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产生的背景
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发展到公元前2至1世纪，就已经出现经济衰退和奴隶制危机的征兆，公元1至2世纪，奴隶制日见衰落，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枯竭，到3世纪末，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局面混乱，贫民奴隶不断起义，最后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浪潮中灭亡。在这一时期，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也日渐衰落，于是出现许多哲学派别，试图在宗教中寻求避难所，为复兴旧的多神教和拯救旧文明努力。伊壁鸠鲁学派把世界看成一架机器，劝导它的追随者要利用它，尽量从中取得幸福。斯多亚学派认为它是一个有智慧、有目的的体系；使自己服从宇宙意志并协助实现整体的目的，最为明智。怀疑主义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规劝人们放弃一切了解宇宙的企图，建议处理实际事务时以顺从自然、习惯和或然性为方针。而折中主义则采取各个各个理论的优点，努力凭借手头上现有的材料，综合成一满意的宇宙观。但是，这些哲学不能满足各种思想要求。一些具有某种气质的人认为不可能把世界看成原子的机械的相互作用而不考虑上帝，他们也不能压抑渴望，听从宇宙意志，“在自己纯净的心中”谋求宁静和能力。尽管有怀疑派的说教，他们不能根除确实认识上帝的欲望，他们拒绝盲目的命运。他们不仅希望认识上帝，而且要看见上帝。这些人意识到古典民族及其文化的衰落，预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不仅使基督教兴起，而且，甚至在基督教产生以前，还使异教和犹太的亚历山大主义以及同它相连的现象流行于世。这种态度促使染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诞生，希腊思想汇集了其思想史上的成就，同开始一样，归结于宗教。同时，由于罗马帝国的建立，把原先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各个民族统一到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共同生活，人们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看到了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达印度洋的“世界”，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改变，世界主义的观念取代了原先那种狭隘的民族排他性。再加上不同文化大融合，希腊思想同埃及、迦勒底、特别是犹太宗教的接触，鼓舞了这种宗教运动。时代呼唤着一种全新的世界性宗教。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东西方两种势力结合起来的有利的媒介。在宗教哲学中有三种潮流：①企图使希腊沉思冥想同东方宗教（犹太教）结合，这就是犹太希腊哲学；②企图在毕达哥拉斯学说上建立一个世界宗教，这就是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后来，一个叫阿波洛尼乌斯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重要人物宣称毕达哥拉斯就是救世主，而另一个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重要人物菲洛斯特拉特则认为阿波洛尼乌斯本人是救世主；③企图使柏拉图学说成为宗教哲学，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一个代表人物波尔菲里比他的老师普罗提诺更加强调禁欲主义和流行宗教，视之为净化手段，因而接受了各式各样的迷信的信仰和活动，诸如魔鬼学、神谕、偶像崇拜、巫术和通神术。这三种神学的共同特点有：超验存在的上帝概念，上帝和世界的二元论，关于上帝的受启示和神秘的知识的观念，禁欲主义和遁世思想，相信有居中的存在物、即魔鬼和天使的思想。其中有些因素是我们接触到的那个时代的犹太教的特征（一神教、二元论、启示和预言、天使说），因此，犹太宗教很容易同某些希腊思想体系相糅合，成为混合思想。但是这些学派最终还是没能响应时代的呼唤，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这种历史的重担落到了巴勒斯坦一个原本不太起眼的犹太教派——拿撒勒派身上，而把拿撒勒派改造成一种世界性宗教则要归功于保罗。
二.基督教的希腊罗马渊源
1.基督教思想的希腊罗马渊源——“逻各斯”、宿命论和禁欲主义：一般我们认为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和信条，其根源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来自希腊罗马。下面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和基督教有渊源关系的一些希腊哲学派别及其思想： ① 泰利斯（约公元前625～547年）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还认为世界是有生命的，“万物都充满着神灵”。他所说的这种“神灵”不是游离于事物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一种活动的原则。② 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540～480年）继承了泰利斯的传统，提出万物的本原是“火”，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它按照一定的规律不停地运动和变化，“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他还指出火及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他称之为“逻各斯”—λογο?（中文也译为“道”）。他说“命运就是必然性”，“命运就是那循着相反的途程创造万物的‘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永恒地存在着”，是支配一切的东西，“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逻各斯”不仅是支配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支配主观世界的规律。③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认为，一切感性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不可“定义”的；只有不动不变、可以作为“定义”对象的“理念”，才是“真正的存在”。这里所谓“理念”，希腊文的原意是“形相”和“形式”，柏拉图用来指一类事物的本质或共同性，也就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所寻求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概念。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的“原因”，一切感性事物都是从“理念”派生出来的。④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发展了前人解释万物的起源和基础的本原、元素、理念等概念，认为“实体”是万物存在、变化的基础和主体，是其他一切东西的“主体”和“中心点”，是“其他东西所依靠并赖以得名的东西”。⑤ 斯多亚学派：芝诺（Zenon公元前336～264年）创立的斯多亚学派用神秘主义和折中手法歪曲地改造了赫拉克里特关于火和逻各斯的学说，他们认为火是万物的基本元素和世界的根本原则，原始的火可以转化为土、水、气以及物质的火，这四种元素的混合，形成了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物体。这里的“火”并不是赫拉克里特讲的火，它是火和气的混合物，是一种“能思想的火气”，他们称之为“普纽玛”—πνευμα 。“普纽玛”独立于事物而存在于宇宙的某个神圣的地方，设计和安排一切事物。所以，“普纽玛”既是万物的本原、宇宙的主宰（上帝），又是世界的理性、普遍的“逻各斯”—λογο? 。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万物才呈现为一个合目的的、有秩序的和谐的体系。斯多亚学派在伦理学上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他们认为“个人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理性也被称为“自然”，所以美德即“顺应本性”、“顺应自然”而生活，顺应本性、顺应自然，也就是顺应上帝，服从“命运”。他们还主张克制欲望，摒弃享受，服从神的意志和命运的安排，就要顺应理性，追求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美德，因为这些都是理性的表现。顺应理性就要克制一切欲望，摒弃一切享受和激情，做到清心寡欲、淡漠无情，达到一种“不动心”的境界。新斯多亚主义的奠基人塞涅卡（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年）极力宣扬宿命论思想，认为命运统治着世界，命运决定一切，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命运。他有一句名言：“愿意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主张禁欲主义，说“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不要这些，便可以获得真正的快乐。总之，服从命运、遵循自然就是美德；安于贫困、克制物欲，便可以得到“一种持久的心灵安宁、一种自由”。新斯多亚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0～138年）也宣扬宿命论，在他看来，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神预先安排好了的，人不能改变神的意志。因此，至善就在于“服从神灵，向他们投降，在一切事变里心甘情愿地追随他们”。他还宣扬世界主义，认为大家都是世界公民、神的儿子，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亲爱，包括对自己的仇敌，即使受到别人的侵害，也要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奥勒留（Aurelius公元120～180年），公元161年继位为罗马皇帝，一生笃信斯多亚主义，被称为“宝座上的哲学家”，他肯定制造万物的神的存在，肯定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决定，所以，他要人们不仅“尊重这个力量”，而且按照他的意志生活和行动。他劝人完全不要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不要企图改变自己的不幸遭遇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相反地，要“欣然接受”和“满足于这些”命中注定的事，也就是说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服从命运，服从神，他甚至赤裸裸地要人们服从他的统治，奉公守法，满足于国家指派给他的一切，认为这样就是人的愉快生活。他也鼓吹人与人之间是兄弟，应该彼此相爱，即使是对于犯了罪的人也要同情和宽恕他们。“要使你自己适应于你的命运注定要同它们在一起的那些事物，以及你命定要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要爱他们，要真正地、忠实地这样做。”新斯多亚主义的宿命论和禁欲主义思想，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思想反映，后来被基督教所继承。