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和流动工人涌入城市谋求就业机会。他们当临时工，留在当 地直至完成一个项目或合同期满。然后他们迁移到其他地区或另一个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这些民工有男有女，年龄由十六岁到六十岁不等，但大多是年轻一 代。许多人每年只在农历新年回乡一次，但有些因为长假期的交通系统过于拥挤而无法回家。农民工散居于很多城市，这种现象已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和牧灵问题。
本文探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现象和相关牧灵问题。为令读者了解情况，第一部分将提供中国城市化现象的基本 资讯，尤其是它对基督宗教的影响。接着的圣经部分检视古代以色列人作为生活于陌生土地上的天主子民，天主如何派人照顾他们。圣经故事可能为农民工的牧灵关 怀带来启示，所以第三部分梳理对天主教徒农民工提供牧灵关怀的经验教训。
中国城市化实况
国际劳动人口迁移成为全球的重要议题，它在国际、区域及国家层面的政策制订议程里排在高位。在二零零八 年，估计有二亿一千四百万国际移民，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一（联合国二零零八年数据）。为回应这个现象，联合国在二零零零年宣布十二月十八日为国际移民 日。在天主教会，教宗庇护十世将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六日订为世界移民及难民日。在二零一一年它的九十七周年，天主教国际移民委员会强调了家庭对世界所有角落 的移民和难民生活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教宗本笃十六世向他们的情况表达了关注。
在中国一九七八年实施“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教育和就业机会而移民海外；不 过，这篇文章将聚焦于中国国内移民的现象，也有由于官方项目而发生的强制迁移现象。例如在一九九二至九三年间，约一百三十万居民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被转移到 其他省份。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来，已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动者，由于农村生活困难及城市更多就业机会而涌进各大城市。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了重要数据。中国总人口已达到十三点四亿，其中流动 人口超过二亿六千万。后者与十年前的一亿四千四百万人相比，增加了一亿一千七百万（百分之八十一）。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是临时工。此外，在二零一零年 农历新年前后的四十天春运，由北到南、东到西之间，共录得约二百五十四万人次（《北京电视台》二零一零年报导）。该数据反映了中国大陆几乎不可想像的移民 数目，它也可能是世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数以百万计的人涌到城市去改善生活，这个日益增长的城市化比率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口之间的平衡。在过去十年 里，超过百分之十三的农村人口已迁移到城市。
二零零九年由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临时工总人数估计约有一亿四千四百万。同年，国家统计局对三十一个省、 市、自治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一九八零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八千四百八十七万人，占整体农民工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四。也就是 说，绝大多数在城市的农民工年龄介乎十六至二十九岁之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天真和脆弱，缺乏生活经验，大部分教育水平有限。当他们移居到大城市，面对 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压力：工资低，工作和生活条件差劲、欠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许多人对矛盾的城市与农村身份感到困惑，于是掉进城市生活的诱惑里，缺少整 体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他们陷于成为罪案受害者或自身犯罪的危险中。他们特别容易遭受人口贩卖、其他形式的剥削和虐待。在二零一零年，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城 市罪案在某种程度上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二零一一年报告）
