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6月20日，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假座“东方讲坛”为师生作“当代中国人信仰重建”的学术报告）
一、 无法忽略的中国信仰
现在经常谈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当与信仰问题具有很深的关系。
然而，中国人很少以直接面对的方式，来讨论自己的信仰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中，不论是与国内的朋友交往，还是与海内外的朋友交往，可能都难以直接提到信仰。
在这里，我把信仰问题放在宗教学或宗教社会学里面来考虑。实际上，信仰和我们的人格发展，跟我们的精神关怀，跟我们的社会建设，紧密相关。我想，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话题，也是一个实践的话题。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些想法，一些视野所及的问题，与大家分享，有一个思想的互动。
二十世纪以来，信仰问题有两个历史时期被涉及的比较多。一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是1980年代以后。因为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翻天地覆的时代。古往今来，常常是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个人的精神关怀、安身立命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
只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朝代之间的更迭，经常会有一个天命转移的问题。一个农民起义推翻一个朝代，他往往也会有一个组织起义资源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本身往往就具有一定的信仰变迁的特征。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朝代要改变，天命要转移，人的安心立命问题也就成问题了。然而，在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后，真龙天子奉天承运，重坐龙床以后，信仰问题可能不再受人关注了。于是，朝代改换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问题，就会被人们渐渐的遗忘了。
辛亥革命前后，打倒了满清专制皇朝，但国家权力没能很快整合起来，所以当时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只有通过新文化运动，通过“主义和问题之争”而被激化出来。当时，主要的问题是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的重建；与此同时，当然就还有一个精神层面怎么办的问题。孔夫子、孔家店被打倒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基础似乎就跟着丧失了，好像无数“游魂”一样。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表面上，这个问题得到了一时的解决。这是一个新旧之间的交替，很快的，全国人民的精神就在新中国这个大局下面给整合起来了。这个时候的信仰问题，不很突出。只是到了1980年代前后，信仰问题才突然被强调出来了。那时的中国人，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
一个“文化大革命”，走出了整整几代中国人。从以前跟着一个人走，用一个人的脑袋、一个人的感情，代替自己的脑袋和感情的时代，中国人走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可以重新思考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这么一个新时代，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了，同时也好像自己的精神父亲一会儿消失了那样，打那之后，中国人就要自己去重新寻找一种精神关怀了。
当时以潘晓为名在《中国青年》提出来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的问题，可说是这类问题的集中反映。
那是1980年初，当时中国有一个大规模的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此讨论相伴而行的，还有一股潜伏的、却不很突出的一股思想潮流，就是关于“民主和迷信”的讨论。当然，这个讨论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的背后。著名学者李洪林，写了一本《科学与迷信》。
李洪林在这本书里指的迷信，是指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之内，之所以会出现文革，之所以会出现那么一种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迷信。至于迷信的出现，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民主生活不够。这种关于“民主和迷信”的思想讨论，我觉得在当时虽然是一股潜在的思想潮流，但是它跟潘晓写的文章，“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一样，同样事关中国信仰及中国人的信仰重建问题。
一方面是活着的意义，一方面是民主和迷信的关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信仰危机”
及其信仰重建的问题。一个时代变迁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要有一个新的挂搭之地！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有吗？有的话，它们应该挂在什么地方呢？
文革的时候，我是一个初中生，而在80年初则刚好大学毕业。当时我就有这么一个体会，觉得那么一个时代过去了，以后的时代会如何，谁也不知道？茫然不知所向，而原来想的、信任的、相信的，把精神挂搭在那么一个固定对象上面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人都很茫然。
实际上，说的是信仰危机，其后要求的则是信仰重建。这个问题，从80年代初叶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提出来之后，到现在2007年，将近30年过去了，是不是真正的解决了？这个答案，应当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提出来了，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解决；但提出问题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信仰现状，从历史背景来说，每当一个历史变迁，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和表面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双重危机。不仅仅是信仰危机，还有一个权力秩序的危机。曾经有学者提过，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不仅要忙着推翻满清政府，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秩序。因为中国人喜欢讲安身立命、身心安在何处的问题，这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虽然是将近30年过去了，但1980年代的问题到现在，依旧保留在我们的心中，保留在我们的人际互动当中，保留在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之中。
