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神父、修女、修生、教友
上海开教四百周年
一六零八年，徐光启因父丧丁忧，（古时候，官员们因父母丧事辞官回乡，守孝三年，称为丁忧）从北京返回上海，途经南京，去拜见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神父，请他去上海宣传福音，郭神父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到上海先住在徐光启家中，作为福传工作的基地，为徐家大小傅了洗。徐光启当时身为翰林，其知识渊博且德高望重，他和他全家皈依天主教的消息很快传开，影响极大（参阅费赖之神父所著《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郭居静神父传略。）郭神父又把福传工作扩展到上海郊区。可见一六零八年对上海天主教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明年二零零八年将是上海开教四百周年，值得我们上海教区隆重纪念。
郭神父在上海两年，领洗入教者二百余人。一六一零年郭神父到杭州等地开教。一六二零年回到嘉定传教，于一六四零年安息主怀。
继郭居静神父之后，耶稣会领导派遣多位会士来上海传教，其中工作时间较长、成绩较显著的应推潘国光（Francisco Brancati）神父。他于一六三九年到上海工作，据费神父书中记载，第一年就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人领洗入教，第二年有一千二百四十人。他如此辉煌的成绩得力于徐光启的孙女许甘第大夫人。他于一六四零年就建造了位于上海旧城内梧桐街上的一座中国式教堂。这座圣堂历经沧桑后尚属完整，先后被做过关帝庙、学校等。它曾是上海教区的中心，并拥有规模较大的学校，该堂颇有纪念价值。教区里李式玉、艾祖章、阎智恩几位神父及张家树主教和我都在这座堂里领洗入教。该堂一度为学校所用，现我们正在申请将使用权归还教区，希望能早日实现。
潘国光后来因教难被发配到广州，一六七一年清朝廷下旨恢复传教士自由后，潘神父准备返回上海时却因病于是年四月二十五日死于广州。教友将其灵柩运回上海，安葬于南市圣墓堂内。几百年来上海教区的神父修士，包括明末清初四大画家之一的墨井道人吴历（字渔山）神父等数百余人都埋葬于此。文革期间，圣墓地遭到大肆破坏，棺木被挖出、墓碑被运走、尸骨被抛在路边，真是惨不忍睹。这是上海教区的一大惨痛，我身为主教，对此倍感伤痛。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在我们一生的岁月里，无不充满着天主的恩宠。我回顾自己已虚度了九十一年生命里，想我所蒙受的无数恩宠之中，最大的莫过于信仰了。圣保禄宗徒在给罗马人的信中说道：“凡呼号主名的人必将得救。”接下来又说道：“但是人若不信他，怎能呼求他呢？从未听到他，怎能信他呢？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他呢？没有奉派遣，人怎能去宣讲呢？正如圣经所记载的：‘传播福音的人，他们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呀！’（罗10:13-15）所以，传教士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福传旅程
我们知道，首批来到中国传教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以及范理安、艾儒略、郭居静、卫匡国等，他们自称来自泰西，即极远的西方。这些青年大都出身名门贵族，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他们为了实践耶稣的教训“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16:15），毅然决然地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道了永别之后，远涉重洋、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绝对陌生的东亚。我说他们和亲人道“永别”，是因为他们再没有回到故乡，再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和友人。耶稣要求于门徒的，乍听起来，似乎太生硬太严厉，难以实行，路加圣史在福音中记载：“他们正在行走之间，有一人就在路上对耶稣说：‘不论你到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回答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巢，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耶稣又对另一个人说：‘你跟随我吧。’那人回答说，‘主，请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对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天主的国。’另有一个人说，‘主，我必跟随你，但请允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回答他说：‘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路9:57-62）耶稣要求的是无条件的彻底跟随，传教士们都实践了。我说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是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是今天的豪华邮轮，也不是火车上的软卧、包房，更不是超音速飞机，而是险象环生的帆船。他们从南非的好望角绕行而来，在大海上随风飘摇，吃咸菜、啃硬饼、定量饮水、少药无医，任凭风吹雨打日晒长达约半年之久。途中死亡，尸体被抛进大海的人不在少数。
