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教团协会第一届会议本(四)月二十二日在台北市圣家堂开幕，二十七日假国父纪念闭幕，这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值得纪录的重要事件，我们或者亲自参加，或者间接根据报导，密切地注意了这重要事件，现在想发表一些反省，不过这些反省都是站在神学观点上而发的，换句话说，都是根据我们对于教会学的了解而有的反应。 从筹备委员会说起
有关亚洲主教团协会的组织以及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宗旨，在教友生活周刊四月四日的第一版上，已由罗总主教说明。在同一期第四版上也发表了筹备委员会的组织与小组组长。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有几个相当重要而又需要费神劳力的小组，是由几位教友代表负责，这实在显出教会是一个天主子民的共融团体，即使在负责方面也不例外。
可是如果对这个筹备委员会的组织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感到缺少一个因素，那便是少了一个神学顾问。由于这次会议是一个教会性的聚会，所以在各方面都应当反映出教会的特色，使这次会议成为一个“救恩的标记”。可是筹备委员会在组织上偏重的只是技术方面的小组，好像以为技术可以包括一切，不必顾虑到教会的特色而只求效率，其实我们看来，每一小组在筹备中都应当把教会的特色放在眼前，处处顾虑到在行动中显出这将是一次教会性的会议。否则能造成一现象：所做的事本身虽然无可厚非，而在教会特色的角度下则不理想。 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的全部节目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圣神弥撒，后面是会议的开幕式。弥撒的庄严隆重已在教友生活周刊四月二十五日第一版有所描述。但是我们不能不问这两部分在同时同地举行是否使礼仪与会议的界线模糊？假使两部分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举行，至少有足时间使教友恭领圣体；如此这次开幕弥撒中的教会共融性可达到顶点。我们知道闭幕弥撒中教友可以恭领圣体；但是我们尚认为每次弥撒中都应设法使教友在信仰中经验到他们是教会而恭领圣体，尤其像在这种场合之下。
其次，假使两者(礼仪与会议)显明地分开，更可以使政府与教会的不同性质突出地辨明。我们听了总统特颁的贺词以及副总统本人对大会的贺辞，实在觉得身为中华民国公民的光荣，因为两篇贺辞处处表示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惇厚深湛。但是我们还是感觉距离礼仪部分太短促了一些，假使会议在阳明山开幕，那幺尤其教外来宾不致把礼仪与会议混为一谈。 节目表
六天的节目表都预先安排刊出，但是没有刊出的便是：几乎每天下午六时团体祈祷后的活动。会议有一定的宗旨，因此一切活动都应为了达到会议的宗旨。可是事实上几乎每天团体祈祷后都有不同性质的宴会，而星期四整个下午是参观、拜访。这样的宴会是否有助于会议达到宗旨，实在成为问题。会议代表那里还有精力与时间私下讨论或考虑那些属于传播福音的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中华民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所遭的挫折，政府方面竭力希望友邦人士亲自来观察一下台湾的经济等等的发展，这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们怕这次在筹备会议中，无形地也具有这个宣传的意识，因此也多少设法安排，使各地代表同时也感到我们在各方面的成就，这事本身没有什幺不对，但是从一个教会性的会议看来，实在不合会议的宗旨。因为各地代表在台北开会是为讨论传播福音等等问题，为此在会议期间地主不应在这宗旨以外无形地有别的企图。 教会性的会议
这是一次教会性的会议，因此整个会议的过程应当把教会的特色表达出来。不只是与会代表因此经验到教会的性质，同时也是为四周人士发射出教会的标记。在这观点下，我们有些深感可以讨论的因素。
首先我们在会议中常常听到提起亚洲的贫穷，因此教会更应当是一个贫穷人的教会，可是事实上在会议的过程中，这个亚洲教会是贫穷的吗？我们不提别的，只指出第一天晚上的那次宴会，实在无颜再自称是贫穷人的教会了。这次会议中有观察员二十三位，其中两位来自西德。台湾教会给他们呈现出怎样一幅图像？至少有一位印度主教私下自动说过：台湾教会显得太富有，有许多排场和措施在印度绝对不会通过。
