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资料收集于此，作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实际状况的参考。所有资料和文章的观点均由原作者个人负责。
[来源]三农中国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的社会面貌以及农民与乡村干部的关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因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乡镇和村一级的行政权力，削减了其在乡村社会的宣传和动员能力，从而使乡村两级组织在遭遇诸如禽流感、地下“六合彩”和地下教会等造成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时缺乏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和行为能力。笔者最近在江汉平原的J县农村调研时发现，以基督教名义在农村传教的地下教会分外活跃，即使在政府出台政策要求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肆无忌惮，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传教状态。为此，笔者对J县A村等村的地下教会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并以旁观者身份参加了A村十组地下教会每周一次的例行活动，以至得以深入其组织内部全面了解情况，掌握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一 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的萌生、存留和蔓延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地下教会的传播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时期为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是地下教会出现并稳步扩张其势力和成员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地下教会真正转入“地下”发展，其成员也大幅度紧缩，并且不再公开传教；第三个时期从税费改革至今，地下教会重新浮出水面，疯狂传教，在各地迅速蔓延。这三个时期对应着乡村两级组织对基层控制能力强弱的不同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对农村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控制体系使国家有效地掌控着农村社会，并有力地摧毁了村庄内部的控制形式——村庄控制是指在村庄社区内，传统的礼俗、宗族、宗教、文化利用说服教育、处罚、利益支配和人身控制等手段进行控制的系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没有地下教会生存的余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大队改为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但是村委会并不是一级国家政权，它缺乏一级政权所拥有的社会控制权力、手段和意图。与此同时，村庄控制在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以及最近二十几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村庄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的真空，不仅为农民互助合作、自组织的发育、成长创造了机遇，也为国家之外的集团、势力控制和组织村庄社会开拓了相当的生成和活动空间。J县地区首次出现地下教会几乎是与村委会的成立同步。据A村十组地下教会负责人——“会长”贺某介绍，她至今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教龄了，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地下教会成员之一。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十分脆弱，根本无暇顾及类似地下教会这样的非法组织，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近十年时间是地下教会发展的“春天”，它们在几乎毫无干扰的情况下迅速拓展势力。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负担呈现，为了收取税费，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各种任务，基层政权加强了村一级组织建设，增设了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以及配套设施。地下教会此时不得不隐入地下，不再明目张胆，教会成员不再定期聚会做祷告。许多农民干脆退出教会重新恢复“自由身”，信教成为少数农民个人的私事，各种仪式在自己家里完成。显然在乡村组织强大攻势和紧张运作的情况下，地下教会必然有所收敛，但并未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完全消失，传教的身影和声言时有所现。 税费改革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政权日益退出乡村社会，乡村组织逐渐退化，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湖北，村干部不再担任“要粮”等角色后，开始在村一级进行精兵简政，取消村民小组长设置，只保留四个常设职位：支书主任一肩挑、会计、治保主任以及妇女主任。