耶稣肃然起敬吗？一个真诚的“爱人”的“仁者”难道会反对“自由、平等、博爱”吗？造成这个极大误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来自误读儒家；其二是来自误读普世价值。儒家道德原本是平等地要求上下所有秩序的“忠恕之道”，不是单方面地约束民众而不约束贵族的，真正的儒家思想其实是具有双向批判锋芒的，不能够就等于董仲舒以后被帝王阉割被佛道异化了的伪儒学；普世价值里包含对人的尊重包含民本理念但是却未必包含西方大选模式，追求“选贤与能”的儒家理想政治不能够等于追求西方大选模式，因而反对西方大选模式并不等于反对普世价值理念。
对于“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此一问题的第二个回答，所面临的质疑是：中国文化系统里的这些价值理念诚然宝贵，但是这些文化理念难道仅仅中国文化系统里才有？在真理信息的实质内容方面，儒家有没有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理念的独特性？如果没有这种独特性，那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
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曾经说：“我想告诉中国学者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民族的哲学和民族的科学这种东西。它是国际化的。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6] 中国国内外研究儒学的人士，在谈论全球化话题的时候，总是喜欢大谈儒学的独特理念。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他们所谓的一些独特性内涵，不难发现，其实并不独特。
众所周知的《全球伦理宣言》里曾经提及的来自普世各个文化传统（当然包括基督教经典）的金规则银规则，虽然表达各异但是精神却是和儒家的“忠恕之道”一致的。有的比儒家言论出现的还早(具体罗列此处从略)，只是未必像儒家文化这样凭借汉字资源一直文脉不辍而已。儒家的金规则“忠”：“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银规则“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他的比如“和平和谐包容的伦理精神、理性真诚的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伦理五要素、尚贤贵德的民本贤能政治理念、四海皆兄弟的天下主义”等等，这些被儒家知识分子认为属于儒家道统的独特的价值理念，其实我们从基督教典籍和西方典籍里不是很容易寻找到类似的表述吗？我们中国哲学界最为自豪的“理一分殊”、“月印万川”、“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难道不也可以在古希腊“逻各斯”理念中寻见影子吗？甚至在基督教的典籍里我们也可以隐约看见儒家典籍里建立在“君权民权二元神圣二元分辨”理念基础上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的影子：
《旧约·箴言》里的话：
8章16节：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14章28节：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
20章:28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
28章:2节：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
29章:2节：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
31章3节：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旧约·以赛亚书》里的话：
3章15节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新约·罗马书》第13章里的话：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其他从略）
这样看来，我们既然可以在很多重大价值理念上在中国文化系统之外寻找到类似的表达，既然在西方文化资源里，甚至神学思考的重要依据《圣经》文本里也可以寻见这些大体类似的文化理念，那么，何以基督神学特别需要中国文化？
三
于是，第三个实质性的回答就出现了：西方传统主流神学体系出了问题，西方人对于《圣经》的神学解释遮蔽了《圣经》里的真理，包括那些至今对于人类依然普遍有益的文化理念；因而需要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印证来唤醒和彰显之。
中国基督教内的学者们和基督教外的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敢批判分辨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即使看到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在信徒信仰生活中涌现出的负面作用，也不敢分析批判西方神学，而只会批评信徒的素质不高而已。当丁光训主教开始倡导神学思想建设的时候，教会内部并不缺少质疑的声音：这些历来“天经地义”的教会信条，难道需要再思吗？
任何民族的思维视野都难免存在着文化死角，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广泛的文化交流的原因所在。西方神学及其历代信条教义是欧洲人解读《圣经》所结出的神学理论果子，自然也难免存在弊端。——西方神学是存在问题的神学体系，这是毋庸置疑、必须断定的。今天看来，西方神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原罪论和预定论这两大理论核心。我们大概地看一下这两个理论核心究竟是如何毒害人心的：
这种片面强调“信”的教义，它一方面认为人性是邪恶的，犯罪无可拒绝，另一方面预定论的宣讲和对“因信称义”的庸俗化理解又确实释放了人心的压力和束缚，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它没有抑制生命能量，但是必须承认，它更容易在潜意识心理层面诱发人的生命能量纵情地无所顾忌地麻木地朝着邪恶的方向释放。这样也可以说，它实际上相当程度地是在通往公义和爱的方向上抑制了人的生命能量。西方世界的历史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证明：在片面强调“信”的西方基督教影响下，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所谓“虔诚”人的心灵面对自己所犯下的显而易见的恶却异常麻木的局面，而且，基督教作为一个精神整体，在历史上无庸置疑地助长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气质。……在今天尚未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时代，若不彻底瓦解西方神学里导致人们放胆作恶的神学因子，则某些号称基督徒的西方政客对他国的肆意侵略就不会停止，而由于战争狂人的放肆冒险或者被侵略的弱小国家铤而走险的“恐怖主义”报复而导致的人类自我毁灭的阴暗前途就不能够彻底排除。[7]
