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基督之外无救恩”

时间：2009-01-19 来源：犀锐新文化论坛作者：刘小枫点击：

认信基督是个体性的生存事件，偶在个体的我在与耶稣基督的我在的信为一体，不是社会政治性的，并不等于这种个体性的认信没有社会政治作用。恰恰相反，个体性的基督认信是相当政治性的：不理会政治权力的政治性（请看耶稣基督对彼拉多如何说）。人们经常把基督认信的个体性性质与这种认信的实际社会政治作用搞混了。对基督的个体认信跟随基督进人了那个“不属这世界”的“国度”，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是个体欠然偶在的救恩，不可能抹去人的生存在体性的欠然（罪）。耶稣基督的我在一再抵触民族的、政治的共同体信仰（习传道德）和法律，打破了人的这样一种幻想：以为政治的正义性或道德的理想主义可以让个体偶在得救。
然而，耶稣是基督（救世主）的认信行为本身是一个社会性、政治性事实，这一事实构成了对现世宗教、道德和政治权力的抵牾。与耶稣基督的我在信为一体，“世人”的我在就成了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不可为任何政治权力剥夺，这一不可剥夺的身份在此世中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当然不是那种表达积极的政治理想及其相应态度的政治性，毋宁说倒像所谓“消极自由”那样的政治性。一个认信基督的人参预现实政治的积极行动，完全基于与认信基督无关的现世政治理解，基于对“这个世界”的国度的正义性的理解。要理解何谓“这个世界”的正义乃至何谓这个世界的爱，不需要找耶稣基督，倒需要找苏格拉底、柏拉图、费洛、孟子或董仲舒。在耶稣基督的我在中，可以找到的只是上帝（通过）对“这个世界”的爱，而不是“这个世界”中自然生发出来的爱。
基督徒中有政治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个体性的基督认信并不决定认信者个体对于“这个世界”具体的政治立场。像朋霍费尔那样参预刺杀民族的魁力领袖，反倒与认信基督没有什么关系。巴特反对希特勒也不是单靠“唯凭基督”，而是操起一只莱福步枪。以基督信仰的名义为民族社会主义（如戈嘉敦）或马克思主义作证（如解放神学家）与以基督信仰的名义刺杀希特勒或为保守主义政治见解作证（如舒茨），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让耶稣基督的我在属于“这个世界”的政治国度。这种错误同迄今不少历史思想家所犯的错误在性质上是一回事，他们要求路德在依“唯凭基督”抵制罗马教权后应该支持农民革命，否则就违背了自己的认信。戈嘉敦的决断论比施米特和海德格尔的决断论罪重一重，前两者只是以民族神话或民族亲在充当世俗化的上帝，后者却要基督的福音为民族律法作证，因而直接亵渎了基督的我在。
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我遇到这样的提问：“你相信基督之外没有救恩吗？”这一提问带有明显的挑衅含义：如果你认信“基督之外无救恩”，你就在诅咒别人的幸福可能性。
无可否认，《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的我在强烈地要求“基督之外无救恩”的认信，认信基督如果放弃这样的宣称，等于放弃了认信基督本身。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连接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他结更多的果实。……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在我生命里，而我常在他生命里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一脱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那不常在我生命里的人要给扔掉，像枯干的枝子给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