重重困难
他们终于踏上了中国土地，却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孤零零好不可怜。他们得独自面对迎头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风俗迥异，他们接触到人们的目光不是好奇就是冷漠，甚至敌视。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何处立足、何处安身，然后如何着手开展福传工作。明末清初，当局奉行闭关自守政策，除少数商人外，不允许外国势力进入我国境内，违反者往往立即被驱逐出境。如遇频频发生教难时，有坐监失去自由的危险、有杀头失掉性命的危险。聪明乖巧的人不禁要问：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蛮人冒险闯入我国到底贪图什么？为赚钱吗？他们不做买卖；求功名吗？他们不可能去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也不可能去做官。那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其实，他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他们公然地说：我们想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向一切人宣传耶稣基督，他于一千五百年前在犹太被处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动力是天主，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催迫我们来向你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宣传他的福音。我们来帮助你们认识从古至今所追求的“道”。“道”不是指道路、真理吗？不是指生命、指天地之母吗？你们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写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25章）但你们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德经21章）就是说不清楚。那么我们来告诉你们，你们世代追求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中国人自古以来求天人合一，可是儒家只讲人、讲入世、讲为人之道、讲人际关系，但不讲天、不讲彼岸，这就达不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们给你们讲天、讲天人合一，补上儒家所忽略的，这就是我们远道而来的目的。
福传收获
为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教士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语言不通吗？他们下苦功学习掌握我们的文字、语言，他们的确都精通我们的象形文字，而且总是虚心请教、恒心钻研，不久，他们也像我们的士大夫一样，满口“子曰”“子曰”，俨然成了儒学专家。他们做到了保禄宗徒所说的“为一切人我甘心成为一切，为的是拯救一切人。”（格前9:22）风俗迥异吗？他们知道入境应随俗，他们卸下西服，穿上儒服；饮食起居完全汉人化；因为中国人敬老的传统闻名四海，传教士们都蓄长须。为消除人们的偏见和冷漠、敌对的情绪，他们更是敞开大门，迎接所有来访的客人，不论老幼贫富，一律热诚接待，从不拒人门外，而且总是耐心仔细、不厌其烦地回答人们的问题。
来华传教士都受过高等教育，博学多才，他们除了具有高深的神哲学知识外，还分别掌握天文、地理、数学、医学、艺术、机械制造等专业知识，能为上至朝廷下至贫病劳苦大众服务。他们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最新的科技成就，同时，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现在国际国内的学者都承认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受到不存偏见的人们的尊敬，他们的功绩不能磨灭。拿我们上海教区来说，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九世纪中叶重来沪滨时，就创办了徐汇公学；一百年前创办了震旦大学；以后陆续创办了二十余所以教学著称的中学；也在一百年前创办了畲山天文台、徐汇气象台，以及多所新式的医院；此外还有中外著名的藏书楼，以及被中国大画家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摇篮的土山湾画馆（见2007年12月6日《解放日报》）。传教士在宣传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福传方针
早期传教士以他们的才华折服了中国的上流阶层，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奉献、服务精神感动了无数群众，使基督主义能在中国立足、扎根且开花结果。他们的传教方针是将基督主义本地化，使之融入中国文化，主张对话，反对对抗。
由于传教方针和策略正确，经过一、二十年的辛勤耕耘，朝廷内有传教士供职，这可以保护在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使他们可以公开自由地宣传福音，于是一时间传教士活跃于中国大地，取得了极大成功。利玛窦死后得蒙皇上赐予墓地，安葬于北京城内。
平信徒的作用
