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与卖淫──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一瞥

一　吸毒与卖淫

　　鸦片战争以降，外力入侵，中国先后有约开、自开商埠一百有余，它们在欧风美雨侵袭之下迅速发展，早期现代化得以启动，城市结构变迁、功能转化，城市面貌也大为改观。但同时城市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且和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吸毒和卖淫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成为合法商品在各通商口岸长驱直入，各城市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1872年，“上海城厢烟馆共计1700余家”，“几同茶、酒、饮食之店焉”2。到二十世纪30年代，城市中吸毒盛况空前，上海烟馆林立，仅低级烟馆“燕子窝”即多达2万余家，三次烟民登记，达6.5万余人；汉口在1933-1938年间，除有数十家较大烟馆外，售吸棚户多达700余家；而重庆成年男女抽烟者占7/10，女子占3/10，每天鸦片销量达3吨左右，耗银约10万两3。19世纪80年代，全国吸食鸦片者约2,000万，占全国总人口42,000万的5%左右；1929-1934年间，全国吸毒人口达到空前地步，总计全国吸食毒品的人数达8,000万，约占总人口的16.8%4。

　　娼妓在近代城市中也大量存在，从通商大埠到偏远小镇，几乎没有例外，如上海1842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其“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 5。二十世纪10、20年代，乐灵生牧师（rev. frank rawlinson）曾通过中华博医会的会员在中国四十一个人口从1,200人到150万人不等的城市调查，发现妓女人数与人口比率是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烟台、北京、济南、上海六个拥有6万-150万人口的城市中，妓女人口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是1：3006。又以北京为例，十几年间的公娼人数变化如下：

        时 间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9
        妓院数  353   366   357  388  391  406   377  332 
        妓女数  2996 3184  3330  3490 3500 3887 3130  2752 

    资料来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社会学界》第五卷（1931年6月），页115。

　　大致说来，娼妓数量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县级城镇几十上百，通商大埠则逾千上万。且统计数字多是公娼人数，因私娼暗地营业，无从统计，且人数一般多于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数目更是惊人，如有人估计30年代上海娼妓人数当不下十万7。娼妓等级也很齐全，如北京公娼可分为小班、茶室、下处、老妈堂等，上海分为长三、幺二、花烟间、钉棚等。妓女数量多、层次全，是卖淫走向社会化的表现，也正是为了适应近代城市不同阶层嫖客的不同需要。

　　这两个近代城市中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一个过程，是近代中国城市化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部分，并在这一进程中获得了其存在和蔓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 　

二　城市化、城市早期现代化与城市问题

    （一）城市化

　　近代中国城市化与外力楔入密切相关，开埠城市多因商而兴，通过国际贸易，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国际市场控制中国通商都市，中国都市聚敛乡村腹地的市场格局，所以出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商品价格主要由国际市场决定的情况8，中国农产品往往被迫以低于自身价值的价格出售，从而加剧了农村贫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自种鸦片的地区在不断扩大，1880年，全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1,30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6%9。鸦片种植之初，其价格一般高于普遍农作物，似乎一时能够繁荣种植区的农业经济。但鸦片种植极易导致粮荒，四川种植鸦片最多的涪陵，稍有水旱之灾，即有“大饥，栽烟者，一家吞烟自尽。巴中种烟饿死者，埋万人坑”10，更有许多家庭典卖妻女，筹逃亡之资。于是，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而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无法容纳大批劳动力，造成城市中大量无业流民的存在，为各种城市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大部分城市娼妓的来源是也是农村，农村作为多方面的被榨取者，加上灾荒严重，所以“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崩溃，农户日在困苦艰迫中，一方面则大都市的兴起，又足以增强人肉市场的发达。于是，娼妓亦成为农民贩卖子女的地域”11。近代的兵灾匪祸、苛捐杂税使农民“将收获尽数卖出，而所得尽数，还不够抵作税捐，他们最初出售田地，再则变卖杂物，继续又典质房屋，房屋杂物又无人肯买，贫农只得弃地不耕，卖光儿女以作逃亡之用”12。