在所谓多元宗教的当今时代，基督认信似乎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放弃“唯凭基督”的唯基督论，要么就得背诅咒他人的幸福的恶名。按照传统神学anima naturalister Christiana （天生的基督灵魂）的现代化解释（拉纳所谓“匿名基督徒”），就可以逃脱信仰侵犯的指责？就算侥幸逃脱了，又如何回答其他宗教信仰的针对性的挑战提法：为什么不可以是“匿名佛教徒”或“匿名儒教徒”？
与用选择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来拷问基督认信的真诚程度所犯的错误一样，强加给个体性的基督认信的上述两难把个体认信的在体普遍性与属于“这个世界”的文化公共性搞混了。任何一种信仰都以“我信”为生存论基础，难道有不是由具体个人的“我信”构成的信仰或宗教？
同样，任何实质性的信仰都排斥其他救恩的可能。当科学信仰宣称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失效，同时也就宣称了排斥这些救恩宗教信仰的的可能。基督认信的绝对启示论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我在”中永恒不移地被决定了。在耶稣基督的自我见证中出现的“我”、“世人”、“门徒”的三重关系已然排斥了自然神学的解释，但“世人”与“门徒”的生存差异是信仰性的，而不是社会政治性的。个体的基督认信并不决定属于“这个世界”的文化公共性，尽管这一认信的个体性含义当然不意味着，“我信”的基督救恩仅对我的生命有效，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我信”依赖的救恩实质不可能仅仅只是对于“我”有效，倘若如此，这样的救恩恰恰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认信基督是盲人对于光明的认识，这种认识只有当让耶稣基督的眼睛“替我看路”才有可能。只有当“世人”的我在进人基督的“我在”，耶稣眼睛的光明才降临到偶在个体的心中。基督救恩的普遍性和普世性仅在“我信”与所信的“我在”的个体关联之中，“我信”的基督救恩具有的普遍性是个体的普遍性。成为个体化了的光明——耶稣基督的子女，就是与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体，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不同的信仰只能知道不同的东西，“基督之外无救恩”的含义因此是：不认信基督就不会得到耶稣基督眼睛替“我”看路的救恩。
从个体认信的现象学来讲，个体“我信”之间的信仰辩难是现代多元宗教时代不可能避免的，启蒙理性并不能够解决个体认信的独断。认信基督的“救恩”当然不同于佛、梵天、天道的救恩。基督的救恩不是一个现世的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的行为，而是上帝临在于欠然偶在的危难中的这一个受屈辱的人（作为人的儿子的耶稣基督）对濒于危难中的“世人”的绝对欠然的救恩行为。认信基督是对于偶在个体自己从前的状态陌生的承认，同时转向对欠然我在的本质来说陌生的上帝（基督）。“那不常在我生命里的人要给扔掉，像枯干的枝子给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说的恰恰是：不信的我在要被自己与生俱来的欠然（罪性）扔掉，在因欠然而无从逃避的生存裂伤中成为“枯干的枝子”，让“世人”（而不是让耶稣基督或认信耶稣基督的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那些把欠然我在的得救寄托于现世政治理想或道德律法的人不就生活在焚烧着的火里吗？不就相互把对方“投在火里焚烧”吗？
“信圣子的人不会被定罪，不信他的人，就已经被定罪了”（约3:18一19）。如果罪的含义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欠然，定罪与否就意味着，是否相信我在的欠然被耶稣基督受苦和受死的我在顶替了。认信基督当然不等于作出了对于他人的生存意义的审判，因为就连作为人子的耶稣也不审判人——福音书甚至记明耶稣谴责审判人的人，认信者有什么权力或权利审判他人？基督的审判权力来自他的神性，而基督所作的审判就在《约翰福音》》19:30所述基督我在的“成了”的自我牺牲中，而不是在另一位也叫“约翰”的人所写的通篇犹太千僖年复国主义精神的《启示录》（它被纳入《新约》乃历史的一大不幸！）中基督领导的combat（争战）中。
“世人”在十字架受苦和受死的审判中与上帝为“世人”所做的代替受苦、顶替欠然相遇，从而自己决断是否让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人的称义也在自己身上发生。称义就是我在的欠然被耶稣基督受苦和受死的我在顶替了，我在的“罪性”（欠然）被代替了。这不是“我信”的结果，相反，Credo（我信）是对作为审判的称义的认信，在认信中确认自己的称义。在基督信仰的这一生成过程中，哪里有同时对于他人的得救与否的决定？我信“基督之外无救恩”的宣称，何以可能引出对其他宗教的认信者的诅咒？
基督的我在不是诅咒，不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后依然存在的“这个世界”中的种种异端裁判所——当然包括历史中的基督教会的异端裁判所，而是绝然我在的欠然与绝然属我的和解之间的纽带。倘若我在自己的获救附加了对他人的决定，那么，认信者就把基督的“成了”变成了“世人”自己的“成了”。20世纪的历史裂伤，恰恰是由这类以人的精神自我意识取代耶稣基督的我在造成的。这不就是一种“基督之外”
的现世情状？
如果“基督之外无救恩”的认信带有挑衅性，根本是针对欠然我在自身的，是对我自己的生命理解的挑衅：唯凭对基督的认信，欠然我在才能从“这个世界”中站出来。从基督我在的受苦、受死和“成了”以及复活中，欠然我在获得了一种权力，把决定自己生命意义的权利从“这个世界”的统治中要回来，自己为自己设定在世的精神身位。我信“基督之外无救恩”的认信确认的是：我能够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约束，纯粹地紧紧拽住耶稣基督的手，从这双被现世的铁钉钉得伤痕累累的手上接过生命的充实实质和上帝之爱的无量丰富，在这一认信基督的决断中承担起我在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情感。
如果像耶稣基督的我在所要求的那样去爱，认信者可能幸福——就“世人”所理解的这个语词的含义而言，也可能是不幸的，正如上帝对“世人”的爱自身事实上是不幸的。基督的爱不仅在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成了”的荣耀中，也在基督作为人的儿子的“我口渴”的不幸中。“基督之外”既没有上帝之子的“成了”，也没有人的儿子的“我口渴”。
我信“基督之外无救恩”，不仅认信他的爱“成了”的救恩，而且认信他的救恩中爱的“我口渴”。

写于耶稣基督诞生两千年

摘录自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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