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第一位承认并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也是东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君士坦丁一世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下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一个政治家，君士坦丁在决定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同时也就决定了要使这个宗教服务于帝国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有其政治经验，也有其宗教体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一、君士坦丁一世与“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政治生涯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正式皈依基督教。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势力一直强于在西部的势力，君士坦丁就是在东方行省的经历中接触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被军队立为皇帝后，随即投入一连串情势险恶、错综复杂的内战。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继续维护罗马旧教的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312年米尔维亚桥之战的胜利，使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霸主。到313年，整个罗马世界由两个皇帝统治，西部由君士坦丁统治，东部由李锡尼统治。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有重大的发展。
“313年是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1]（70） 这一年，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会面同意一项共同的宗教政策，几个月后的一道敕令中载明了这项内容，一般人称这道敕令为“米兰敕令”。
“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
鉴于不能否定信仰自由，每个人都应有权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我们早已下令要求允许基督教徒〔及其他人等〕保留自己的信仰和教派。……
我，君士坦丁奥古斯都和我，李锡尼奥古斯都选定吉日在米兰聚会讨论了一切有关公益和安全的大事。在一切有利于万民的大事中，我们认为首先应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就是给基督教徒及其他一切人以无限制的权力去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信仰宗教，俾使天上的一切神祇都受到应有的崇拜，从而对我们和我们治下众人普施恩泽。因此，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决定采取下述政策，具体说，即我们认为无论何人都不应被拒绝其虔信基督教或其他他认为对自己最合适的宗教的权利。这样，我们以开明思想予以崇敬的最高神祇将普降幸福于万民。因此特通知阁下，我们的意愿是将前次送达阁下的有关基督教徒的信件中所含规定完全作废。现在凡愿按基督教徒方式信仰者应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这一切，我们愿明白无误讲清以便阁下获悉我们已经给所谓‘基督教徒’以自由信奉其宗教的绝对权利。通过了解我们颁给所涉及之人以此种特惠，阁下可理解对于其他人也应颁给同样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宗教信仰，这是与我们时代的和平精神相一致的，即每人都可有无限的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之自由。这样作是为了表白我们无意贬低任何形式的崇拜和信仰。
此外，特别关于基督教，我们决议应规定下列条款：关于他们经常集会的场所，我们向你们下达的前信中，曾提到一条既定政策。现在重申，无论何人前此购得此种场所，或由国库出款，或用其他款项，均应将该场所交还给基督教徒，不得要求付款或任何补偿，不得作弊或有任何含糊。如有任何人作为接受礼物而获得此种场所，他们同样应将原地点尽快交还给基督教徒。此外，如购有此种地点或作为礼物接受此种地点之人提出申请要求特惠，那就请他们向各大区副首长提出申请以便我们考虑他们的要求看是否应给予特惠。所有这一切都应在你们的干预下立即迅速转交给基督教组织不得有误。
再者这些所谓基督教徒不仅拥有其经常聚会的场所，而且也还拥有一些不属个人而属其集体，即教会所有的财产。对此，你们应依我们上面所提之法令，毫不含糊而且无争议地归还给基督教徒，即还给他们的组织或集体。当然，依照上述规定，凡无偿交还教产者将由我们捐款给予补偿。……”[2]（297）
敕令并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3]（81） 但是敕令对基督教采取了同情和宽容的态度，这显然反映了君士坦丁的宗教态度。敕令允许民众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要求归还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会财产，某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态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了下来。
“米兰敕令”标志着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共同制定的宗教政策。在君士坦丁统治的西部，基督徒已经受到保护，事实上已经处于合法地位。
“米兰敕令”只是把西部基督徒的地位延伸到东部的基督徒身上，实际上就是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扩大到东部，这说明了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保护从西部开始扩大到东部。当然，这也透露出在罗马帝国二帝并治的政治格局中，西部皇帝君士坦丁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超越东部的某些迹象。
二、君士坦丁基督教的其他政策