　　总之，农业破产与天灾人祸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拉力”不足的情况下，把大批农民“推入”城市。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部分城市人口畸形膨胀，如上海1932年5月人口为2,720,386人，11月增至3,078,345万人，仅6个月就增加了35万多人13。 城市化的畸形又对城市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城市早期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全面的进程，而中国近代部分城市超常发展，整体经济结构不合理，为城市问题的滋生提供了契机。城市超常发展乃因商而兴，工业发展比较迟缓，农村经济的衰退与城市工业发展不足并存，城市化的畸形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畸形并存。农民进城固然有推动城市化的方面，但工业部门却难以吸收，即使在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产业工人也仅260万人，何况“黄金时代”过后民族工业一蹶不振。工业化的滞后与不足，使近代城市发展主要靠商业推动。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后，无法被工业企业吸收，主要进入苦力、车夫、小贩、娼妓第三产业部门或处于失业状态。特别是30年代前期，中国农民进城与城市工商业凋敝同时发生。城市不但不能消化新增入的劳动力，连旧有的劳动力水平也难以维持。如1933年全国至少有600万人失业，1935年有590万人失业，从而产生反推力，有的地方出现城市工人失业倒流回乡现象。其中也有不少人滞留在城中，沦为地痞、流氓、乞丐、妓女等。据《晨报》1935年3月6日载：“因为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各地工厂纷纷倒闭，大批失业女工，很多改操淫业，例如广东顺德，因为丝厂倒闭，3万余个女工，只得徘徊在旅店，干那皮肉生涯”。

    1　问题合法化

　　城市政治结构，作为控制机制对城市协调发展起着重大的整合作用，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如此。但在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在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始终缺少一个全国一致，上下通达，合法有效的城市科层管理机制。同时，这一管理机制却出于权宜之计，赋予社会问题以合法性。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巡警部后，京师及各省先后征收“妓捐”以纳资于官厅，其登记注册挂牌营业卖淫者称“公娼”，而私下拉客、逃税偷税者称“私娼”。自此，卖淫合法化并趋社会化，“花捐”也愈来愈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近代汉口的花捐，在各项税收中经常列第四、五位14；北京1927年12月收入的市政捐款仅503,624元，其中乐户捐收入差不多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可怜此种皮肉生涯的女子们，可算得支持北京市政经费最重要的人物”15。所以直到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依旧实行公娼制度，其间虽偶有当道者禁娼，也多为博取为官声名16。

　　中国近代政府对吸毒时禁时驰。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自1729年雍正帝颁布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以后，先后又有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禁烟，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1935-1941年国民党六年禁烟计划等多次禁烟。然终因政局动荡、政风腐败等故而使烟毒禁令成一具空文。特别是官场吸毒的示范效应，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间，至1909年初，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就有100余万人17。

    2　问题合理化

　　城市现代化就其根本而言，应是市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的现代化。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在基础设施等物质层次上，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较大，相对而言作为现代化载体及动力源泉的市民，却多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传统观念和封建意识积淀很深，人的现代化较为缓慢滞后。另一方面，西锥ィ鞘猩缁嵛幕氖浪谆⑸桃祷哺忻翊戳司薮蟪寤鳌Ｌ乇鹗窃谛梁ジ锩品饨ň髡ㄒ院螅樗孀耪稳ㄍ纳ナВ肫湟惶宓牟糠值赖侣桌砉勰钜嗫冀馓澹灾劣腥搜浴腹竦赖轮槁渲两袢找汛锛恪?8，人心不古，世道浇漓，“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19。

　　于是，近代城市转型过程中，部分传统道德积存，部分传统道德沦丧，而新的价值观念又难以短时形成，价值的多元或真空往往使市民无所依从，为越轨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同时，由于新的媒介宣传和示范效应，随着市民生活结构与方式的变迁，市民对“妓”和“烟”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以至于作为社会问题甚或社会病态的吸毒和卖淫，逐渐获得了民间的迁就以至认同（即合理性基础）。此变化由“开花榜”可略知一、二。在近代上海选花榜渐成一大盛事，“每逢开评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勾栏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20，大大刺激了娼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市民观念的转变使公开狎妓成为寻常之事，嫖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上海十里洋场，妓女遍布通衢，“居然以里名其地，以堂名其居者，甚或并肩连袂，喜游于河渠，摆柳妆花，炫鬻于茶肆”21。狎妓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以至无妓不欢，进妓院已和进饭馆无甚差别。无形之中，妓女身份得到许多市民认同，甚或成为某种象征与潮流，如上海女子服装变化，“女衣悉听娼妓翻新，大家亦随之”。22