提出那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潘晓，是一个两人共用的笔名。她们现在过得并不太好。有一个好一点，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已经退休了。因为她们在《中国青年》写出这篇文章以后，她们所在的单位就一直对她们价不高：“这个人奇怪了，怎么活着还会有问题？”单位把她们当作有问题的人来看待，她们因此而一直不能入党，一直没有好的工作。
可是，她们可能再也不会提出上面这样的问题了。
二、 形形色色的中国信仰
对此，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人的信仰重建，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
我曾在一刊物上看到一个问卷资料，说的是现在中国人当中，仅有1/4的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这与建国初，也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候的万众一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反，不要任何信仰的人高达16%以上。即便是相信社会上有道德规范的，比如说信仰传统文化的人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
这是登载在《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三期的一个问卷调查数据。虽然这个问卷，受它的样本限制，不一定能够推向总体，但是，它却能说明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
我在跟一些同学上课、交流的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们信什么。他们则会马上回答我说：我姓吴、我姓张。他们没有信仰，只好说自己姓名的姓。等后来他们明白了我问的问题之后，他们就会说：“我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我。”
他们是现代或后现代的人，其他的都不相信，就相信自我。这应当也是信仰重建中的一种问题。
最近，还有一组由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央党校从事社会研究的人做出来的调研数据。它说明，目前有46%的县处级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
我也知道，我们的干部、党员信迷信的人确实不少。
根据中纪委和省纪委的一些调查，在最近几年的贪污腐败案件中，在那些贪官的背后，大都有一个风水大师或神汉、巫婆之类的人。有一些贪官贪钱之后，他担心东窗事发，往往会到庙里去烧香，请求菩萨保佑，不要老马失蹄，不要被揭露出来。
我对此现象做过一些讨论。我说，这些贪官好像还有点怕鬼神，还有点怕菩萨，比那个什么都不怕的贪官，可能要稍稍好一点。因为他心中还有畏惧心理。曾经是山东省的一个省委副书记，现在已经因腐败被抓住了。他曾经请风水先生给他算命，说他你命中可当总理，但在他的命里少一座桥。结果，这位长官就把一座正在修建的国道强行改道，途经一座水库，并在水库上面建造了一座桥。此人姓胡，后来中纪委把他抓起来，这座桥就叫做“改胡桥”。
官员如此迷信，法官检察官信迷信的也不少。湖南双峰县检察院里，曾经有一个法官，不小心从高楼上掉下来摔死了。因为事出蹊跷，这个检察院的党委就集体讨论，默许一个道士到法院里做了三天道场。我们要知道，法院——这是个公共权力的象征，行使公共权力的神圣场所，为大家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可是，道场却做到了国家的检察院里面来了。
这是公共权力方面的迷信现象。接下来再讲一些商业部门的相关现象。一些从事经济活动的老板，他们的信仰情况更加复杂。比如，山西五台山有一座庙，有一个法师，很是灵验，所以许多人就会到他那里去烧香许愿，特别是那些很有钱的人。
前不久，我到云南一寺庙去参加一个开光典礼。我们讲文化，一般的人讲宗教。其间，我们跟一个国企老总一起吃饭、聊天。这位老总说，他是有佛教信仰的，并且很虔诚。他说，就是今天开光的这座寺庙，在当时塑菩萨象的时候，他们公司党委就讨论过了，全体董事会成员应当在菩萨面前跪拜一个小时，以表示对佛菩萨的虔诚。我觉得很有意思，问他，拜佛菩萨的事情还要党委讨论？他说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最好讨论一下。我又问：你们党委书记去了吗?
他说，党委书记是董事会成员，当然是要去的。 以上是老板企业界的信仰现象。这里再说一般的、民间的信仰现象。民间的信仰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我不敢说在座的都有算命、面相的经历，但是我估计，看过血型、看过自己星座的人肯定很多。比如，有事了就找个朋友看看面相，比如，明天要考试了，今天会去庙烧烧香。
今年中考的时候，我送小孩到学校参加中考，只见学校四周铁栏杆上面，就绑着很多红绸子。铁栏杆上绑个红绸子，那算什么，既没有神、又没有菩萨、上帝在里面。绑个红绸子，求一个吉利，讨一个平安，为孩子讨一个好分数。还有去旅游的，可能会见庙必进，见菩萨就拜。过圣诞节了，过感恩节了，即使不是基督教徒，大家也可能会到教堂去。这算不算信仰呢？可能不算，但可能也算。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呢？怎样才会走出信仰危机呢？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我的课堂教学的实例。我曾把这个事例讲过几次，觉得在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之中很有代表性。
那是我上的《宗教学概论》，有一个女学生上完课以后，她跟我说，“李老师，我最近碰到一个困惑，不知怎么办？”
我问：“什么困惑？”
她说：“我家里是个基督徒家庭，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我经常跟着我姐姐到教堂去，现在他们考虑把我发展成为教友。我呢，对基督教也有好感，很想入教。但是，学院现在也想发展我入党，我是入党积极分子。他们叫我进党校去学习。”她还说，入党申请书我已经写过两次了。
我说：“那你困惑什么呢？”
她说：“老师曾经教我们，基督教是唯心主义的，是落后的。共产主义信仰应该说是跟这个没关系的，而且党章里面说了，党员不能信宗教。”
她不知道怎么办，很紧张、很痛苦。我担心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她回答我道：“还好，还不至于睡不着觉。”
