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问题与信仰传播

今日传报福音的困难

        这一情势使那些负有传道职责的人在工作上感到更大的困难：讲道神父、宗教课教师、传教员以及开始为子女传授教友生活的父母，都有这种亲身经验。就是一般教友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无数解决不清的问题，希望至少在信仰上能够找到一些安宁。所以一旦听到讲道神父、作家、或学者在这方面也掀起了问题，甚至对一些迄今一直认为是定论的道理，竟也开始置疑，他们莫不感到气愤和沮丧。

        现在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些困难而遁入一种纯感情的、本能的宗教情愫里去。实际上，教友应该自然地趋向了解自己的信仰，并且必须能够答复任何人对他所怀“希望”提出的征询（伯前 3 : 51）。

        仅会死背要理条文从来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好教友，而今日尤其如此，要度一个“成人”的教友生活，至少要明了作基督徒的意义；现在一个人祇要自称是天主教友，而不是基督教徒，回教徒，或甚至一个无神论者，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信仰上所承诺的是那些真理。如果对福音真理所有的知识，不能与自已环境的思想水平相配合，那么圣宠生活也必定受到严重的挫折，因为对信仰真理了解不清最易引起曲解，会使人误认其中真理可由个人自由选择。作为基督徒的意义，首先就是在救主基督内认天主为父为主。然而这一信仰，假如没有教会宣讲的陶冶，只有藉圣宠的奇迹才可以成立，因为信仰生活的基础、特征和后果，都是由教会来解释的。

        相对地说，以往讲解基督奥迹是比较容易的；而今天却变成一件非常艰巨的事。往日第一有教友团体生活的辅助，可使人集体地接受基本信理；其次，当时各神学“宗派”的争执也仅限于比较边缘的问题，所以很容易看出那些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那些是职业神学家所争辩的细节，而这些，一般地说，对“俗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讲解降生信条，就大可不必深入有关人性在基督内为何不是位格的争论；而今日在道理的本质及边缘之间的划分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神学的争辩已不再限于信条的次要部份，而是着重它的正确意义，有意推翻传统的表达方式，而建立新的解释系统。例如：现有对原罪多种不同的说法，有关划分教会管理上的神制及其历史影响所作的尝试，以及研究应如何了解耶稣在圣体内的实际存在所付出的努力等等。

         现在有关神学运动的新闻，不只在专家圈内流传，真可说已是家喻户晓。各报章杂志都连篇累牍地刊载，但往往是些片段或曲解的报导，尤其是与过去一般见解相左的意见更特意地加以渲染。当然，我们绝不赞同这样误将一些大胆或甚至错谬的言论，充当神学发展的合法成果或定论来发表和传播。但是意图阻止外人知晓今日在神学上所发生的争辩事项，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公共舆论要求有关人类各方面活动的报导。此外，神学讨论的报导可使教友逐渐熟悉有关教会革新合法的消息；这样，可以避免使人误信教会在牺牲信仰的真理，来迁就时代；或相反，误认教会还在墨守一些不能与人类知识相协调的理论。在目前的情势下，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良知前（有宣讲福音职责者，在自己的听众前面）对当前神学争执的问题，作一抉择。

　  这里，我们愿略尽棉薄，提供一些方向，以求解决今日神学问题给传播信仰所带来的困扰，希望当此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在动荡的时代，协助廓清这一艰险的局面，以便教友有所适从（二）

必要的革新

        第一个需要是革新，而负有宣讲基督奥迹职责的人，尤其有这种必要；不过，对任何一个有意增进自己的宗教知识，使之能与其它学识相配合的人，革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十数年前在修院，或甚至教会大学里所学到的那些神学知识，现在已不敷应用。很多人在讲道、教学或甚至在信仰上之所以发生了困难，正种因于此：缺乏在这项学识上的革新。

