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元宇宙”、“算法”和“区块链”这些术语在不同场合和背景中众说纷纭地出现。关于元宇宙，只需通过简单的搜索便可发现其出现次数在文章、链接、视频、博客中的激增。仅在2021年，它便以与2020年的同比增长高达7200%的频率出现于12000篇英文文章中，而这一数字在此前一年中尚不及4000篇[1]。
此外，脸书释放出一则颇具震撼力的信息：Facebook于2021年10月28日改名为“Meta”（元）并正在设计一种名为“Oculus”的特殊视镜，这种视镜将使人们能够以类似于目前电子设备所实行的社交媒体启用方式进入元宇宙。然而，许多人似乎并不了解这一词汇的涵义。究竟什么是元宇宙？
一段回顾
“元宇宙”一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始于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问世的当年。这部作品描绘了一个以元宇宙为特点的星球，它的体积比地球大一倍，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虽说也对其有所改变。这部小说所展示的观点恰如同类科幻类小说一样，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它展示了拥有多重身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人得以逃避现实世界中平淡无奇、令人沮丧的境况，与此同时进入令人向往的大好元宇宙[2]。
假如说元宇宙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平行世界，那么这个想法早在斯蒂芬森的小说之前便已出现。斯坦利·温鲍姆（Stanley Weinbaum）在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皮格马利翁的眼镜》（Gli occhiali di Pigmalione）中既已提出这种供给电影观众的新设备，以使其“身临其境：他们与影子对话，影子对他们作答；使得故事就发生于他的身边，而不是在屏幕上，他被环绕于其中”[3]。这与谷歌及其他数字巨头在几十年后所努力创制的工具大同小异。
文学创作中的例子不胜枚举[4]。从其后的发展看来，此类叙述中的某些预想可谓梦已成真，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多工作、关系、娱乐及情感方面的时间将在更强的虚拟环境中度过。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平行世界的到来，也意味着某些管理这个世界的公司对人们生活导向之影响力日益增长，尤其是假若其中一家公司能够掌握对它的垄断权[5]。
出于对这一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属预想以及其复杂性的认识，本文将仅限于介绍一些可能的脉络及相关问题。
何谓元宇宙？
“元宇宙”（Metaverso）由两个概念组成：meta（在希腊语中与英语和意大利语同样有“超越”的意思）和verso，即宇宙的缩合。按照《雪崩》中的论点，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应用或链接，而是一个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构建的真实世界，同时也向所有那些有此共识并希望加入的人保持开放。元宇宙虽依然属于预想而并非现实，但大型企业正在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开发，以使这项技术成为可能。这些投资包括：700亿美元（微软）；100亿美元（Facebook-Meta）；16亿美元（Unity软件）；3950万美元（谷歌）[6]。预期目标是：在未来3-4年内实现至少相当于投资的10倍的效益。
尽管难以确切界定这一术语的实际内涵，但许多人似乎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从Web2向Web3的过渡。Web2的特点是互动性，例如社交网络；而Web3则将提供完全沉浸于网络环境中的可能性。由此，信息将取代物件，以至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将难以区分。越来越精准的应用程序将使生活中的各项活动和操作成为可能：商务会议将在以假乱真的虚拟会议室里举行，不仅可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而且允许通过确保最佳效果的Avatar化身出席。一个人可以在足不出户的同时以与自己毫无区分的“物理孪生兄弟”为化身，漫步于都市，或是走进影院、博物馆和公园。尽管如此，关系层面却并不会缺乏代币）将允许人们进入不同档次的俱乐部。有人甚至已经在元宇宙中联姻：他们会举行整套仪式，包括礼堂、邀请函、服装租赁、伴乐及茶点在内，一切都如同实体活动，尽管这种婚姻目前仍不具备法律效力[7]。
这种新机遇也将涉及保健领域。一些以监测和鼓励保健活动的应用程序已经问世，“它们被设计为‘饮水提示’，以敦促人们增加饮水量；或是当人们进食过快时便会振动并开启警示灯的可穿着设备及工具，或是为促进人的活力或使其‘放松’而直接传输电脉冲的‘神经信号’应用程序”[8]。其中，某些应用程序，比如StepN，可以使那些按照建议做练习的人赢得计算机代币，并用其购买虚拟商品。
数字经济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景观中，一如既往的是首当其冲的经济效益。Web3最重要的一个体现是区块链，即经济交易。在元宇宙中，交易是不可追踪的，它们允许所有人进行经济交易，无需银行或机构网站介入，也不含成本、中介或税收，且提供完全的匿名保证。这就是之所以许多黑客在封锁一个重要网站时（如意大利税务局[Agenzia delle entrate]及拉齐奥大区[Regione Lazio] 所发生的网站事件）会要求以虚拟货币支付赎金的原因。这些货币是数字货币，但在不同城市的商店里有实际购买力，例如在卢加诺（Lugano）和新加坡。虽然比特币和以太坊最为知名，但在网络上流通的虚拟货币可达数百种，它们在美国的使用率似乎已占人口总比的20%，总金额约达2万亿美元[9]。
