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兄坚持认为儒家是“信神”，“信上帝”的，我不同意。今见网上发表的《儒教是宗教》中，又把孔子与宗教教主释迦、耶稣等并列，更是非圣无法，大谬不然。 一 首先，儒家所谓“神”或“上帝”，基本上指“气”而言，并不像宗教的至上神那样，是一个确定的人格神。祭时如在，不祭时则浑然一气，同于造化。 李申兄坚持“天”即“上帝”说，多次引程伊川“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干”（《遗书》卷22）等语以证之。但我以为，这些话非但不能证明存在一个上帝，而且恰恰证明没有一个上帝。所谓“帝”，与自然现象、神妙运动和人的天性等相统一而不相对立，脱然贯通，不过是一种非人格的、抽象的道德伦理或社会秩序之规律的代称。在这种通天下一心，通天下一理的情况下，此“天”此“帝”绝非是异己的、外在的神灵。与宗教的神学理论相比较，儒家所说的帝或上帝，还缺乏一种确定不移的神的位格，故与宗教的至上神不可同日而语。 李兄《儒教是宗教》说：“庄严、肃穆的天坛静静地安处于北京天坛公园之内，与之配套的，是地坛、日月坛、先农坛、社稷坛以及许许多多的神坛和神庙。等待我们的，是揭示这些神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我认为，它们的意义不是表明对神或至上神的膜拜，而是表明对经验存在的“天地万物”及其生命活力和神奇变化本身的崇敬。它们庄严、肃穆，不允许盲信愚民蜂涌而入，用迷信的香火污染它。至于皇家的祭祀，是一种象征意义，天地日月与人类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它们的群集表明非人格的法则支配的宇宙节律，是对自然之客观实在性的肯定和对神之至上或至上神的否定。 《儒教是宗教》说：“孔子说，君子应该‘畏天命’，并把那不知天命和不畏天命的视作小人，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却往往喜欢杷孔子说成是不信天命鬼神的，并认为这样才是对孔子的表彰。”但是这里的“天命”，与孔子之前的意义已发生变化。天命与鬼神并非像李申兄理解的那样必有联系。洪亮吉《意言·鬼神篇》说：“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闻有真鬼神，而有怪（怪亦气）。”故不可能有属于“真鬼神”或真“怪”的上帝。有关“畏天命”的注疏中虽有“福善祸淫”、“降祥降殃”等语，何注云：“顺吉逆凶，天之命也”，朱熹注云：“天命者，天赋之正理也”；“不知天命，故不识义理”。但所谓降福祸者只是非人格化法则、规律、命运或“自然之理”而已，并不包含上帝之类至上神的实义。 按李兄所谓“上帝的命令”来解释“天命”，只是一厢情愿。儒家指出，君子以为是“人道”者，小人才认为是“鬼事”。 而且，孔子似乎有意消除前代遗留下来的“天命”这个概念的神秘内涵，所以强调天命是可知的。他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在天命为“事物所以当然之故”的意义上而言的。任何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只要努力去作，随着时间的积累，都可以知天命，故认为所有的“君子”都必然是知天命的。 自孔子起，“天命”还含有某些命运、运数的意义，包含“自然目的论”的意义，“它表现的是自然的无目的的目的”。关于这一点，蒙培元、任文利二先生的《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论之已详。正因为天命含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故墨家非命；提出“天志”的信条，与“天命”抗衡。以天志为兼爱，明天鬼为实有。墨、孔相去不远，比后世之人必能更加贴切地领会“天命”中威胁宗教的个中消息。而李兄把“若有真宰”当成“真有上帝”，误之深矣。 二 其次，《儒教是宗教》说：“儒经中那些上帝鬼神信仰，是所有儒者、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显是无稽之谈。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者的思想行为的基础是仁义道德，而不是上帝鬼神。 在信与不信的问题上，可以肯定说儒家是不信的。 如果上帝鬼神是指灵魂一类的精神实体，而所谓“信”是指信其有还是信其无的问题，则儒家多持“不语”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不可说是完全“相信”的态度。 