村组的工作由这四人分别承包，譬如在A村，妇女主任就承包了其中的三组、四组和十组的工作，四组是其所在组，其他村干部也都相应的承包了自己所在组。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在A村这样一个半熟人社会的村庄，各组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零星居住，村民之间缺少正常的交往，村干部除了自己土生土长的小组情况外，对其他小组并不太了解，加上村干部年轻化，平均只有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基本上在村外闯荡过不短的时间，在村庄的生活经历不足，对许多比他们年长或年小一两辈的人不太熟悉，这就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使许多工作都做不到位、也无法做到位，留下了诸多漏洞。地下教会在偃旗息鼓一段时间以后，在此时又卷土重来，来势还特别凶猛，遍布所有的村庄和村民小组。在笔者调查的A村，几乎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每个地下教会有成员15—30名不等，其中十组的地下教会有成员30于人，差不多要占小组人数的20%左右。 地下教会的蔓延，成为自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所遭遇的第一宗治理性危机，J县政府特意出台“通知”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地下教会。但脆弱和无力的乡村组织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波及甚广的危机，地下教会依然肆虐，并有日趋猖獗之势。当前地下教会在J县地区蔓延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是教会的发展对象十分明确，两条腿走路——把目标对准村民中的老弱病残和乡村干部；其二是地下教会就其组织而言并非散兵游勇，而是组织森严，纪律严明；其三是传教的继受过程富于策略性，表现在教会对其“圣歌”的编排技巧上。 二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地下教会现在的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村中的妇女，且以老年妇女居多。每个会员都有其特殊的“身份经历”，可以用“老弱病残”来概括，特别是入会以前遭遇了重大灾难或病祸。笔者访谈了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的八位妇女，其中只有一个在四十岁左右，其余皆超过了50岁，年龄最大的有75岁。这些人在皈依教会之前都有过长期的病痛史，在病痛期间或痊愈之后加入教会。村庄中的“老弱病残”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是教会现阶段明确的发展对象之一，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老弱病残”是村庄中被隔离、孤立和排斥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与其他村民以及他们之间在平时缺少对话和思想上的交流，堵断了他们同其他人在感情上沟通的渠道，孤独寂寞成了他/她们生活的全部。但是，人究竟是社会中的人，交往是人类最基本是需求之一，在农村也不例外，人们也需要建立人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地下教会正为“老弱病残”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交流渠道和对话的场所，定期的教会活动可以让他/她们摆脱孤寂与无助，在相互交流、共吐心声中获得理解和情绪宣泄，抹去过去笼罩在心里上的、沉重的阴霾而使心情轻松愉快。地下教会正是应对着他/她们的这些心理关切，从而使他/她们在情绪上 产生共鸣，达致对教会较强的认受感。第二，“老弱病残”无法理解自己“弱势”这一群体现象和境遇，并且长期难以摆脱这种状况，因此在心理上、精神上产生了某种虚幻，希望求救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求解脱。大多数教友都声称自己或亲人在信教之前久病不愈，以为无法治愈了，而自从经人介绍信教之后，病就好了，他/她们认定这是上帝和神灵的帮助。第三，中国社会在近十几年飞速发展，农村面貌也日新月异，市场经济高度冲刷乡村社会，部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中老年人无法在短时期内调适自己以适应并化了的形式，在他们心理产生了被社会和其他村民抛弃的感觉，于是在这些群体中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很容易使他/她们从原由的认同对象转向另一种认同对象。 在地下教会发展会员的明确战略中，另一个主要的游说对象的乡村干部及其亲属。据A村十组教会会长介绍，A村原支书的夫人和现任村妇女主任都是教会的教友，经常参加加教会组织的活动。笔者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一次活动、认识许多教友并访谈他/她们，还是多亏这位原书记夫人的热情带领和友好引介。书记夫人对笔者透漏，在其丈夫任书记的时候，她会经常规劝他信教，尽管直到其卸任都未成功说服，但她说不会泄气。另外，与A村比邻的B村，它的副支书就是在任职期间在信教的夫人的劝导下毅然参加了教会组织。此一事件在各地教会广为流传，成为佳话，这位夫人的“义举”也就成为教会大力宣扬的榜样和努力方向。地下教会这种毫无掩饰地宣称要把发展对象的重点放在乡村干部身上，向基层政权进军，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旦有村干部参加到地下教会中来，在村庄中增加了教会的迷惑性和诱骗性。村民一般视乡村干部为国家的在乡村社会的代表，是村里的带头人，因为他们的参与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村民很可能认为教会是合法的组织，参与的胆量和机会就更大了。