电子游戏是元宇宙中另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以至于与经济一同被视为Web3的尖端领域，光顾者中有儿童。在这些电子游戏中，Roblox是最受欢迎的一款，参与者可以进入他人空间并邀请其他朋友参加。一些电子游戏可以为老年病患者及事故幸存者提供有效的康复治疗：通过这些游戏，他们可以随时在一个既亲切又能干的助手-化身的跟踪式陪伴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所需的练习。
即使是许多人仍不愿正视的心理治疗也将在克服抑制现实关系的同时促进人们相互接近，并帮助他们开口谈论自己的问题。这一点也已经在近期内赢得关注[10]。通过提供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元宇宙可以为治疗心理障碍提供更有效的机遇，比如说针对恐惧症。在治疗中，人们可以谈论这些问题，制定一个计划，使自己努力逐渐超越对开放或封闭空间的恐惧。不过，于某些人而言，即使这些渐进的步骤也总是高不可攀。元宇宙使我们有可能从提示层面转向操作性沉浸，在善解人意的化身治疗师的协助下重现并经历特定的环境和情景。因此，它即有纠正的一面，也自然而然地具有可操纵的一面。
游戏和经济紧密相交，其程度之深，以至于在某些国家已俨然是一种主要收入来源，形成了一种全职职业，比如在菲律宾和韩国。
元宇宙是否真的可以实现？
尽管元宇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预想，但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已巨大无比，特别是在学校教育和工作方面，正如我们在疫情封闭期间所见。然而，它的全面可实现性与某些不可忽视的“物理”参数紧密相关，其中之一便是能源。
虚拟环境的实施耗能极高：一笔经济交易相当于一个美国家庭三天的耗能量。使用加密货币以太坊的所需电力相当于利比亚的全国发电量。根据剑桥替代金融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Alternative Finance，简称Ccaf）的数据，比特币交易的年耗能量为121太瓦，相当于波兰或阿根廷等国家的全国年耗能量，这一数字高于荷兰（108.8太瓦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13.20太瓦时）的同一耗能量，非常接近于挪威（122.20太瓦时）的全国年耗能量。为了理解这一数字的规模，可以想像121太瓦可在27年中为英国所有电水壶提供所需电能[11]。当前的严重能源危机使得这一消费要求更加困难重重，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 对能源的持续需求导致“加密货币团体”投资于以较低价格转售能源的国家，从而导致系统崩溃。正如2022年初在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事情：在无法满足计算加密货币所需的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未能获得预期经济效益的同时，政府陷入了被迫大幅涨价，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涉及到消费品减少、通货膨胀以及无力应对新形势的人口不断增长。随后，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抗议和骚乱不仅造成创新部长Askar Zhumagaliyev被迫辞职，也促使比特币矿工迅速迁移到其他“欢迎他们的海岸”，然而，同样的危机情况也很快在这些地方重演[12]。
另一个不确定点恰是区块链领域。如果区块链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作为元宇宙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可行性将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是出于能源消耗的原因，更是因为其结构的不可控性。而正是出于缺乏控制机构，才有可能导致一触即发且难以管理的危机。美国政府已决定对混合器系统Tornado Cash（该系统持有价值约75000美元的加密资产）采取行动，并于2022年8月8日将其取缔；在荷兰，该系统的一名操作员因被指控洗钱资助犯罪行为而被捕。最重要的是，加密货币市场并不拥有–它可能会拥有吗？–自己制定且得到国际公认的法规，并同时显示出危险的不稳定性：比特币和以太坊在2022年5月经历了一次悲剧性的崩盘，分别遭受了57%和70%的跌盘。
另一个薄弱环节是污染。可再生能源并非一项享有共识的政策，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更倾向于使用煤炭和石油（或者核能）。网上购物虽可提供便利，但在生态方面却附带着高昂的代价。在2020年度内，寡头物流企业所创二氧化碳排放量峰值令人担忧，它们是：6000万吨（亚马逊），3800万（Ups），2900万（Dhl），1900万（联邦快递），1800万（沃尔玛）。虽然元宇宙仍然属于预想，但其诸多问题却已成为现实。
对人造成的损失
另一个问题是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我们已经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参与“平行活动”，这些活动虽不属于真正的优先事项范畴，却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国王一样，我们不停地阅读、回复、删除并转发邮件，却无奈地发现在写一封邮件的同时，其他信息仍在不断地接踵而至。《华尔街日报》对15,000人的调查结果表明，专业人员在每个标准工作周中用于开会的时间愈半，即21个半小时”[13]。
