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唐晓峰）
谢扶雅（1892－1991）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幼年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及佛教影响。青年时期先后留学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立教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日本立教大学学习期间，受洗礼于圣公会。回国后，开始从事基督教青年会文字事工，继而先后担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广州华侨大学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后又先后任教于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学院，曾教授过国文、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课程，谢扶雅先生涉猎广泛，曾出版过《人格教育论》、《个人福音》、《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伦理思想述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纲》、《经学讲义纲领》、《中国文学述评》、《修辞学讲义》、《宗教哲学》、《基督教纲要》、《基督教与现代思想》、《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巨流点滴》等多部学术专着，发表过数百篇学术论文。此外，谢扶雅对于华语基督教界做出的颇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参与发起组织“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译工作，他以近八十岁高龄，亲自编译了这套巨著中的《康德的道德哲学》、《祁克果人生哲学》、《圣多默神学》、《东方教父神学》、《许革勒宗教的神秘要素》、《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选》等多部名著。谢扶雅留存于世的著述及译文不下千万言，它们至今仍在汉语基督教界、哲学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本国传统时期 谢扶雅于前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7月18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昌安门外菖蒲溇村南坂一徽式老宅中，谱名祖光（取《易经》中“谦尊而光”的涵义），又名惟大（取自《古文观止》中“夫惟大雅，卓而不群”，“扶雅”同样取自该句）、乃壬（是谢扶雅在东京留学时按堂兄的名字“乃绩”而按的），谢扶雅的英文名Nai Zin，Zia（简写为N.Z.Zia）就是根据谢乃壬音译过来的。其父谢昌衢是晚清一名秀才补廪，以开馆授徒为生，在谢扶雅两岁时患伤寒英年早逝，留给幼年谢扶雅的唯一印象只是坐于其膝上，见其批改文卷一丝不苟。谢扶雅的母亲万氏在穷乡僻壤、惨淡孤凄中，含辛茹苦地抚养四个幼小孤儿成长，其艰难的处境可想而知。困顿中的慈母总在危难时昼夜绕室彷徨，口念喃喃佛号，吁求祷告于菩萨，她的柔肠百转，她的忧苦表情，她的虔心吁祷，在谢扶雅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著述中多次表明正是母亲这份宗教虔敬的态度，在他的灵魂深处理下了宗教信仰的种子。虽然其母信仰的是佛教，但“其实圣灵已早在她青年寡嫠劬苦抚弧的生活期中，不断给予安慰，鼓励，耐心毅力，与默默支持。她早在上帝慈臂挽抱庇护之中了。……我认为她虽在那时尚未曾受形式的洗礼，但她必是已得了救恩，而又于无形中对她三个孤儿传了基督的十字架圣道。” 但好在谢家和谢扶雅的舅家都是大户望族，虽然生活窘迫，却总能依靠典当旧物和叔伯舅父们的接济勉强度日，而且世代书香门第的谢家还让谢扶雅自从四岁起就在自家的私塾中接受了免费的传统教育。虽是家族私塾的教育，但就塾师教授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来说，是正规、系统、严格的。除四岁这一年只上半天课外，谢扶雅从第二年就开始了全日制的课程，只有春节才能有二十几天的休息，而且这样一读就是十年。从三字经、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到尔雅、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再到国语、国策、史记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十几岁的谢扶雅无一不能熟背如流，传统文化的濡染和熏陶对于谢扶雅来说是受用终生的，他是谢扶雅建构其思想学说、阐解中国文化及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对于前清士子来说，参加科举考试或读律游幕是最好的两条出路，但对饱读经书的谢扶雅来说，这两条路都不曾行通。十年苦读，并未换来一举成名，并未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最初谢扶雅也曾学作八股文和应制诗，后因参加考试时，清廷已经取消八股文体，于是又苦练经义、策论等应考内容，但均未考取。