　　总之，中国近代城市问题是近代城市化与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城市化的畸形导致城乡二元对立、两极发展，为社会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结构无序，功能失调，城市社会控制的不力，造成城市问题的存在与蔓延。城市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其结构的合理有序是其各部分功能正常发挥，大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如果把城市系统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结构几个层次的话，那幺经济结构的协调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础，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结构将对城市社会结构从外在制度与内在观念两个向度上起着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城市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而中国近代城市在这几个层面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城市社会的迅速分化与滞后整合，城市结构的不合理、功能的不健全，助长了城市问题的蔓延与发展。所以，城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个过程，它在中国近代城乡互动与城市结构变迁、功能转化的进程中产生，并在某种程度上作用于这一进程。

三　功能强化

　　城市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被动产生的过程，在其产生以后，在特定的情境中，还往往选择性的具备和不断增加自身的隐性功能或替代功能，渗透并作用于城市化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强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

    （一）排泄功能

　　首先，娼妓和鸦片能满足部分城市下层市民的生存需要。近代城市社会在纵向上的分化较大，官僚、商人、资本家及军阀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相反，工人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如上海1923年人力车夫工资低的每月只有八元，其时，上海的人均家庭最低生活费每家（以夫妻二人算）每月至少须十六元23。这也是多数人力车夫单身生活的原因。而几角钱即可“住局”或“开门”一次的低级钉棚（妓院的一种），则可满足贫穷光棍汉的冲动。这便为娼妓卖淫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另外，鸦片在近代城市中颇为廉价，一度成为小贩苦力等城市下层人民镇痛、催眠、解乏之良药，使其暂时获得生理及心理的满足和安慰。

　　其次，妓院和烟馆也往往是情感发泄的重要去处，如近代城市中的“文人”因科举废除而丧失了几千年来所一贯追求的“仕途”，被迫向新型知识份子转化并日趋边缘化，彷徨之际往往求一时之沉沦。王韬在上海时曾一度是妓院的常客，并着《海陬冶游录》24。另外，近代城市市民没有了传统职业的安全感，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使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时常面临威胁，长期的焦虑与恐惧让他们渴望慰藉与放松，在物质与精神上陷入困境时，许多市民吸毒、嫖妓，表现消极堕落、及时行乐，表达人生的无望和对社会的不满与报复。妓院和烟馆在某种程度上排泄了这些焦虑与不安，对病态社会的维持却有一定的安全阀作用。这也是城市问题加剧的一个内部根源。

    （二）象征性功能

　　近代城市中的烟馆，不仅是满足烟瘾，而且体现吸食者的品位，其陈设装饰也多为满足此功能而各具风格，如时人描述十九世纪70年代上海几家名烟馆：“上海一区，争奇斗丽，即如烟馆一事，眠云阁之华丽，醉乐居之雅洁，南诚信、蓬莱园之冠冕堂皇……”25。这些烟馆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其所营造的氛围使它成为一种具表现功能的符号象征，展示了不同的地位、身份、爱好与情趣，人们在此种认同下进行着资源分享与交换。近代吸毒不仅发生在烟馆，而且进入了家庭，曾一度成为地位、身份的象征，以至后来上行下效，鸦片成为应酬客人的必需品，如天津“中等以上住户，每以鸦片款客为荣”26，吸毒成了有钱有闲的地位象征，以至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上层阶级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形成一种奢靡的社会风气，如贵州省不少地区“几乎家置烟灯，以为日常生活及供应酬客之必需品”，绥远省“以大烟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习惯”。吸毒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时尚，也便难怪有人调查，吸食者的职业，政界占21.4%，军界占15%，商界占21.67%，学界占18.75%，劳动界占25%。27