在最近两年中，日常会议数量的增长额为250%，这导致工作任务（电子邮件、报告、研究等）被迫安排到日程的最后，同时也侵占了休息时间。此外，纯粹为准备工作而进行的会议及活动的膨胀使实际产出日益减少，影响了实际的财富创造。网络不利于增加创收：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与最终产值不成正比。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虚拟和现实混为一体的同时，一切都已变为一种工作，并且越来越难以摆脱，因为哪怕是休息、娱乐、爱好和关系也全都被充斥于数据之中。另一方面，网络的特性在于它诱使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在线，以通过最新算法所赋予的功能了解最新通知及帖子（post）、保持或赶超追随者（followers）的数量及参与度（engagement），不仅在个人层面如此，而且在企业层面也毫无二致[14]。这不仅影响到健康和效力，也同时显示出影响睡眠质量且令人担忧的压力和焦虑程度，剥夺了进行体育活动所需要的休息时间，这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有损于幸福感、智力表现、创造力以及心理平衡[15]。
2014年，三位神经科学家–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梅·布里特（May-Britt）和爱德华·莫索尔（Edvard Moser）–因发现大脑定位系统（Gps）细胞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Gps这一名称并非偶然：这些神经细胞的确能够使人定位自我，而且有助于塑造自传性记忆及社会身份。它们会在一个人涉足明确物理地点时被激活：可以是进入教室的学生或老师、或是办公室里的雇员、或是运动场上的运动员等等；同样，人物和事件也在物理生活中相遇的基础上而得到记忆[16]。
Gps神经细胞似乎恰恰是时常在完全沉浸式会议中造成不适感的原因：恶心、呕吐感和视力障碍均是由于缺乏物理定位而引起的症状。这种情况类似于那些在汽车里阅读、写作或查看手机的人：若是忘记观望窗外，他们便会失去参考点并开始感到不适。
元宇宙的新趋势表明，物理接触是一种日趋减少的事情，它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虚拟环境所取代，这在健康方面导致严重后果，尤其是对于年幼者而言：“每天在屏幕前花费两个小时以上的儿童在情感和智力测试中均成绩欠佳。最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在各种调研过程中发现，那些在屏幕前耗费大量时间的儿童，他们的大脑与众不同：其中某些个体显示出大脑皮层过早变薄的现象。另一项研究结果则发现了‘屏幕前时间’与抑郁症之间所存在的关联”[17]。
虚拟关系
人际关系也在经历着重大转变。一段时间以来，已有的应用程序使人们能够与语音助手交谈，它们总是彬彬有礼，并能回答向其提出的问题，包括提醒人们到期日期、约会、播放各自喜好的歌曲、指示距离自己最近的商店、提供天气预报、操作家用设备（灯具、汽车、空调、房门）。至今，可供采用的程序已不胜枚举，其中包括Alexa、谷歌助理、Siri、Cortana，它们是许多跨国公司的产品（苹果公司、亚马逊公司、阿里巴巴集团、Bose公司、三星电子、小米、Alphabet公司、谷歌公司、Sonos搜诺思公司、松下公司、LG电子公司）。
语音助手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影响者：虚拟营销领域的另一巨大投资领域有可能在短期内取代有血有肉的影响者（influencer），因为它们既不会衰老，又能以更低成本连续运作，并且能够有效地左右潜在买家。这似乎已经实现了导演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20年前在影片《西蒙妮》（Simone）中所展示的内容，一个计算机虚拟合成的全息影像（西蒙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她广受推崇，赢得了极高的媒体曝光度，已成为一个既令观众着迷又神秘莫测的人物。
同样，这也不再是单纯的科幻，因为用于虚拟影响者的投资约计150亿美元。在意大利，自称无性别的影响者扎伊拉（Zaira）于2022年3月20日亮相，并已拥有10万名追随者，其中18至34岁的女性占比45%，更年轻的女性占比15%。扎伊拉利用海量信息，以温柔魅人的语气发出建议、信息、提供投资机会，引导选择定向。然而，不久之后，扎伊拉便不得不与其他试图在电子商务大中心争夺客户或市场的化身展开角逐。这便是元宇宙的另一个特性，即它的增长力极强：其营业额好像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从28亿增至300亿[18]。
然而，幼儿的成长同样离不开这些新客：他们会对儿童的心理和人际交往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倾向于将机器人性化，通过频繁使用“早上好”、“你好”、“今天怎么样？”之类的简短套语，以其中的情感意义赋与机器以感情色彩[19]。这对儿童具有令人诧异的影响力。