传教士们深深体会耶稣所说的“庄稼多，工人少” 。他们知道单靠少数的外国人是不能大规模开展福传工作的，于是他们大力培养当地的传教力量。具体来说，他们在教友中选拔骨干，培养他们作助理，组织教友，让他们当会长管理教友。当时没有修女会，国外的修女会士多数属于隐修或半隐修性质，而不远涉重洋做传教工作。于是他们就培养贞女，加强她们的神修，发贞洁愿，但不离家，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圣堂、教授儿童要理上。传教士致力于讲道理、行圣事，云游各地。初期教会的宗徒们不就是这样宣讲耶稣基督的吗？
上世纪中叶，梵二公会议强调平信徒的作用，并宣称平信徒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四百年前就曾是平信徒的时代。康、雍、干、嘉几位皇帝时屡有教难，传教士一律被驱逐出境，中国的平信徒、会长和贞女们维持了教会，使教会得以生存，所以我们也应向他们致敬。今天我们纪念上海开教四百周年时，在纪念郭居静、潘国光等神父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应纪念并效法那些默默无闻、毕生为教会工作、并因此而遭受许多痛苦的会长、贞女和教友们。
福传使命
由于天主上智的安排，外国人来中国宣传福音的时代已告结束，天主把这个神圣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欣然接受这个使命，并把福传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纪念上海开教四百周年，教区全体神父已开会讨论并拟订了教区性和堂区性的详细活动计划。教区领导将于开会研究后予以公布。作为主教，我必须提醒神父、修女、修生和全体教友下述几点：
一、福传工作是每一位教友都应做的。耶稣升天前向宗徒们所作的“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的号召是发给所有信仰他的人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的《论爱德》通谕中指出教会三项主要工作，第一是宣传福音，第二是勤行勤领圣事，第三是仁爱工作。我们上海大多数教友只重视第二项而忽视了第一项和第三项。我们的兄弟教会－－基督教各宗派的信徒个个重视宣传福音和仁爱工作，解放前，他们在上海只有三万信众，现在已超过二十万，在全国他们当时有七十万信徒，现在他们印制的圣经已超过五千万本，可见他们的人数之多。而我们呢？解放前夕，我们上海教区（不包括崇明岛）有十万教友，而现在呢？据不完全统计，只有十五万左右。解放快六十年，是三代人的时间，按自然增长率计算，应不止这个数。我们在福传工作上无成绩可言，实际上是在退步。我作为主教，感到自己失职，羞见过去的传教士，不知道将来怎样向天主交账。
二、我们教友也应个个重视宣传福音，尽力配合神父、修女做好福传工作。我们度献身生活的神父、修女、修士更不能满足于每天共同举行的弥撒圣祭或诵念日课，然后就把圣堂大门关闭，将大把大把的时间用在上网看电视上面。白天，教堂的大门应开着，神父、修女应热情接待来访的人员，他们是受天主圣神指引而来的，我们忽视他们就是忽视天主。初访者往往怀着好奇之心，我们诚心诚意接待他们，耐心地为他们释疑解惑，他们会表示愿意进一步了解我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一部分人会要求参加慕道班，认真学习教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接触了解之后，他们会要求领洗加入到天主子民的行列，从而赢得了他们。圣奥斯定说：“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已是，或将是。”
宣传福音，宣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使教外人、无信仰者接受基督的教导，衷心信服，甘心归于基督门下成为信徒，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也是超出人力的事。“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可能。”（谷10:27）
加强神修
宣传福音实际是天主的工程，是圣神的德能，如果没有天主圣神在行动，圣神还没有打动听者的心灵，即使我们声嘶力竭的宣讲，也只是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只是一个鸣的锣和响的钹罢了。”（格前13:1）在保禄宗徒的时候，有些教友胡涂，把宣传福音的效果归于人，有人说：“我是属保禄的”，也有人说：“我是属阿颇罗的。”（格前3:4）保禄宗徒教训他们说： “阿颇罗算什么？保禄算什么？我们只是天主的仆人，引导你们信仰天主，按照天主所赐予的，各司其职而已。我栽种，阿颇罗灌溉，可是使它生长的是天主。栽种者和灌溉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使它生长的天主。”（格前3:5-7）
明年纪念上海开教四百周年，工作重点是加强宣传福音的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神修、祈祷。如果只注重形式，朝圣、开会、游园，都将徒劳无益。我们应在教区各堂区发起一个祈祷运动。
奉献精神
三、上海教区乃至中国教会之所以有今天，应归功于海外来的传教士。上面我简略叙述了他们的伟大人格，他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对于他们，我们不能像司马迁写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不能只是向往之，我们应努力效法他们，常把他们伟大光辉的人格形象放在我们眼前，再对照我们自己，寻找差距，他们饱学多才，可能我们不及他们，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好学不倦。时间是天主给我们的元宝，应知浪费时间是最大的浪费，圣伯多禄宗徒说“应把主的容忍作为我们得救的良机。”（伯后3:15）我们尤其应效法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