笔者在调查期间，包括A村十组教会会长在内的许多教会成员竟然态度诚恳地请求笔者为他们的组织写报告，争取上面（政府）能拨一笔资金下来，给予他们在各项活动上的支持——他们显然把教会当成了村庄中的文化公益性组织了。游说乡村干部信教，还造成地方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治理难度加大。信教干部对上级部门阴奉阳违，蜕变为地下教会保护伞，致使打击地下教会的政策和行动根本无法触及到教会组织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把发展对象的目标明确指向乡村干部，笼络这类人积极投身地下教会，从而使其组织的触角直接伸向基层政权，进而大规模地向国家体制内渗透。 综上所述，地下教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踩着“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意在最大可能、轻而易举地吸收成员，在短时期内扩展其组织规模，形成对其他村民的强大心理攻势以便增强组织的吸引力；另一条腿踏在乡村干部身上，籍此跳板实现其控制基层政权、掌控乡村社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 A村十组的地下教会每星期定期开展一次敬主活动，时间固定在周日的上午，并有恒常的活动场所，一般设在教会会长的家中。每次活动有如下议程：祷告、做见证、唱圣歌、再次祷告。 “做见证”就是由一个宣读其他教友的事迹包括信教之前教友的情况，信教之后教友的情况发生的变化，或是教友退教后的情况，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都是前后对比，十分鲜明且面面俱到，以展示信教、敬主的实在魅力，宣扬成为教会成员的好处。做见证的资料有打印文字复印稿，也有手写复印稿。笔者仔细查看了某次见证的资料，做了回真正的“见证”。从这些资料上写明的做见证教友的籍贯看，这些教友可谓是来至五湖四海，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甘肃、陕西、山东、吉林、浙江等省的，也有湖北其他县市和乡镇的。但是在J县农村某个教会组织不可能聚集来至如此众多省份的教友，因为J县农村是劳动力流出地而非流入地，某个小组的教会不可能就近收集他们的事迹。因此可以断定，这些资料包括资料上的人和事迹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再分发到各地教会。那么是什么力量有这么大的能力在如此广泛的领土上收集这些资料？地下教会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显然各级政府不可能是收集的主体，尽管它是最大的收集力量。因而只能是通过教会自己的组织进行采集，由最基层的分支教会组织如A村十组的教会整理收集上来，然后集中分配。果真如此，该地下教会便是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巨大组织，其力量绝不可小觑。并且，当笔者问及A村十组教会会长这些资料是从何而来时，这位会长指着自己的头上说，“上面”，还恐笔者不能领会其意思，又指向旁边的原村支书的夫人说，“就像他们干部那样”。我们知道，乡村干部是有自己的上级组织，而这个上级组织又有其更上一级的领导组织，直至中央政府，这便是科层设置，系统管理。如若地下教会真像她所言，那么它的组织建制则是十分完善且严密，从最下层的教友（教徒）到可能的“主教”乃至“教皇”，各级组织一应俱全，且环环相扣。但这位教会会长却只知道和认识一位自己的上级，那就是每星期递送做见证用的资料的教友，而此人并非本村（地）人。A村有十一个村民小组，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教会组织，但小组教会之间并没有来往、联络，各会会长也不知晓其他会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避开公开的串联之嫌。 另外，每次做见证之后的资料又会很快被收上去，留在教友手中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很遗憾调查人员百般恳请十组会长留下一份给笔者也未成功，似乎是不想给外人留下口舌和把柄，也足见其会员的组织纪律性之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像A村十组这样小规模的农村地下教会并不是零星分散、茕茕孑立的存在，其组织网络遍布广泛，可能覆盖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它不过是该组织最基层的分支机构；地下教会的组织建设完善且严密，绝非一般的功能性的农村合作组织，也并不仅仅是小打小闹、胡乱拼揍的零时聚合，从分支机构到教会总部建构整齐完备；并且它在组织管理上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组织纪律严明。因此，仅就农村地下教会组织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就有必要对它加以警惕。 四 地下教会每次活动的第三道程序是“唱圣歌”。所谓的“圣歌”，其实是有名无实，并非真正是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圣歌。在A村十组教会会长手中的抄写本上，二十几首“圣歌”只有两首的内容直接歌颂耶稣基督，其余的都不涉及宗教意义，却与该村老年人协会文艺队中自编自唱、自娱自乐的歌曲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些缺少宗教性的“圣歌”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农村地下教会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服务于非宗教目的的非宗教组织。 仔细分析这些“圣歌”，可以发现它们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体现在“圣歌”的歌曲上。