西方传统主流神学里的“两论”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因为自己信仰神圣者而把自己的邪恶神圣化”的普遍麻木心理，其毒害人心危害世界和平的最近的例子是，美国总统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批极端宗教势力在自己攻打并且占领了伊拉克、阿富汗两个弱小的主权国家后还要振振有辞地寻找着战争的神圣合法性依据，并且宣称这是一场“宗教战争”。[8]
古代教父中其实存在过一个充分肯定并且注重追求人性里的神性形象的 “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最早的神学思潮。[9]不过从奥古斯丁攻击过伯拉纠以后，这种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思潮在西方神学史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战胜了爱拉斯谟；20世纪30年代，卡尔·巴特的影响盖过了布鲁纳。对于被压抑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路线，只有到了今天一些宗教研究者所说的“基督教神学转向基督教的诸宗教神学”的这个时代，才具有了解放的可能性。因为传统神学拒绝把视野向其他宗教开放，导致了基督神学里的某些真理性要素难免因为缺乏多元相互的印证而被西方神学自身所遮蔽。
《旧约》中言“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篇9节）上帝并非单独爱哪一个人，上帝以仁爱之心而非强制之心看顾一切世人包括世人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基于“人类共有一个超越的看顾者和启示者”这样一个信念，人类才可能具有在真理层面的相通可能性。而真理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对于人际关系而言，人世间的是非必需两个人的互相印证。（《约翰福音》8章17节：“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对于各个宏观文化体系来说道理也是如此：真理必需要各个文化体系不同视角的互相的共同印证。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在今天看来，呈现出在理论核心层面的毒害人心之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自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持续相传下来的原罪论和预定论，就是把“罪”与“罪性”两个概念的简单挂钩，如上所述。虽然从尼采开始到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现代神学已经开始矫正上述弊端，但是作为西方传统主流神学的核心观念，要想短期内消除其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教会信徒里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在接受着那些传统观念。在今天最为自由的媒体互联网上，能够很清楚地呈现出信徒普遍接受原罪论和预定论的内心信仰光景，以至于学术界的不少学人也不假思索地视为真理并以肯定的语气大肆宣扬它。
相对而言，儒家虽然也不乏有人（如荀子）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儒家性善论还是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教化的主基调。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克己复礼”，这个态度蕴含丰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彰显良知良能的“四端扩充”；宣告“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明确的性善论表达。《大学》讲“止于至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李翱讲“复性”、宋儒讲“天理、人心”、王阳明讲“致良知”、新儒家“接着讲”等等，都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人文主义思想流脉。以至于影响到邻近的佛道思想也具有类似的性善论基调，例如道教教义中“人可造命”、“积善成仙”、“慧命双修”，佛教“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等思想。相对于西方神学的预定论，在儒家典籍里，上帝对于人的道德判断是动态变化的而非预定的，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监下民”、“天命靡常”等等。在逻辑上的推论并不难看见，原罪论和预定论是必然挂钩的，性善论和也是和自由意志必然挂钩的，否则就存在逻辑矛盾。
之所以需要依靠中国文化里的神学资源来质疑西方传统主流神学的核心理论，乃是因为：
第一，在逻辑上，西方神学“两论”造成了大堆的神学困境问题。比如：如果大谈“罪性”（并非不需要谈论“罪”），如果认为人生来就本性邪恶，就等于对创造主的控诉问题；人的道德义务丧失根据问题；人类彼此“爱人如己”可行性问题，人神之间的沟通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类文化是否具有真理属性问题包括一切神学言说的真理性问题；等等。在逻辑上，只有按着和西方传统主流神学“两论”相反的方向解释才可以顺理成章。而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正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向。
第二，在经典文本依据上，对于人性论问题，中国的性善论思想与基督教经典里肯定人具有“上帝形象”的真理信息相互印证，在《马太福音》6章23节，耶稣亲口言及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人“里头的光”。对于预定论问题，儒典里“以德配天”、“天监下民”动态评判之神学理念与基督教经典里的各人当为自己终身行为负责之信仰观念相互印证，“先善后恶，上帝不记其前善；先恶后善，上帝不记其旧恶。”（《以西结书》18章20—24节）这些相互印证的文本资料，我们还可以列很多。这些印证其实彰显出了神圣真理的三个基本要素：神圣恩典、神圣公义、神圣期望。
我们已经看到，儒家文化堪称宝贵的足以提醒世人的一些价值内涵，这些今天看来儒家可以裨益于基督教的价值内涵，大体上并非儒家所独有，而是原本也存在于基督教原典资源里的宝藏（如有神论人文主义取向的耶稣信仰，君权民权二元神圣二元分辨之民本贤能政治理念等）。但是我们之所以声称儒学决不可以被西方文化替代，乃是由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的遮蔽，导致这些普世性的真理宝藏被压抑和被遗忘，乃是由于儒学的核心宝藏和耶稣所彰显的真理具有强烈的共鸣，乃是由于儒学可以为这些普世性的真理宝藏提供丰富印证。我们不认为唯有儒家文化是人类普遍化的道德规则的垄断者。所以，今天弘扬这些，绝非是仅仅弘扬儒家文化，而是弘扬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文化理念。今天儒家色彩的基督神学（儒家神学）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把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和政治学已经遮蔽了的这些普世恒久宝贵的价值理念提醒给世人。肯定这些价值理念的儒家基督徒的文化路径将会使得儒家传统的天下主义获得充实和更新。佛教的印光曾经认为“欲为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见《印光法师文钞》）类似地，基于儒家神学解蔽西方神学的价值，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欲为真基督徒，须先从能为真儒始”。