一位母亲在Tik Tok上发布的视频转眼间便赢得了近400万的浏览量，在这个视频中，一个失眠的孩子和他身边唯一仅有语音助手Alexa对话，告诉她自己想要一个爸爸。Alexa将这一要求输入到购物清单中，并问他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但这个孩子并没有提出其他要求，他只想要一个爸爸。播放这段视频的电视工作室开心地对这一幕进行了评论，却对那个请求所隐藏的悲剧性毫无意识[20]。对于一个幼儿来说，寻求一个能够以温暖和柔情抚慰他，尤其是拥抱他的“父亲”难以阻挡。与此同时，他无法理解哪些是电子设备所力所不及的事情。所有这一切会严重地损害认知力：“一些科学研究结果向我们显示，在一位家长陪伴下尝试阅读的四岁儿童比独自阅读时所学到的东西要多。除了温情、生理感觉及情感发展以外，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特有纽带关系也被建立：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21]。
一个不容低估的风险是：语音助手有可能遭受肆无忌惮的黑客的侵扰，向被留在这一冷漠伴侣旁边无人照料的儿童发送破坏性信息，并导致悲剧性后果。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一种名为Cayla的智能娃娃于2017年在德国被禁销，因为它极易被恶意黑客的计算机所操纵。
虚拟世界对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侵扰也伴随着一个奇怪的逆反倾向。耐人寻味的是，包括元宇宙发明者和设计者在内的上层阶级更愿意保留自己和亲人的离线空间。各种社交网络、iPhone和智能手机的创造者，以及硅谷巨头（eBay、谷歌、苹果、雅虎、惠普等）的高管并不介意大众化程度，而是为他们的子女设定明确的使用限制，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连线》期刊前任主编及3D机器人公司总监）将其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实际上，他们不得在最低年限（通常是14岁）前接触iPhone或其他智能手机，而且每日使用时间也被限定（通常为30分钟）。电脑的使用也严格限制于学习目的：任何电子设备不仅不许带进卧室，而且在餐桌上也必须被关闭，以便进行谈话。
于是，社会阶层的新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就是：最富有的人回避网络及其各种附生物。恰恰是因为他们负责网络管理，享有对电子邮件、视讯会议和电话不与理睬的特权，适其所需地驾驭自己的时间[22]。在大多数人陶醉在网络生活的同时，少数富贵人士却回避它，转而去享受诸如接近大自然以及体育活动之类为智力及人的成长所不可或缺的、被公认的当代奢华。
一种新“治理”？
像所有发明一样，网络对于我们来说得失兼半。它提供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新机会，这种诱惑力有可能掩盖它的另一只手所剥夺的一方面，唯有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才能继续对这些重要发现运用自如，而不是为其所害，任其滋生新的统治形式。
日益增长的用以调节生活各个方面（健康、投资、娱乐、情感关系、工作面试）的应用程序均由策划最高需达性能指标的算法主导。在这方面，据说有人以 “算法主导”（algocrazia一词已出现于2019年的《剑桥词典》中）来指代未来治理（governance）：算法早已被赋予做出众多微妙决择的特权，以至深刻影响着数百万毫无防戒者的未来[23]。
同区块链一样，元宇宙系统并不经任何中央机构控制：它实际上享有绝对权力，而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人们可以理解这种趋势的问题所在，这使人忆及柏拉图《共和国》一书中的问题，即：谁是监督者的监督人？谁是监督算法的人？与民主政府不同之处在于，追溯他们的名称并不可能，但他们拥有的权力不仅巨大无比，而且越来越具有扩张性。此外，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干预或是了解他们在每次访问互联网时所利用的大量信息的真正用途。倘若民主是监督执政者的可能性（波普尔，Popper），或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形式（波比奥，Bobbio），那么，人们在质疑算法对复杂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的同时，亦可联想到某些令人不安的境况[24]。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被元宇宙“殖民化”呢？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使用它（我们实际上的确在使用，而且它在某些情况下使许多活动得到简化），而是要通过建立明确规则来确立监管、信誉和限制。因此，这实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是否可以向机器和搜索引擎授以价值观？某些人认为这是可能的，并就此而提出了“算法伦理学” 这一新概念[25]。
例如，一个可观的价值是透明度。如果事实上必须接受小甜饼（cookies）才能进入一个网站，出于道义的考虑需要了解的是个人信息将被发送给何人，以及这些信息将被如何使用。当触及问题的关键时，事实证明，即使“保健类”的应用程序对数据的使用也并非为了用户的身体健康。对24个mHealth（移动保健）应用程序的调查显示，它们与其他216个“服务提供商”共享自己的数据，而在这些提供商中只有三个是医疗保健领域的经营者[26]。努力进行有效的批判性反思对于自由和保护公益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为了让道义进入算法世界（尤其是算法的操作者），首要问题是使其生效。