科举无望，只好试试读律游幕这条路，于是18岁的谢扶雅又到江苏追随舅父学习大清律例，指望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以糊口，甚至还可以作一个绍兴师爷。谢扶雅的舅父曾经主持江苏省溧阳县署内关于钱榖的事务，舅父和蔼可亲，而且公事经验老练优娴，但因碍于鸦片烟瘾，不擅长训练后进，等到舅父赋闲归家常便饭，谢扶雅也就失去营生，四年光阴，等于虚掷。 虽然在谢扶雅出生和成长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外强凌辱、内乱频仍，革命思潮迭起的时期，但对于江浙一代的平民百姓来说，似乎还未曾体会到外界的纷扰，太平天国运动、中外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都“不曾有勺水之祸及于古越”，“绍兴仍是一泓静水，但也是死水”，谢扶雅感叹于自己此时观察力及感应力在这种闭塞山村中的冥顽不灵，但又无可奈何的境地。当然谢扶雅也不是没有接触西学的机会，清廷废科举、办学堂之后，谢扶雅曾参加绍兴中西学堂的录取考试，并得了榜首，但面对学费全免的条件，谢扶雅还是无力负担城中食宿的费用，只能放弃这次接触西学的机会，于是唯一一次接触西学的机会，谢扶雅又遗憾的错过了。 在谢扶雅22岁（1910年）时，机缘终于来临，由舅父处归来后一无所成、怀才不遇的谢扶雅不得不到进士出身的九堂叔父处做起了青年“食客”，帮叔母管理杂物、代修家书。其间，逢九叔之母逝世，帮助料理杂事期间，遇到从日本私立法政学院留学归国度假的远房堂兄乃绩。闲谈中，堂兄感慨其弟具有如此聪颖之才华而却陷于穷途末路之境地。于是他劝谢扶雅东渡日本求学。在这一年腊尽春回的时候，谢扶雅从堂兄那里获得了新机缘，在他走投无路时，“慈爱的天父向他招手了”。 1911年初，读书读律均不成、寄食无聊、前途黯淡的谢扶雅瞒着家人，由杭至苏，并向大舅母借了三十元路费，踏上了由上海开往日本横滨的航途，经过一个月的漂泊，终于来到日本，并辗转到东京，在堂兄处落足，而所有费用也由其堂兄支撑下来。换掉中国衣衫、将作为满清顺民的辫子剪掉扔到垃圾桶的一刹那，谢扶雅的人生也出现了转机。
二、社会倾向时期 虽然，20世纪初期的日本聚集了很大一批革命志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但谢扶雅在初到日本时，却离这种思潮很远。此时囊空如洗的谢扶雅最大的目标并不是参与国事，而是如何能在两年后考入官费学校，从而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毕竟此时的谢扶雅依靠的是经济并不富绰的堂兄的补贴。学习日文是到日本的留学生的一个必修课程，谢扶雅到日本后，先到了一家日语学堂学习日文。一年多之后，谢扶雅完成了日语的初高级课程，报名进至东京郊区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相当于中学水平的同文书院学习。在此期间，由于谢扶雅的日语较流利，被推选为同学会的会长，而稍后来日留学的九堂书的儿子也来到这家书院学习，不久后当选为副会长，因为九堂叔的家境颇殷实，所以谢扶雅也得到他这位堂兄在经济上的补助，减轻了堂兄乃绩的负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谢扶雅终于如愿以偿，由同文书院毕业，获得了生平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文凭。为了备考日本的官费高等院校，谢扶雅搬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分会宿舍开始补习考试科目。谢扶雅生平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基督教事业，也是在这个分会的宿舍开始的。在那里，谢扶雅有机会结识来自各地区的留学青年。正是这个时期，谢扶雅认为他“已经超脱了绍兴乡下徽式屋中的一个谢家儿子，而自觉地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国民，并亦是中华炎黄贵胄的一份子。”此时，逐渐在谢扶雅心中明朗起来的责任是如何勉励品德、觉世救民。1913年，谢扶雅在同学挚友郑羽宜的介绍下加入了对付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中华革命党。但谢扶雅认，中华革命党既无明确的计划、也无实际的活动，没有民主作风，不注重青年学生在其中的作用，所以此时与其期望于政治团体，还不如加入到朋友的社会团体中去。1914年4月，谢扶雅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了官费资格。但年少的谢扶雅竟因一次期末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遭到退学处分。在朋友的多方奔走下，谢扶雅在1915年秋转学到教会办的立教大学学习。 初到日本时，因从小营养不良，体质较弱，加之多年读书导致高度近视，谢扶雅多次染上肺病、眼疾，几至不治、失明。在一次住院过程中，一名护士因为给他注射错药物，跪求他原谅，这个经历让他突然感受到上帝的仁慈与宽恕，于是，在信徒好友罗文光和郑天民的陪同下，第二天（1916年）谢扶雅在一间圣公会的三一教堂接受了洗礼。他在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他的受洗，看似偶然，实在是“瓜熟蒂落”的结果，因为这和几个基督徒朋友的人格感召，加之从小母亲的宗教虔诚在心中埋下的信仰种子是分不开的。受洗后的谢扶雅，经常到教堂参加各种礼拜、布道活动，并在一次布道活动中，邂逅了来日本布道的丁立美牧师。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附属学生立志布道团干事的丁立美听说谢扶雅颇具文采，竭力敦促他回国从事文字布道。