⑥新柏拉图主义的创立者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5～270年）把希腊哲学中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思想同神学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宗教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太一”说、“流溢”说和“灵魂解脱”说。他认为“太一”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一切都从‘太一’中派生出来”。他认为“太一”派生万物的过程，就是从“太一”中“流溢”万物的过程。“太一”流溢万物是个从高到低的下降过程：首先，“太一”流溢出“心智”，即“太一”的精神、理智、思想。“心智”保留着“太一”的性质，是“太一”的形相，它的存在和意义在于表现“太一”，认识“太一”。其次，从“心智”流溢出“灵魂”，灵魂作为心智的产物和摹本，不如心智完备，他的活动方式不是直觉，而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灵魂活动的目的，向内是趋向于心智和“太一”；向外则趋向于自然，成为物和自然中的灵魂。最后，“灵魂”在趋向自然、与物结合的过程中，成为物质质料的形式，于是产生出万物和整个感性的世界。普罗提诺宣扬一神秘的灵魂解脱说。他认为，从“太一”到心智、灵魂、物质的“流溢”过程，是个由高到低的堕落过程；物质因其离“太一”最远、最低级而成为一切邪恶之源。所以，他主张人要摆脱物质世界，使自己的灵魂返回“太一”。返回“太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净化灵魂的阶段，即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束缚，使灵魂回到自身，这需要通过一系列道德活动的实践来达到；第二，理性沉思阶段，即灵魂通过一系列理性思维活动，把握“心智”，与“心智”合一；第三，直觉阶段，即凭直觉、顿悟、出神（εκστασι?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又可以译为狂喜、入神或忘我——在阿拉伯语里称之为??????）等非理性方式，达到灵魂、心智、与“太一”的合一。普罗提诺认为，这种与神合一的神秘境界，只是一刹那，灵魂很快会沉到地上，脱离这种境界。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基督教神学，成为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基督教神学的过渡环节。
2.除了上述希腊罗马哲学思想来源，基督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东方的犹太教。不过，在犹太教向基督教转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完成非常关键的一步——把犹太思想和希腊罗马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这一步是由埃及的亚历山大学派完成的。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3年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在托勒密人的统治下变成了世界上为极重要的商业和文化城市，变成了希腊和东方文明主要交流的地方。托勒密二世当政时（公元前285～247年），这里建立了一个宏伟的科学博物馆，其中有一座藏书七十万卷的图书馆；这吸引了来自古典文化世界各个领域是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托勒密二世当政时，还为很大一部分忘记了祖国语言的犹太人民，把犹太经典《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国王安提奥库斯四世尽力使犹太人希腊化。这一时期，希腊对犹太思想的影响不限于亚历山大里亚，而且扩及巴勒斯坦本身。一个叫阿里斯托布鲁斯的犹太人（约公元前150年）在一篇论文中最先表现出犹太和希腊思想相结合的直接痕迹。他试图表明《旧约》的说教和希腊哲学家论点的一致性，断言希腊人（荷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曾经从犹太经典中吸取知识。他还试图采取斯多亚学派的方式对犹太经典予以比喻的解释，借以剔除其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使它同希腊思想调和起来。他认为上帝是超验的存在，不可见；上帝除去显示给纯粹的智慧以外，一般人永远看不到他。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他的犹太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希腊哲学的痕迹，例如《所罗门箴言》、《马加比父子言论集》和《西拉赫智慧书》。
这种倾向在斐洛（Philo公元前30年～公元50年）的体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斐洛看来，犹太教作为人类智慧之大成，和希腊哲学是相通的。一方面希腊哲学渊源于犹太经典，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从《旧约》中得到了智慧；另一方面，犹太经典也可以通过希腊哲学作出解释。首先，他肯定上帝是绝对存在的，上帝（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但是人们感知不到他的存在，也不能理解他的本质。他认为，上帝的存在通过灵魂的眼睛才可直观到。就是说，灵魂只有摆脱肉体和感性的束缚，上升为“纯粹的思想对象”，才能直观到上帝。他说，这里所谓“纯粹的思想对象”，即柏拉图的理念。他认为上帝先创造了理念，然后又按照理念复制了可感知事物。所以，理念世界是可感世界的原本，可感世界则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其次，他还认为“逻各斯”是上帝（神）的理性，是联系神与人的中介。在他看来，上帝是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善，如果直接作用于世界就会被物质所玷污，所以上帝（神）对世界的作用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即“逻各斯”。这里的“逻各斯”是从斯多亚派哲学中引来，糅合了斯多亚派关于“逻各斯”是世界理性的概念和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概念。再次，斐洛接受柏拉图的影响，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坟墓，感官是罪恶的根源。要净化灵魂、解脱灵魂，就必须摆脱肉体、绝情去欲。只有这样才能使灵魂直接领悟上帝，达到人生的最高目的。斐洛的上述具有明显的神学性质，后来成为基督教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正如恩格斯说：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是“基督教真正的父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8页）。
《约翰福音》开头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籍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籍着他造的。”接着又说“道成了肉身”，就是说，这个“道”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人间，他就是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这种说法不象是东方闪米特人的观念，倒象是印度、中国多神教的生命轮回、投胎转世的说法。这里所说的“道”，其希腊文原文就是λογο? —“逻各斯”，是根深蒂固的希腊哲学概念，而不是古希伯来人的思想，更不是耶稣本人的信仰！《旧约·弥迦书》5：2也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而《先知书》（包括《弥迦书》在内）的成书时代是公元前2世纪——正是希腊化时代中期，很明显，早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经典中就已经掺杂了不少的希腊思想。
3.“原罪”说也是基督教的一项基本信条，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希腊罗马的宗教和哲学，同样也可以从中找到它的根源。
在古希腊的奥菲斯宗教神话中，说宙斯在和叛恶之神泰坦斗争时，用灰烬创造人，其中包括泰坦的灰烬，因而人生来是不完善的，有原罪，必须通过净水洁身、戒食和血祭等才能“净化”、赎罪，使灵魂轮回转世，从而得到解脱。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牢狱和坟墓，研究学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净化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和轮回的痛苦。柏拉图也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牢狱，是灵魂取得知识、认识真理的障碍，要摆脱肉体对灵魂的束缚，就要抵制住各种欲念，致力于沉思。使灵魂脱离肉体，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他的这种思想被希腊化的犹太人斐洛继承。后来的诺斯底派也认为物质和肉体是罪恶的。在基督教形成的过程中，以保罗派为主的基督徒在编篡《圣经》的过程中吸收了这些宗教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基督教“原罪”说、“赎罪”、禁欲主义思想的来源。
4. 另外，我们也大致了解一下三位一体崇拜的希腊罗马起源 ① 罗马最古老的神有三个：雅努斯，罗马最古老的神之一。起初是太阳和光明之神，掌管天门的启闭，给大地带来光明，使季节、月、日更迭，后来成为守卫一切门户、通道的门神和象征一切事物开始的神。萨图尔努斯，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播种神，也是最古老的罗马神之一，很早就已经和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混同。他的妻子奥普斯是播种和收获女神，也很早就和希腊神话中克罗诺斯的妻子土地女神瑞亚混同。 ② 公元前8世纪有一支民族，大概从小亚细亚移民来到意大利（据希罗多德记载，吕底亚王子带领半数公民出外逃荒，渡海来到了意大利的翁布里亚），统治当地的维兰诺瓦文化居民，经过长期的融合，最后形成伊达拉里亚人。罗马尊奉的三位一体神，以及神像拟人化和占卜等，显然是从伊达拉里亚沿袭而来（引自《世界史·古代史》）。这在时间上要比基督教的产生早七八百年呢！ ③ 模仿希腊的神也有三个：罗马的原始宗教是多神教，保存着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罗马起初没有神像，后来在伊达拉里亚和希腊宗教神话影响下，才出现了拟人化神像。罗马人信奉的神祇也多模仿希腊，如希腊的天神宙斯和天后希拉，被附会为朱庇特和朱诺，雅典娜被附会为米涅娃。 ④ 在罗马叙利亚行省的巴尔米拉城有一座太阳神庙，元30年建成，献给三位一体的神：巴力与日、月。 ⑤ 甚至在其他讲印欧语言，和希腊人、罗马人有着共同祖先的民族那里也可以找到三位一体的崇拜，比如印度教的梵天、毗湿奴、湿婆——可见，三位一体崇拜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追溯到现代印欧语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分化成不同民族涌向欧洲、印度之前的那个时期。（三位一体崇拜的起源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想做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查阅大量书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作长期研究，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只能谈这么一点肤浅的东西——以前曾读过一位西方学者写的探讨基督教“三位一体”思想的根源及其和印度教的联系的书，可是由于当时对基督教并不感兴趣，所以只是泛泛看了几眼，只记住大概内容，至于那本书和作者叫什么，早已忘记了——非常遗憾！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查有关的书籍和网页。）三. 基督教的犹太教起源——拿撒勒派