        “那么，先前的人什么都不懂吗？”一位年高望重的教会人士曾这样诘问，他反对这项革新的必要。当然，我们对“先人的智慧”依然景仰如故，也无意以今比古，将今日的神学家与当年的伟大教父和圣师较量。但是，古人是在他们时代的文化范围内看信仰，他们的观点是以当时一般的宇宙观作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教诲，才是那样地合乎潮流，才为当代人所欢迎而乐于接受。而今日大公会议的指示却是：“由于自然科学，历史及哲学上的新的研究和新的发现，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实际生活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后果，同时也要求神学家作新的探索”。( 三 )

        所以，对神学家之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表示怨怼，认为是徒增善良教民的困扰，或是以偏概全地将所有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一律指控为“新现代主义者”，都是无济于事；他们在辛勤地工作，设法在基督奥迹的表达中辨识出、何者是天主的真道，所以是垂诸千古永远不变的；而何者是受各种不同文化宇宙观的影响所形成的理论，所以是偶然的，可以变更的。反对尽管反对，而问题事实上确是存在的。真能把问题弄到不可收拾地步的（这样可使更多的人脱离教会），那就是采取愚民政策，根本不容许提出这类问题，而对任何有志利用科学在自然、人类及语言各方面现有的伟大成就，去辅助了解信仰所作的努力，不问是非，一概加以置疑。

        数年前，一家周刊曾以“俗人的圣经”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以现今科学对地球的起源学说与创世纪的叙述作一比较，志在指出及证明圣经的错误，曾有人立即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答复，提出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正式的圣经学者，主张创世纪前几章是有意传授宇宙及人类创造的具体方式和过程：今日已无人再墨守圣经的协调论 （concordismo）。但是，该文作者对此答复本可以再提出质问，引证教会内过时的书籍，其中强调在圣经内可以找到宇宙和人类的来源及其经过的启示，并且以圣经的不可错性作为依据。这一类的挑衅，对一个熟悉现代神学研究情形的人而言，几乎是不值一顾，但是有很多天主教人士却为此而感到震惊，信心为之动摇，原因就是缺少我们所期望的在神学知识上应有的革新。有时反基督信仰的政权很轻易地批准印行一些过时的教会书籍，或严禁现代神学文物的传播，并非没有道理的。同样情形，在德劳兰齐（DeLorentiis）那部圣经电影内有关“诺厄故事”的特写部份，我们可以问对那些不熟悉这问题原委的观众，是否构成一种恶表（按此语的原意；绊脚石）。为了解这段圣经的真意，是需要藉助东方文学的研究和检定有关语文的类型。

批划性的革新

        为求有效的革新，必须具有批判的意识。倘无计划地读些书刊，而不先经批判和反省获致一种方针，进而辨识何者真正有价值，何者是毫无根据的陈腔滥调，不管它的属于保守或前进的，这样的研究，绝无补于事。缺少批判与反省会使人发生误解，以为迄今所完成的革新容许（或禁止）在讲道时任意改变，结果造成:“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前的神学统统都要废除”，或是“大公会议以后的神学毁灭了信仰”，这一类的结论。

        审断一种新的神学思想是否正确，最基本的标准是教会训导权的裁定。但是我们所说的革新的“批判意识”，并不仅是向提出研究成果的神学家们征询:“这只是你们个人的意见？还是教会训导权所接受的道理？”如以往一般慎重的神父们所作的。这样作实际上已暗中假定，如果是属于前者，那么这些理论就可置之不理，毫无价值可言，甚或应加以怀疑。事实上，训导权不应该也不可能公开地承认每一项正确的理论，而驳斥一切的错误；另一方面，神学家也不应该祇拘泥于注释或卫护训导权的文献。所以一位有学识的教友，尤其是讲道的神父，要设法审查自己所接触到的各种有关言论，是否与教会所宣讲的天主圣言相吻合。神学的进展可以在新的范畴内检讨过去的神学，增补新的知识以及修正缺点与错误，然而，绝不能脱离它的基本核心，否则，就无异默认教会并未曾忠实地保存天主的真正言语 (四)

