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督徒”平议

时间：2009-01-19 来源：作者：隗仁莲点击：

（山西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文化基督徒”在欧洲原指信奉基督教并受洗入教，专一向文化界、知识界传播福音，注重高品位文化学养的一些基督徒。不意近来港台教会学者竟把中国大陆高校及社会科学界的基督教学者简称为“文化基督徒”，以讹传讹，谬以千里。有些人竟至离开实际生活先验地进行抽象逻辑推理——对“文化基督徒”进行成因追溯、思想排查、列表归类、寻根究委、测卜未来。所谓大陆“文化基督徒”乃子虚乌有。这种主观臆测的“文化基督徒”同欧洲近现代“匿名基督徒”有些相近。但是，“匿名基督徒”意义上的大陆“文化基督徒”根本不存在。中国大陆学人若皈依基督，既不用匿名，也不用以文化为外衣。当今法制民主社会，基督徒无须假“文化”之形而隐“匿”其“名”。知识分子同胼手胝足的农人工人一样，完全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受洗基督徒。他可以也应当参与教堂正常活动——领受圣餐、洗礼忏悔、诵经唱诗、祷告上帝。
大陆中国学人对基督教学术文化论着的翻译和研究，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这是自不待言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进步，端赖于文化人的学术翻译和引进工作。但“文化基督徒”应当是指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一些人。他们公开认信基督教，并当众表白。他们并不隐“匿”自己的姓“名”。然而“文化”不是基督徒的本质要素。
不过，我们必须超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应当在乎一个人是否基督徒，更不应当持守“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坏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似乎凡不属于基督教团体的，便都是在邪恶势力掌控之下。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一条永生，一条死亡”。我们并不是面对“要么做基督徒，要么做坏人”的选择。在非基督徒中，一如在基督徒中那样，都存在着善与恶。
不应当为“是一个基督徒”而骄傲，而应当去“做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巴特说：“没有什么基督徒，只有永恒的、对所有人都既可及又不可及的机会：成为基督徒”。  巴特又说：“我希望成为和做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基督徒”容易，“做一个基督徒”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工程师、厨师、驾驶员……”容易，“做一个人”难。“是”某一类人，如“是山西人、大寨人、推销员、武士……”容易，只需要加入一个共同体，熟练操作其语言，口中念念有词或煞有介事就行，但“做人”难。“做基督徒”，归根到底就是“做人”。“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problem”。看来，to be，这是个大问题。“做人”不是知识性问题，而是一个困境，是选择（either…or…）的问题。同时，“做基督徒”容易，“做人”难。最好的基督徒首先并且从根本上是“做人”的问题。最好的基督徒就是平常人、平常心，是按人的面貌去“做人”，具有人性。“做基督徒”与“做人”并不应当矛盾。我们生活中“这样、那样”的人太多，而“人”太少，因而“人啊人”、“做人难”（而不是“做女人难”）的慨叹不无道理。并且“做人”意味着做“个人”，成为“个人”，而不是成为“徒”即“属”中的一员，不是成为一个类的“样品”、例证。“做人”也意味着不隐姓埋名，不是隐“匿”自己的观点、身份，不是使自己“文”身。
荷尔德林《徐培里昂》刻划了18世纪后期德国状况：“我设想不出那一个民族比德国人更分裂的了。你看得见手工业者，但看不见人；看得见思想家，但看不见人；看得见牧师，但看不见人；看得见主人和仆人，青年和壮年，但看不见人——这难道不象在战场上一堆被割裂的手和肢体所流出的生命血浆在沙地上流淌吗？”
“做人难”的根本问题是做“个人”难。你成为集体一类的“人”的一个样品，这容易。但你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个人”，这比较难。舍勒尔说，近代人“只承认国家、民族一类龙形怪兽的偶像，或者只承认所谓社会……否认个人灵魂的实质存在……只承认国家、民族、社会，也是近代伦理的根本缺陷。”  “人是谁”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这个虚假理念。就其根本而言，它关系到“我是谁”。“做人难”其实就是“做一个人难”。“做一个人难”，其实就是“做我难”。
在我们时代，“做基督徒”就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做人”。这有点悖谬。然而“做基督徒”就是选择悖谬：把信仰与生命结合在一起，前有帕斯卡尔，后有克尔恺郭尔。你要准备行好事而不露名，有功劳而得咎（不求福报），虔敬而遭神拒绝，求自由而身陷囹圄，慕永生而被戮尸，确信上帝而无法证明。
因此，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乃是一个要求，一个期待，一个吩咐，一个命令，而不是一种荣誉，一种奖赏，一种现实。“做人”不排除“做基督徒”。“做基督徒”亦首先要“做人”。基督教会史上曾以贬损人性为代价换取基督徒身份。然而这是违反基督教基本精神的。应当说，“做人”和“做基督徒”并不矛盾。同样，我们不应当以彼岸性（基督徒的属性）来否定此岸性（人的属性）。
拉纳尔关于“匿名基督徒”的基本看法是希望教会信徒关怀社会大众，不要忘记他们，不要远离他们，而是要走出教堂“象牙之塔”。他对官方规定的教会不感兴趣，而社会大众却可能是“匿名基督徒”。他认为，对基督的信仰不应与科学文化尘世生存割裂开来。这两件事并非毫无关系。它们是相关的。每一个在上帝法庭前受审的人都要回答其在人世的任务和使命。如果这个人热爱大地，热爱人类，他就是好的基督徒。拉纳尔的“匿名基督徒”意在反对官方规定的基督教——基督徒不应该与恶同流合污，而要洁身自好。
“匿名基督徒”这一提法的积极含义是：它揭穿了名义上的“假基督徒”。汉斯．孔认为，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相反，便都是“假基督徒”——尽管已经受洗。他只是“名义的基督徒”。这在当代很有意义。
我不赞成把非基督教文化学者强行“拉郎配”似地拉到基督教阵营，但我赞成基督徒走出教会，成为学术界“文化基督徒”。耶稣基督并非离群索居的人，他不肯独往独来。在他周围总是聚集着一批人。教会并非“自我中心”，并非独自承担拯救之责。它是为世人而存在的。因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次要的、暂时的、表面的。教会和教徒必须走出“象牙塔”，越出自身，走向世界。因而，它不应要求人们“站好队”——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希望属于一切人”！
“文化基督徒”的中国情结还表现在“汉语神学”上：这是试图囊括四海、包举宇内华人华语于一体的血统种族意识。保罗．蒂利希在《文化神学》中说，现代民族主义是以“空间”思维方式支配“时间”方式。世界诸民族中唯有犹太教是“时间”宗教——因为犹太民族屡次丧失空间地盘。犹太教打破了空间神的要求。在以“时间神”反对“空间神”的斗争中，基督教与犹太教结成盟友。除此之外的异教，都把特定空间推到终极地位：肤色、血缘、部落、种族、家庭十分重要。现代民族主义以空间代替时间，黄河长城黄陵成为“图腾”。人类在空间支配下的生存是一场悲剧。希腊精神也是重空间的，因而在希腊，历史哲学付诸阙如。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家之神，先知反对对土地，血缘、语言、部族的滥用。然而，“汉语神学”这一术语却强化部族、血统、语种等空间差异。这是“空间”对“时间”的宣战！这是历史对自然的胜利！
（《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1998年。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三联书店，2003年1月。）
（隗仁莲，194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现为山西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副教授。山西大学16-15信箱，邮编：030006。译着有：赫舍尔《人是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朋霍费尔《作门徒的代价》、格鲁内尔《历史哲学》和有关基督教的学术译文多篇）                                   200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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