她希望，我给她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我怎么给呢？！我是一个宗教研究者，我很知道信仰宗教基督教信仰也是一个蛮好的事情。相对于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来说，相对于你每天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弄得困惑不解的，它应当说是好事情。
我如何回答她的问题呢？
略作思考之后，我说她可以去看两种书。一种是——《圣经》、《欧洲基督教史》、《世界文化史》；另外一种书则是《党章》、《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我希望她看了这些书之后，我们再讨论。
那女孩当时很开心，满口答应说：好的、好的，我回去看看。我还补充说，你可以跟你家里人讨论一下，或者跟你们党书记探讨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因为这些问题，包含了无神论和有神论、政治信仰和人生信仰的复杂关系。
这个事情之后，我一直惦记着她。大概半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就在学院的电梯里遇到了她。她和一帮学生走进了电梯。我把她给认出来了，眼睛一亮，说，“这不是你吗？你的那些问题还有吗？”
她说：“什么问题啊？” 我说“你要去教堂的事情啊。这个问题还有吗？“她立即回答我说，”没了。“
电梯门开了，我就把她拉了出去。问她：“你不说你很困惑吗？现在怎么没了？“
她很简单，说：书我没看；我入党了。她说，她要考公务员。 哦！是这样啊。考公务员不一定要入党啊？她说，考公务员呢，是党员就好得多。比如在两个人选择当中，一个人党员的，另外一个人不是，如果成绩一样，条件一样，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已经是党员的人。
哎哟，原来这样啊。我困惑了。她却笑嘻嘻的，跑掉了。
现在，我只要讲到中国信仰和中国人的信仰重建时，这个故事马上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像祥林嫂一样，可能还会讲这个故事。我在中国基督教最高学府——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里也讲过这个故事。那些听课的教会领袖、各地牧师们也很惊异。他们说，她的入党，是为了公务员才入党的啊？我说，那是她党风不正。那时正在“保先教育”之中，“保先教育”可以给她好好的教育。……
形形色色的信仰现象之中，我再给各位讲讲学者、文化人的信仰。
最近几年，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大力推崇文化民族主义，希望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能够寻找到一个关怀和支点，抵抗西方文化。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了。其中一项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儒教做成宗教。
把儒教做成宗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成民间的宗教，就是老头子、老妈子也好，民间庙会也好，强调一个“忠”字，突出一个“孝”字，强调一个对祖宗的尊敬和祭祀等等。这种儒教，在庙会里面体现出来，在民间集市里面体现出来；还有一种做法，是要把儒教做成当下的国家宗教。
从事这些事业的学者，有孔子的后代，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要把宗教，做成知识分子的、或者做成国家的宗教。像这些新儒教的代表，听说还上书给国家领导人，理由是为了捍卫民族传统，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大肆入侵，建议把儒教做成国教云云。
当然，这可以视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个人考虑而已。至于对各个宗教进行分别的专业研究的学者，做佛教、道教研究的，大多数出身于中国哲学领域，很多人研究到最后，就皈依佛门和道观。所谓皈依，就是到庙里面拜师傅了，拜师傅了以后就不吃肉了，素食，但是没离婚出家。做了在家居士。
做基督教研究的，大多是出身于外语、外国哲学或世界史领域。十多年以前，中国文化界就有个“文化基督徒”的概念。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即在感情上、理性上是认同、甚至信奉基督教的，但是他可能不一定受洗，不一定礼拜天要到教堂去做礼拜。目前在基督教的研究领域里，这样的学者不少。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研究道教的，也因为身体突然不好，专门到一个道观里辟谷去了。什么叫辟谷呢？“辟谷”在道教术语里，就是说修持一种道术，不吃饭或尽量少吃，由少吃到不吃，来体验一种精神境界。这是道教的一种修身方法，就像吃素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一样。
为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至少具有四种类型的信仰模式：当官的，挣钱的，有文化的，还有一个民间老百姓。你们说，哪一种信仰是最好的？哪一种是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当中最应该借助、认同的信仰？大家去思考，这个信仰现状确实很复杂。
三、 差异分别的中国信仰
这么听下来，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这里讲的信仰，好象乱七八糟。信仰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你不知道，关于信仰的准确概念和定义是什么？我甚至觉得，信仰这个概念，跟我们什么叫文化，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人是一样的，很难定义。它涉及面太广，每个人都有他的信仰，不同信仰方式，所以就很难界定。
中国人之间的信仰是有差异的。这是一种有差异、有分别的信仰。但是它曾经又是一个具有大一统传统的信仰，既有整体性亦有个别差异。更重要的是，信仰的差异，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而选择的信仰和信仰的表达方式就当然不同。所以，差异的信仰，是由于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导致的。
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或者是1949年到1980这个年代期间，中国人就有一种概念，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时候，你只能选择一种信仰，如果你有其他的信仰，那肯定是偷偷摸摸的，思想觉悟肯定成问题，肯定不是好思想。这个时候的信仰，应当是一个政治分类的概念。基于这样一个政治分类的概念，政治信仰肯定也是一种带强制性的政治认同方式了，别无选择。
那么，人们常常讲的，信仰是一种希望，信仰是一种真理，信仰是一种信任等等，它们又是如何表现出彼此的差异呢？