他的这种呼招，对谢扶雅来说，的确是一个良机。年轻的谢扶雅确实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字才能，他自己也曾说过“那时我在日本研究文学，同学颇以托尔斯泰歌德期我。每逢举行庆祝会或追悼会，枺联颂文，多被推草撰。”喜好舞文弄墨的谢扶雅在日本期间就曾为多个报刊投稿，如今又因为生病，在日本无法继续学业，彷徨无措之时，他欣然接受了丁牧师的建议，于1916年秋天结束留日生涯，回国作青年会文字工作。回国初期，谢扶雅在家乡染病，修养一年，在次年病愈后，寓居西湖，边疗养边为青年会和中华书局翻译富司迪（Harry E. Fosdick）的《祈祷发微总论》（Comments of the Meaning of Prayer）、《完人之范》（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培根文集》（Francis Bacon’ Essays）等著作。在参加青年协会的工作后，他主编《同工》等杂志，执笔一年一度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并撰作《基督教青年会原理》、《寰球基督教学生同盟》等著作，也时常为《青年进步》等刊物投稿。 当时青年会的会训是圣经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马可福音》10：45）这句经文，谢扶雅认为这正适切他当时的人生观。他加入协会后，作为余日章的中文助理，曾参与了多次募捐及社会服务活动，深深服赝于青年会的各项社会事务，协调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并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各项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而青年会积极向上、通力协作的工作氛围和精神，又是对谢扶雅知识和德行上的熏陶和陶冶。谢扶雅认为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这段时间，是他毕生工作中最没有人事纠葛、心情最愉快的时期，堪称他人生的第一个高潮。他之后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我从事青年会工作八年。首先改善了我文弱书生的身体。学习了团队合作精神。结交了各地青年会董干事同工数百人。并透过工作而接触了有关的各界人士不计其数。我自觉在这八年作业之中，获得了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青年会当局赠我以赴美进修两年（包括欧洲考察三月）的全部费用。我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及哈佛大学哲学系选修关于比较宗教和西洋哲学十几，二十课程。尤得力于自英国剑桥来美讲学的怀特赫（A. N. Whitehead）与哈佛的霍艮（W．E．Hocking）之启发良多。”
三、哲学沉思时期 1911年春，留学日本让谢扶雅的一生出现转机，这种转折既表现在事业上，也表现在视野上，更表现在个人的信仰上，而1925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赴美进修让谢扶雅的人生又出现了另一大转机。如果说留日的转机表现于显层，那么这次赴美进修却让谢扶雅更加注重自己哲学及宗教思想的构建，这种构建是由他在美接触到的西方哲学思想诱发的。 这次机会是1925年由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给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时任总干事的余日章非常赏识谢扶雅在青年会的工作表现，于是将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给予了他。是年11月，谢扶雅辞别妻子和一岁的孩子，奔赴美国。到美后，谢扶雅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冬季学期学习，选修了神学院院长马绣诗（Shaler Mathews）的“社会神学”、史密斯（G.. B. Smith）的“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海意腾（Augustus Hayden）的“比较宗教学”、爱姆士（Ames）和卫萌（H.N. Wieman）的“宗教哲学”、米德（George Mead）的哲学史等课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谢扶雅还曾继另一位基督徒学者梅贻宝之后，被推选为留芝中国基督徒学生团契主席，组织基督徒学生开会、聚餐、演讲、讨论，还曾经邀请与他过往甚密的海意腾（Augustus Hayden）教授在团契中讲“宗教与科学”这一主题。 1926年秋天，谢扶雅听到哈佛大学聘请了英国著名学者怀特海来教授自然哲学，于是便转学到哈佛，在哈佛大学注册了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但他并没有在此神学院读学位，甚至没有在此听课，而是尽量选修了哲学系中所喜好的所有学科。