    那么，为能审查过去神学与现代神学之间的连系，必须具备一种相当完善的思想训练，而这种训练绝不是仅靠阅读就能奏效的。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如果要自修，就必须独自艰辛地去克服种种困难，但若是经过专门训练，就是说接受固定学习课程，听取正式讲习，那么，就可免去这许多不必要的劳苦。学习神学也不例外，祇有一些具有过人的天赋，而又肯下苦工的人，才能获得批判性的革新，但如果有名师的指导，其它的人也可以轻易地达到目的;在教授的教导下，不但可以获得应有的知识，同时还可以学到在研究的个别部门及其不同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途径和方法。

        所以遵循这次大公会议的指示，筹办各种研习会，增进神学知识，似乎是刻不容缓的事，以便凡有需要接受批判性革新的人，都可分期参加研习 (五)。

        在意大利，尤其在暑期中，已经试办几次这类的研习会，并且成绩斐然。不过，有两点尚待改进。第一就是要加强个别举办单位之间的协调，使听众可以参加更合乎他们需要的研习(不祇为那些偶尔参加，毫无计划的听众而设)：这种协调同时还有助于聘任主讲人的计划;因为显而易见地，同一讲师连续不断地由这一研习会转到另一研习会，这样马不停蹄，势必被迫放弃个人的研究，而影响到他们的教席职守。其次，就是要有勇气在某些研习会中，提出基督奥迹的基本主题来讨论(而不仅谈些富有吸引力的问题，只知迎合时髦)，使人了解目前神学的进展及其原因，证明正因为要忠于原始的意义，才必须随时改进它的表达方式，以便配合日新月异的文化潮流，而且，如有必要，甚至可以改变这些方式;但这样的不断求新的企图，只有常常推陈出新，提出新的假设和证明，才可以完成。有关这些主题（讨论罪、救赎、教会、圣事等）研究的文件，曾经联合出版，以其销售情形来看，证明这项严肃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读者（六）。组织这类研习会原属神学院系所应作之事，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向自己旧日的学生说明母校讲授神学的立论如何及为何会有如此逐步的改进。

        在人心中唤起“教会是深入历史中”的意识，是革新的基本的一面。使人不但在教会的外表上（它的组织、敬礼及艺术等），而且在它的精神，教义态度以及宣讲上，都必须承认这种历史性的存在。

        时常有人呼吁，要求神学家用一种不变的形式，写出一本专门注释信仰基本真理的书籍，而留给其它书籍去负责一切可以变更的事物。无奈这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要求，同时也证明对天主将自己言语托给教会的方式没有充份的认识。人永远不能在纯真的态势中接触到天主的言语；它常是以人间言语的声调出现，与它的真貌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些出入，所以随时可　加以改善。受默感的经书表现天主的圣言，就是借助人间的工具，并且是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产物：而这些不同和差异都反映在圣经的文字里。圣经的默感保证它的条文不会引人误入歧途，但绝不禁止，在其它时代及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异于它但不与它矛盾的条文和范畴去表达圣经内的福音（七）。

        教会以默想圣经，发展了自己的教诲，“或藉助信友的反省和研习…，或由于对精神事理更精深的体会，或通过那些继承了主教神职而确实领受了真理奇恩的人所传授，”不停地趋向天主真理的完满境界（八）。那么，这种对基督奥迹了解所有的进展，不拘如何出于圣神的引导，但总不能摆脱历史的规律。这一进展在表达方式上较诸受默感的经书，尤其感到人类思想的限制：人类是在艰苦中追寻着天主圣言的奥秘。即使由训导权所颁订的信条明文，虽是万古垂真，所以永世不变，就是说它的反面意义常是错误的；但是这些条文却永不能罄述奥迹中所含有的真理。所以，为能补充它部份的真理，可以增添与它同其真实性的定论，也可以利用一些更成功的表达方式，或为某一环境更易于了解的条文来代替，而这新的方式与条文不但不与它冲突，且能更具成效地表达出它的含义，在这些意义之下，信条的明文也是可以改进的。因此，为了补充厄弗所公会议所颁发的基督独一的道理，加彩东公会议特制订了基督有两个性体和一个位格的信条；同样，为了补充几次反白拉齐公会议所订有关天主圣宠的必要性及其首先地位的信条──这些会议深受奥斯定思想的影响──后来特利腾公会议特别增订了有关人的合作及自由的必要性的教义。