中国天主教徒的城市化现象
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分子，许多天主教徒参与城市化的过程，他们离乡背井到城市里寻找临时工作，因为他们无 法依靠田地的收成维持生计。由于兴建房子和为儿子筹办婚事的费用高昂，他们不得不到城市打工。他们至少要赚取十二万元人民币（约两万美元）去为儿子建新 房，还有八万元作为婚礼开支，这为许多家庭而言是天文数字。迁移到城市往往是赚取足够金钱的唯一方法，它已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入息来源，包括天主教 徒。
根据设于石家庄的信德文化研究所的统计，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教友离开老家超过二十年。由于农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多达一半人口已迁移到城市。
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天主教村落人数下降。例如，河北省张北县二泉井堂区原有一千五百教友，现在只剩下二 百余人，大多是祖父母辈和他们的孙子，其他一千三百人搬到城市去工作，有些人超过十年未曾回家。张士江神父调查过他老家河北省威县张庄，在过去三十年里， 约五分之三的天主教徒离家去城市打工，留下祖父母与年幼的子孙。
本人在山西省太原教区的红沟村有过亲身经历，那儿靠近板寺山朝圣地，曾有几千教友，合力修建了与巴黎圣心大殿相似的大教堂。如今那里只余下几百教友，堂区由于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水平问题，无法组织学习班或培训班。
不仅是偏远山区的农民涌到城市谋生，一些居住在大城市周边乡郊的教友也搬进城里去。重庆教区南川堂区位 于重庆市郊，过去有两千教友，今天只有不足五百人，其余已前往华东比较繁荣的城市打工。因此，不论是居住于偏远地区或大城市周边的人们，经济移民是个重要 议题。年富力强的青年为了生计离乡背井，导致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活力。然而，面对更严重问题的，是到了大城市工作的天主教徒。
堂区牧养农民工教友的挑战
农村天主教徒迁移到城市的现象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那以前，出去城市打工的教友相对 较少。与此同时，为农村教友提供牧灵关怀的神父不足，很少神父意识到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甚少注意那些离开老家堂区出外打工的教友。直至参加主日 弥撒的教友越来越少，他们才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堂区会长和义工面临难以组织活动的困境。据《信德报》记者明艳在二零一一年所做的访问，几乎所有堂区 教友和神父都表示，急需加大力度为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信众提供信仰培育和牧灵关怀。一众受访者也承认遭遇很多困难，不少人在各种挑战面前感到无助。
首先，直至最近才有天主教神职人员正视这个牧灵问题。当一些基督教学者就城市化如何影响基督徒进行了大 量研究，天主教会领袖未曾认真探索及重视这个现象。本人曾在二零零二年写道：“我们应该注意这个现象，并尝试接触和支持我们的教友。堂区神父应设法找到这 些人，设立一个机构去接待和服务他们。”这个议题需要更认真的研究，从而我们能够明白各种问题的性质，作出合适的回应。
其次，没有全国性的组织去认真而有系统地处理教会的问题，每个教区各自为政，主教之间鲜有在全国层面上 进行合作。有时候，由于地下和公开教会团体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天主教徒难以找到一处接纳他们的教堂，或获得充分的信任去建设一个支援团体，这是至关重要 的。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机会，让教会团体将焦点放在接触农民工的使命上，达致彼此相互修和与合作。有些地下教友在城市里找不到地下聚会点，所以通常去公开的 教堂参加主日礼仪。