由于长期遭受外族人统治，饱尝家破国亡之苦，早在公元前2～1世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间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秘密教派。在这些教派当中就有《死海古卷》的记录者——艾赛尼派的“库兰社团”。公元前64年罗马又吞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向自视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把这看成是奇耻大辱。许多犹太人希望他们能够再次独立，他们希望出现像大卫一样的国王，希望能够出一个弥赛亚解放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公元1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一个秘密教派——拿撒勒派（在阿拉伯语里至今仍称基督教为拿撒勒派——???????）。
拿撒勒派的出现和一个叫耶稣的人有关。历史上究竟有无耶稣其人，历来争论不休。罗马的史书上没有关于耶稣的任何记载。他的事迹主要来自《福音书》，即《新约圣经》的前四卷。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应该有过此人，不过他在生前并不出名。关于他的童年，我们知之甚少，他长大后就一边给人们看病，一边在犹太同胞中散布爱的信息，他挑选了十二圣徒帮助他传教。不久就有了不少的信徒，有许多下层犹太人追随他，形成原始基督教——拿撒勒派。
耶稣接受了犹太教的十诫，把它作为行为的准则，但他赋予十诫以新的含义。他简化为两点：大家都必须热爱上帝；大家也应该如爱自己一样爱他人。他主要的教义还可归纳为：1、上帝要求在他仁爱的基础上建立上帝和人类的新关系，人的回报是对他的信仰。2、耶稣把自己当作建立这种关系的纽带。他称这种新关系为“天国”。"天国"存在于地球人间，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3、上帝将赦免人类的罪行，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请求宽恕。人一旦承认上帝已经做了后，也应该互相宽恕。拿撒勒派继承了犹太教的教义，但其教义又有新的发展，它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受上帝派遣降临人世来拯救大家。这是原始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的特点之一。
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对罗马统治、仇视富人的色彩，甚至主张用武力推翻罗马的统治，在现实世界上建立理想的“天国”。但后期有所变化，特别是大量富人加入之后。后期的基督教认为社会不合理，人们受苦的根源在于各人自己，是人内心的堕落，这就抹煞了罗马上层对广大下层贫苦人民的压迫是痛苦的根源。后来还发展到反对用斗争去争取解放，宣扬驯服、博爱、忍受；基督教还宣扬君权神授，要人们服从神授的政权，要奴隶服从主人。
早期基督教反对罗马的暴虐统治，具有朴素的平等思想。最初，罗马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敌对的力量加以镇压，以残暴、昏庸著称的罗马皇帝尼禄曾以罗马城大火为借口大规模迫害、屠杀基督教徒。从2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罗马社会的激烈变动，基督教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原始基督教那种反对罗马统治、仇视富人、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渐泯灭，而劝人顺从、希冀来世的消极思想占了上风。罗马当局对基督教的政策也由镇压变为宽猛相兼、恩威并用。最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统一教义。392年，狄奥多西皇帝定基督教为国教。
四.保罗对基督教形成和传播的重要作用
拿撒勒派要想有效地宣扬其教义，就必须规定和保卫其学说，建立自己的神学，表明它对盛行的犹太和希腊思想方式的态度。在拿撒勒派发端时期，最适应当前需要的思想体系是上面我们提过的犹太-希腊哲学。策勒尔说，“对《旧约》做比喻的解释，成为把新信仰同旧启示结合起来的必要的方法；斐洛的逻各斯学说融合犹太-基督教救世（弥赛亚）的信仰，构成了未来几个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教义运动的中心。”这时，有一个叫保罗的有罗马公民身份（那时只有极少数有钱有势的犹太人才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上层犹太人加入拿撒勒派，他的加入改变了历史，拿撒勒派被他改造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他对基督教的形成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保罗有计划的积极传教，前后三次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米利都和希腊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地传教，并发展了不少非犹太人的信徒，把拿撒勒派传到小亚、希腊地区，为其以后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犹太教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排他性，而保罗主张“因信称义”——无论何人，只要信仰上帝、信仰基督，他就得着了“义”，他就是上帝的选民，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和赐福，这样就打破了犹太教狭隘的民族局限，为所有人敞开了上帝天国的大门。同时，他在小亚等地发展的非犹太信徒对犹太教的割礼、禁食猪肉等严格的律法觉得难以遵守，这不利于吸引和发展更多非犹太信徒加入教会。因此，当保罗从小亚带着未行过割礼的“外邦人”信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和控制着耶路撒冷教会的彼得、雅各等人意见不和并发生激烈争论，他认为“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3：28），力主废除割礼、禁食猪肉等律法，而彼得等人主张“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5：18）。最后保罗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彼得等人向他们妥协，允许这些新加入教会的“外邦人”信徒可以不行割礼、不必严格遵守律法。作为交换条件，保罗派承认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地位，并向耶路撒冷教会交纳捐税。
罗马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是被征服的犹太人不堪忍受罗马的暴虐统治举行了数次起义，但是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广大犹太人民非常绝望，盼望弥赛亚来临，拯救他们脱离苦难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这时保罗就出来，结合当时在希腊罗马世界非常流行的“逻各斯”思想，把基督同上帝的权能和智慧、即逻各斯等同起来，把耶稣从弥赛亚的地位提升到神的高度，认为基督先于人而存在，是原型的人，他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上帝，是救世主，他会再次来临，到那时为基督受难者将同他共掌权力，获得永生，而恶人和魔鬼将受到审判，投入火湖受惩罚。其实，耶稣本来只是个拿撒勒派追随的弥赛亚（弥赛亚，在希伯来语里是mashiha ???? 在阿拉伯语里是mesih ????，是从动词“抹”、“搽”—??? ???? 派生出来的一个名词，意思是“被搽过的”、“被抹过的”，即“受膏者”。经过希腊语或拉丁语，再经过英语等现代欧洲语言到汉语里就被翻译成了“弥赛亚”。古代以色列人推举一个人做王的时候就拿橄榄油“抹”在他的头及胡子上，称为“受膏为王”。拿撒勒派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 ????，就因为他是大卫王的后代，有资格成为一名拯救千万人于苦难、建立人间“太平王国”的“王”，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道成肉身”的“上帝”或“神”。）
保罗一方面把耶稣从弥赛亚的地位提升到神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宣称一切都是定然，不应该自己动手抵挡恶人，提出上帝的国在天上，在来世，而不在现实，只要信赖基督、忍耐顺从，就能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样，对现实解放的理想就被保罗改为对来世的期盼，拿撒勒派那种反对压迫的战斗精神与争取社会平等的思想渐趋淡化，而逆来顺受、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首要地位。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保罗把本来以一个犹太教教派形式存在的拿撒勒派改造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保罗在小亚、希腊等地发展的教会成员大多是“外邦人”，其中有不少中产阶层，甚至不少达官贵人，他们形成保罗派。这些保罗派成员向教会捐献财物，施加各种影响，加上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因而在教会中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并在组织上控制了教会。保罗及其学派的著作中有最早的基督教教义的神学。他是最初创立基督教神学或以基督教为基础创立历史的哲学的人。被认为是他写的使徒书信，透露出同所谓《所罗门的智慧》（无疑他是熟悉这部书的）中运用的概念相仿的一些概念的影响，并在斐洛的哲学中得到了发挥。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克莱门特的《致哥林多派书信》（93～95年）、《第四福音书》等著作中。
保罗对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如果不经过保罗的改造，进而建立起一套具有普世意义的教义，原始基督教——拿撒勒派就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他把基督教解释成犹太教的一个阶段，基督教很可能早就埋葬在耶路撒冷的城下了。这是其积极意义。但是保罗宣扬宿命论和不讲原则的仁爱思想、容让精神，让人们放弃斗争和反抗，却是麻痹和欺骗了广大的下层贫苦人民，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了罗马统治阶层。因此，罗马上层非常欢迎经过保罗改造的基督教（已经和耶稣本人向人们宣传的那个原始基督教——拿撒勒派有了很大的差别），在他们看来，保罗确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圣徒。五,《圣经》的成书