    （三）建设性功能

　　娼业和吸毒不仅仅具有消极的排泄作用和象征性功能，因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会认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逐渐具有了“建设性”功能。在高级妓院，“往来无白丁”，通过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围”等，不仅可以销金泄欲，而且能洽谈生意、买官卖爵，以至“所谓侯伯将相，督抚司道，维新志士，游学少年，富商大贾，良工巧匠者，乃于此宴嘉宾焉，商要事焉，论政治焉，定货价焉。以谑浪笑傲之地为广通声气之地，以淫秽猥琐之处为办理正事之处”28。北京娼业最盛为民国六、七年间，“八大胡同”的嫖客有“两院一堂”之说。民国十六年后首都南迁，北京娼业则“一落千丈了”，其“娼妓盛衰与政治趋势有绝大关系”29。嫖妓背后隐含的经济或政治动机，无形中使这一行为增值，增加了妓院的功能，强化了娼妓制度。而且商业与娼业相得益彰，呈并进之势。商业繁荣，妓院是商人寻欢作乐谈买说卖的好去处，从而娼业“因商而兴”。反过来，娼业对于城市商业也具有间接的“繁荣”功能，妓院兴隆，周围服务行业也随之兴隆，形成繁华的红灯区。故当时有“无娼不市”、“无娼不兴”的说法。以至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有城市刚实行禁娼不久，便有缎业、酒业等许多同业公会联合向党政军警机关请愿，请求开放娼禁，声称实行娼禁将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损失30。

　　同样，吸毒也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功能，烟馆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议政等多种功能的“公共空间”。如在上海“万里云”大烟馆，“文人巨贾或论诗文，或谈交易，是借烟以畅叙幽情也”31。20年代有句俗语：“不会抽烟的人当不了大官”，烟土成为通行的招待品，不会抽烟几等于不善交际。所以，吸毒和卖淫除了具“显性功能”以满足市民的感官享受以外，还愈来愈具有了依附性的、建设性的“隐性功能”，而后者随着社会的默契认同，时有喧宾夺主的味道，鸦片和妓女成了一种符号象征，而正是这种符号功能替代的困难性，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符号本身替代的困难性。

　　总之，娼业、烟馆之兴盛，契合了近代城市的不合理结构，作为社会问题却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替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结构的不足，支援了不健全的社会运行，甚或使整个城市暂时呈现奢华消费所带来的泡沫繁荣。而此种功能的发挥反过来又维系了娼业和吸毒的存在与发展，二者相得益彰，浑然一体于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畸形进程之中。但由此，不同的阶级与阶层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使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化，腐化了社会的基础，使问题的解决愈来愈不仅仅关涉问题本身。

四　结 论

　　看来，中国近代城市社会问题不仅仅指城市，还关涉农村，是在近代城乡互动中而产生的，在近代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城市中不同阶级、阶层的需要，渐渐获得了其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基础，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特定的功能。

　　近代城市问题虽具有一定的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发挥具有很大的权宜性和腐化性，使腐化的政治更加腐化。民国时，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多抽大烟，上午11点还没有人上班，以至后来要发起“准时上班运动”32。吸食鸦片，使城市中众多政客为官不修其志，荒业废时，“讼狱不知问，案牍不知理，废事失时，贻误甚大”，使世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乃旷视仕途中，其才识既多廉陋，其嗜好又复甚深，以彼其人，而欲其整齐国俗，挽回国势，是犹却行而求诸扬薪而止沸也。岂可得哉！岂可得哉！”33这极大地腐化了城市上层官僚，危害了城市控制与管理，也加速了此种病态的结束。

　　另外，妓院和烟馆表面上虽然对近代城市发展提供过一定的“财政支持”，但却是权宜之计，作为腐蚀性极大的消费活动，在根本上损害了近代城市经济，不利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烟毒泛滥，使无数财富化为乌有，尤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烟毒最剧之时，全国有8,000万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0.1元计，则一年便消耗29亿元，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34。而近代城市中，富商大贾对烟、赌、娼亦是“情有独钟”，大量的资金被奢侈淫逸所耗费掉，影响了近代城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加剧了近代城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延缓了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城市问题给城市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吸食烟毒者因吸毒而体质衰弱，无法正常工作，正如时人指责“花烟馆”：“一入彀中，无瘾者未几有瘾矣，囊空者旋又身空矣。大耶也乞匈为伍，狡黠者窃贼是流”，害得不少人财尽形损，甚至沦为乞丐、盗贼35。嫖娼亦使“富商大贾，微业贱工，以妓而亏空潜逃，败家丧身者，不可以数计”36。“至于费时失事，丧资损命，犹其浅焉者也”，更严重的在于“坏人心、乱风俗，乖礼教之大防，伤国家之元气，莫此为甚”37。发人深省的是，即使是城市社会问题，对社会也不仅仅是破坏作用，反往往契合了某一社会进程，在短期内甚或具有某种程度的整合作用与“建设性”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的发挥，使问题长期存在不易解决，使腐化“病毒”不仅停留在政府或上层社会，而且渗入到城市社会文化的深处，渗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至成为一种现实的或向往的生活方式，腐化了社会基础和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基础。一个朝代或政府的结束，所伴随的不仅仅是政治的腐化，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社会的腐化和解体。