在中国人的信仰当中，中国人的不朽，它不是一个彼岸的关怀，它就是道德立身的一种关怀。生命可以不要，杀身要成仁。仁是在身家性命之上的。所以中国人直到谭嗣同以前，中国人的性命是不可以随意处理的。所以，一个臣子，在皇帝没要他去处理自己生命的时候，这个臣子是不能随意处理自己性命的。皇帝要给臣子赐死，臣子还要三呼万岁，感恩戴德，感谢皇上赐给一个完尸。因为他的性命不是自己的。在忠的层面是这样，在孝的层面也是这样。所以，明清之际的中国人曾经有一个人生命觉悟的思潮，就是希望自己去死，自己把握自己的死亡。
我的导师吴泽先生，曾经在1940年代间写过一本书，叫《儒家叛徒李卓吾》，李卓吾曾经为了他的死，写了一个遗言。他说，我死的时候，我老婆不要来、小孩不要来。我死的时候，只要我的朋友来。我愿意死在我的朋友手里,让朋友把我埋掉。在生命信仰层面，他就是一种突破，突破了一种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还有的像黄宗羲，也希望他死了以后，他的身体迅速烂掉，尸体要速朽。他觉得这个世界靠不住，不要去修坟墓，不要留给后人祭祀，不要到了清明节、大年三十的时候来祭拜，像那个陆游讲的：“家祭毋忘告乃翁。”这些都不要了，死掉算了，拉倒了。
近代的谭嗣同，告诉中国人，变革维新是要流血的，所以我今天就死给大家看看。到梁启超讲伦理的觉悟，是中国人最后的觉悟的时候，他就说了，死亡意识的觉醒，乃是中国人一个很大的觉醒。他有个名篇，大家可能看过，叫《中国人的死亡观》。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际上也继承了这一中国文化传统，这种精神、仁义变成了一种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理想。所以，当一个人献身于他为之献身的对象的时候，他的身家性命就交给了一个理想，其中就会有了一种叫做信仰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信仰，这就是一种经由传统转折过来的一种信仰。为此，信仰是一种寄托，信仰是一种道德，信仰是一种关怀。信仰——都可以这么讲,它可以很宽泛，也可以很有内涵。
最后也当然可以说，信仰是一种宗教。宗教只是一种信仰，宗教信仰也只是很多信仰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讲信仰可以讲国家信仰，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关键的问题是，在信仰这个核心概念前面，应当再有一个限制词，比如说政治信仰、国家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这些限制词所表达的意义本身，就能对信仰有个基本的界定，限定了信仰的表达形式和实践模式。如果这样来理解信仰现象的话，信仰问题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混淆了。
特别的现象，是有点类似那些官员的精神混乱状态。他们可能在政治信仰和人生信仰上的界线上，一时无法清楚定义，也可能是民主生活不够健全，甚至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所造成的结果。我看过一些材料，都是党报、党刊上的一些材料，因为反腐倡廉，有很多材料被披露出来了。这些人往往是当自己的仕途保不住，或者是特别想保官，想升官，想买官，却又觉得他的命运把握在他的上司一人手里的时候，他就只好去求助于迷信了。
对此类现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宗教起源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起初是自然力量，讲宗教是一种自然力量的崇拜；但后面还有一段话，我相信我们的政教老师可能忘记了，你们肯定也不注意。宗教还有一种起源——就是对社会力量的崇拜。社会力量，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可能会随着文明的进步，会使这些崇拜和宗教自然消失。这个社会力量的崇拜所导致的宗教根源，却难以伴着文明的消除而消除。特别是在自己命运把握不住之时，人们就不得不祈求于一个强大的、令他畏惧的力量。那些官员们的精神困惑，就是这种无法与人诉说的、不得不求助于人的被崇拜的社会力量，从而使迷信与民主问题发生了特殊的关系。这说明人们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更复杂、更加深层。惟有消除那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迷信，这种宗教，才能够转换为另外一种信仰形式。
信仰的一般定义，的确是不容易。现在再给大家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它认为，信仰是一种特定的人群和个人能够共享的目标、共识，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价值承诺。因此，一个人没有信仰，也许能够混下去；但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则是很荒唐的。所以梁启超早在100年前就说了，中国要有信仰才能进步。现在我们强调中国人的信仰重建，就是这个进步的要求，反映了时代特征。
当然，信仰的本质也可以是一种自我超越，是一种信奉、持守和追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所以你跟国外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谈到信仰，你说你没信仰，那就完蛋了。一个人活着没信仰，我怎么跟你交往。你凭什么让我信赖呢？但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的信仰特色不一样，可以没有信仰。
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着眼，信仰就是处理人和人、神和人之间的一种基础关系。人们的信仰，是一个终极关怀的对象，这种对象会影响到你和人的交道方式，甚至影响到你和你自己打交道的结果。信仰是会表达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常常熟悉的，有信仰的人会说一句话叫：“活出信仰来”。不管是政治层面的，还是宗教层面的，或者是文化层面的，你的信仰是应该表达出来的。它的表现，就能够表达为一种信赖、献身，一种虔诚。
不过，中国人的信仰不一定都与宗教相关。我最近看过一本书，叫《社会主义的道德信仰》，这个信仰是道德信仰。虽然道德是值得去信仰的，但道德挂搭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问题了。当一个道德出自于一个集团，出自一个利益集团，出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个人，这种道德信仰可能就会发生一种变质。所以，我们讲信仰是真理，是主义，是道德，这个话都没错。问题是，它应当有个本来的源头。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十世班禅，他曾经去中国佛学院上课，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佛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是个好东西呢？它的果报理论，告戒你不要做坏事。你如果做了坏事，下辈子你就可能变猪、变狗或者变成其他畜生。那人如果有害怕，他就不敢去做坏事。所以，宗教能够给人一种寄托，同时也给人一种敬畏。”