有关耶稣的事迹和他的教诲，最初是在信徒当中口头相传。从公元1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陆续把这些口头相传的事迹和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称为《福音书》。当时流传的《福音书》共计有五十多种，其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被大多数基督教会认可，连同保罗的书信及其他使徒的一些作品被编篡在一起，称为《新约》。除了极少数部分是用阿拉米文记录的外，《新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用希腊文记录的。同时，基督教会接受犹太教的经典，称之为《旧约》，和《新约》一起作为基督教的经典，称为《圣经》。“四福音书”中《约翰福音》的成书时间最晚，因而掺杂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思想成分更多，和其它福音书的差别比较大。到2世纪下半叶，《圣经·新约》的编篡工基本完成，基督教也正式形成。《圣经·新约》以后又经多次删改，直到第三世纪中叶，各地区教会认定的《圣经》正典文献仍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越能体现原始基督教思想的《圣经》篇章越是不被当时的基督教教会接受，比如启示录，雅各书依然不完全被一些教会接受。直到尼西亚会议，各地教会认定的文献依然没有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取得国教地位的基督教会在公元393年及397年在北非召开的两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圣经》正典的内容，统一各地使用的《圣经》。不过在这里要一提的是，北非这两次会议所确定的《圣经》将“次经”也包括在内，这正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分别。东方教会所确定的正典是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西方教会在六十六卷以外，还肯定一些“次经”为正典。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圣经是六十六卷加上“次经”。现存的《圣经》抄本和残篇中最古者都不早于4世纪。
下面这段是一部国内常见的《世界史·古代史》对《圣经》成书及基督教形成过程的描述，我觉得很有价值，拿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在基督教流传过程中，其教义也逐步变化。传说耶稣死后，其门徒继续传教。由于信徒人数众多，社会地位不同，在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教徒和以保罗为代表的非犹太人或称“外邦人”基督教徒。他们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解释存在分歧，进行论争，结果保罗派占据上风，其思想观点在基督教经典中占有优势，成为正统，并在组织上控制了各地教会。保罗派成员中，不少是中等阶级，甚至还有达官贵人。他们在改造教义和编纂《圣经·新约》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特别是吸收了斐洛学说和新斯多噶派的伦理思想。他们将斐洛学说中的逻各斯与救世主思想结合起来，演化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接受新斯多噶派的神主宰一切，以及忍耐顺从、精神忏悔、禁欲主义、宿命论等观点，作为基督教义的思想原素，从而使原始基督教义加入新的内容。但为了对社会下层保持吸引力，保罗派又不得不对彼得派有所让步。因此，体现在《新约全书》中的基督教义主要反映了保罗派的观点，但在同时又是两派互相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这就是《新约全书》中内容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原因。这时，原始基督教那种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战斗精神与争取社会平等的思想渐趋淡化，而逆来顺受、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首要地位。它甚至宣扬君权神授说，美化皇权，承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提倡服从主人，甘当顺民。这样，到公元2世纪中叶基督教正式形成后，便开始成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
下面是有关《圣经》权威性的几个疑问：
1.耶稣的母语是阿拉米语，假如《新约》是耶稣本人留给后世的经典，那为什么《新约》除了极少数是阿拉米语外，大多数却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呢？——这就说明《新约》不是耶稣本人留下来的，而是罗马帝国东部地区（通行希腊语）的希腊人或希腊化的其他各族文人编篡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基督教会本身也是承认的。很明显，基督教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步——经典的形成就是罗马化的一步，希腊文写的《圣经·新约》本身就是基督教罗马化的一个有力证据。
2.《圣经·旧约》的编篡成书是在“巴比伦之囚”之后开始的，前后历时近4个世纪。《律法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假托先知摩西的名义写的，《先知书》成书于前2世纪初，《圣录》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后期——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流行的“启示文学”留在《圣经》里的印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旧约》就是《死海古卷》，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70年，正赶上《旧约》编篡成书的晚期。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先后受波斯人、希腊人长达五百年的统治，已经通用阿拉米语，社会上层和文化阶层也使用希腊语，所以懂得希伯来语的人特别少，用希伯来语编篡、记录这些《死海古卷》的应该是一些艾赛尼派的“库兰社团”成员（对《死海古卷》的研究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库兰学”，学者们通过研究古卷的字体、词汇、内容等专门技术确定了上述写作时间和作者）。很显然，《旧约》是波斯时期、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形成过程中编篡成书的，即便是《律法书》（也叫《摩西五经》，希伯来语叫torah- ????，阿拉伯语叫torat- ???????），也不是摩西本人留下来的经典。更何况摩西、大卫时代的希伯来语是用一种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古希伯来语字母记录的，而《死海古卷》却是用我们熟悉的希伯来语方块字母记录的——两者之间最少也有七百年的间隔，而且是家破国亡、颠沛流离的七百年。说《圣经·旧约》里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摩西或大卫、所罗门的原话，是上帝给他们的启示，一点儿也没被别人篡改过，谁相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3.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创始记》11：31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出了迦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可是懂得西亚历史、闪米特人历史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亚伯兰）的家族离开乌尔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事情，当时是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而迦勒底人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才定居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两者之间差不多有一千年的距离呢！公元前626年，迦勒底人才建立了他们的国家——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04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为新巴比伦王国国王，他数次进军巴勒斯坦，终于在公元前586年攻破耶路撒冷，灭了犹大王国。《创始记》里称乌尔为“迦勒底的乌尔”，正好说明，《律法书》被编篡成书的时代，乌尔处在迦勒底人的统治之下，或者说乌尔城的大多数居民是迦勒底人——这不是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波斯时期又是什么时候？
4.在希腊时期，特别在公元前200年之后，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亚历山大出现了一些用希伯来文、阿拉米文（即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的宗教经卷，这些类似圣经语言的书卷在巴勒斯坦、埃及和流散各地的犹太人中诵读流传。犹太人于公元90年确定希伯来语《圣经》的时候（包括三部份，《律法书》五卷、《先知书》八卷{小先知书十二卷作为一卷看待}《圣文集》十一卷），这些书卷被排斥在外。但流散外地的犹太人仍把它们与圣文集的书卷同等看待，照常使用，并被收入希腊文旧约（即希腊文《七十子译本》）之中。初期的基督徒接受希腊文七十子译本为圣经，希腊文译本译为拉丁文后，这些经卷也都包括在内。因此天主教把这些经卷的大部分视为旧约的一部分，称之为“外典”。可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称之为“次经”，不承认其为《旧约》的一部份。他们为什么就接受一部分而否认另外一部分呢？如果你说天主教的《圣经》有一部分篇章不属于《圣经》，值得怀疑，那么别人就有理由说，整个《圣经》都值得怀疑。如果你说《圣经》从来没遭人篡改，不容怀疑，那么马丁路德、加尔文又为什么不承认“次经”呢？有关《圣经》的争吵，就连基督教徒内部也无法统一看法，又怎么能让外人信服呢？如果再把“圣经外传”也扯进来，那就更麻烦了。
5.《马太福音》5：18 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戒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戒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可是为什么《罗马书》3：28又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呢？加拉太书2：16也说“人称义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显然，《马太福音》代表的是彼得派的观点，坚持遵守割礼，禁食猪肉和死物，而《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代表的是则是力主废除律法的保罗派的意见。保罗反对律法是因为当时的犹太教已经流于形式而不注重信仰的建设，可是他在反对僵化教条的同时却滑进了另一个极端，把信徒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律法也给废除掉了。如果光有内心信仰而没有实际行动，不遵守最起码的律法，那你的信仰又体现在哪里呢？试问今日的基督徒，约翰和耶稣有没有吃过猪肉？再问问，你受割礼了吗？照《旧约》的说法，那可是和上帝立约的记号啊！“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创世记17：14） 要知道，穆斯林到现在还遵守着这一古老的律法呢！