第三，在一些城市，尤其是不少教友前往打工的华南或华东沿海地区，不是没有天主教堂，就是教堂离他们的 工作地点太远。即使他们偶然找到一所教堂，也缺乏归属感，因为当地人祈祷时使用不同的方言，而且他们往往面对不友善的态度，有时甚至是不信任。他们可能只 是参加弥撒，却不参与任何团体或堂区活动。
第四，许多农民工在建筑工地、餐馆或工厂上班，连周末也要工作，所以只有很少空余时间去教堂，更遑论参 加信仰培育课程。正如上文所述，大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介乎十六到二十九岁（百分之五十八点四），百分之六十八点六来自中西部地区，约百分之七十未婚。他 们需要处理个人和家庭问题，譬如寻找合适的对象、结婚、生育孩子、为孩子找学校（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这些都是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要应付的事情。年轻人 在陌生的城市既要超时工作，又要面对考验，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由于没时间去教堂，他们渐渐失掉从农村获得的信仰。
因此，城市化现象已经造成巨大的牧灵问题。天主教徒农民工在涌到城市的人群中，他们面临新形势和城市的 诱惑时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得不到牧灵关怀，他们要么不想投入堂区生活，要么不知所措。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因为工作而主日没空去教堂。两代人缺乏信仰培 育，对教会愈行愈远，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面对这些困难，各地教区的神父试图做些事情来关怀由乡村到城市的民工。这是一项新的牧灵挑战，现在很多神父意识 到自己缺乏经验，需要学习。
我们必须返回自己的根源，看看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服务来自农村的兄弟姐妹。因此，本文第二部分从圣经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希望对我们为农民工兄弟姐妹的牧灵服务带来启发。
上主如何照料异域中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救恩史由圣祖亚色郎作为开端。《创世纪》第十二章叙述亚巴郎（亚巴辣罕）和妻子撒辣依（撒 辣）受召离开原居地。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古代以色列人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是移民，他流离失所，无家可 归，踏上寻找新家园之旅。旧约圣经学者布吕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认为：“‘土地’可以理解为一个象征意义，因为圣经本身使用它来表达圆满的喜乐和幸福，其特征是社会凝聚力，以及从繁荣、安全和 自由获得的个人安慰。”
从一开始，以色列人是没有土地、旅居他乡的“侨民”，他们总是在某处的旅途上，怀着对上主应许的希望而 生活，他们将继承一片流奶流蜜的福地。布吕格曼说：“他们在不属于自己、不能安顿的地方幸存下来，全因为应许。”上主兑现承诺，以色列人是上主的选民，他 们相信神圣的承诺，朝着最终目标的应许之地走过去。即使他们失去了土地而被迫充军流亡期间，上主仍然透过先知与他们同在，支持他们保持希望，终有一天他们 会回到耶路撒冷朝拜上主。
作为圣经学者和未来司铎的培育者，本人想提出两个圣经模型，帮助我们反省如何为农民工服务。第一是梅瑟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沙漠的旷野模型，第二是先知在流亡之前、期间和之后劝告以色列人的模型。
“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出3:10）
在第一个模型，上主看见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上主已注意到他 们的痛苦（出3:7）。上主从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拯救了这一小群奴隶，他们挣扎和受苦的时候上主与他们在一起。必须注意的是，上主是与那些低下层的孤苦无依 者同在的神。《出谷纪》告诉我们，当人受到压迫和剥削，上主便与他们同在，他是穷人的神，将穷人和弱小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给予他们自由。