在《旧约·箴言》第8章里智慧的真理以第一人称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又有经文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篇9节）这样，根据“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人类其他各大文化体系肯定也可以印证耶稣所传达出的神圣真理（主要包括神圣恩典、神圣公义、神圣期望），于是，问题还存在着：在诸多的文化体系面前，基督神学何以特别地需要中国文化？
四
因而第四个补充性的回答是：唯有以与西方神学所曾经并且依然依托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相当级别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为依托，才可以有力地纠西方神学之偏。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堪当此任。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作为中流砥柱矗立起来，只有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全面强大起来，处于自我毁灭之凶险风浪中的人类才可能有和平的前景期待。同样类似的，只有融合中国文化、与亘古存在并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精华相印证而彰显真理的基督神学才可以纠西方传统主流神学之偏。
当然，最根本上，神学的真理性来自上帝，而非来自神学思考者的个人才能和所依傍的社会势力。但是神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神学不是仅仅存在于逻辑上的思想，神学不是仅仅存在于书斋里的思想，神学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众人的头脑里的信仰追求。神学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神学思想的真理性和接受者的人数多寡不一定成比例。正因为神学思想具有社会性，如果意识到有一个巨大的天然的文化场可以利用，可以作为矫正西方神学弊端的有力凭借，那么，任何一个追求真理并致力于在社会中传播真理的人，都不会拒绝利用之。
中国文化作为地球人类的一个伟大的精神大河，曾经影响了半个古典文明主体世界（即半个欧亚大陆），孕育了辉煌的东方文明，[10]她发源于上古，历史悠久，并且生生不息，不断接纳各种文化支流，凭借汉字资源一直延续至今，最重要的是，这个文化河流在今天正在更新，她正在融汇一个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河流进入其河道。在中华民族巨量的高智商人群[11]中蕴含着的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创造潜能，将可能伴随着中华文化的更新喷薄而出。正因为中华文化河流的主干有所淤塞而需要清理，故需要接纳耶稣信仰以更新生命和增加活力（这就是儒学为何需要接纳耶稣信仰而往基督神学转向的道理，另述）；而正因为中华文化的宽阔的河道主流基本是亘古有效的，故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绝非推倒重来和全盘西化。基督神学若要在中国扎根生长，就需要针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神学两个传统，既要鞭挞又要疗伤，既要反传统又要继承和更新传统。而这样做的结果将可能出现一个影响世界和平的巨大文明力量。
现实中，西方神学已经把人类社会带到了一个危险的悬崖边上。某些政治势力的领袖，一边手按圣经，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一边毫不犹豫地把倾泻到那些弱小国家的民众头上。在这个核时代，这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个时代，具有5000年文明史和最巨量高智商人口的中国，肩上的担子是义不容辞的。一个民族的真正生命在于文化的生生不息而不在于血统的纯正无瑕。而一个文化体系最深刻的领域在于哲学和神学。中国若要能够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胆子，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灵魂并且输出影响全世界。
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今日的基督神学中华本色化，乃是一个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华民族振兴的文化事件，更重要的是，只有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相印证的儒家色彩的基督神学（儒家神学）诸理念面向世界范围的大力输出和发扬光大，才可能有人类世界的和平出路。
五
基督神学需要中国文化，并非仅仅因为一些神学思考者站在中国大地上的缘故，也并非因为中国文化势力很强大以至于历来外来文化（如佛教）不得不中华本色化，甚至也并非因为中国文化具有重大的普世价值，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有接纳了耶稣信仰并且深刻地自我更新了的中华文化才可以纠正西方文化之偏，唯有与中华文化精华相融合相印证的具有儒家色彩的基督神学才可以纠西方传统主流神学之偏，进而有益于改变人类世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所以，在中华新文化的创造性的诞生过程中，拒绝盲目崇古，鉴别和引导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优秀成分，使之更多地在现代社会里影响国人，这个工作意义重大。中国的神学思想者应当意识到这些。前些时候，“于丹说《论语》”何以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呢？因为这是历史上麻痹人心的“儒学禅学化”的现代翻版。中国学术界能够有人站出来指出于丹的问题所在，这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文化是具有生机活力的正在更新的文化力量。这个也同时提醒基督教内致力于基督神学中华本色化工作的人士，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高度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鉴别。基督教不仅能够而且需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应该坚决避免产生一个毒害人心的现代“西洋礼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