人最怕的是无法无天，所以你仅仅讲，你要做好人做好事，这是不够的。而且做好人好事背后，你可能还有一种利益的诱惑。你做了好事，我给你一个奖状，这种道德如果很普遍的话，也会成问题的。为此，道德的寄托，是人和人关系的一种规范性表达，既规范你的行为，也规范我的行为。如果大家要做好事的背后，都有一种利益需求的话——这本来也没错，但是仔细想想，再发展、延伸出去，就可能是很有问题的，甚至会走到道德的反面去了。
同样的道理，中国信仰也很容易发生这类的问题。中国人的信仰非常个人化，个人的信仰选择往往要以个人的利益、兴趣为依据。有些人不愿意接受约束，选择了信仰，但不一定皈依宗教。人们受的约束已经太多了，还来你这里受约束。于是，他就选择一种只相信自己的信仰方式，那只相信自己。
至于西方人的信仰，就要和宗教结合起来了。它更多的是群体的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人有了信仰之后，他往往会积极的、与同信仰的人去交往、沟通，他会到教会去做礼拜。虽然有些人也不喜欢到教会去做礼拜的，但他们常常会把信仰视为是一种宗教生活的表达。
信仰会告诉大家，应当聚集在一块儿。前几年在美国的时候，我曾经去黑人、黄人、白人的教堂，观察、体验他们的宗教生活。在教堂里面，人们过的宗教生活，往往就是一种公共生活，大家聚在一块儿，交流思想。做礼拜、读圣经之后，他们常常有一个茶叙的时间，而茶叙的时间就是一个聚会的时间，朋友、邻居或同事，都会因此而得以相聚。
聚会时候，有人讲自己的苦难，大家伙会为他承担；他有成功的时候，大家会一块儿和他分享，这就使大家建构了一种公共生活，可以叫做社区。我们现在讲社区，一个教堂、一个宗教建筑在一个社区里面，它们往往就象征了一个精神中心。可以说，这就是西方人的、或比较典型的西方人的信仰表达方式和宗教生活方式。
信仰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且不应当把个人的信仰当作一种隐私来对待。可是，我们遇到更多的信仰现象是，当你问及他人有没有信仰，你烧过香吗？你受过洗吗？往往会被视为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前不久，著名的林妹妹扮演者陈晓旭出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她被誉为“上品上生，洁来洁去”。媒体上对她议论很多，一时关注的对象。大家很关心她为什么要出家，削发为尼，甚至会探讨到她出家后面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对此，著名的余秋雨就在上海的一个报纸说话了，说不要再打搅陈晓旭了，这是她的隐私！再去打听别人的隐私，这是我们社会不文明的标志。
我当时就想，余秋雨怎么不懂信仰？信仰怎么就完全成为一种隐私呢？信仰是要表达出来的，但中国人就很喜欢把它表现成一种内心的事情，是个人一种神秘的体验，或者是我个人的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要求，跟别人没关系。的确，信仰确实是在你要行动的时候，他就不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事情了。宪法是保护个人的信仰自由的，宪法同时也保护个人隐私的。为此，人们也可以从中体会，信仰是不是一种个人隐私。如果信仰完全是一种个人隐私，这种信仰方式，几乎就是个人体验的神秘主义。这样的信仰，关注的是自己，不管别人。
各位朋友，你们到庙里去烧香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告诉一同去的朋友，你自己的香，是不能叫别人帮你买的。你得自己买。如果有一个人说，今天烧香我请客了，香火钱我全出了。你们会同意吗？懂得其中奥妙的人就会说，不要你帮他买了。自己的香，必须自己买；自己的心愿自己许，自己的菩萨自己拜。如果我帮你们买了这个香，你们也就去为他个人去烧香了，许的愿也是为他许的了。比如，你许了一个愿，升官发财，按照信仰习惯，那就是帮我求的；你要健康平安，也是帮我求的。因为香是我买的。这就是这种传统的信仰方式，一种中国人式的精神寄托。
当然，地方父母官或领导人去烧香拜佛就不一样了。他会代表当地全部人民祈求平安和谐。因为他的个人身份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信仰及其表达的差异。个人的信仰，只能为自己祈福。只有大人物的信仰，才能代表一方水土，祈祷国泰民安，经济繁荣。
四、 混合建构的中国信仰
显然，中国信仰及其表达方式，比较随意，比较个体，比较因人而异。有求必应，观音菩萨有求必应。你求什么，你求的心诚不诚，你不诚就不行，你来求就不一定诚。因此，中国人的信仰个体化的情况非常突出。
与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则是一群人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基本上是个人的，他不太喜欢和大家折腾在一起。所以，与西方人的信仰方式比较起来，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往往讲究过礼拜，讲究受洗、领圣餐，讲究一个群体之间的共同祷告、精神分享。现在中国人也经常使用“分享”这个概念了，它的本来意义，就是你有我也有。这个传统，其实就是从西方人的信仰传统中演进出来的。
很明显，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宗教概念，与西方人比较起来都不一样。当我们讲“宗”和“教”的时候，在中国汉语里面是要分开理解的，而在西方人里面，则主要是强调人和神的关系的。一旦讲宗教，肯定是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高高在上的一个崇拜对象；不像中国人祭拜一个神，一定会有一个具体的利益追求藏在后面。
比如说：今年大旱或今年洪水，我们去求一个神，结果还是继续大旱和洪水泛滥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不再去祭拜这个神了，可能会对它泼污水、脏水，或把这个神毁掉。他们也会咒骂这个神：“这个小子不保佑我，那么我今天也不睬他；我为你请客吃饭，你还不领情，我就不理你。”
认真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个被人祭拜的神，好像和人存在着一种贿赂与被贿赂的关系，好像中国人信的神是可以被贿赂的。否则，干嘛要交钱呢？比如，人到了寺庙里，往功德箱往里投点钱，就是因为一般人会以为，做了这种功德之后，神菩萨就会对你好一点。女孩子则是投一点钱，到佛菩萨的脚上摸一摸，到脸上擦一擦，好像就会漂亮一点。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一份好心情，但在其中难免有一种利益的交换关系，如同神人之间的互惠关系。
那不同的宗教，信仰肯定就是不一样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也都有捐钱的，而且是把一个月收入的1/10捐到里面。但这个钱不是捐给神的，而是捐给这个信仰共同体中所有的教友，或者是宗教活动聚在一起共同承担的费用开支。其中，不是说我给菩萨捐的多，就会获得更好保佑。好像人们到庙里去烧香，烧个高香，就可能保个很大的平安。实际上，神、菩萨不是那么容易被买通的，但中国人的普通信仰，大多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愿。