君士坦丁312年统治整个西部后，进一步推行扶植基督教的政策， 使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迅猛发展。
313年君士坦丁致信给一些省督，要求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保护基督教。 他写信给非洲总督安努里努斯说：“我们希望，凡属教会的东西，无论在城市或其他地方，你应促使它们立即归还教会；”“凡以前属教会所有的花园、建筑物等赶紧退还，越快越好”。[4]（23） 他又给迦太基主教加西连写信，发给“合法的、最神圣的普世宗教的某些特殊神职人员薪金”。[4]（23） 他在另一封给非洲总督的信中说：“神职人员应完全免除一切公务”。[4]（25） 在给安努里努斯的另一封信中又说：“轻视这种宗教将会给我们公共事业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如承认其合法性并保护它，将会给罗马带来最大的繁荣，给全人类事业以特殊的幸运”。[4]（25）
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的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剩下一些无关宗教的铭刻了。[5]（864）
公元319年，君士坦丁下令非洲行省长官豁免神职人员赋税， 同时授予主教释奴权。[6]（283）
公元321年，他又规定教会可以接受人们所捐赠的遗产和遗物，[6]（283） 同年发布礼拜日停工的命令，并规定城市居民在礼拜日不得照常工作，必须到教堂做礼拜。[6]（284）
324年，当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而统一罗马全境后，更大力扶植基督教， 政府官员大部被改为由基督徒担任，同时规定凡信奉其他宗教的官员不得参加神庙活动，并且禁止强迫基督徒参加异教祭祀。这时，尽管君士坦丁仍被罗马帝国元老院尊奉为神明，并保持着罗马多神教的“至高祭司”的头衔，但他却开始从各方面削弱其他宗教。他禁止修复被毁坏的神殿和树立新的神像，特别是330年君士坦丁堡建成后，他又把各地神庙的塑像拆除，运到君士坦丁堡装饰城市，并停止建造新的神庙。在君士坦丁的影响下改信基督教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即便是许多上层人物，他们鉴于基督教神职人员享受种种特权，也纷纷皈依基督教，以取得神职人员的身份。
在君士坦丁的支持下，在罗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伯利恒及其他城市，一座座大教堂拔地而起，而各教堂亦多附有地产以维持教士生活。[7]（25）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的措施还有君士坦丁堡的修建。330年， 君士坦丁堡被正式建为首都。自此以后，罗马帝国的中心便坐落在一个异教影响和传统甚小、而基督教势力最强大的地区之内。
君士坦丁不仅在物质上对教会宽宏大量，而且在司法上使教会享有“治外法权”，即教士犯法，应由教会法庭处理，在教会法庭不予受理，或处理不当时，政府法庭才能过问。[7]（25）
君士坦丁还发布许多有关基督教习俗和情感的法律。例如：废止钉死在十字架的惩罚以及对某些罪犯身上打烙印的做法。[8]（433）
君士坦丁授意其才华出众的大儿子克里斯普斯接受正统的基督教教育，并选择当时最有口才的基督教哲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来担任他的老师。[9]（413）
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十分关注基督教的神学和教派纷争。在他看来，教会必须是统一的，教会分裂必然冒犯上帝，因此君士坦丁高度关注教派纷争，防止教会分裂。
君士坦丁从313年到4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信件，很多内容涉及到北非的多纳图斯教派的分立。[8]（432） 这一派坚决要求剥夺凡是在基督教徒遭受迫害时期将《圣经》交给异教纠察的那些主教者的圣职和权利；经由他们主持举行的洗礼，授职也均属无效等等。与多纳图斯教派对立的是凯西利安派，这一派在罗马皇帝迫害教会时是投降派，曾上缴《圣经》。但在311～314年间，凯西利安担任该派主教，并对未叛教的多纳图斯派进行打击。两派因抢夺教会财产，造成教会分裂。君士坦丁指示教会在高卢的阿尔斯召开宗教会议（314年），这次会议，按照君士坦丁的意旨谴责逃避兵役的基督徒并支持凯西利安。由于多纳图斯教派拒不服从皇帝的决定，于是君士坦丁决定没收多纳图斯教派的教堂，驱逐其主教（316年）。结果，北非出现了暴力和混乱，持久的混乱引起皇帝的不满，君士坦丁在321年发布命令要求教派和解。[10]（107-108）
三、君士坦丁与尼西亚会议
324年君士坦丁战胜东部皇帝李锡尼之后，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成为真正的罗马皇帝。战胜李锡尼以后，他首先巩固东部各行省，然后涉足宗教事务。“也就在324年秋天，他给各省发送一封信，内容大幅超越所谓的米兰敕令。 他不再保持宗教中立；他不再掩饰他的宗教倾向；他强调基督教是真理，异教是错误的。他写道，上帝的力量使他获得胜利，终止异端邪说者的暴政。他下令释放所有强制劳动的基督徒，让所有被流放的基督徒重返家园，归还所有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不论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财产。他鼓励主教整修损坏的教堂，有必要的话，就建造新教堂。后来他更进一步禁止向异教诸神献祭，询问神谕，或供奉新的异教神像。……基督教现在不但在帝国里地位最高，也是国教”。[11]（48）
就在基督教的地位日益巩固的同时，影响基督教内部统一的纷争也日趋激烈，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里乌斯派与亚历山大主教之间的论争。这一论争已经严重影响到教会的统一，君士坦丁第二次卷入了教派纷争。阿里乌斯派的代表人物阿里乌斯（Arius，约250-336）是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巴凯利斯堂区的长老， 他向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天父（即圣父-引者注）、圣子和圣灵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本体。圣子低于天父，是一个居间者，是最崇高的受造物”。[11]（51） 阿里乌斯的观点影响很大，并使教会内部围绕“三位一体”说展开了激烈争论。公元318年左右，主教亚历山大认为阿里乌斯的学说危及基督信仰的基础，因此，在320年年底，他召集了100多名埃及各省主教参加会议，与会的还有两名利比亚主教，讨论阿里乌斯的观点。与会者宣布将阿里乌斯及阿里乌斯主义者逐出教会，但事情并未平息。阿里乌斯和他的同伴前往巴勒斯坦开展活动，争取东部各个教会的支持。引起了更大范围内的论战。