6.《马太福音》10：34～37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以生命来换取社会公正和解放，这是早期基督教反对压迫的战斗精神与争取社会平等的思想的表现，可是到后来怎么消极等待、盼望来世、逆来顺受的思想占据了基督教思想的主导地位呢？《路加福音》6：20～26还在同情穷人，诅咒富人，《启事录》里的基督也对罗马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愿望，甚至主张以武力推翻罗马的残暴统治，可是后来基督教怎么变成了统治阶级鼓吹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友爱，抹杀斗争必要性的工具呢？——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一个不以社会公正为自己追求目标的宗教，就是一个不值得人去信仰的宗教，一个不维护社会下层利益的宗教就是一个失败的宗教。
六.诺斯替派：犹太人斐洛曾以希腊哲学解释犹太教，企图调和希腊形而上学家和犹太学者的思想。诺斯替教派力图为基督教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思索他们的信仰，建立关于基督教的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融合信仰和知识、宗教和科学。诺斯底派深信灵界与物界的对立，而物质世界是罪恶的。在灵界，自有永有的神不断从他的本体放发出灵体，这些灵体与神越接近，它们便越像似神，越有神的性质与能力，但一些与神的本体距离越远的，便越缺乏神的性质与能力。整个灵界便是由这些不同等级的灵体组成。在这灵界中，有一位离神极远的灵体，因为缺乏神所赋予的能力，受不住物质的牵引，因而被吸进物质境界中，以物质创造了宇宙。《旧约》所描绘的造物主便是这位神性及能力极低微的灵体，绝不是真神本身。而人类乃受造于灵体，本身带有灵的生命，但这生命却被困于物质之内。至高的真神为了拯救人类，便差派一位具有高度神性与能力的灵体，进入物质世界，或人类的灵从物质中解救出来。他们断言，他们的学说是有也耶稣传给他们这样一些门徒的，这些门徒能够接受学说，认为那是适合有教养的人的秘密的或秘传的教义。他们扬基督教是一个崭新而神圣的理论，犹太教是腐败的宗教形式，由比较低下的神灵启示；异教是恶魔的创造物。犹太神或造物主是假神，同光明的王国或最高神灵的寓所相对立，同真正的神对立。最高神灵之一、基督进入人体，以解放被造物主拘禁于物质之中的光明的精神。能够理解基督的真正教诲的人，变成诺斯替教派或神灵，终于会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禁欲是求解脱的一种方法。不能从感性的物质中解脱的，同它一起消灭；而能解脱者（精灵）则升入创世主的天堂。世界是堕落的结果，物质是罪落的渊蔽。公开的学说包含于教条中，秘传的学说是秘密相传的。可是诺斯替教派力不胜任，他们没有建立起哲学体系。只提供了“半基督教的神话”。此外，他们的学说同基督教流行的概念有矛盾。诺斯底派对于《旧约》固然采一种极轻视的态度，他们认为旧约的神与新约的神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因此，他们认为旧约不是真神的启示。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拒绝新约所启示的道成肉身的道理。肉身对他们来说根本是败坏的，道又岂会取血肉的躯体来表达自己？因此，使徒所见证的耶稣，只是幻影而已，而并非实实在在的存在。同时，他们更否定基督本身就是神自己的说法，他们相信基督只是一位有神的性情，与神相似的灵体，把耶稣看成是一个身体由神圣的基督所用的人，一个远在上帝之下，甚至天使之下的生物，相信具有特殊秉赋的造化或精灵，作比喻的解释。所有这一切都被基督教的护教者和其他保守的领袖反对，并被指责为异端。与此同时，诺斯替运动对基督教及其神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对信仰或神学的哲学研究。它的一些来自希腊哲学的根本观念溶化于早期教会作家的著作中，从而变成为教义演化的一个因素。诺斯底派在公元80年至150年间成形，最后与教会脱离关系，自成一系。七. 基督教教义的形成和“三位一体”说的确立
初期的基督教不仅受到来自罗马政府的迫害和镇压，还要面临来自犹太和希腊思想家的挑战，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提出各种质疑，迫使基督徒做出回应，“护教运动”便这样兴起。比较著名的护教者有：查士丁（Justin 166年以前）、塔提安（生于130年左右）、德尔图良（Tertullian 160～240年）、克莱门特（216年以前）和俄里根（Origen 185～254年）。这个运动发展到各个教义问答学派兴起而达于顶点，其中最早的一个是由潘太奴斯于180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潘太奴斯原先是斯多亚派的哲学家。这些学派的目标不仅在于保卫新教，论证其合理性，而且使教义系统化，以便牧师克尽职责，向异教徒和犹太改变信仰者宣讲基督教的原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领导人俄里根制定了内容广博的基督教神学，其中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护教者的著作中有这样的根本思想：尽管世界可以消逝，却呈现出理性和秩序的痕迹，而且指向一个永恒、不变、美好和正直的初始因、即一切生命和存在的源泉。这个基质超越一切生命和存在。上帝的崇高、权能、智慧、仁慈和善，超越人类的一切概念，非笔墨所能形容。但是，一切造化的初始因一定是唯理的，潜在于其中的理性总是它内在本性的一部分；宇宙之所以有秩序和目的，是由于上帝有理性和逻各斯。换言之，理性和善位于世界的根基，上帝是一切变化中永恒不变的基质。通过自由意志的活动，上帝发射出逻各斯。逻各斯来自上帝，有如光发自太阳一样。光发自太阳而不离开太阳；神圣的理性发出时，也不离开上帝。上帝自身产生理性，而不失去理性。逻各斯同上帝共在，同其所由产生的源泉共存。与此同时，逻各斯被设想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和上帝在本质上同一而不是在数目上同一；它和上帝永远在一起，是第二个上帝。逻各斯借耶稣基督而变成人，基督是逻各斯的化身，是“有血有肉的逻各斯”。圣灵也渊源于上帝，这发源于上帝而作预言的神灵被设想为实体。这些概念反映神圣理性的人格化，这在希腊的宗教哲学中是人们所熟知的。：理性是世界赖以塑造的机关，上帝通过它间接施作用于世界。护教者强调上帝的超验性，又试图保存逻各斯的独立性。逻各斯和上帝由永相于共，一样悠久，正如通常所说的，潜在于上帝之中，其固有的本性是和上帝的同一的。护教者以希腊人为榜样，来说明世界的创造。上帝是万物的根基和目的，万物来自上帝，又复归于上帝。逻各斯是一切创造物的模型、原型或范本，这就是说，万物是依据理性的影象，由理性的能力或神圣的智慧所创造的。他们认为这一套思想是一个有人格的实体，这实体作为能动的原因，构成、保持和控制万物。创造出自上帝的爱和善，以及为人的利益。按照大多数护教者的说法，创造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行为；按照俄里根的说法，上帝的创造是永恒的，创造物一直存在。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肯定宇宙永恒存在，但现存的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将要消逝，而为其它不同的世界所代替。
关于自由意志和人的堕落的说法是护教者的另一共同的论点。上帝创造精神，予以区分善恶和自由选择善恶的能力。有些精神选择了违背上帝的道路，趋向肉体，原离上帝，从而犯罪，在肉体中过着比较低级的生活。通过基督徒的生活和神圣的恩惠以及逻各斯启示的真理，人可以恢复已经失去的地位。停留在哈得斯（地狱）或涤罪所以后，在审判日，公正的人将享有永恒的生活，额外人不正直的人要永远遭到排斥。这种学说中所贯穿的思想是，按当时的情况，第一个人或上天的精灵，在犯罪时把罪恶带到世界上来，为此人类正在受难；只要超脱尘世的事物，力求重新和上帝结合，则有最后赎罪的希望。
基督教基本的一条信仰宣称，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拯救人类，上帝之子降世以解除人类的罪恶。这一简单的命题引起许多问题，基督教神学家争议了几个世纪，经过长期和激烈的辩论以后，才得到解决。这个命题含有三个重要概念，即上帝、耶稣基督和人。在救世的格局中，怎样看待上帝、天父，上帝之子和人性？天父和天父之子或逻各斯，天父之子和耶稣这个人，上帝和人，他们彼此的关系如何？关于逻各斯同上帝的关系或天父之子同天父的关系的问题，是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阿里乌斯（Arius 256～336年）和他的门徒反对“三位一体”说，提出“一位论”，认为耶稣不是上帝，是上帝的创造物，只是个比较低级的神，而圣灵比基督还要低级。而以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为领袖的反对派则认为，天父之子作为救世的本原，是天父所生而不是由他创造的；同天父一样悠久，同天父属于一个实体，充分享有天父的本性，而无损于天父，又不失其为另外一种人格。历史上的耶稣在本质上是逻各斯-上帝、或天父之子同人体的结合；这种化身是完全的化身。圣灵是第三种存在物；上帝是同一实体的三位一体，即本性同一的三种人格所组成。在尼西亚会议上阿里乌斯的反对派取得胜利，阿里乌斯派的教义遭到谴责，阿里乌斯及其门徒被开除出教会。“是天父所生，而不是由他创造的，同天父属于一个实体”这样的字句编入所谓尼西亚的信条中。阿里乌斯派（Arianism）主要流行于叙利亚及一些罗马帝国周围尤其东部地区的蛮族当中，灭亡西罗马帝国，统治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哥特人信奉的就是阿里乌斯主义。波斯尼亚、伊里利亚信奉阿里乌斯派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被罗马人视为异端，一直不见容于罗马教会，后来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改信伊斯兰教，成为今天波黑、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的穆斯林。
引起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耶稣这个人同逻各斯-上帝的关系问题，即基督论的问题。答案很多。而且构成许多派别，以支持不同的理论。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提出“二性二位说”，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两种属性，玛利亚是作为人的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罗马人钉死的是作为人的耶稣，而作为神的基督并没有被钉死。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中即将这样的思想判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派流行于叙利亚等地，受到罗马教会的迫害后逃往波斯，受到波斯保护，在波斯和中亚非常流行，并于唐朝时期传入中国，被称为“大秦景教”。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主教欧迪奇（Eutyches）提出“一性说”（Monophysitism），认为基督的人性完全溶入神性，因此只有一个真正的属性——神性。他甚至认为基督完全是神，甚至没有肉体，只不过仅有人的外貌而已。在451年的查尔西顿第四次会议中拒绝了这样的教义，并声明基督的本身具有两种本性，及神性与人性，此两性相和而不相混，也没有改变。基督有两种性质，“每种性质本身都很完善，彼此又有区别，二者却完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既是上帝，又是人。”这种解释为查尔西顿宗教会议所接受，变成正统教义。支持基督一性说的人继续修正他们的主张，有认为神人二性已经在基督里面相混而成为第三性，成为一种新的神人合一（God-man）的性质。553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五次会议制止了基督一性说。而后又有“基督一志说”（Monotheletism）的出现，认为基督虽然有一种人性，但没有人的意志，只有神的意志。这样的主张也在680年君士坦丁堡的第六次会议中被判定为异端。5世纪中叶“一性派”流行于叙利亚，继承这派思想的一些东方教会——科普特教会、叙利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一直保持独立，直到现在。