中国人的信仰，可能不一定完全跟彼岸世界或宗教体系相关系的。我们更喜欢在“立德、立言、立功”等问题上来考虑。中国人讲到信仰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道德教化。你要做什么事情，同你的道德教化，同你的道德修养，同你的文化素质是紧密联系的，而不说跟你的信仰对象具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一道德教化的根基，不是出自于一个终极的信仰对象，而出自于现实人际关系或权力关系的话，其最可能的结果，就可能出现一个这个历史中常见的现象：这就是人们对于日常道德原则的怀疑，甚至会发生疑问，怀疑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靠得住？换句话来说，你会如何去信仰固有的道德原则？你怎么去信任我们的信仰。这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信仰危机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近期少林寺爆出了一个案例。它说的是一个来自青甘西部的香客，在少林寺烧香。当他烧完香以后，庙里的和尚就跟他说：对不起，你这烛香要出钱。六千块。
当时我正好针对少林寺现象写过一篇与宗教社会学有关的文章，以后就有人给我发帖子说，你在瞎说！少林寺都成什么样子了，一柱高香，值六千元钱？！
这个问题，使我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虽然我对此过程没有全面的了解，但我后来注意到，寺庙烧香大都是明码标价的。最少的香，10块钱一支；较贵的，900块钱一支……，都明码标价，物价局核准的。你烧什么香、你许什么愿，你就买多大的香，你的愿就容易实现，愿小就买小的香。
就佛教的真实信仰来说，并不是烧的香越多，他受的菩萨保佑就越多。如果佛教就是这样一种佛教的话，那早就完蛋了。像这样的宗教，你怎么信得过呢？！不过，当下的佛教现象很是复杂，你们也不要去片面的批评佛教。在一些地方，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旅游局也大多参与了佛教寺庙的管理和发展，作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并且参与佛教寺庙的经营和分享。现在海南岛的三亚观音像，那就是旅游局、三亚市政府、佛教寺庙三家分红的。
用我关于少林寺文章里面的一句话来说的话，这就是“另一种信仰危机”
了。它与1980年代以后的信仰危机，既有关系亦有区别。民主和迷信的关系，人生与信仰的关系，曾经是1980年代以来信仰危机的主要内容。目前这一种信仰危机，则需要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讲起。
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很不一样。中国社会里面宗教功能的发挥路径，不一定要经过宗教的组织或借助于宗教制度的力量；中国人的信仰表达和信仰实践，往往要借助于非宗教的组织非宗教的力量、资源来表达。他们依赖的往往是现实的秩序和权力、道德习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历来都是很分散的、很个人的。中国人在表达自己信仰的时候，常常要借助于其他的力量、非宗教的力量。用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这叫做路径依赖。它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习惯了，只能这么去表达。而宗教组织呢，往往不是很健全。
中国人的信仰，是各种现实的东西与宗教资源的结合。孔孟儒学是不是宗教？争论很多，既可以说是宗教，亦可说不是宗教。但是，儒教之祭祖、拜天，是不是宗教呢？300年前，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就搞不清楚，中国人到底信的是什么神？！可是，利玛窦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则是无疑他采取了易佛补儒的策略，走的一条上层路线，跟儒家知识分子、跟皇帝去交往沟通。后来皇帝喜欢他了，儒教学者接纳他了。他就好办了。但他的后继者，又跟皇帝吵翻了，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告一段落。
就事实而言，儒学是不是宗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关键是它在中国还有些用处。现在西方的宗教界和宗教学人士很喜欢跟中国的儒学对话，而不太喜欢跟中国的宗教对话。这还是利马窦的一个传统，觉得中国的宗教在中国太边缘化了，中国的生活不靠宗教来组织的。尽管中国人具有他自己的信仰和信仰方式，但是跟儒学打交道，有时候就等于是跟官方信仰打交道。
我曾经认为，儒学是个信仰体系，但不一定是个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如果把儒教视为一个宗教体系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依赖权力秩序的宗教体系。它缺乏的是自己独立的宗教制度或者宗教组织。所以儒教很不一样，它没有专门的制度化，而它的天祖信仰，却又在中国信仰结构之中很有影响、很有地位。
儒学知识分子身在官场，同时却以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作为他的官场信仰的补充，作为他在官场当中的另外一种心灵寄托。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哲学家，大多数都有一种信仰，在个人身份的背后藏着。刚才讲的李卓吾、黄宗羲，都有佛教信仰。王阳明，他则直接把佛教的东西变成了儒教心学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人一种很奇特的信仰方式，如同身在曹营心在汉，身为儒教学人、朝廷官员，但他们信仰方式却可以是儒佛、佛道互补，就像我刚才讲的几种信仰方式纠合在一起那样。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或者精神寄托，不完全是靠救赎，也没有末世论。世界观之中的世界，不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天堂。如果有末世论的话，他们又往往把信仰的改变，寄托在权力秩序的改变上。这个朝代不行，换一个朝代。这个皇帝不行，换一个皇帝。这个人不好，换一个人。怎么换，不用管，甚至管了也没用。权力秩序无法更换，中国人的信仰变迁也成困难。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的深层内涵。问题已经超越了信仰本身。
因此，信仰危机中的信仰，反而不是危机的主要问题了。传统中国人信仰的天命，对理解目前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有一个极好的说明。按中国人的天命信仰，每个人都有天命，中国人很喜欢讲天命。女孩子喜欢叫妈，在她身处逆境的时候，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叫一叫妈啊。一般的中国人则很喜欢讲天、讲天命。中国人还喜欢讲“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至于天命的信仰，中国人普普通通的，可以有信仰，但是不一定能够表达这个信仰。一般中国人的天命信仰，就只能转换成为个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
你想想，传统中国之中，谁敢祭天？谁敢组织祭天的仪式？谁敢祭天？灭九族！谁想私下里祭天，他就是想当皇帝。天命信仰的表达和实践，就是官方信仰，就是传统的国家信仰，传统的国家权力信仰。