上主召叫梅瑟和亚郎率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在西乃山与他们订立盟约，并继续引领他们穿越旷野。梅瑟作为天主的代表，陪伴、引导、保护以色列人免于各种的危险和诱惑。当以色列人面临恶劣的处境，便埋怨天主和梅瑟。最大的诱惑是他们开始朝拜金牛。
同样地，中国许多农民工徘徊在大小城市里，像侨民一样。他们贫穷、受压迫、脆弱，易于受剥削。他们面临 恶劣的处境、不公义甚至有时是残酷的待遇。他们咒骂自己的上司或老板，有时会向上主发怒。他们中有些人崇拜虚假的神明，如金钱、性、赌博或暴力。他们需要 像梅瑟的人物，在面对挣扎和挑战时引导他们。
我们需要从这个旷野模型中学习。在城市的教区需要委派一些人，譬如神父和修女，为农民工提供牧灵关怀。 重要的是，这些牧灵工作者应与农民工一起生活，在物质上及灵性上协助他们。如有需要，我们应该站起来反对邪恶的上司或老板，为农民工争取权益。与他们同 住、同在，成为一个标志，使他们怀有希望、力量和对天主的坚强信德，是意义重大的工作。
教会团体应成为所有农民工的福地，教会应成为天主子民的家，让他们找到平安、安全与喜乐。我们必须打开门欢迎农民工兄弟姐妹。福音推动我们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在他们感到困苦时提供引导，尤其是照顾年轻人。
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的香港曾有相似的境况。成千上万的难民从中国大陆来港，教会敞开大门欢迎移民并照顾他们。由于教会所给予的关怀，许多人成为基督徒，也成为本地社会的骨干。
香港是一个大熔炉。今天，有许多来自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新移民，包括一些来自中国大陆。堂区致力保 障移民的权利，为他们争取公义，还为他们组织活动，帮助他们的孩子，并协助他们透过建立社交圈子，使个人和家庭融入社会（香港教区会议二零零一年文 献，84-87页）。通过这种方式，教会帮助移民适应新环境和新社区，还提供基督徒信仰培育及向教外新移民传扬福音。如果中国教会不主动和积极回应，我们 将错过向民工福传的机会，也失去年轻一代的天主教徒。
“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罢！”（依40:1）
第二个模型是劝告以色列人的先知。每位先知带着特殊的任务或讯息，回应某个特殊的处境和需要。亚毛斯先 知宣布社会公义的讯息，他批评整个社会制度的腐败，斥责那些欺压穷人、戴着伪君子面具以庆节和祭献掩盖敛财行径的人。依撒意亚先知劝告那些信仰动摇的以色 列人，无论遇到任何挑战和困难，只要相信天主便足够。
厄则克耳先知与流亡的以色列人一起生活，经历他们生命中的最低潮。他确信以色列人的罪恶将他们从熙雍山 和耶路撒冷驱逐出来，使他们丧失了圣殿。他们坐在巴比伦河畔泪流满面，“身处外乡异域，怎能讴唱上主的歌曲？”（圣咏137首）然而，牧羊人照料羊群，聚 集分散的羊，准备将他们从各民族、异国土地领回来，喂养他们（则34:11-16）。厄则克耳先知向流亡的以色列人宣布希望和复兴的讯息，即使在他们祖先 的骨头已干枯之日。
因此，每个先知性的讯息回应人们某个特殊的需要，当他们的社会出现严重不公义及敬拜邪神时作出批评，当 他们流亡时坚强他们相信上主的拯救力量，给失望者带来希望，给弱小者带来力量。在充军流亡的状况下，以色列人无法在圣殿向上主献祭，所以他们因应在巴比伦 的条件过宗教生活。他们整理编纂文字成为圣经，并建造聚会的场所，产生了会堂。没有君王、司祭和圣殿，他们将信仰重新植根于上主启示给他们祖先的圣言中， 配合周围的社会和文化处境进行崇拜。这样，他们更新了自己的身份，强调要遵守安息日和妥拉（梅瑟五书）的规定。
这给我们展示另一个模型，为移民组织不同的团体，委派专人，譬如来自农民工所属教区的神父或修女，陪伴农民工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照顾他们的灵性、生理、情绪、心理和文化需要。这将包括发展一些计划或特别的聚会，切合农民工的感受和真正需要。
我们可以借鉴香港教会，他们研究移民的需求并提供多种类型的援助，包括提供讯息和培养意识的聚会，协助 移民寻找房子，并设法照顾他们的孩子（香港教区会议文献，74-79页）。除了从这些援助，也可以举行圣经分享和学习，分享生活经验，每月的弥撒圣祭和信 仰培育。通过这些聚会，牧灵工作者可以回应移民的特殊需求，有助于加强他们的自信和自重，他们将厘清自己的身份，因而为劳苦的生活注入新生命。像先知一 样，服务农民工的牧灵工作者必须有创意地切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如果有些农民工无法在主日去教堂，应物色其他日子举行祈祷和崇拜，例如若然没空参与主 日弥撒，可以参加祈祷小组，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慰藉不一定来自圣经的一句话，也许更是来自直接的物质上或感性上的支援。亚毛斯不是依撒意亚，耶肋米亚不是厄 则克耳，我们需要好像这些先知一样，在牧灵服务中具有因地制宜的创意，好能满足农民工不同的需求。