君士坦丁在推翻李锡尼政权回到尼科米底亚后，发现这些教义纷争足以使教会陷于分裂，甚至会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便立刻写信给主教亚历山大和阿里乌斯：“我一心想要统一各种的信念，使人民皆奉一神；因为确信，假如我能引导人们在这件事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地容易。但是，天啊！我听说你们间的争论更甚于近来在非洲所发生的。追究其原因，竟是这般微小，根本不值得如此剧烈的争辩。亚历山大，你只是想知道你的执事们在法律观点上是如何想法，或甚至他们对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想法。而阿里乌斯，就是你有这种想法，也应该藏在心里……你们没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因为这种问题只会带来无聊、困扰，它唯一的好处是增长人们的才智……这只适合小孩子们作的，而不是你们这些执事与明理的人所该作的”。[5]（867） 但是这封旨在平息教义纷争的信没有奏效。
由于以亚历山大主教为首的一派同阿里乌斯派背后都有强大势力的支持，各不相让，互相攻击，教会陷入严重危机。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君士坦丁于325 年在首都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尼西亚城召开了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史称“尼西亚会议”。从与会主教所来的地区分布看，东西方教会对此次会议的态度明显不同。西方教会态度消极，而东方教会的态度非常积极。
君士坦丁多次亲自出席会议，即使他本人不出席时，也委派代表出席，并且在事实上控制着会议的进展。[12]（172）
会议几经讨论，先是否定了尼科米底亚的西比乌斯提出的信条，然后又对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提出的信条进行激烈的辩论。“经过了长时间的不时是激烈的争论。君士坦丁出于自己的考虑，积极支持这个方案。”[12]（174） 后会议就以当时凯撒利亚教会应用的信经为蓝本，制定了教会史上有名的《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的全文如下：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13]（85）
《信经》还附有一段专门谴责阿里乌斯派的诅咒文，指出：“凡说曾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即圣子），在被上帝所生之前他尚未存在，或说上帝的儿子所具有的是与上帝不同的本体或本质，或是被造的、或是会改换或变化的，这些人都为公教会所诅咒”。[13]（86）
在会议上，还制定了教会法规20条，明文规定了主教的权力，从内容上看，它加强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权，加强了教会的统一性。规定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主教由皇帝任免，每2年召开1次宗教会议。
尼西亚会议在“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4]（175） 基督教以往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其教义必然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尼西亚会议通过的《尼西亚信经》，虽然后来又经过修改，但是《信经》的核心观念成为基督教正统的信条，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体同质的“三位一体”说。
尼西亚会议从召开到通过《信经》的全过程，都明显地反映了皇帝君士坦丁的意志。君士坦丁力图凭借某些国家强制手段实现教会的和解与统一。他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尼西亚会议对于基督教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基督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皇权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皇帝插手基督教事务，以促进教会的统一，基督教也依靠皇帝的大力支持谋求发展。
尼西亚会议以后，君士坦丁更加独断地控制基督教会，大胆地干预教会重要的宗教会议。公元337年5月，君士坦丁在病危时刻，下令召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为他施行洗礼，从而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四、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
君士坦丁的一系列基督教政策，终于使基督教从非法宗教变成合法宗教，他本人于临终之际也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为什么君士坦丁大力扶植基督教，他的宗教政策的动机是什么？
中外学者对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的动机的认识历来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主要有两派意见颇具代表性：一派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扶植基督教，是出于他本人对基督教的一种虔诚的信仰，这种观点以当代著名的罗马史专家琼斯为代表。他认为：“君士坦丁是在神迹的指引下信奉基督教的”。[15]（80） 另一派则认为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其帝国的统一和帝国的政治服务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等。爱德华·吉本在他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君士坦丁沦落成“一个残忍放纵的君王，”他“可以为了个人的行动和利益，肆无忌惮地牺牲正义的法律，泯灭天然的人性”。[9]（433） 吉本还声称君士坦丁漠视宗教，他的基督教政策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著名的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一书中写到，君士坦丁实质上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人满脑子都是野心和追求权利的欲望；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不惜牺牲他人性命的人”，一个习惯违背誓言的人。而且，据布克哈特的说法，这个人在宗教方面，不但不一致，而且还“刻意毫无理性”。[16]（161,164） 总体上看，20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大都强调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动机，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信念和宗教体验。