我去年曾在《文汇报》或《光明日报》上，看到一则对河南省省长的批评。这位首长在主持河南新郑的祭黄帝大典。当时，鼓乐齐鸣，香火缭绕，祭文出来了，牛猪羊三牲也杀了，天空出现了一片彩云。正当此时，这为河南省领导欣喜无比，大声呼喊：“吉兆！吉兆！”
对此现象，一家官方报纸严厉批评了这个省长。理由是，一个省长怎么能说你主持祭黄帝大典的时候就出现了吉兆呢？传统中国，如果这样说话，就会说明你是一个想改天换日、自己做皇帝的人；就凭这件事，皇帝就会灭了你的九族。传统的祭祀大典，只能为皇帝操办；这种话，也只能是做皇帝的、或是想做皇帝的人才能讲的。一般的人讲了，就是大逆不道。该报纸批评说，在当代中国，祭祀黄帝，不过是表达我们的纪念罢了，你怎么搞出宗教迷信了？最后认为，这位省长的思想觉悟不高，需要好好学习云云。
然而，这些批评，牛头不对马嘴。你想想，这个省长在祭中国人的人文初祖，黄帝是一个经由中国文化做出来的祖宗，他又不是我们的血缘之祖。依据中国人的宗法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你跟我或许就不属于一个血缘传统，你跟我或许就不是一类人。为此，超越这一传统的，就是我们的政治认同、权力规训，不过是把血缘的、民族认同建构在里面罢了。所以，这个省长之所以会讲出这种话，不过是借助于祖宗崇拜及其信仰祭祀的仪式，表达了一种强大的权力认同而已。
这就是中国信仰中的天命信仰，在它的里面深藏有权力的认同和制约。即使是中国人讲求的道德信仰，也在其中藏有这么一些制约。道德信仰从哪儿出来？从祖宗出来，从炎帝、黄帝那儿出来？还是从社会人际互动的关系建构出来？从祖宗出来？祖宗死了，成为了祖神。从黄帝出来？黄帝的神话，成为中华文化社会的创始人，同时还是道德信仰、民族认同的根基。因此，中国人的核心道德信仰之中，立言、立德、立功，不一定具有终极的关怀形式，却又成为了中国人人际互动的价值规范。
天命、祖神、炎黄信仰，就是这样一些具有终极特征的信仰内涵。但是，它们的表达和实践方式，却只能以现实的权力秩序或行动规范作为基础，这就限定了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只能是各种资源的混合建构，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或宗教体系。信仰由此被加以分别了。
五、 多层替代的中国信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的批判，甚至是颠覆性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曾经有三种思想主张，希望取代宗教。
这三种理论思潮，一种是以梁漱溟说的“道德代宗教”，一种是陈独秀讲的“科学代宗教”，一种是蔡元培讲的“美育代宗教”。但是，这些“取代”的设想和行动都没有成功。这些文化思潮，后来都被归纳到一个中心，被归纳到一种政治思潮，“主义取代宗教”，被当时中国人接受和理解的学说及其主义所替代了。
如果道德能够替换宗教，道德就不是一个终极性的；如果说美育能够替代宗教，那就是孔子说的，志于道、游于艺，就是一种智慧游戏，是一种美学的、哲学意义上的游戏；如果科学能够替代宗教，导致科学成为主义，科学就会成为万能的世界观。尽管科学只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不解决人和自我，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当科学变成信仰的时候，它也可以把一种道德、学说变成主义，也可以把一种政治主张变成最后的关怀。最后是科学替代了信仰，把科学两个字，转成主义替代了宗教，变成了信仰和此岸性的关怀，被转成一种信仰方式。
不错，中国人是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核心的信仰，主要的信仰或者说基本的信仰，但是这个层面，是不是有一个多元的选择空间。这很重要。然而，多元的选择空间，会不会有不同的信仰的要求和寄托，同时还能自由地表达出来，予以实践？这就要依靠目前的社会建设了，这也就是我经常强调的宗教社会化、或者是信仰社会性的表达诉求了。
传统的说法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的是传统中国的国家使命，就在于宗教活动和战争讨伐。把这两个事情做好了，国家及其权力秩序才能建立起来。这就奠定了中国人的信仰传统，要祭祖，祭天，使它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这些信仰方式，要被转换成一种个人信仰的话，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它们就变成了一种道德的、权力的要求。
中国人的道德信仰，本质上就藏有这样一个要求在深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道德讲究。更要指出的是，这种核心道德信仰，却因与祖宗和天命的信仰而存在着与官方信仰内在打通的关系，从而会使中国人的信仰内涵之中具有一种伦理化、权力化和政治化的内在逻辑，很容易被卷入国家政务和国计民生等大事之中去，使信仰也成为了国家、政治紧密相关的大事。
国家主持的祭祀活动，由此而变得非常的重要，变成国家之重大政务，变成一个国家的公共事务。传统中国就是这样，祭天、祀祖、封禅，祭社稷、登泰山、封圣人……，这些信仰活动都是国家的象征。延至今日，我们现在的祭孔、祭炎黄，都是国家级公共祭祀。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习惯、纪念活动，像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以纪念张思德一样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其中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信仰传统。因为这些祭祀内含有人们的信仰习惯，却又要经过国家认同、官方主持，这就建构了一种所谓“公祭”的信仰表达方式。古往今来，其影响日益重要，而且会越来重要。时下里对公祭的热烈讨论，应当要注意到其中的这一奥妙。如宗教，非宗教；即信仰、即权力。
为了进一步把握中国人的这种信仰特征，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2006年，我去武汉参加一个道教研讨会，其中有来自台湾地区亲民党的贵宾，连同这个会议一起到神龙架祭炎帝。在这个祭祀活动之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祭炎帝的祭坛旁边，有一个观音庙，里面供奉观音菩萨。出于社会调查的习惯，我就跑进观音庙去看看，和庙里的法师聊天。
我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祭炎帝来的，你设个观音庙在这里，不煞风景吗？
法师说：你不知道，我这个观音庙很管用。你们在祭炎帝的时候，表达的都是民族大义、国家要求，比如两岸统一、国家安定啦。那是大家的事情。但是，还有些人、包括官员、老板，祭炎帝的时候，他个人的要求怎么办？他就可以到我的观音庙里面来求观音了。
一个祭炎帝的祭坛，一个表达个人精神追求的观音庙。这使我恍然大悟。一个官方的，公共的，公祭的，大家都要求的；一个是个人的，私人的，自己的，隐秘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信仰现象啊！
为此，我后来又问了炎帝祭坛的负责人，我说，祭炎帝，个人可祭吗？他说，不行。家族可祭吗？不行。他回答我，这是要预约的、并且要经过有关方面批准的。没有批准，不好公祭。这似乎在说明，所谓公祭，一定要经过官方批准。它有种权力的合法性要求藏在里面。但观音庙里面，谁都可以进去，哪个都能祭拜。不仅在炎帝祭坛的地方能祭，其他寺庙里也都可以能拜。这是一种极其明显、深刻的信仰分别。