当时的哈佛大学哲学讲坛上，詹姆斯、鲁一士（Josiah Royee）虽已作古，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也已经退休，但还有讲授新黑格尔主义的霍铿（W. E. Hocking）、新实在论的培黎（Ralph B. Perry），以及谢扶雅最感钦佩、对其思想影响最深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谢扶雅曾说：“读其《宗教在创造》（Religion in the Making, Macmillan, 1926）一书，深深服赝‘Religion deals with solitude’一言点醒，遂由社会化一百八十度转到个体化（Individualiztion）。这便是我那一阶段（1926－1946）二十年间的生活重心。”另外谢扶雅在哈佛期间，还旁听了穆亚兄弟（George F. and Edward Moore）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史课程，虽然在美进修期间，谢扶雅未完成任何学位，但谢扶雅所聆听的教诲，尤其是哲学方面从怀特海等大师那里得到的良益却是受用终生的。他甚至自认为在美两年的收获，要远远多于在日六年的收获。1927年，谢扶雅由美归来后，为青年协会撰写的《人格教育论》与《宗教哲学》这两部著作，就是深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尤其是在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学类著作——《宗教哲学》中，谢扶雅所提出的宗教演进的四个级别，高级宗教的理性化、个独化、全般化特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怀特海哲学的深深烙印。 1928年，谢扶雅在岭南大学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并于三年后主领岭南大学哲学系，在岭南大学期间，谢扶雅出版了《人生哲学》、《中国伦理思想ABC》、《伦理学》、《基督教纲要》、《个人福音》、《南华小住山房诗草》等著作，并主编《岭南学报》，另外在岭南大学期间，谢扶雅还邀请了诸多学术及文化名流来校交流或讲座，为青年学生开拓了视域，也提高了岭南大学文科在国内的声望。这些国内外的学术名流包括日本的井也边茂雄教授、哈佛的霍金教授、胡适之、张君劢等。谢扶雅认为在岭南大学的执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奠定了他在华南地区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但在1936年，事业如日中天的谢扶雅感于国家的忧患危难、农村的落后贫困，同时又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潜力又恰恰在于乡村，于是他辞去岭南大学教职，远离象牙塔赴河北定县试验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主任。一直到1939年谢扶雅重返岭南大学任训导长之前，他随平教会转走长沙、遂川、成都、重庆等地，襄助地方干部培训工作，出版民众小丛书上百种，试图将群众从愚、穷、弱、私中解救出来，并于抗战爆发后，和平教会同仁都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工作中。期间他撰写了《基督教与现代思想》这部著作。1939年，因眼疾复发，面临失明危险，谢扶雅不得不到香港医治，并回岭南大学任教。受日本侵略的影响，谢扶雅之后又不得不屡屡奔波于各地任教。1940年，谢扶雅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文学研究所主任，并于不久后应何明华（Bishop R. O. Hall）的邀请，任教于迁到韶关的东吴大学，1941年应院长廖世承的要求，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处主任，1943年任东吴大学训导长兼主中国文学系，1944年任教于广西桂林的西江学院，抗战结束后，谢扶雅抵渝任乡村建设学院社教系及国立编译馆编纂。1946年，随国立编译馆迁到南京，并到金陵大学教课。 这二十年间，谢扶雅带着他的西方哲学理念，历经国难，颠沛流离。作为一位书生，他只能用自己的纸笔来为困顿中的人民呼喊，鞭挞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唤醒国民的道德和民族觉悟。他出版了大量著述、教诲了大批青年学子，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乡村建设运动。他这个时期既是思索自己哲学体系的时期，同时也是将自己的沉思付诸于实践的时期。谢扶雅的唯中论，他的观相学就是在这种沉思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对此谢扶雅在《我的续传》中回忆道：“我在抗战末期，即中国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参预联合国宪章制订的前后，所写文章多集中于新世界秩序的建立，与新教育新文化的创生。我特别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在新世界中的地位，应该十分重要。因为它的中和哲学能够纠正过度自由的个人主义……，而保持人性中个性与群性的平衡发展与和调。”