第三个需要正式解答的问题是，在救世的格局中人处于什么地位。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整个人类因第一个人或一个堕落的天使的犯罪而腐化，需要某种形式的神圣的帮助来赎罪。为了拯救人类，基督从天上下降到人间，这一基本心跳似乎赞成这样的解释：如果有必要解除人类的罪恶，显然人类不能自救，他是罪恶的奴仆，在本性上是罪人（原罪），或在某一点上已经成了罪人；无论如何。他不是自由的。承袭波斯人摩尼（277年以前）的学说、人数众多的摩尼教派拥护这种观点。摩尼以波斯的二元论和诺斯替教义来解释圣经，而且把基督教同拜火教始祖是学说结合起来。摩尼教宣传人的光明基质受黑暗基质、即物质的束缚，通过禁欲，弃绝酒肉、婚姻、财富和劳动，人能纯净化，回到他所由产生的光明的王国去。但是，对基督降世为人赎罪这一信条，有不同的看法。犯罪意味着有罪，有罪的人对此要负责任；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可以自由选择的人，才能是罪犯。因此，如果人有罪，他必然曾经是自由的。经过另外的途径可以达到同样的结论。上帝是全能的，人则无能而不自由，难免犯罪；唯神迹能够解救他。或者说，上帝绝对直和善，对罪恶不负责任；人是自由的，他自己是罪恶的承担者。
有一个叫裴拉鸠斯的僧侣也反对“原罪”说。他认为上帝是正直和善的上帝，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此人的本性根本上不是坏的。亚当犯罪或不犯罪，有自由；他的感官方面的性质是坏的，这决定了他的行动，而且他选择了犯罪的道路。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罪恶不能代代相传；犯罪意味着自由。自由是由为善的上帝所赐予的第一种礼品，是上帝施恩于人的初始的活动；为此，人不需要帮助，他能够抵抗罪恶并希望为善。但是，亚当犯罪的榜样是有害的，对他那坏榜样的模仿导致了难以克服的习惯，从而使人堕落。有人追问：“如果人不为罪恶所奴役，如果他选择的自由没有被破坏，神圣的恩惠和基督教对人类的赎罪起什么作用呢？”裴拉鸠斯回答说，在圣经、耶稣的教诲和榜样以及教会的教旨里面，神圣的恩惠的作用是启示人的认识，鼓舞人类意志择善而从。要进入天堂，必须受洗礼和信仰耶稣基督。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精确地知道，人们在生活中要选择什么，即如何利用自由的权利，预先决定应予的赏赐。
另外一个反对“原罪”说的著名人物是贝拉基。贝拉基（Pelagius 354～418年），是一位不列颠的修道士，他反对“原罪”说，认为人生而无罪，并没有从亚当遗留下来的原罪，并对于行善与行恶都有完全的自由。因此新生的婴儿是无罪的，洗礼也不是洗去“原罪”。他还反对“恩宠论”，认为人生来就在恩宠之中，凭善行就能得救，无需“特别恩宠”。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辨别并选择善恶，所以行善得赏，作恶受罚。因此，他也反对“预定论”。贝拉基主义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被斥为荒谬，后来逐渐消失。
在罗马帝国末期，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3～430，本来是个摩尼教徒）把新柏拉图主义和《圣经》相融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到此为止，以“三位一体”说、创世说、“原罪”说、禁欲主义、宿命论为主要信条的基督教教义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显然，所谓基督教“正统”的“三位一体”说，只不过是希腊人罗马人的“正统”，只不过是给希腊人罗马人原有的哲学和宗教披上了一层基督教的外衣而已。“三位一体”说本身包含着永远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别说用这种鬼话来欺骗别人，就连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一些非希腊罗马的民族（哥特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阿拉伯人）也骗不了，因为这些民族没有受到太多罗马多神教思想的污染，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人类纯洁的天性。尼西亚会议以后，在一些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原始基督教信仰（或保留了人类纯洁的天性）的派别被排挤、被镇压以后，基督教已蜕变为一种完全罗马化的多神教，不再是约翰和耶稣向人们宣扬的那个崇拜独一上帝的原始基督教——拿撒勒派了！此时的教会已经被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把持和利用，成为他们手里一种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
前苏联学者克雷维列夫说：“三位一体”是基督教对多神教作了重大让步的结果。（《宗教史》克雷维列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54页）英国学者埃利奥特说：那些相信“三位一体”的宗教只有用玩弄字眼的方法才避免了多神教的名义。如果说印度人、中国人是多神教徒的话，那么罗马教会和东方教会也是多神教徒，因为他们向圣母玛利亚以及圣徒祈求，向其他更低级的神祈求，所以说两者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印度教和佛教史纲》第一卷，埃利奥特，1982年版，63页）
有一种说法，说“基督教传入罗马，并不是罗马基督教化了，而是基督教罗马化了”，诚哉斯言！基督教在传入罗马的过程中深受希腊罗马哲学和多神教的影响，完全蜕变为一种适合罗马人思维方式和宗教习惯的宗教，其传入罗马以后异教化的表现还有以下几点：
1. 按犹太教律法，安息日应该是星期六（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里到现在还保留着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叫法——在阿拉伯语里叫 yom sebt ??? ?????，在希伯来语里叫yom shabat ??? ???），耶稣本人和他的门徒也以星期六为安息日（《马太福音》12：1～18，《马可福音》2：23～28），可是到了公元321年教会却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而星期日正是罗马多神教的太阳神阿波罗轮值的日子，在一些欧洲语言里到现在还保留着这种叫法，比如星期天在英语里叫Sunday，在德语里叫Sonntag ——意思是“太阳日”。
2. 过生日本来是异教的行为，早期的基督徒没有举行过庆祝耶稣生日的活动。以12月25日为圣诞节是4世纪后半叶经过教会推算才确定下来的——比尼西亚会议还要晚几十年呢！而在基督教传入罗马之前，罗马多神教就已经在12月25日为太阳神阿波罗庆祝生日了！ （其实，由于当时天文历算还不太精确，别说算准耶稣的生日，就连他出生的年份都算错了！根据《马太福音》2：1～18记载，受罗马人委派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王”以东人大希律在位时，耶稣诞生于耶路撒冷南边的伯利恒城，希律死前曾下令屠杀伯利恒地四境两岁以内的男孩，为了可除灭耶稣。公元前4年春，这个大希律病死于耶利哥城。因此耶稣应该诞生于公元前4年希律死去之前，学者们一般推定是在公元前7～4年之间，而不是教会所说的公元1年。公元1年耶稣已经好几岁了，都会说话了——讲一口流利的阿拉米语！）
3. 公元4世纪基督徒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忏悔的，可是到5世纪就改成了向神父私下忏悔，还可以出钱请神父代为“赎罪”。
4. 到5世纪还用酒肉供奉殉道者的灵魂，这种供奉活动往往成为富裕信徒聚众吃喝的宴会。
5. 普遍流行圣徒崇拜，认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家庭都要找一个圣徒做保护，希望他作为普通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介在上帝面前代为求情。普通信徒死了也要尽量埋在靠近圣徒坟墓的地方，以求沾光。因此许多富裕信徒争相购买靠近圣徒坟墓的土地，而掌握着圣徒坟墓周围土地所有权的教堂或修道院则乘机敲诈，大发横财。在这种丰厚利润的诱惑下，就出现了同一个圣徒在不同的地方拥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尸骨的奇怪现象，在那个信仰至上、理性被湮没的时代，这种现象却被解释为其本身就是一种“神迹”——人类的理性无法理解的“神迹”。除此以外教会还向信徒兜售所谓“圣徒遗物”、“钉死基督的十字架”等物品以骗取他们的钱财。
6. 公元4世纪初还禁止挂画像，可是到了5世纪就在教堂里到处悬挂圣像，教会和教士还制作、出售圣像给信教群众，从而聚敛财物。至于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出售赎罪券，买卖圣职，教会内部贿赂成风（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生活奢侈腐化，荒淫无度，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教会的黑暗和腐败引发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虽然动摇了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对欧洲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基督教的局限，在神学上仍然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荒谬理论，这使得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和天主教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无论是路德宗，还是加尔文宗，新教各教派仍然是人类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两个人的一些观点来了解一下新教的教义及其违反人类天性和社会规律的本质。
马丁路德
1.马丁路德最大的突破就是对“信仰”的全新理解。在他看来，“信仰”不是承认一些信条，而是一种与神相交的经历；“信仰”的对象不是一堆的信条，而是上帝本身。如果一个人愿意信任神的话，他便会将自己的生命向神开放，让神的生命注入他里面，成为他的“义”。因此信徒的“义”不是他们自己因善行得来的，而是因与基督联合从基督得来的。
中世纪的基督教已经流于形式，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信徒不注重个人内心信仰的建设，而是用遵守教会的信条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企图按照教会的规定通过操练、善行来积聚功德，以求取得“义”。马丁路德提倡“因信称义”，对打破天主教僵化的教条主义固然有积极意义，可是他只提“因信称义”而不谈信仰与生活实践的结合，不谈遵守律法，犯了和保罗一样的错误，这也是基督教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是一个非常不利于其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的因素。如果一个人只有信仰，而没有实践，那他的信仰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遵守最基本的律法，人的信仰又体现在哪里呢？比如，一个人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但是没有遵行，常行奸淫之事，请问，他这样的信仰有用吗？
2.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的时候有许多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支持他，其中有一位叫伊拉姆斯（Erasmus 1466-1536）的知识分子在1524年写了一本《自由意志》的书，谈到人有自由意志做出选择。马丁路德看了这本书大为震怒，便写了《论为奴的意志》驳斥他，指出人在犯罪以后，便在罪的困锁中，没有自由；人要立志为善，但行出来的尽都是恶。他认为人既没有能力为善，也不能自救、不能靠自己称义，人得救完全是出于神。谁得救，谁不能得救，都是出于神的拣选，人是没有能力选择的。马丁路德还认为：自由意志是罪人自己幻想、捏造的事实，人在犯罪后，根本连分辨善恶的能力也没有，更没有能力选择善。人在犯罪后，他的意志便沦为罪的奴仆，他没有不去犯罪的能力。即便人有能力选择这样做或那样做，但这选择出不了罪的范围，即是说，人可以选择这样犯罪或那样犯罪，无论他怎样选，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犯罪。