如果“信”是在信仰的意义上而言，那么儒家更“不信”。 证据就在《儒教是宗教》中。李兄说：“即如《论语》而言，其‘敬鬼神而远之’等几条言论是不少人认定孔子不信鬼神的基本根据。”这里的“等几条”，似乎嫌少？但这几条却是历代儒家不断重复的话，是儒家自己“认定”并恪守不渝的原则。一句顶一万句，犹有不及。 难道“敬而远之”的态度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吗？有哪一家宗教信徒会对他们信奉的至上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呢？纵使对于一种主义，如果敬而远之，恐怕也不能说是信仰这种主义。从上帝们的“自我感觉”而言，哪怕是呵佛骂祖那样的态度也比敬而远之好，因为呵与骂还是信之深、求之切的表现，总比“敬而远之”这样不冷不热地保持距离强一些。 在科学技术还不足以破坏自然，民智初开，全世界都笼罩在鬼神和宗教的迷雾之中的时候，孔子能以非常的胸襟和智慧通权达变，奏响黄钟大吕，用理性之光拨开云雾，照亮在地球的一域，难道不是全人类都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我认为，在工具理性席卷全球的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未必知道孔子所说的话，但人人语中所无，而意中所有，他们的实际人生践行与孔子提出的宗旨暗合。我敢说，在对待鬼神的认识和态度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敬而远之”的。坚持原教旨主义者，深心崇拜鬼神而不疑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不信、或明确说就是不信仰的意思。朱熹《注》云：“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又引程子语云：“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智)矣。”（《雍也注》）可知后儒的理解，对鬼神就是不信且不惑。敬是建立在不信的基础上，不信之“敬”的对象则是抽象的社会秩序和法则、和实实在在的自然活力与生命价值。 儒家之不信还表现在一个理论特点上，那就是在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层面，表现出一个“度”。无论儒家提出多少“天”、“帝”、“道”、“理”、“性”、“本体”等玄远概念，但就是保持一定的界限，不像神学理论那样往上再进一步，究出一个外在超越的、与人对立的、属于精神实体性质的、具有确定的神的位格的上帝。《荀子·天论》：“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伊川先生说：“释氏之学，更不消对圣人之学比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他，比至穷得，自家已化为释氏矣。”朱熹引吕氏言：“当务所急，不求所难知；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超过限度就是谬误，则翻本为末，为惑、为妄。无论多么玄妙，儒家着力之处只在日用伦常、天地万物和人道之所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教合一、至理归一等言论，但这些多出自信仰宗教者之口。欲依傍儒家门户，以张大其势。此等游辞浮谈也为醇儒所不取。 故从儒家主观态度而言，不可谓之信仰上帝鬼神。 三 李兄认为儒家“知道孔子是人”而“当作神”，故与其他宗教一样。实属不通之至。《儒教是宗教》说： 是的，孔子是人，祭祀的人们也知道孔子是人。但同样正确的是，老子、释迦也都是人。如果耶稣确有其人，那么，耶稣也是人。然而从宗教诞生以来，被当作神的，不仅有天地山川、虫鱼鸟兽，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人。比如社稷神，社本来就是‘共工氏之子句龙’，而稷神就是周人的始祖弃。把古代的名人祀为神，正是儒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其他宗教中常见的现象。