四、历史综合时期 谢扶雅本人认为之所以将1946年之后的人生阶段称为是“历史综合时期”，是因为他“由孤陋寡闻而至广大社会，由社会而至哲学，由哲学而至历史；也是由传统株守而至广泛社交，由社会倾向而至个独沉思，由沉思而更至综合。”在这个阶段中，谢扶雅始终坚持对中西宗教思想、中西哲学文化进行一种比较研究，认识彼此之“异”，互补互长、吸取精华，又认识彼此在根本点上之“同”，从而发觉融会贯通，铸成新体的可能。而此时的沉思是以他对人生及道德哲学的思考开始的，其立足点已经逐渐从西方哲学的视域转移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因素的发掘上来，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借用一种中国式样的阐发表现出来。 解放前夕，谢扶雅在短期担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又在广州华侨大学及岭南大学授课之后，于1949年7月奔赴香港，初于一家私立的岭英书院主国文系，后主寿山中学教务，之后于1952年任教于香港政府开办的文商专科学校，并于1953年兼国文课于刚刚成立的崇基学院。1956年，谢扶雅任教于新成立的香港浸会学院。在香港这段时期，谢扶雅撰写了《道德哲学》，《人生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国文史述评》、《伦理学》等著作，同时还为《崇基学报》、《青年文友》、《人生》、《景风》、《光与盐》等杂志撰文投稿。并为辅侨出版社翻译《基督教与现代问题》、《新约论丛》（Interpreter Bible-New Testment Articles）等著作，这些著作的论题多集中于中西文化的比较融合、中国文化的学术史等内容.总之，在港期间的谢扶雅，俨然成为文教界之“名宿”。 虽然在港的生活及工作已打开局面，但谢扶雅认为香港的社会风气和局面，并不适合自己脾胃，为了追求自由的理想，为了下一代的成长，谢扶雅利用位于纽约的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聘请其为哲理神学翻译的机会，于1958年以近古稀之龄携眷移居美国纽泽西州，在那开始了他长达近二十年的翻译生涯，期间他编译了《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东方教父选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圣多默的神学》、《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选》、《不列颠宗教改革思潮》、《康德的道德哲学》、《近代理想主义》、《祁克果人生哲学》、《士来马赫：宗教与敬虔》、《虔诚生活——许革勒文集》等多部著作，谢扶雅以垂暮之年，花费近二十年精力，将西方文化精粹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译成中文，对中华文化贡献有加，功在不朽，谢扶雅将这个阶段称为他人生的第三个高潮。同时，此时深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谢扶雅对于中西文化融合及其途径有了更深入的体认，他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创立并完善了他的新唯中论的哲学体系，发挥了他的“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神学思想，提出了他的“以行体信”、“中和的逆证”等本色神学构想。他所撰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思想》这部著作及《中国基督教初论》、《中华基督教神学的几个原则》等文章充分阐述了他此时的宗教及哲学观点。在八十岁时，谢扶雅在友人的鼎立相助下，收集并整理了他的三百余万字的文稿，出版了六卷本的《南华小住山房文集》，其中收录了谢扶雅本人的大部分著述，从中可以缕析其思想发展的轨迹，瞻仰大师的文学、哲学、神学风采。 晚年的谢扶雅“妻死从子”，从纽泽西州移居到弗吉尼亚州的小儿景平寓所，用他的话来说，九旬上下的老翁整日“沉溺于‘信、诗、文’的精神乐园，也徜徉于‘山麓侨盲叟，庭前植修竹’的田园生活。”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谢扶雅，仍凭触觉，笔耕不断，他这段时期的论文多收录于《生之回味》、《周易论集》、《谢扶雅晚年文录》、《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等多部著作中。1980年，近九十高龄的谢扶雅应台湾当局的邀请访台，并到东海大学及多所神学院作学术讲座，同时于1983年儿子景平受邀回大陆讲学的机会，回国探望，并在中山大学及北京、南京、上海等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讲学，甚至还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三个月后，谢扶雅返回美国，曾一度与他人合办《海外中华》杂志，但终因年老体力不支，结束停刊。1986年9月，谢扶雅返回广州定居，1991年6月13日，百岁的谢扶雅邀请了亲友和家人在广州的白云宾馆餐厅庆祝一百荣寿，三个月后，他逝世于广州。 回眸一生，谢扶雅感慨自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至多只能称为一个“有思之士”。事实上，名不副“实”的“实”在谢老的话中恰恰指的只是基督教的制度、仪式、教义等外在形式，而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只能算做基督教的“名”。相反，建基于对至高者的尊崇和虔敬而引发的对于自由与真理的追寻、对于人生意义的积极反省，出于上帝之名对于他人的“爱”确是基督教的实，与这个实比起来，前面的“实”不过反而成为“名”罢了。因为有了真正的“实”，谢扶雅当之无愧是一名即知即行、言行一致的“基督徒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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