如果不亲眼所见“圣歌”抄写本上写明的每首歌的曲调和亲耳聆听教友们清唱“圣歌”，很难相信被赋予崇高和神圣的基督教“圣歌”竟然都是套用歌颂毛主席的“红色经典”以及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民族歌曲，有如《东方红》、《延安颂》、《红湖水浪打浪》、《清晰的记忆》、《红梅赞》、《颂歌献给毛主席》、《二月里来》、《游击队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们共产党人》、《映山红》、《沂蒙颂》、《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这些歌曲对于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特别熟悉，耳熟能详，他们基本上是踏着这些优美的、极富激情和感染力的旋律走过来的，不用再重新学习，张口就能唱上几段。而正如前文所述，教会的主要成员是农村里的中老年人，对于沉浸于追忆往昔岁月甚至有些“厚古薄今”的老人来说，这正对上了他们的胃口。特别是他们上了年纪，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及当年，也很难再有精力学习新的歌曲，那些在他们年轻时代留下深刻印象和记忆的“红色经典”恰恰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圣歌”，则是难以忘却的。 另一个特点是对老歌曲填词的生活化。地下教会“圣歌”的曲调（包括两首歌颂耶稣的歌曲）是对“红色经典”的拿来主义，而歌词则是由教会成员自己编撰、誊写，内容千奇百态，涵概面广，但绝大多数是直接源于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地下教会利用对“圣歌”生活化的填词，不仅回应村庄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如取消农业税、村里老年协会成立等，还试图在村庄中扮演着道德教化的角色，有的歌词揭露和批评如中村庄的丑恶现象，晚辈不孝顺长辈，岳丈对女婿不好，村民贪财好色、赌博酗酒等恶习；有表扬和提倡村里的好人好事、幸福生活、勤俭持家、艰苦劳动，如“得意的笑”是表现村民对生活美满的追求和向往，“只手撑开幸福花”和“科技致富”是对专业户艰苦、勤劳创业致富的赞美等；有对偏离村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任何事的劝戒，如“奉劝家庭和睦”征对的是家庭常常出现的婆媳不和，兄弟反目，邻里吵架等现象，“乐死人与亏死人”则是描述村民买码（六合彩）从中奖的乐死人到亏本后的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悲剧场景，情真意切，形象地告戒人们要“从今洗手不再干，积钱备好种（子）和肥，农业付出安排好，秋后丰收凯歌飞”，等等。 “圣歌”有这两个特点并不偶然，它们是地下教会组织的“有意为之”，充分体现了教会组织在传教、扩张过程中高超的技巧和策略。首先它是一味“迷魂药”，用以迷惑、麻痹教友和村民。基督教到底为何物，村民和村干部都没见过，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知道它长成什么样，现在地下教会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模样——它一半是“红色经典”，一半是村庄生活。前者是歌功颂德，自然不存在政治错误，至于后者，无论是对村庄弊病的批判还是对村民的规劝，于个人和社群生活都是百利而无一害，为何不听顺而要加以怀疑呢？因此，这样“有意为之”使村民和教友丧失对地下教会及其性质的正确判断和适当警觉。教友们凭借教会对村庄“善行”的肯定并要求其“兄弟姐妹”在生活中践行之，因此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教会组织就是J县政府到处张贴通知、告示和标语要严厉打击的对象，而有此认识的教友则质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并希望调查人员能如实地撰写报告，“以正视听”。不仅如此，地下教会要在村庄中寻求生存、扩大影响和汲取能力，就必须使其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贴近、契合村民需求和村庄生活的内部逻辑。就特点一而言，它考虑到了农村教友的年龄特征、人生经历及生活背景，并极力投其所好，以“避其难，行其易”的策略稳定现有成员、吸纳更多村民入会；而特点二则意味着地下教会直接嵌入村庄秩序，渗透到村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占领社区道德的制高点，并以此教化村民，纯净民风，从而在村庄中获得村们的同情和理解，并最终认可其合法性地位。 以上描述和分析勾画了当前农村地下教会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组织弱化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展示了地下教会在农村传播的丰富图景和多面镜像。地下教会的组织形态和扩张意图、发展成员的两条腿走路以及其策略性的传教技巧启示我们，这一流布甚广的地下组织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会，更非人们大力呼吁和倡导的农民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而是正如J县政府在其向县乡下发和公布的“通知”中要严厉打击和取缔的邪教组织。打击和取缔地下教会必须加强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完善其组织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农村文化事业，满足农民的娱乐、休闲生活需求，有条件的要逐步组建农村老年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交流、发泄、娱乐场所，使老有所为有所乐，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留地下教会等非法组织以半点空间和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