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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谈论“儒教非教”

时间:2008-01-03  来源:网络  作者:胡小伟 点击:

最近国内宗教和哲学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论争,讨论儒学是否“宗教化”,或者说是否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儒教”,时贤论往辩来,亦多启发。这正好牵涉到拙作近期论列,无可回避,姑略申管见,以求同好教正。

《中国儒教史》目录上仅有“儒教与天主教的决裂”一小节,文不对题,著者又在网上发布了他《儒教通论》第一篇“传教士看儒教”加以接济,但仅及《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片段,并以“法文版1978年的序言”一言为据,就否定了利氏自述“不只一次地讲过,儒教与宗教无关,儒教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之上的哲学”的史实,轻率得出“利玛窦的后继者几乎都明白,儒者们祭祀孔子,就是把孔子当作神灵;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的灵魂。而这种祭祀,就是被基督教称为偶像崇拜的东西”的结论。看来著者并未研究“礼仪之争”的大量文献史料及双方的长期论辩,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阙失。

清朝以康熙皇帝、耶稣会(The Society ofJesus,反对派称为Jesuits)为一方,罗马教廷、多明我会(Dominnicans)、圣方济各会等为另一方的“仪礼之争”文献中,对此已有清楚说明。如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十一《谕西洋人》大段说明了中国的敬天尊孔缘由:

“因自多罗(Charls Thomas Maillard deTournon)来时,误听教下阎当(Carolus maigret),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稍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既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此即大不通之论。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若过御座,无不趋跑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岂可怠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如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据尔众西洋修道,起意原为以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若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号呼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在渊鉴斋召见西洋使臣嘉乐使节团及在京西洋人,嘉乐争辩利玛窦在中国供牌位与称天为上帝,是“不合教之事”时又说:

“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朕为皇上,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如必以为开辟以至如今此七千六百余年,尚未至万年,不呼朕为万岁,可乎?且此等事甚小,只合向诸管衙门地方官员处议论,不合在朕前渎奏。”

康熙的话浅显通俗,无需训诂,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敬天、法祖、尊孔的世俗性质。鉴于在“儒教是教”说认为的“政教合一”社会中,康熙无疑具有“教主”的权威地位,又是中国人最初与西方宗教使团进行的平等对话,这种将礼仪与宗教的自觉比较与区分,就更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了。事实上嘉乐本人也接受了这些说法,提出了尊重中国礼仪文化的八项妥协方案。倒是罗马教廷1742年由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ⅩⅣ)颁布的著名教谕《自上主圣意(Ex QuoSingulari)》非要把儒学判为异教。这方面的文献及论着已经不少,但似乎一直没有进入目前争论双方的学术视野。康熙帝的谈论虽然晚近,且是“一家之言”,但如果考虑到他的身份、地位、时代、场合诸因素,很可能上演一出“卷帘格”,以“倒卷包”之势横扫“儒教是教”论列的唐宋元明诸说。

我注意到出席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组织的“儒学与宗教”第一次座谈会上,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杜瑞乐发言时认为“儒教是教”命题存在一个悖论。他介绍“宗教(religion)”概念说:

“这个想法是从欧洲17世纪左右开始有的。为什么在欧洲出现了呢?就是因为欧洲人特别是和东方的文化有关系了,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欧洲的知识分子那个启蒙运动的概念没有一个想象的、理想的中国,一个没有宗教但是有道德的中国,他们不会考虑到会存在这种社会空间,这就是有政治的一个方位,有宗教的一个方位,有道德的一个方位,有艺术的一个方位,以前的是一起的嘛!但是近代以后分化了,欧洲人现在有办法考虑有宗教性的空间,有非宗教性的空间。”

可见不仅是启蒙运动,连近代西方宗教也是以中国社会的非宗教性为参照物后才明晰起来的,证实了康熙的说法已在双方建立起共识。“儒教是教”说要想颠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恐怕还需要敢于面对更多、更全面的真实。

我以为,争辩双方在考据训诂上的激烈辞辩,钻入了历代经生的陷阱,有一点舍本逐末,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敬天法祖尊孔在典籍经传中,与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伦常日用及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关系大有不同。《儒教史》走的是解经注经的路数,辩论者如果一不留神走进这个路数,就会面对历史上曾经设置的无数个循环论证的怪圈,和无数个没有价值的论题论据,再争论一千年也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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