这正是机构发挥作用之处。欧盟虽已于2018年颁布了保护个人数据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即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但至今为止，它非但并未显示任何显著效能，相反地，却在许多免受惩处的个案中屡遭侵犯[27]。维罗尼卡·巴拉西（Veronica Barassi）指出，这种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支持保护隐私的观念过于受缚于自由的个人主义理念，而全然不顾全球大局，尤其是在元宇宙所预想的那种前景中，从而构成当前立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将大部分责任推卸给家长，而这些家长却几乎毫无选择余地”。为此，巴拉西补充道，必须改变面对问题的视角：“与其是向家长询问他们如何看待孩子的隐私，更需要了解的是他们如何穿越技术巨变年代以及是否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数据正从他们的家庭和孩子的生活中被攫取”[28]。
这些新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探讨个人主义及自由市场的教条并开启一场使各机构及政府共同加入的公开讨论：这些教条重新在数字领域内推崇19世纪野蛮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景观。互联网和元宇宙之间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尽管有多个搜索引擎，但互联网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物主，因为每个搜索引擎都不过是允许你进入互联网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电子邮件及网络的开发和应用均由公共机构、政府、大学、研究中心及非营利组织联手管理。假若这一切均由私家经营，那么结果可能会面目全非。
如今，不幸的是，在这一伟大新进程中严重缺位的正是公共机构。此外，基于对大公司经理们的了解，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可能将与小说家们的描述大同小异。这里所触及的是需要在这个既令人神往又令人担忧的复杂元宇宙中捍卫民主和自由。
- 参见W. Oremus, «In 2021, tech talked up “the metaverse”. One problem: It doesn’t exis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30 dicembre 2021. ↑
- 用小说主人公阿弘（Hiro）的话说：“他不会付房租，但这无关紧要：当你生活在一滩烂泥中时，总有元宇宙存在，而阿弘是其中的一位王子战将”（N. Stephenson, Snow Crash, New York, Random House Worlds, 2000, 63）。 ↑
- S. G. Weinbaum, «Gli occhiali di Pigmalione», in Id., Volo su Titano, Firenze, Fratini, 2013, 2. ↑
- 在众多的相关文本中，我们可以回顾Ph. Dick所描绘的《水泡中的世界》（Il mondo in una bolla，1953年），阿西莫夫（I. Asimov）的小说《赤裸的太阳》（1956年）以及吉布森（W. Gibson）的《网络空间》（1984年）——\这部小说推出了“网络空间”这一概念，安迪和拉里·沃卓斯基（Andy/Larry Wachowski）兄弟由此而获得了电影《黑客帝国》（1999）的创作灵感。 ↑
- 关于整体观念，参见M. Ball, Metaverso. Cosa significa, chi lo controllerà, e perché sta rivoluzionando le nostre vite, Milano, Garzanti, 2022, 21-40. ↑
- 参见www.makeuseof.com/companies-investing-in-metaverse ↑
- “这些在‘元宇宙’中成婚的夫妇实际上是通过远程协作平台Virbela举行的虚拟婚礼。为此，客户需下载该公司的专有软件并确立一个特定的化身” (W. Oremus, «In 2021, tech talked up “the metaverse”…», cit.). ↑
- A. Carciofi, Vivere il metaverso. Vita, lavoro e relazioni: come trovare benessere ed equilibrio nel futuro di internet, Milano, Roi, 2022, 42 s. ↑
- 参见C. De Frate, «Lugano diventa capitale delle criptovalute: dalle boutique di lusso al cheeseburger, si paga tutto in bitcoin», in Corriere della Sera – Affari, 28 ottobre 2022; F.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Bitcoin. La moneta virtuale per antonomasia», in Civ. Catt. 2018 II 376–383; É. Perrot, «Questioni antropologiche e politiche delle criptovalute», ivi 2021 IV 121-131. ↑
- 参见G. Cucci, Paradiso virtuale o infer.net? Rischi e opportunità della rivoluzione digitale, Milano, Àncora –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5. ↑