我们中也许有人会说：我来修道不是最大的奉献吗，我对天主说：我为你奉献了我自己、奉献了我的一切。耶稣教训我们说：“不是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玛7:21）天主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他要我们做他真正的门徒。有一位友人曾向我谈及神职人员以及度奉献生活者说：“有两种奉献的人，一种是拿着一个装满金银财富、名利地位、权势尊荣的花瓶前来，默默地走向祭台，把其中所有倾泻在祭台上，口里说到：‘恳求天主悦纳。’然后谦恭地退到圣堂的角落，心中默念圣方济各喜爱的诵句‘我天主，我万有。’另一种是拿着空瓶，高声喊着‘我来奉献于天主。’到了祭台前，把台上别人奉献的一切尽收空瓶里，口里说到：‘我人已属天主，这些东西我当然可以取用。’边说边退，心嫌不足，后悔带来的瓶子太小。这一类型的人借‘奉献’之名，行‘掠取’之实。他们能骗得过天主吗？”
这位友人还对我说，这是他观察多年得出的结论。我只但愿我们的神父、修女都是属于第一类型而非第二类型的奉献者。我自己也不断反省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们过去规定每位神父、修女每天作两次反省，似乎省察工夫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失传了。我想应该予以恢复，我们的神业工夫不应只是念了日课、玫瑰经就够了，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我日三省我身。我们至少每日一省吧。
人生总是在向前行进，也总有岔道横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我们的奉献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以为一次奉献而竟全功，之后无需再献、不会后悔。事实不然，我们往往会后悔，而后停止奉献、收回奉献，进而转为索取，向天主、向教会索取，且多多益善。
服务精神
四、我们学习了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我们还应学习传教士们的服务精神。耶稣说：“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服务，而是来服务人。”（玛20:28）凡真正奉献于天主的人必有耶稣一样的服务精神，反之，没有服务精神的人肯定也不是真正的奉献者。在明年的庆祝纪念中，我们必须反省自问：我有服务精神吗？我口头上说服务，事实却在谋求别人的服务吗？我对自己的工作抱怨吗？认为自己付出太多而得到的太少吗？
我每每想到在俗教友们时总感到自己很渺小。许多有家庭有子女的教友，我很佩服他们，看：做父母的，一早起来，先为子女准备早饭，安排好他们后，自己才随便吃点，接着送子女上学，之后急急忙忙赶去上班，深怕迟到被扣奖金。上班时，八小时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敢马虎，深怕被炒鱿鱼。下班后，接子女放学，再顺道买菜，回到家，钻进厨房，洗、切、烧，好不容易吃完饭，收拾好，还得陪子女做功课，等服侍子女入睡后自己才能上床休息。双休日，还得大扫除，对过去一周里的事务进行拾遗补缺。如碰上亲人生病住院，更是忙完家里忙医院，忙完医院忙单位，忙里忙外忙不停。但他们默默承受，口不出怨言，不发牢骚，甘心奉献。我感到他们真是伟大，自己真是渺小。
我们有个别的神父、修女，早上弥撒一结束，就把教堂大门关上，回到自己房间，或看电视、或玩计算机，电视、网上的内容的确是包罗万象，有新闻、有游戏、有赌博、有暴力、有色情、有买卖，当然也有学术讲座，总之无所不有，各取所需，一旦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早把事主救灵、福传、服务、奉献全都置于脑后。我们应记得自己作为修道人的天职。
发动教友
过去传教士们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绩，因为他们也发动教友、组织教友，这个好传统我们要继承、要发扬。过去上海教友有公教进行会这个组织，他们帮助传教、推广仁爱工作，因而闻名于全世界。我希望今日上海教友继续他们的优良传统，使上海教区的福传工作蓬勃发展。
现在在上海市区有两个很好的教友组织，几年来他们对教区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没有把福传工作置于首要位置，美中不足。我想在庆祝上海开教四百年之际，他们当自我反省，进而矫正工作的方向。
畲山圣母 进教之佑
我们教友很热衷于去各地朝圣，这是善行，应该鼓励。全中国最著名的朝圣地，当推畲山。八十三年前，圣座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大主教乘全国主教在上海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之际，率领所有主教前往畲山朝圣，把中国教会奉献于畲山圣母。畲山圣母俯允了他们的祈求，一直保护着中国教会。今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给中国教会的牧函中号召全世界天主教徒向畲山圣母进教之佑祈求保佑中国教会，我们上海教友感到无上光荣。我们感谢我们的教宗。同时我们也感到压力，明年必将有大批国内外教友前来畲山朝圣，我们该竭力尽好地主之谊，接待好众多朝圣者，使他们感到上海的神长教友们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尤其使他们看到我们言行中所透露出来的天主之爱，从而光荣天主；使他们热忱而来，欢欣而归。我们身在畲山圣母的膝下，圣母为我们邀得如此丰富的恩宠，我们要加倍孝爱圣母、效法圣母，不辜负教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最后，请大家一起高唱畲山圣母、进教之佑，请继续保佑我们、眷顾我们！
在天诸圣传教士，请为我们祈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