        再者，诠释信条条文也不是等闲之事。因为人的每句言论，除要人接受他所肯定的真理之外，还暗含很多其它假定，；除非如此，人就无法用言语或文字与外人沟通自己的思想。所以，同样的一项言论倘出现在另一个不同文化的环境里，它所讲的真理，就会变得不能理解，或至少不易理解，因为在这新的情况下，那些暗含的肯定，已不再为人所辨识。于是，一些有关基督或三位一体道理的表达方式，一度曾被人视为正统的，而后来在教会的宣讲中却被删除，或者适得其反。今日我们不再称主耶稣为“天主之仆”，或为天主圣言所“取得的人”（homo assumptus）而不加以注释。反之，现在却可毫无困难地谈论罪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这句话在奥郎日公会议时代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含意所指不是自由抉择的真理，而是本性能力在趋向超性得救上的一种失误。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两点：一、教会永不能声明教义演进的终止，而必须时时致力于探索工作，寻求更切实，更清晰易解的方式，以表达自己的宣讲；二、应随时指导教会团体的良知，使能分办出教会宣讲上的历史性（在这方面没有一项条文是永久性的）和相对论的历史主义（它的立论是：没有一项真理是永久性的）之间的区别。

        即使在教会的宣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事实，一度被认为是正确的肯定，而后来却被指称是错谬的：当然，这种情形不是出现在信条上，而是有关一些边缘性的肯定，在这类肯定上，教会没有作过决定性的承诺。在要理传授上，教会曾毫不犹疑地宣称天使是有形体的，认为是由非常纤细的质料所形成，这种传授且历有千年之久，而今日一般的讲解却称天使乃是纯精神体（九）；历代传袭下来的对以色列及非天主教基督徒的僵硬态度，已为今日教会当局自己所不容；以及有关若望第一书信第五章第七节的真伪和若干新旧约作者的禁律，现今都已是过时之论。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天主绝不会徒藉增加奇迹来领导自己的子民，而是利用切合人性的方式；但是，人在本质上就是受着历史限制的，所以只有渐进地，而且通过不能避免的错误逐步地接近真理最后的圆满境界。

        以上所述，对今日负有宣讲职责或对教会道理应有现代化认识的人，特别具有重大而实际的意义。

        近百年来，教会因为受到唯理主义的压力，曾特别强调他教诲的超现时和不变的一面。以往如果有人提出一项并非不可改革的教理可以改革的倡议，几乎是件惊世骇俗的言论；而今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教会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为了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理由，无论在合一，宗教自由、天主子民之间各阶层的合作等问题，以及教会对现代世界应有的态度上，大公会议都作了新的指示。这是空前的创举，就是以新的方式来表达旧有的信条，和修正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都可以修正，但至今一直被认为不容置疑的一些态度，但正是这些创举给许多教友带来了困扰。

        所以，目前最需要的是教友力求革新自己的宗教知识，以便了解教会宣讲在历史方面的幅度，进而能办别在过去及现在教会训导中，其确定性有着不同的等级。我们认为了解信仰上的弱点，是对确定性的解释有些僵化。认为惟有那些不能作其它解释的理论才是确定的。常抱有这种想法：一项事实的合理解释，倘在理论上能有另一种解释的话，那么它就失去了价值。而教会外的思想就有所不同。它虽然确知科学现有的成就将来一定会有所改进，或许有些会部份地遭受淘汰，但是仍然承认它们伟大价值（且以最有利的方法，将它们运用到技术上去）。神学也曾向这一方向作过一些尝试，从事建立“实践确定性”的观念（一项坚定的同意，以动机的综合感受而不经反省的审查作为基点），及“相对确定性”观念（即基于与某主体理解力相称的动机所产生的同意，但一个思想较成熟的人，对这些动机应作更深入的认识）（十）。不过，这一类的尝试还需要更深的研究，并使教友确信这一事实，就是：教会的宣讲在认识基督奥迹的方向上，尽管常常供与有效的指示，但是却永不能完全把握住它所传授的真理。所以，决定性的确定性与非决定性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并不妨碍在接受教会训导上应有的尊重和顺从。事实上，在人的思想过程中，一个应加修正的肯定，仍有它的伟大价值，因为它启发反省，使人在超越它之后，藉辩证式的进步更纯真地接近真理。