显然，马丁路德仍然没有摆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羁绊，在极力鼓吹宿命论。他为了附会“原罪”说达到这样顽固不化的地步，竟不惜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由于马丁路德坚持这种顽固的立场，德国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抛弃了他，马丁路德从此也失去一个重要盟友的支持。这促使马丁路德更加依赖于德国各诸侯、贵族势力。他的“预定论”包含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既然一切都由上帝“预定”好了，人没有选择善恶的能力，那么上帝抛弃一个人，任其犯罪，然后又因这罪而惩罚他，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3.在国家问题上马丁路德也接受了中世纪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威是神授的，尽管他也承认君主的权力要从属于自然法。他一贯强调人民服从政府的必要性。起初，德国的农民也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的改革严重依赖贵族势力，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农民与贵发生武斗。农民在一次叛乱中杀死了不少贵族和地主。马丁路德一看宗教改革引发了叛乱，便吓破了胆，反过来支持贵族镇压农民。这样一来，农民便觉得马丁路德出卖他们，因此也脱离了他的改教运动。他说：“叛乱不是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于利益。我支持而且将始终支持那些身受叛乱之害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事业如何违反正义；而且我将反对举行叛乱的人，即使他们的事业合乎正义，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造成损失和流血。”为了维护他和诸侯贵族的同盟关系，竟到了牺牲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地步，马丁路德的反动立场由此可见一斑。当马丁路德越来越反动、成为诸侯的奴仆的时候，农民也抛弃了他，团结在人民宗教改革运动新的领袖闵采尔周围。——前面已经说过，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一个不以社会公正为自己追求目标的宗教，就是一个不值得人去信仰的宗教，一个不维护社会下层利益的宗教就是一个失败的宗教。
4.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教皇的谕令、宗教会议的决定和教会的传统成为信徒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作为基督教根本经典的《圣经》却被置于次要地位，教会以此来从精神上严密地统治人民。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是信徒信仰生活的唯一依据，这就等于是否定了天主教的权威，打击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可是马丁路德主张“因信称义”，而《雅各书》常提到信徒的行为，认为信仰不能和生活实践相脱离，所以马丁路德对《雅各书》很有意见，认为它没有其他一些篇章那么重要。至于《旧约》，则更多地谈到了律法的重要性，所以马丁路德就觉得其中“因信称义”不及《新约》明显，也没有《新约》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在马丁路德看来，“正典”里面还有“正典”，同样的《圣经》，信徒可以奉其中一部分为经典而遵守之，对另外一部分则可以弃之不论。马丁路德已经发现了《圣经》里面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取这种比较笨拙的办法。其实，马丁路德对《圣经》有这样的态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从保罗开始，基督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传统，他们只是经典的利用者，而不是信奉者，更不是遵守者。这也是《圣经·新约》各篇章之间的矛盾、《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圣经》中的各种内在矛盾是在《圣经》被编篡成书、基督教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历史问题，在《圣经》定型之后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5.天主教的圣礼有七种，又称七件圣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洗礼”是为洗刷掉人们生前所犯的罪过；“忏悔礼”是为使犯了罪而又愿意悔悟的人得到赦免；“圣餐礼”是共同吃面饼和喝葡萄酒，作为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而和耶稣基督连成一体。至于“善功”，其内容可以由教会作任何解释，13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善功论发展完善，规定为三个内容，即遵守《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接受新约《福音书》上所说的基督的“劝勉”，实行禁欲，过贫穷和独身的生活；履行“圣礼”，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善功，它是使人获得上帝恩典的有效途径。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绝无得救的可能。“圣礼”是把上帝的恩典传授给人们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圣礼”是必须由教士主持的，天主教会把“圣礼”说得越神圣、越重要，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上作用就越大，教徒也随之越受教会的支配。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权威就是靠帮助人们拯救灵魂而树立起来的。
马丁路德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两项宗教仪式，废除其余五项“圣礼”，同样是为了打击天主教的这种精神统治和垄断权力，可是他仍然不知道，“圣餐”根本就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洗礼”也不是他所理解的那样可以洗掉人的“原罪”。
原始基督教有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主张建立人人平等、共同消费的理想社会和国家。他们的一些社团实行财产公有，彼此互助，一起聚会、祷告、听布道，一起用餐。“圣餐”只是为了让那些贫困的信徒和大家一起用餐，显示人人平等，也有济贫的性质，而不是什么宗教仪式。可是马丁路德食古不化，偏偏对《新约》里对“圣餐”的记录深信不疑，认为“圣餐”是一种宗教仪式，甚至认为那饼就是耶稣的身体，那酒也不折不扣地就是耶稣的血。——明明就是块饼，一杯酒，却偏偏要说那是耶稣的肉和血，骗谁啊？连三岁的小孩儿都不信！瞧瞧都把人的理智糟蹋到什么地位了？！还说信徒吃了那饼，喝了那酒，神的生命就会注入他的身体，里边就有了基督的灵，这样就可以和神合为一体！——这岂止是多神教信仰，明明就是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想嘛！人的身体里面怎么会有上帝呢？伊斯兰教历史上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神秘主义者叫哈拉智（????），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和安拉结合为一体，他的身体里面有安拉，说“我就是安拉”，甚至疯疯癫癫地指着自己身上穿的长袍说“这里面只有安拉”。此人被广大穆斯林视为异端，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名声。洗礼是许多古代东方宗教的一种仪式，主要是为了在礼拜时保持身体的洁净。比如一个人宣布自己信仰伊斯兰教以后也要举行“洗礼”，从头到脚洗一遍，但那不是入教的仪式，伊斯兰教也没有什么入教仪式，一个人只要表示愿意接受伊斯兰教并当中念一遍“清真言”就在名义上被视为穆斯林。而基督教却把洗礼提高到入教仪式的地位，还以为这能洗去人的“原罪”，这就远离了东方宗教洗礼的本来含义。
6.马丁路德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祭司”，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理解对《圣经》做出解释，认为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所召唤的，没有圣俗之分，把一切职业看成是在服事神、敬拜神，这就解放了人的个性，赋予了每个信徒充分的自由，对欧洲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可是《圣经》本身就包含着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再让每一个信徒去自由地做解释，势必会出现不同理解，在信徒之间引起争论，基督教新教分裂成几百个小教派就是最好的证明。
加尔文
1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认为认为“信仰耶稣即可免罪”，人们要想得救，只能靠自己的笃信；他还认为《圣经》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圣经》。但他比路德更为激进，提出了“预定论”的神学学说。加尔文说：“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永恒的生命为某些人已预定，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可见，加尔文在这一点上还是保留了宿命论的观点，这也是坚持“原罪”说的必然结论。
2 加尔文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主教义和罗马教廷，但另一方面又迫害他所反对的教派和个人。凡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或遭迫害，或被迫离开日内瓦。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因批判《圣经》和“三位一体”说，竟被加尔文用火烤了两个钟头以后烧死。由此可见加尔文的反动和残暴的一面。