　　所以，如果把妓院和烟馆作为一种“公共领域”或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话，其形式和内容和西方都有较大的不同，在这儿有生理和生存机能的基本挣扎与满足，也有感官的淫逸和奢侈，还有金钱与权力的展示与交换。它们牵涉着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血泪，也烙印着城市社会的畸形与变态。

　　综上所述，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化进程，亦如一柄双刃剑，往往利弊兼具，特别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使这一进程更艰难复杂，城市化、现代化与殖民化、边缘化同步，西方文明的先进与弊病以侵略的方式强力楔入，使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在此“示范效应”下“后发畸进”，部分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不能够得到梳理发扬，而本土现代性因素的不足，不仅意味着封建糟粕的附带继承并难以清算，而且也意味着对西方文明难以及时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必要扬弃。所以，殖民性、边缘性与封建性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早期现代化打上了交叠变态的烙印，使这一进程表现为部分城市超常发展，城乡之间二元对立，以及城市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健全的弊病。而在这一畸形进程中所产生的城市问题，既具“西化”特征，也有“中国特色”，它们分别又以畸形方式作用于近代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观念，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及“建设性”功能，而实质上却使“病毒”渗入到近代城市政治、经济及社会的深处，近代历届政府的腐朽无能，使偶尔的“吃药打针”对城市问题而言不啻于杯水车薪，因为这些问题及其原因和影响已渗入到城市统治阶层以至平民社会的骨髓，“问题”的解决往往意味着社会的革命。以“革命”的方式反帝反封建，彻底改变近代城乡关系状况，城市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解放后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问题的基本消逝已证实了这一点。但“革命”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社会性质的改变只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不充分。改革开放后，“烟”、“赌”、“娼”及“帮会黑势力”死灰复燃，在部分大城市中重又出现，说明城市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这一进程的伴随产物，回避并不能解决问题。由于中国当代城市问题与近代城市问题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近代城市问题毒害甚深，更缺少解决“问题”的背景与条件，而当代社会总体上良性发展，城市问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根据具体社会情境具体分析其不同的表现、性质与影响，只有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根源，从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城市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系统的观点出发，全面统筹，综合治理，城市问题才可能根本解决。

    注 释
1 可参见 modern china （april 1993）、《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1996相关各期，以及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等有关著作和期刊。 　
 
2 《申报》，1872年第22号。 
3 朱庆葆等着：《鸦片与近代中国》（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页184、193、198。 
4 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172、332。 
5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页296。
6 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页168。
7 罗琼：《娼妓在中国──1935年12月1日》，转引自注6，页199。
8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页300。 
9 同注4，页166。
10 黄尚毅编：《绵竹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卷13，页8。
11 鲍祖宣：《娼妓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16-21页。 　
12 钱亦石：《中国农村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66。 
13 同注12，页74。
14 《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娼妓史料》（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页319。 
15 《大公报》，1928年5月3日，第一版。 
16 《申报》，1872年6月5日。 
17 〈江督报告戒烟人数〉，《大公报》，1909年4月28日。 　
18 方南岗：〈予之国民道德救济策〉，《东方杂志》十卷七号（1914），页20。
19 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页92。 
20 同注6，页151。 
21 〈论妓〉，《上海新报》，1872年7月13日。 
22 《上海新报》，1869年6月24日。 
23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页265。 
24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7, no.2, （december 1997）: 419-470. 　
25 〈烟馆争奇〉，《申报》，1873年12月29日。
26 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上海：兴华报社，1929），页68。
27 《中国烟祸年鉴》，1927年第4辑，第1页。 
28 《新闻报》，1903年8月28日。 
29 同注5，页330；注14，页321。 
30 〈联合再请开放娼禁〉，《申报》，1933年12月18日。 
31 《申报》，1872年6月15日 。
32 吴雨等着：《民国黑社会》（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页340-43。 
33 《申报》，1906年3月16日。 
34 同注4，页284。
35 〈花烟馆坑人论〉，《申报》，1872年10月5日。 
36 《申报》，1872年6月10日。 
37 《上海新报》，1869年11月13日。 　

               (张百庆　1972年生于山东嘉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