为农民工提供牧灵关怀的创意方法
有人说：“爱使人具创造力。”倘若我们爱护农民工兄弟姐妹，我们可以变得有创意，找出方法去陪伴他们。 我们知道上主以永恒的爱关心受压迫的以色列人。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天主教训导强调天主与穷人、受压迫者和弱小者为伍；而天主希望通过我们每个人 与农民工同在，正如天主派遣梅瑟率领他的子民脱离奴役的压迫，他也派遣我们成为他的左右手，帮助那些外出打工期间饱受各种困难的人。我们有很多“牧养”农 民工的好例子，以下作简单介绍。
首先，在农民工离乡到城里打工前做准备。在河北省邯郸教区曲周天主堂，本堂神父徐若瑟每年为堂区所有农 民工举行一次派遣礼，约有二至三千农民工聚首于教堂，徐神父与他们一起祈祷，给予天主的降福，向每人派发一封推荐信，交予他们前去打工的城市所在的堂区神 父，以及一本礼仪日历。如此，徐神父协助他们与当地的神父联系，好让这些教友加入当地天主教团体。同时，迎接一方的本堂神父也获悉将有新的农民工到达，预 备好欢迎他们。
第二，持续寻找散失了的羊群，聚集他们给予灵性滋养。河北省献县教区设有一个为农民工和大学生提供牧灵 关怀的办公室，负责的神父前往不同城市寻找由该教区出去打工的教友。神父们尽可能把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建立并发展能够自我维持的架构，委派教友去照顾团 体。当团体发展成熟后，可以与本地教区联系，如果教区有能力培养该团体，他们可以在教区内成立另一个团体。不过，来自家乡教区的牧灵工作者应该继续与当地 教区合作。这是赵县教区设于石家庄市的“宠林之家”的模型。
第三，培养一个接纳与热心的城市堂区团体。当成千上万农民工涌到城市，城市堂区有责任张开双臂迎接来自 农村的兄弟姐妹。本堂神父必须认识他的教友，“沾上羊群的气味”。新面孔必须获得欢迎与接待。同时，城市堂区团体需要学会信任农民工，认识他们每一位，成 为朋友，进而协助他们。为中国人而言，家的感觉是最重要的。一旦新来的农民工感受到神父和教友是真诚而友善的，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成员，他们会渐 渐融入团体，成为信仰团体必不可少的一分子。
第四，建立方便农民工的聚会场所。在城市里兴建新的教堂是不容易的，可能需要好几年才竣工。然而，为农 民工建立聚会点却不难，不论是在合适的工厂或工地里。这些地点类似在以色列人充军期间出现的会堂。“会堂”的字面意思是相聚的地方，人们来这里祈祷、交 谊、互相帮助。由基督徒拥有的工厂和企业越来越多，一些雇主有坚定的基督徒价值观。例如，在我家乡的县，现在有七家天主教企业，其中两家有坚定的基督徒价 值观。当地的工厂普遍工时很长，工人每周七天上班，但这些教友雇主要求工人在主日休息。工厂里设有小教堂，让工人放松身心和祈祷，每年都有工人愿意皈依基 督。
这些现代的聚会场所－－基督徒的会堂－－按照不同类别来筹组，大多是根据农民工的来源地。例如，在上海 有温州天主教徒团体和邯郸天主教徒团体，在石家庄有宠林之家。其他聚会场所则是按照农民工所在城市社区来安排，当某一社区里有几位天主教徒就建立一处聚会 点。
第五，在每年农历新春，欢迎“分散的羊”从城市回家，不论他们在哪里打工。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举办不 同类型的信仰培育课程，迎接他们回到老家的堂区团体。在我们赵县教区，每年只有一次为回家过年的打工者组织一系列活动，特别针对青年农民工，包括有关人际 关系、情绪健康、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讲座。在每个堂区，神父为所有农民工举办三至五天的培训班。透过在春节期间加强对农民工的重视，让他们的根基得到滋 养、更新和再次受激励，然后返回城市里工作。为农民工提供牧灵关怀的唯一窍门，是我们对他们无条件的爱，以及城乡两地堂区的神父紧密合作。圣保禄是我们的 模范：“我们如此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得前2:8）爱将遍布全国的有组织网络转化成“邻里”之 间的合作。
结语
观察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现象，本人从两个圣经模型中获得为中国农民工提供牧灵关怀的灵感： 先知陪伴在旷野中以及后来被充军的以色列人。我们需要有迫切感，这是中国教会一个重大危机，可能动摇两代信徒。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可能造成信徒之间的两 代信仰真空。与此同时，危机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陪伴那些大城市里的弱小者，滋养他们的心灵并培育两个新生代的信徒。这也是一个向非基督徒农民工福传的机 会，通过我们的联系和见证，同时满足他们的生理、情绪、心理和宗教的需求。 |