我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政治角度认识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其实，君士坦丁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是统一的，他的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二者并不矛盾。君士坦丁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跟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家一样，是一个信神的政治家。所以，他的一生不可能离开“神”的存在。至于君士坦丁为什么选择了基督教的上帝而不是罗马旧神，从逻辑上看是与他个人的宗教体验有一定联系的。
君士坦丁的成长历程已使他对基督教有较多的了解和体验。在以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君士坦丁必然总是把每一次胜利和“神”的护佑联在一起。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凯撒利亚主教、著名的教会史专家尤西比乌斯在他所著的《君士坦丁传》里提到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的途中所见“异象”一事。这种神奇的经历旨在说明基督教的上帝如何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君士坦丁，使他不断取得胜利。“在第二次内战中，李锡尼便感觉到这种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处在战争困境中的君士坦丁的士兵，一看到它便立即充满了不可战胜的激情和信心，使敌军中的官兵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此后许多愿以君士坦丁为榜样的基督教皇帝派出的远征军队无不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16]（446）
君士坦丁所经历的“异象”一事，其实只是杜撰出来的一个神奇故事而已。不过这个故事应是切合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体验的。
君士坦丁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相信神的意志和力量的政治家。他的个人的宗教体验与其政治生涯紧密联在一起。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君士坦丁清楚地了解宗教在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了解罗马人的精神和道德状况，这就决定了他的宗教政策不可能不带有政治意图。他高度关注教会的统一，几次亲自干预教会内部不同教派的纷争，同时他又不过度关注教义的不同解释，这就说明君士坦丁确实是从政治的角度关注基督教和教会，希望以统一的宗教和教会来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局面。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罗马旧教的基础仍然强大，忽略这一点是不明智的。君士坦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积极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并没有采取激进政策对待罗马旧教，而是在很长时期内继续维护罗马旧教，努力维护一种平衡的宗教形势。
但是，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动机，并非不可以和他的宗教动机并存。他之所以信仰基督教并推行支持基督教的政策，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不能排除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以及他自身的宗教信念和体验。对于君士坦丁是否真正皈依基督教，许多学者表示怀疑，其理由是他的很多宗教政策彼此矛盾。比如，他在保护基督教的同时，一直未放弃多神教“大祭司长”的头衔，并在其发行的钱币和使用的印章上留下多神教信仰的标记；又如，他利用尼西亚宗教会议宣判阿利乌斯派为异端并加以迫害后不久又重新支持该派，这种出尔反尔的政策似乎是矛盾的，其实都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再如，他作为基督教的保护者，直到临死前才受洗，这似乎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应采取的举动。这些矛盾从历史过程的角度看不难得到解答。君士坦丁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推行危及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宗教政策。他的宗教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维持教会的统一和宗教的平衡。但自从君士坦丁登上政治舞台以来，他同情和支持基督教的态度是一贯的，而并非仅仅是某种策略，这又可以说明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宗教虔诚和热情。
所以，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不是单纯出自宗教动机，也不是纯粹出自政治动机，而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动机的有机统一。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既不能对他的宗教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对他的政治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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