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我没有异议，因为我们的确有着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史；说我们是“礼仪之邦”，我非常反感——每天面对数不清的“不准这个”、“请勿那个”的告示，每天在公共汽车上听着“不要随地吐痰，请把绿色座位让给……”的噪音，傻瓜都能意识到：真正的“礼仪之邦”是不需要这些的，所有这些要求在礼仪之邦都是人们自觉、本能的行动，犹如人们方便之后必然会使用卫生纸揩拭一样。连卫生纸都不会使用的民族，其所在国度能称之为“礼仪之邦”吗？
可笑的是，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真实的事：在澳大利亚旅游胜地，均用中、英、日等文字标明“厕所”所在地，但是在厕所内，却单单只有个中文的告示：“大便请入坑，手纸请丢入纸篓。”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这只是一些非常皮毛的小事。因此，虽然在年初观赏了名为“盛世大联欢”的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我正考虑春节后换套房子住，原来的两居室已经租不起了），虽然前段日子目睹了“神六”上天（尽管比苏联落后了40年），我还是难以产生什么自豪感。我在想：中国在孔子时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却变得如此的粗鄙和糜烂？ 当我吃饱了撑着的时候，这问题在我眼里是如此的严峻，我无法忽略，无法逃避，同时更无法找到答案，我只能像孔子那样大喊一声：“苍天！” 我装模作样地向着天上伸出双手：“上帝啊，请告诉我，这世界是怎么了？”但是，十有八九我没这么追问过，这样问的人怎么看怎么像个殉道者，而我无道可殉，因为我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在我42年的生命中，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上帝的影子。 “上帝”是人们敬畏的对象，是面镜子，是个榜样，是个路标，是个裁判……而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中，“上帝”一直是缺失的，就像孔子提倡的那样，“敬鬼神而不事鬼神”。国家的“上帝”缺失，造就了国民的“上帝”缺失。 自上古时代开始，我们的古人就只信天上的上帝，却不伺奉天上的上帝。在古人眼里，“上帝就是上天”，所谓“天、帝、神”合一；统治者就是上天的儿子，也就是“天子”。西周以下，所谓“天子祭天，诸侯祭土”，所谓“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说祭天是天子的事情，而人民虽享受着上帝所赐予的福运，却无需去祭祀他，因为有天子作代表了。如此，既然天子已经成为上天与人民沟通的“媒介”，人间社会也就“无需任何的专门神教人员和专门的神教组织来代表天，来帮助上帝和人民进行沟通”。换言之，就是专门为“上则加冕皇冠、下则教化灵魂”的专职教会和教士，便没有了存在的需要。因此，在漫漫的五千年里，中国从未产生过的西方中世纪那样政教合一的极端专制统治。 相反，我们数千年的文化文明历史形成的儒家文化，即“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操守为标准的君子文化和以自由为追求的人道文化”，则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逐渐地朝着“视上帝于无形”和“上天更爱人民”这样一些思想和要求发展，所以，从总体而言，我们的古人也就愈加地“重人道而轻神道”，其结果则是“重学术而轻宗教”。所以，中国才会有所谓“师道尊严”的传统，而无“教道尊严”的传承。因而，在中国，宗教要想爬上比“师道”还要尊严的地位，甚至要爬到“天子”的头上，以教权代替王权，更由教权来加冕王权，从而形成“教政合一”的极端专制体制，也就更加没有了可能。 这是中华文明的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全民无信仰的负面效应。从古到今，当一个中国人提到“老天爷”的时候，他是在请求得到某方面的公断，或者是警示别人行善戒恶，因为“老天爷”是公正的象征，却全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上帝”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的戒律，信仰“上帝”的人必须对其所作所为负责，死后根据其所作所为或进天堂或下地狱，并在“世界末日”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接受最后的审判。而“老天爷”对人们并无具体的威慑力，它仅是一双道德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世间的芸芸众生…… 因此，敬畏上帝和敬畏老天爷有着本质的不同，上帝的要求是严厉的、必须遵守的，老天爷的要求却是松散的、可遵守可不遵守的。中国有句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全国人缺乏必须敬畏上帝，缺乏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则国人的文明程度、道德水准自然会大打折扣了。 佛教是乘虚而入的外来宗教，是在近乎四百年的乱世之际得以流传发展的，其影响之速和播流之广，迄今尚无一家宗教能够与它相比。但是，佛教的迅速中国化特别是唐代中期之后佛教“禅宗”的出现，将西来的佛教经典，进行了一次向我们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学”的转型，从而使播流中华的佛教因拥怀“儒心”，而成为与中华文明相融相透的真正中国式佛教。这种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式佛教摒弃了苦修，主张一个机缘、一次顿悟就能成佛，迎合了中国人求逸嫌繁、急功近利的心理，中华文明的“同化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及至后来，善男信女们虔诚的烧香拜佛，更是蜕变成了仅仅祈求佛祖和菩萨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多子多福，造就了国民投机取巧、不思进取的心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中国缺失“上帝”，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又的确是个礼仪之邦，因为我们有注重道德、讲究礼仪的儒家思想，“孔子言仁，孟子言义”。自古以来，中国儿童启蒙时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传授的是怎样做人，培养的是谦谦君子——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20世纪70年代看过的一篇小说，说是某地的儿童中莫名其妙地开始流传一首童谣，内容我到现在还记得：“青菜帮，罗卜根，我们是孔圣人的亲孙孙！”结果最后查出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老地主教的，为此，红小兵们把他揪了出来，又是打倒，又是批斗…… 斗争老地主的事我倒是没有干过，因为没有机会。不过，我目睹过许多相互揭发、明争暗斗的人间丑剧，我自己也在五、六岁的时候恶狠狠地用石块砸死过一只小鸡。我们大院经常停些过往的汽车，我们经常把汽车轮胎的气放光，经偷车上的东西去卖。我们经常莫名其妙地把别人家的玻璃窗打碎。我们上课时保证一定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下课后就去偷农民的玉米番茄。不错，伴随着成长，我们原有的仁义忠孝廉等等就是这样渐渐地消失殆尽了，我们成了什么都没有的人。 前段日子“新浪”搞了个人们不幸福原因的调查，结果多数人选择的是“没有信仰”。出路在哪里？药方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早在清末民初，有人就提出过中国没有上帝的问题，并开出了“全民信仰基督教”的药方——这显得非常可笑，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从娃娃抓起”是个时髦的口号。为此，老果斗胆开出一个土方：现在的娃娃上学前不是有个幼儿园吗？干脆幼儿园里什么都别教了，就让孩子们背《三字经》（可不是什么《新三字经》哟），几年的时间总可以背个滚瓜烂熟了吧？这样，娃娃们在上小学前不光可以学到些“封建伦理道德”（过去通用的评语），学到体味到汉语优美的韵律，还可掌握一些“浅近的历史常识”（也是过去通用的评语）。而且，背熟了《三字经》，我敢保证娃娃们将来学起语文来会顺当得多。 这样一来，娃娃们一定会从《三字经》里体悟到：原来，把梨从别人那里抢过来并不见得是一种本事，把更大的梨让给别人吃才是真正的乐趣；原来，古代的母亲更爱国，她不是教孩子怎样才能在将来不吃亏少吃亏，而是从小教育孩子要精忠报国……如是，这些娃娃长大以后，说不定会比我们更明事理，我们的社会就多了一些不仅仅是回归“礼仪之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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