博学的无知

        现时代所需要的革新，最后的一项特征是在神学的思考上，要有一个思想朴实的新基础，就是，尼格老。狄谷撒（Nicola de Cusa）所称的“博学的无知”。

        一般在宗教环境里受过教育的人，往往会有这种错觉，就是以为祇要学过要理就等于全部了解了自已的宗教。另一种更普遍的错误，是假定专家们对信仰各方面的问题，都应有现成的答案：一位神学家的犹疑，往往会造成某些人在信仰上的动摇，他们从末想到这项事实，就是神学知识永远不能彻底了解信仰的。大公会议反对这一成见时曾指称：即使对教会的牧者都不能存有这种奢望，要求他们对任何问题，无论是理论或实际方面的，随时拿出解决方案来，而有很多情形，每人必须自己负起责任，遵照教会当局所指示的原则，亲自去寻求解决办法（至少临时性的）（十一）。

        对圣神辅导教会的方式，不变更人类知识的动力，如有深一层的认识，就可以明了：即使一个有深厚基础的信仰，也不会供给我们一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

        倘与一般的科学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限制对神学的性质并没有什么损害。如众所周知，科学界在人类知识的瀚海内，还有广大的荒漠地带，须待开发；尤其显著的是，现在已有的知识水平，可使人进而作几乎无穷尽的进展。假使有人否认在神学上也出现类似的事实，他就是不近情理的。

        我们已经谈过由启示历史这一幅度所产生的困难，同时我们也准备在未来，对基督福音从事艰辛而漫长的探索及适应的工作；基督福音势必与人类的文明进步，并驾齐驱，并与那些与人类生活俱来的各种新问题，随时发生接触。

        此外，我们对信仰的思考，不能不藉助人间的观念，而人的观念是来自物质界的经验，所以必然要受到时空上的限制。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将这些观念加以改装及净化，而后在某种情形下，才能免强应用到超性界的奥妙事物上。对任何有关天主及其对宇宙计划的知识，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所作的训示，看去虽近乎言过其实，但仍保有它的价值：“在造物者与受造物之间，不可能指出其中类似的地方，除非同时指出其间更大的不类似之处”（十二）。

        最后，不要忘记，启示的目的，不是为满足我们现世对知识的饥渴，而是为引导我们走上得救之路，换句话说，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存在：服从天主圣言，绝对忠于天主（十三）。我们宣称，天主“为了我们的得救”（十四）才发了言，这已经说明，在研究天主圣言上，人的好奇心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就是对某种情形下有关启示真理的问题也不例外。因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大公会议，虽劝勉主教们在宣讲中，要讲解基督整个的奥迹，但同时也说明，这一奥迹包括“那些对认识基督不可或缺的真理”（十五）。

综合的了解

        神学革新克胜使“一般人（即尚未革新的人）信仰动摇”的“危机”，不是利用分析的方式，就是说不是逐一而胜利地解决各项问题，直到肃清战场上所有的敌人为止。了解信仰使人认识基督的奥迹，这一认识假定部份的答案，但不只是这一切答案的总和。相反地，却可以用一项逻辑的格式来解释，这格式是由对一复杂事实的综合了解所得到的。　