这非但不能证明儒学是宗教，恰恰证明儒学不是宗教。如果祭祀者把祭祀对象当作人，那么这祭祀就只是纪念意义的活动，而不是宗教行为。类同今天的追悼、扫墓和纪念等。试问哪一家宗教信徒从理智上认为自己所祭拜的对象是人呢？岂有是理？从信徒们而言，耶稣是“道成肉身”，本就不是人；释迦出现于此世前就是经历了无数劫的“佛”，看看《本生经》之类的佛典就可知道了；至于老子，自从神仙道教把他神化以后，信徒们则只认他为“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等名号的神，再不把他当人看待了。要说祭祀老子、释迦和耶稣的宗教信徒们烧香磕头时，心里清楚所拜者是人，或原本是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神，则大可怪。纵使后来大乘佛教在理论上有惑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等说法，作为教主的释迦的神格也摇撼不得半分。 我赞同李申兄的地方在于尊奉孔子的人们确实“知道孔子是人”。考察“正史”，历朝历代虽然把孔子捧得越来越高，但始终没有被彻底神化。如从汉平帝时起，孔子封谥为褒成宣尼公，东汉明帝封为先师，后来则是文圣尼父、邹国公、至圣先师、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其间也偶有玄圣、素王之称，而总体来看，基本是将他当作人、主要是当作先师来对待的。所以无论祭祀的规格有多高，只要“知道”他是“人”，就与宗教无涉，更不可能是“宗教中常见的现象”。 李申兄既然知道释迦、耶稣等本是人，就是不信这些宗教的表现。其他人也同理，只要“知道”某教主是人者，必不是信之者。如《二程集》载：问：“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问：“佛当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贤者，安可慢也？”（《遗书》卷十八）程子不是佛教徒，所以知道佛是“胡人之贤者”，将他视作人，不慢之敬也是不信者之敬。 对人的崇敬和对神的崇拜含有哲学或学术思想和宗教之分，是儒学与宗教的区别之一。 四 李申兄混淆人、神之别，故意将尼父与宗教教主并为一谈；蔑师辱圣之心，于此为甚。翻开历史就可知道，那些创生性宗教的教主，从他们创教生涯开始即渲染浓重的怪力乱神色彩，或宣扬天国将至，或自炫真主使者，不以凡人自居，造出许多神迹。释迦虽然显得平实一些，但也有出家之行迹、悟道之玄妙和迟入涅槃之危言耸听；僧俗之别，判然分明。如果不是后世许多神学家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竭力进行哲理化的粉饰，其理论在今天恐少有“人道之所宜”。衡之以科学理性，其初起之时，皆可谓之邪教。 比较起来，孔子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不说玄妙的话，不以先知先觉自居。他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我有知乎哉，无知也”。从《论语》等记载中可看出他是一位有真性情、有喜怒哀乐、有血有肉的平凡的人；是一位谦虚谨慎、不乏风趣而又忧国忧民的仁厚长者和学问家。 孔子自谓无知，与李兄比，则相形见绌。李兄赠何光沪先生学问“无出其右”之高冠，严重到“目前在中国，在宗教‘学理’上，能够出何光沪之右者，尚未发现。”又公然宣示投桃报李所得“划时代”的“哥白尼革命”之赞语。两大师相互“发现”，留下学坛之千古雅闻。知道哥白尼革命对人类历史起到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吗？看看网上，按李兄解释也“不过是说……”。真令有识掩口，天下嗟叹！往日只听说盖世无双，今何幸得见“无出其右”与“哥白尼革命”瑜亮双现？可谓上流知耻少，名士鲫鱼多。如果李兄尚且不自以为神，何可诬孔子为神？如果李兄自以为神，而孔子自以为“无知”，仍不能为神。 又见网上有一篇《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令人捧腹，实为不可不读之高论。把政治信仰与社会道德混作一谈，社会理想与彼岸世界视同相等，讲得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概念和判断都弄不清楚，也敢自称“逻辑结构”。譬如乌托邦是一种社会理想，纵使再不现实，与宗教天国也不可同日而语。况儒家的“天下大同”今已稍见之。比比网上那些被李兄斥之为“无名之辈”文章的理论和逻辑，何啻云泥之判！不过平心而论，此文逻辑与《中国儒教史》的逻辑形神俱似，伯仲之间耳。最终可得出美国总统也是“最高祭司”和“教皇”的结论，精彩绝伦，此亦为《中国儒教史》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先贤教我们“不惑”，但我于此却不能不惑——都怎么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