综观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从保罗到尼西亚会议，是一种东方一神教在传入罗马的过程中完全罗马化、蜕变为一种多神教的历史，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一段历史，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则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改革了一些皮毛，对基督教的那套荒谬的理论基本上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圣经·新约》各篇章之间充满了种种矛盾，《圣经·新约》和《圣经·旧约》之间也有着无法调和的冲突，而整个《圣经》和人类的天性、和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更有着无法调和的根本冲突。正是这种种矛盾冲突刺激着欧洲人尤其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发了一轮又一轮改革运动，推动了欧洲历史前进的车轮。欧洲各民族在最近几百年来能取得如此辉煌伟大的成就，实在不能归功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到法国启蒙运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整个欧洲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基督教的历史，只有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人类才能得到解放，社会才能进步。今天的西方社会，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据调查，今天的美国，有70％的人对基督教有很深的反感。人们对“灵魂”和“超自然”的事有兴趣，对上帝有兴趣，但是对“教会”没有好感。哈佛大学教授Henry Louis Gates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平日他尽可能不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不只是个人隐私，更是因为哈佛人视有宗教信仰的人为有“心智残障”。普林斯顿的社会学家Robert Wuthnow也承认，对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的排斥，是美国高等学府最大的公开秘密。这正是基督教那套违背人类天性、践踏人类理性的教义和不尽人情的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在今天，恐怕基督教只有在中国、韩国这样没有一种象样的本土宗教的国家才有一点市场，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就没有多大的活动空间了。在中国，基督教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很不受欢迎，因为其理论太荒谬、太违背人的天性，信基督教还不如去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圣贤的著作呢。因为这些学派的思想比基督教更贴近人性，更有人情味儿。附：
希伯来民族简史
根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的祖先叫亚伯拉罕，本来居住在两河流域巴比伦（????）地区的乌尔城，公元前1900前后年他带领族人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巴勒斯坦，当地的原住民迦南人称这批迁入者为“希伯来人”——意思是从东边越河过来的人（“过河”在希伯来语里是“阿百尔”obar-????，abar- ???在阿拉伯语里是“艾百尔”abar-???）“越河者”原来是对这批入侵者的贬称，后来演变成这个民族的名称，即以后生长强大起来的“希伯来”民族。亚伯拉罕的小妾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本为???? ???以实玛以劳，“神听见”的意思），后来他的妻子撒莱（?????）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他起名叫以撒（???? 以词哈格，“笑”、“喜笑”的意思），撒莱怕夏甲的儿子长大了和自己的儿子争夺家产，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和她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亚伯拉罕无奈，就拿了饼和一皮袋水打发这母子二人走了。亚伯拉罕、以实玛利和以撒的事情，《古兰经》里也提到了，但讲的没有这么详细。以实玛利的后代融合仍然留在半岛内的其他闪米特人，最迟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有了“阿拉伯人”称呼。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先产的浑身有毛，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一个，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以尔库布，“脚后跟”、“随后而来”的意思）。以扫又名以东（???? 阿杜牡，“红色”的意思），他的后代就叫以东人——后来在耶稣时代受罗马委派统治犹太行省的几个希律王就是以东人。后来巴勒斯坦发生灾荒，以撒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迁移到埃及生活。雅各又名以色列（?????本为???? ???以斯拉以劳，“他和神摔交”的意思），所以从这时开始希伯来人又被称为以色列人，他这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就演变成后来的十二支以色列人。起初，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相处的还算和睦，可是到了后来埃及人就压迫、奴役以色列人。大约公元前1250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出埃及，来到西奈半岛，在旷野漂泊四十年。在此期间，上帝召摩西到西奈山和他立约，重申“除了我以外不可崇拜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做任何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的原则（申命记5：7～8，6：4），并规定以色列人“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及财产”，这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以色列人大概从公元前1210年开始入侵巴勒斯坦夺取迦南人的城池和土地，公元前1030～1010年，在和入侵的腓力斯丁人斗争的过程中，大家推举扫罗（即《古兰经》里提到的塔卢特????? ）作王，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大卫（公元前1010～970年）和所罗门（公元前970～931年）在位期间以色列联合王国达到鼎盛。所罗门在位期间在耶路撒冷修建圣殿，从此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人的圣地。公元前931年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为北边的以色列和南边的犹大两个王国。北部以色列王国由十个支派组成，到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国王萨尔贡二世灭亡，这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帝国的其它领地，后来逐渐融合到其他当地民族当中，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丢失的十个支派”（The Lost Ten Tribes）。南部犹大王国由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到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灭亡，所罗门圣殿被毁。巴比伦征服者将犹大国的贵族、官员、上层人士、工匠、手艺人等国中精华掳去巴比伦，这是主要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贫穷老弱，留下看守田园，“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列王纪下》25：12），另外还有一部分流亡于邻邦埃及，接着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灭亡，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为了对付埃及，便下令允许犹大人返回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犹大人被掳之后，巴勒斯坦周围的民族，包括亚扪人、摩押人、以东人等逐渐迁移进来，填补了被掳居民的真空。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大人和各民族混居，通婚现象普遍，于是几十年之后在犹大地出现了不会讲犹大语言的新生一代。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歧视这些带有异族血统的犹大人，他们自称“犹太人”，以区别于这些混血人。后来，犹太人把这些人迁到巴勒斯坦北部地区，连同原来居住在北方，在以色列亡国后幸存下来并和异族通婚、同样带有异族血统的以色列人的后代，并称为“撒马利亚人”。在波斯统治时期，犹太人开始使用阿拉米——波斯帝国的通用语言，也有人翻译为亚兰语，这种语言一直到公元十三、四世纪才被她的近亲阿拉伯语完全取代。在“巴比伦之囚”时期，被掳的犹太人不理解这场灾难的长期性与磨炼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他们盼望很快结束这场灾难，很快得以归回故乡，于是在百姓中出现盼望救世主来临的思想；同时，这一时期兴起一个先知阶层，他们劝戒人们，并预言苦难即将结束，大家很快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在宗教生活上，由于亡国后失去世俗的政治联系，所以每逢安息日，流落异乡的犹太人在他们各聚居点聚集一处，彼此安慰，互相劝勉，回忆先知早日的教训和预言，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成为后来犹太会堂的起源，发展为以后犹太教的正规崇拜形式与组织；这一时期犹太人开始编篡他们的经典——《圣经》，其中《律法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先知书》成书于2世纪初，《圣录》则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样，一个以一神崇拜、一部经典、一个令人向往的圣地、盼望救世主来临、先知训诫、祭司掌握律法、犹太会堂为基本特征的犹太教就逐渐形成。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巴勒斯坦实行希腊统治，公元前323～198年托勒密王朝（由亚历山大的大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统治者都是希腊人）统治巴勒斯坦，公元前198～166年，塞琉古王朝（由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大将塞琉古建立在叙利亚建立，也是希腊人王朝）统治巴勒斯坦。在希腊化时期，犹太人在讲阿拉米语的同时也开始使用希腊语，一些在外地生活的犹太人，尤其在像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这样高度希腊化的城市里生活的犹太人甚至连阿拉米语也不会讲，更别说看懂希伯来文写的《圣经》了（当然是《圣经旧约》，因为那时候希腊语的《圣经新约》还没写出来呢），因此，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247年）组织了72名专家在亚历山大里亚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就是著名的《七十子希腊文圣经译本》。公元前166～63年，犹太人起义，建立独立的哈斯曼王朝，公元前63年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公元66年犹太人第一次起义，到70年被镇压，第二圣殿被毁，132年犹太人第二次起义，到135年被镇压，幸存的犹太人被迫逃出巴勒斯坦向世界各地流散，犹太人结束从祖先开始的在巴勒斯坦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从而又进入另一个长达一千八、九百年的民族大流散的时期。19世纪末，散居欧美各地的犹太人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开始往巴勒斯坦移民，到1948年以色列正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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