        当我们欣赏一幅巨画时，由近处看去，最初只见到一片颜色的污渍，稍后才“了解”这些污渍是如何组成的，是有一种意义存在，是表现一项事实。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了解一部机器构造上，最初不晓得它的性能如何;当我们去了解一段艰深的文字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这里所谈的是：通过对各部份的了解，直觉地去抓住一个结构。日常生活中，这一类的认识，特别应用在认识一个人的情形下，我们认识一个人是由他很多个人的特征（身高、声调、仪态等），但只有综合所有这些特征，我们才能说: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形，虽无需作深长的思考，但并不因此而成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相反的，拒绝利用一个人的特征去辨识一个人，那才是一种违背理性的举动。

        对大部份人来说，正是由这一类“综合了解”才可以看出信仰的合理性。所有包括在教会训导的真理，在人看来是可以相信的，并不是因为其中每项都经过分析，证明在某种形式之下无误地包含在启示之中，而是由于这些真理有系统的统一性，这统一性是由教会宣讲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痕迹，和它在全人类中所引起的效果来衡量；由这些统而观之，可以直觉地辨出它是出自天主的真理。教友在教会的宣讲中会找到一把钥匙，揭晓他一生所有现实之谜。接受这宣讲的真理，在他个人扑朔迷离的人生中，在所有善恶神奇的交错里，可以发现一种意义，否则，一切都是荒诞不经。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例：廿个世纪以来，它历经沧桑，饱尝忧患，但誓守这艰深而难为人所了解的教义（从未有放弃的意念，而向各种企图使它理性化的异端邪说让步），这在人来讲，已是不可理解，但虽然如此，它不仅依然继续生存，而且至今仍能有效地提供给亿万民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假使不承认它所宣扬的是真理，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不解之谜。

        革新首先是为了使人在基督信仰的指导下，对宇宙综合了解的条件，有个清晰的认识。

        但是，要注意，为获得这种“综合了解”，只以思想上的革新，是无能为力的。大公会议曾提示过，为了获得、保持及加深信仰，需要圣神的内在工作，“他感动人的心灵，使人转向天主，他开启人的心智，使一切人在同意和接受真理时感到心旷神怡．．．他以自己的神恩使人的信德日益进展”（十六）。

        因此，最迫切的革新是时常加强与基督交往的气氛，这一气氛虽是天主圣言及圣事的成就，但实际却表现在对他人的友爱上，天主圣神通常也是在爱德中工作的。倘若人果真能在这一展望下，认出“时代的征兆”，必将从目前我们所处的危机中，获取一种新的动力，进而度一个更真实的教友生活。

        这样，对他来说，这一危机将发挥天主照顾的功用，而成为一个恩宠的时刻。

批注：
（一）“公教文化”杂志，一九六八年正月份；并参阅该杂志同年同月本人对主教团文告所作的注释。

（二）有关此点请参阅D.GRASSO神父的著作：向教会团体讲道，罗马，一九六九。

（三）见“论教会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六十二号。

（四）有关信条演进的问题可参阅拙着“天主教信条的演进”（BRESCIA, 1967），虽近几年来神学有所变化，但对本题本质上无甚妨碍。

（五）见“司铎职任与生活法令”，第十九号。

（六）关心求证神学演进中不同阶段之延续与差异，P.PARENTE枢机可作我们的表率，见其近着“神学的历程，今日与昨日”，FIRENZE，一九六八年出版。

（七）参阅J.COURTNEY  MURRAY，所著“天主的问题，今日与昨日”，BRESCIA，一九六九年出版， 对有关天主向人讲话方式的演进，有精辟的论述，特别见卅五──七五页。

（八）见“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第八号。

（九）有关天使的神性问题，参阅拙着：“造物主”，第三版，FIRENZE，I964，五九0──六一O页。

（十）参阅“天主教神学辞典”，第六册，第二一九──二七五页，“信德”栏，S.HARENT着。

（十一）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四三号。

（十二）见DENZ.-SCHON.806.

（十三） 这里我们愿提出圣若望宗徒的结论：“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默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若，廿３１）。

（十四）见“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第１１号

（十五）见“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守”法令，第１２号。

（十六）见“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第五号。 

（译自“公教文化”杂志，一九七０年，元月份）

（M. Flick, Problemi Teologici e Annuncio di Fe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