诚然，应当指出的是，在公祭炎帝的信仰方式当中，其中包含有一种普善性，有一种信仰普世特征。中国人都祭炎帝。你会说你不是炎黄子孙吗？你能不接受这一炎黄信仰的认同吗？
炎黄之祖，是人文祖系，本来不是血缘系统。可以说，这是一种相象的建构的信仰共同体。这是一种信仰符号，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象征。但这象征是公共的，属于国家权力秩序分为之内的东西，国家要管的。至于像刚才讲的，炎帝祭坛旁边的观音庙，就不是国家直接要管的，随你自己去祭拜。因此，中国人的信仰模式之中，一直存有一个私人信仰与公共信仰之间的区别。
与此比较，中国人之中的学者信仰就更加复杂。中国的学者很累，既要管自己的身家性命，又要管老婆孩子，还要治国平天下。你说能不累吗？最累的，是还要看皇帝的眼色。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啊，是哲学，又美学，同时还是政治家。既是理论家，又是行动者。这个是最累的一个原因。所以他要急流勇退啊，独善其身啊，怎么办呢？他的信仰就是如此，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他都要表达、要有实践。所以，儒教知识分子要儒佛互补，儒道互补，官场里面不够的，只要走出庙堂，在六合之外精神走私，去江湖之中寻求一点个人的信仰关怀。为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方式也是一种私人信仰，虽然在他们头上悬挂的却是官方信仰、为民请命。
然而，精神走私，就会出现民间信仰，所谓的“封建迷信”。它表明学者信仰的不稳定。传统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实际上是哲学、政治、美学、个人信仰三种东西放在一块儿，最后归属于一个权力秩序、公共宗教里面去了。这也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会出现道德代宗教、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化思潮的基本缘由。
至于民间迷信，那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乱七八糟”。当代中国有五大宗教，民间迷信不算其中，但是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精神关怀，就是这种不在宗教体系之中的信仰方式。
正是这些不在固有宗教系统中的信仰表达，有时会很麻烦。他们的表达往往不拘时间地点，完全根据他们的信仰需求。比如有些老人，因为他们原来烧香的庙给拆掉了，迁居新地方，却没地方烧香，他们就在野外烧香，实践他们的信仰。可是，这不符合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原则。可是，这些老人家会对这些管理人员说：“你们啊，不去管贪官污吏，却来管我们老人家烧香”？对此，那些地方官员无言以对。想想，他们也无碍大局，只好听之任之。
还有中国人几乎都有的家族信仰，其中的意义就更加丰富了。家祖信仰的一个重要表达，就是祭祀祖宗。每年农历清明、7月半、大年除夕的时候，就是这一信仰的最好表达时机。我们今天中国人是讲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实际上也是一种家祖信仰的放大而已，同时具有中国人的宗教特色。
不能发现，中国信仰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有核心信仰却又可以多元选择，各种各样的，林林总总，可以凑一块儿，但又有权力约束。权力，哲学，伦理，美学，宗教，一种同构，权力主宰。根据权力的需要，这些个信仰，老百姓，学者，统治者都是各有不同，却又九九归一。所以，可以说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但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有的是信仰，只是这些信仰并不完全归属于宗教，而信仰的表达方式，也就随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了。
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们讲中国人的信仰重建，当我们讲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究竟是哪一种信仰危机？是哪一种信仰需要重建？佛教有佛教的信仰危机，佛教的信仰危机，大抵上就是：“信佛不进庙。”
而基督教的问题，可能是“信神不信教”。我信上帝，但是我不相信你这个教堂和教会，不相信某某牧师。那么，什么是中国人普遍的信仰危机呢？所谓的中国信仰，其实是可以分类处理的，不要把所有的信仰，像煮八宝粥一样，全都搅浑在一起了。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信仰，在一个权力稳定之时，这个信仰也许不会出问题；但是在一个时代变迁、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也要改变、国家权力出现分化的时候，信仰的问题就会随之呈现，而不同层次的信仰就有不同的实践要求、不同的表达形式，不同的危机现象，进而就会有不同的信仰重建之方法和路径。
当然，个人的信仰容易解决，而群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信仰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而信仰的分类，中国人一直不太注意，给忽略了，具有混合信仰取向。至于信仰的表达和信仰的实践，则需要一个公共的基础，一个公民社会。因为，信仰建设与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我们讲宪政建设，讲民主建设，讲社会建设，讲和谐社会建设，其中有一个很根本的要求，这就是国家权力和个人精神权力要有两分，不两分则会导致很大的麻烦。公共权力怎么与灵魂的管理之间建构一种制度的分割、促使信仰、精神、灵魂获得一种自理、自助的可能。这个问题，将会涉及到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当一个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同时又是一个精神领袖的时候，他一个人把两种权力合二为一，对普遍的人群发生一种强制性规范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更大。公共权力就很容易被等同于一种道德楷模、精神信仰，从而会忽略了人们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要求。当信仰、精神、灵魂都被纳入公共权力秩序之时，信仰、精神、灵魂就转成了公共权力的对象。此时此刻，真正的中国人的信仰，就只能是精神走私了，而公共权力则进入了人们的信仰、精神和灵魂，无所管束了。就此而言，中国信仰的重构，就不仅仅是信仰本身的问题。首先要为权力“祛魅”，然后才是信仰的重建。
最后，借用梁启超的话作为结论：“中国当以有信仰而后进。” 然而，什么信仰？怎样建构？这才是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重建、中国进步之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