教会是纯粹宗教性的团体，她的唯一任务是宣讲天国，她应当与各地政府合作，共同谋求人类的幸福。但是双方仍旧具有一个分明的界线，我们不可能再希望“君士坦丁时代的教会”出现。可是这次会议中，我们认为总统与副总统的贺辞，以及全体代表的拜见总统夫人已经足表示出双方的合作。而外交部的宴会，以及宴会后沉部长的演词，都极可能令外地代表感觉我们的教会不超越。沉部长的一篇演辞实在非常精采，对于台湾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极客观的报导，本身可以显出与大陆烈的对比。可是赴宴的代表是否会在这场合下甘心听进这篇不能不说是反共的演讲呢？是否他们心中会想这是我们的教会安排好，要使他们在会议中与我们一起反对无神共产主义呢？是否他们会想我们在会议中不断要求教会实践先知性任务，反对无神共产主义，这只是一种政治性理由而不是出自福音精神呢？
总之，我们看来教会应当与政府合作，但是同时应分辨彼此。在反对无神共产主义问题上，教会是反映基督的先知性任务，这与政府反对的理由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应当避免任何人猜疑的迹象。因此有些机会与其接受，还不如婉辞来得好。 会议本身
这次会议的祈祷部分安插得非常好，会议前后，即晨暮都有团体祈祷，由各地主教团代表分别负责领导；弥撒在中午。可惜的是会议地点中没有一间圣堂供有圣体，作为中心。既然这是一个教会性的聚会，而教会的中心象征是圣体圣事，那幺一间供有圣体的圣堂正如会议期间常常高悬的旗帜，象征基督临在于会议中间。一般而论，这也可以显出在一座旅社中举行这类会议的限度。其实阳明山中国饭店，虽然景色优美，可是空间显得相当狭小，这许多代表在里面常有人碰人的印象。
罗总主教在介绍这届会议的宗旨时写道：‘开会宗旨有三：一为预备参加今年十月将在罗马举行之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二为制定本协会之正式简章，呈请教廷批准；三为讨论协会之共同事项。本年在罗马将举行之全球主教代表会议，其议题为：“在当前社会内之宣扬福音工作”；亚洲主教团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之议题与之相连，乃为“当前亚洲之宣扬福音工作”。议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从神学方面讨论此议题，另一部分从牧灵方面讨论此议题。’
虽然这次会议的宗旨包括三点，事实上大部分的时间是集中在第一点上。这本身便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也是选择得非常适合的问题。我们也集中在这点上检讨一下。
一般说来，会议之前大家所有的准备工作不。开会之前，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发送出来的只有两篇演讲稿：一篇是在神学观点上，另一篇是在牧灵观点上，讨论有关亚洲的传播福音。而连这二篇演讲稿虽然预备得都很丰富，可是究竟在神学与牧灵之区分上彼此并不清楚。不少思想可以说二者互相重复，这使后来的小组讨论无形地跟着对于神学与牧灵两方面不能分别清楚。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既然这次会议议题为了要与十月全球主教会议议题配合，为什幺会议反而未应用罗马分发给各地主教团的讨论与研究的材料(见铎声一二八期)？其实罗马分发的文件的内容很可以作为讨论与研究的材料。譬如在神学方面，文件的第二部分，对教会在传播福音方面现状的神学评价，提供了很多值得讨论、研究与综合的神学问题；可是事实上会议中几乎没有触及那些问题。又譬如文件的第一部分：现代世界中对传播福音的观察，以及第三部分：如何发展今日的传播福音，都可以用来适应亚洲情形、作为牧灵方面的讨论。如果这样做，我们认为：一则可以使参加全球主教会议的代表得到很多宝贵的材料，因此与其它各洲的代表互相交换意见(这假定别洲主教应用了罗马分送的文件)；二则不致如同我们这次会议一般在神学方面，大家觉得内容不。
这次会议开始时已经报告，重点在于小组研究，共有六个：一、亚洲背景的传播福音神学；二、教会在亚洲面对本地化的挑战；三、传播福音与亚洲的各大宗教；四传播福音与传教士的陶冶；五、当代亚洲社经背景的传播福音与正义意识之催化；六、大众传播工具。每组虽然大概知道别组的题材与内容，但由于事前一些也没有准备讨论的子题，以致不知不觉彼此重复得很多。这方面可以说是会议中很大的一个缺点；倒不如我们在台湾过去举行过的会议，在小组讨论方面准备得较为周到。