- 参见C. Criddle, «Bitcoin consumes “more electricity than Argentina”», BBC news, 10 febbraio 2021, in www.bbc.com/news/technology-56012952 ↑
- “中国把他们赶出去了[…]，伊朗对他们的活动实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暂停，科索沃对他们采取严禁政策 […]。瑞典不愿接受挖矿，并提议在整个欧盟加以禁止；挪威（不属于欧盟）支持瑞典的观点，而冰岛则已经决定不再接受有关开启加密货币挖矿研究的申请。禁止挖矿的理由向来是一致的，而且似乎难以置否：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除了为他们自己造福，不仅无益于任何其他人，而且还制造许多麻烦” (P. Saccò, «La crisi in Kazakistan dimostra tutta la pericolosità dei bitcoin», in Avvenire, 13 gennaio 2022). ↑
- A. Carciofi, Vivere il metaverso…, cit., 23. ↑
- 参与度是指“内容本身的号召力，它的计算方式是：帖子获取的互动÷其阅读量*100” (https://tinyurl.com.3c9n2jpj) ↑
- 参见G. Cucci, «Fare niente. Un’attività preziosa e ardua», in Civ. Catt. 2020 II 20-29. ↑
- A. Abbott, «Neuroscience: Brains of Norway», in Nature (https://doi.org/10.1038/514154a), 9 ottobre 2014. ↑
- A. Carciofi, Vivere il metaverso…, cit., 152. ↑
- 参见https://tinyurl.com/mpak9hz6 ↑
- 参见G. Cucci,《对数字人文主义的建设而言》，https://www.gjwm.org/2021/01/25/per-un-umanesimo-digitale/ ↑
- 参见www.youtube.com/watch?v=le3QT_lUAe0; S. Natale, Macchine ingannevoli. Comunicazione, tecnologia, 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Torino, Einaudi, 2022. ↑
- A. Carciofi, Vivere il metaverso…, cit., 131 s. Cfr R. A. Dore et Al., «The parent advantage in fostering children’s e-book comprehension», i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44 (2018) 24-33. ↑
- 参见N. Bilton, «Steve Jobs Was a Low-Tech Parent», in New York Times, 10 settembre 2014; M. Richtel, «A Silicon Valley School That Doesn’t Compute», ivi, 22 ottobre 2011. ↑
- 参见H. Fry, Hello World. Essere umani nell’era delle macchine,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2019. ↑
- 参阅S. Zuboff, Il capitalismo della sorveglianza. Il futuro dell’umanità nell’era dei nuovi poteri, Roma, Luiss University Press, 2019. ↑
- 在意大利，这个词由保罗·贝南蒂（Paolo Benanti）首次推出。在2020年于罗马举行的人工智能研讨会上，他这样写道：“我们需要通过负载伦理价值的数据来滋补算法。伦理学需要介入计算机科学。我们需要一种算法伦理学，也就是说，一种计算善恶评价的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出能够为建设人性化世界而服务的机器。我们需要用一种能被机器读懂并执行的语言来编纂道德原则及规范” (P. Benanti, «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è tempo di pensare a un’etica degli algoritmi», in Corriere della Sera, 25 ottobre 2019)。 ↑
- 参见Q. Grundy, «Data Sharing Practices of Medicines Related Apps and the Mobile Ecosystem: Traffic, Content, and Network Analysis», i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marzo 2019. ↑
- N. Vinocur, «“We have a huge problem”: European tech regulator despairs over lack of enforcement», in Politico, 27 dicembre 2019. ↑
- V. Barassi, I figli dell’algoritmo. Sorvegliati, tracciati, profilati dalla nascita, Roma, Luiss University Press, 2021, 9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