我们无法在这里进入枝节的问题，而只由教会学的观点立论：我们想法提出几个较深的印象。第一，整体而论，亚洲的教会是一个信仰基督极深的教会；在一些西方教会的会议中可以听到有些对于耶稣基督挑衅性的话，这里是绝对没有的。所有的是对他无条件的投顺，因此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更值得兴奋的是，这个亚洲教会对于基督的信仰着重在生活经验之上，与过去西方人的条文式的信仰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会议中特别反映出地方教会的意识，这果然是梵二之后天主教教会学上的一般倾向；地方教会不是整个教会在机构性上的一部分，而是整个教会因素在这地区具体的实现，虽然她当与其它教会，尤其罗马教会共融为一体。由于如此着重地方教会，因此教会的降生性、救援性、传教性、以及对外对内的使命都更应反映地方色彩。第三，对于当地的传统文化以及亚洲各大宗教有着高度的乐观与积极态度。几乎没有人再怀疑其救恩性，相反的是进一步地着重交谈与学习。当然由此而来的对教会的作为救恩圣事问题，当应比较清楚的说明。第四、亚洲是贫穷人的亚洲，所以教会应当在世界发展，保障正义，卫护弱小……各方面具有先知性的任务。这方面由于亚洲地区广大，来自某些问题严重地区的代表，多少反映出南美的神学。
最后以中国教会而论，虽然在小组会议中不断提出无神唯物共产主义的危害，如同教友生活周刊四月二十五日杨成斌副主教在专论中所调的，可是我们不懂为什幺在今天整个亚洲处在这种危害中，还不能如同杨副主教所希望的，发表出一致的先知性语言。也许尚得希望出席十月全球主教会议的中国主教团代表，在整个教会代表前，不论适时或不适时，大声疾呼此问题在传播福音方面的严重性。
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之前全体通过了不少文件，其中重要的当然是会议宣言以及实施建议等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全体讨论中只许正式代表(包括四十三位枢机及主教)及特殊会员(共十五位)发言。这为了会议的性质及次序，当然是必须的措置。但在将近六十位有发言权的主教中，事实上常发言的只有五、六人。语言的隔阂是一大原因：但是否也有其它理由？无论如何，发言者比率未免太低，这也令人对全体通过的文件的“亚洲性”打下一个问号。再者会议邀请的所谓顾问及专家，会前与会中都缺少足的机会与正式会员接触，替他们劳，这方面的筹划实在不。
至于对于会议的宣言，我们尚有一些感受。这篇宣言的语气和内容，充满牧者的关怀，口吻也亲切可爱。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篇由几人策划而成的作品，最后会议通过。我们设想，假使宣言的形成，是先由各地主教团经过小组讨论，分别在祈祷与默想之后提供材料，再综合写出，那幺这些肺腑之言，既是出自主教团在圣神感动下的心声，一定会深深地进入亚洲各地教会的灵魂深处。当然即使宣言按照现有的过程形成，既然全体通过，当然是会议的宣言，但是我们想各地主教团仍需经过祈祷与默想，将其内容融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 闭幕的象征
在国父纪念馆的闭幕弥撒，从我们的观点而论，实在显扬出教会是“合一的圣事”。在政治的平面上，至少近年来我国相当的孤独，即使在亚洲，有些国家与我们已经没有邦交，但是在弥撒圣祭中，各地主教代表自己的教会，与中国教会共融在耶稣基督内，向世人作证教会的合一性，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合一是“地狱之门决不能战胜的”。 本文的期待与声明
自从梵二大公会议以来，教会开启了一个会议与交谈的时代：重要的会议中，我们有全球性的主教会议，最后一次(一九七一)曾在罗马召开；有全亚洲性的主教会议(一九七零在马尼拉)；有区域性的主教会议(一九七三年在辅仁大学)；即使在台湾，我们也举行了好几次全国性的牧灵研习会等等。每次会议都有很好的宣言或决议，如同这次一般。想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迫切地期待教会更加多做些事，少讲些话。这不只是我们的期待，本届会议的演讲稿中就是如此调。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这篇文章作些声明，我们的观点是神学，因此相当狭窄。文中所反省的一切，如果在别的观点下，便可能不应如此写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别人在其它的观点下，对于这次会议有些意见，这样集思广益，使大家从多方面认识这次在我们教会史上重要的事件。由于这篇文章不是歌功颂德，所以我们不提各方人士的劳苦功高，使会议圆满结束。愿天主降福一切团体性的或者个人性的工作人员：团体性的像亚洲主教团协会的常务委员会，台湾的筹备委员会……个人性的自于斌枢机，罗光总主教……一直到“他们的名字只有天主知道”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